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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工具人师妹真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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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得好!”面对蔡琰的追问,李素浑身都兴奋起来,“这个问题,很好回答——那是因为师妹你看‘首倡必谴、殿兴有福’这八个字时,望文生义了。

    首倡并不是‘每一个朝代第一个起来造反作乱的人’,而是‘一个治乱循环阶段内,使百姓们第一个陷入战乱的人’,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张角确实是造反比张举早,可张角已经被彻底消灭平定了——当初陛下改元中平,是什么意思?那就是天下重新太平了。

    所以当张举再次作乱时,张举不是在把一个‘已经乱世’的天下收拾回归秩序,而是把一个依然有秩序的天下捣乱成乱世,张举依然还是首倡,依然还要遭到天谴!”

    蔡琰顿时有些懵逼,小脑瓜子想了很久:“你……你这不是随你好恶随意解释幺,人家只看字面,怎么知道你们说的‘首倡’具体是怎么定义。”

    李素:“你就这么想,张举作乱之前,天下是统一还是分裂?天下还统一着呢。比张举更早的那场叛乱,并没有让天下分裂为数个政权。

    没有出现周末战国七雄、或者秦末诸王割据的场面,甚至都没有新莽末年王莽、绿林、赤眉各据数州军阀混战。所以,张角是使天下合久而分的首倡者,但他没能成功分裂天下,所以张举依然是试图使天下合久而分的首倡者,他依然要被天谴。

    只有一个首倡者,已经成功推翻了前朝,或者至少是把天下拖入军阀混战的割裂状态,这时候后面跟进来起兵重新统一天下的,才是有福的‘殿兴’者。”

    李素讲得非常透彻,也把后世喷殿兴有福论喷得最多的一个误解点剖析干净了。

    后世他在外交学院学正统论哲学的时候,也在网上搜过不少一知半解网民对“殿兴有福论”的喷点。

    最常见的就是举一些反例,比如有人说“最早反清的是太平天国”,甚至有人再往前追溯,说是白莲教、天地会。所以如果“殿兴有福论”成立的话,太平天国后面的反清者就不会被天谴反噬了呀,那不就跟史实对不上了?

    但问题是,太平天国推翻了清幺?成功把国家打成了几个小块幺?没有啊,史书上写得明明白白,后面是几十年的大统一,叫“同光中兴”。

    后面再次战事爆发时,依然是“由治入乱”而不是“由乱继乱”,所以凡是每一个“由治入乱”大阶段的第一个起兵者,还是被天谴反噬没能统一天下。

    从这个角度说,张角这种已经被灭了的反贼,当然不能帮后来的汉末反贼吸走“首倡”的天谴诅咒——不然的话,岂不是王莽都能帮后来的反汉者吸走天谴了?王莽可是第一个反掉了汉。

    每一次“中兴”、“重新归于和平统一”之后,首倡的历史记录都是要被清零重新计算的。

    这是殿兴有福论威慑力的重要组成点。

    只要前一个反贼没成功,天谴就会重置!就会刷新冷却时间!

    ……

    “原来不能故意弄一个首倡者吸走上天的天谴、让后面的人就好放手造反了。还得这个‘首倡者’真的害得天下进入割据,才能作数……那确实难了许多,也不容易被反贼利用了。”

    蔡琰按照李素完善解释过的理论,重新推演了七八遍,想通过历史事迹找到反面例子,但找了一顿饭的时间也没想到反例。

    这一顿饭她就这么出神地吃了大半个时辰,吃到后来连头发都挠乱了。

    最终,她不得不承认师兄这个理论在安定天下人心方面确实有几把刷子,比董仲舒那套好用了不知多少倍。

    “终究还是输给师兄了,我还以为我挺聪明有机会呢,唉。”

    蔡琰放下书稿,扒在案桌上,连那束从双环髻里滑出来的倔强呆毛,都再次耷拉了下来,如同泄气的可达鸭。

    不过她还是不死心,很想稍稍压过师兄一点:“但是,既然如此,连我都会误会,那些读书少的人,就更要误会了。

    你们著书也要让人看得懂才好,既然是劝诱百姓的,如果只有大儒才知道其中本意,岂不是反而害得百姓误解、甚至诱导野心者铤而走险?”

    李素想了想,公允评价:“这话倒是不错,如果时机恰当,我会想办法补充注释的。但这次是要先写出经文,经文不宜以问对体释疑——诗书礼易春秋,哪有跟人辩论的?经史子集,只有‘子’才是多有辩论问对的。”

    儒家经典里面,五经才算“经”,经都是铁口直断,不好辩论的。

    《论语》、《孟子》这些“四书”,才是跟诸子百家类似,可以讲寓言故事,甚至跟敌对学派的人辩论,然后把辩论过程记载下来。但这种体裁就不够庄重了,是不可以成为严格意义上的《经》的。

    蔡琰虽才十三岁,但她五岁就跟着父亲从简单的诸子百家开始读,已经读了七八年,所以这些文体的知识她也了然于胸。

    听李素如此推脱,她略一琢磨,继续主动问道:“那师兄,你们把经文写完之后,能不能再写个‘传’或者是‘问对’,就像庄子跟人辩论那样。你正好多收录一些对‘殿兴有福’知之不详的初学者困惑,然后一一辩析。”

    就好比读《四书》要是没有《四书集注》,那肯定会歧义误解一大堆。

    李素莞尔一笑:“这我自然会写,把本经写完之后,就轮到这些正本清源的事儿了。”

    蔡琰眼珠子一转,言笑晏晏地请求:“那到时候,我今天这个问题,能不能写在《蔡李公问对》的第一篇?要不就交给我写吧?你我刚才说的这些,我都记住了呢。”

    李素不由哑然:“你一个姑娘家,这么想在经书上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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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琰噘着嘴,尽量让自己看起来态度很认真严肃:“班昭续成《汉书》、自著《女诫》,青史留名。我读书已有八年,遍观诸子,要是什么文章都没留下,那也太不甘心了。我写不了正经,写写外传问对也好嘛。唉,可惜了。”

    李素看蔡琰的神情黯然不似作伪,忍不住好奇:“我又没不让你写,这不答应你了幺,有什么好可惜的。”

    蔡琰站起身来,双手叉腰:“师兄,我记得你是十八岁吧。”

    李素玩味地看着对方:“是又如何?”

    其实他的肉身过两个月才十六岁,十八都是为了早点做官虚报了。

    蔡琰一嘟嘴:“哼,我要是早生五年,再多读五年书,如今也有十八岁,说不定学问就够参与写正经了。真是可惜啊,自公孙弘、董仲舒之后,两百八十多年,全天下才再有一次机会出如此盛举,我却因为年轻学浅错过了,这辈子都只能参与外传《问对》了。”

    君生我未生,可惜啊。

    李素闻言,本想随口应付安慰说“日后还有得是机会”。

    但转念一想,“殿兴有福”已经是君主制正统论的最高境界,历史上再往后就没有君主制了,让他编也编不出来啊。

    他只好改主意住口。

    蔡琰看他神色数变,还有些期待,眼神忽闪忽闪地问:“你是不是想安慰我?”

    李素钢铁直男地承认:“一开始是想安慰你的,但我仔细想了想,这种机会确实这辈子都不会有第二次了,所以,对不起了。”

    蔡琰咬了咬嘴唇,似乎有些匪夷所思:“你就不会假装哄哄我让让我的嘛?我……我爹收了那么多弟子,今天算是头一遭遇到你这么直言不讳的。”

    “是吗?我不信。”李素公事公办回怼,“别人我不知道,顾雍肯定不会为了哄你而骗人吧。”

    蔡琰:“顾师兄是不会骗人,但他好歹会闷声不说话!不像你直接就戳穿我的期望!”

    唉,这是遇上钢铁直男了呀。怜香惜玉无情绪,煮鹤焚琴惹是非。

    李素:“你就说你还想不想参与写《蔡李公问对》吧。”

    蔡琰终于服软,不敢再吐槽:“想……”

    李素:“想就别废话了,你就先照着今天这样,好好找找你觉得有漏洞、要问我的问题,我一一回答,你好好整理!到时候,至少这份《问对》可以署你的名字,算是我答你记录,行了吧。”

    《论语》里面很多回答也是孔夫子说的,但《论语》本身不是孔子写的,是问孔子问题的那些弟子写的。

    现在能抓到一个师妹当廉价劳动力,非要辑录编撰辩论言辞,那就不用白不用呗。

    ……

    从那天起,蔡琰就不知不觉当起了廉价劳动力。

    她在一次次折腾、不服、刁难之后,终于发现自己还是挑不出什么刺,没法驳倒李素的《殿兴有福论》。

    就像一个刚刚读初中的学霸女生,叛逆期发作,总想找自己语文老师的茬儿。

    无论老师教了什么一般性的知识点,她不找几个反面特例就浑身难受。而一旦自以为找到特例了,就欣喜若狂、去找老师答疑显摆,暗暗期待老师编不圆。

    但最终的结果,充其量只是在一次次的主动进攻中,帮李素把一个个概念定义得更加精准,把其他才疏学浅者可能遇到的误解都压力测试排查了出来。

    一个月的著书立说时光过得很快。

    李素每天上午跟蔡邕讨论如何写正经,

    下午接受蔡琰的提问、由蔡琰记录辨析注释的内容。

    蔡琰也还算知恩图报,知道跟着李素做学问,也能捞到自己的著述,对李素非常礼貌,完全形成了对师兄应有的尊重。

    每次李素想得神思疲乏了,蔡琰都会亲手帮李素温酒喝提提神、弹弹琴催催眠,以便让李素恢复精力后,再重新拉着李素做学问、把他的精力再次榨干。

    这种生活虽然辛苦,但是在问对的过程中,李素也琢磨明白了一些意外收获:这种事儿,实在是太适合由蔡琰来做了,换个人恐怕还扮演不好这个提问者的角色。

    为什么呢?很简单,因为《殿兴有福论》一旦公布天下、被朝廷认可之后,很多问题,当世大儒是不敢问的。所以李素根本不可能指望其他大儒跟他辩论。

    这跟此论的政治性质有关:你丫盯着朝廷的正统论找反例特例,你想干啥?是想谋反么?

    还是至少想为其他蠢蠢欲动想谋反但还不敢谋反的人提供理论依据、给他们壮胆、告诉他们“天谴已经被前一个造反者吸收应验了,你们安全了”?

    外人质疑得太细,很容易被扣上大逆不道的罪名——汝视十常侍之剑不利否?

    但是,这些反例完全不辨析又不行,如果让大家都不敢说,把对理解的歧义藏在心里,始终不得释疑,也不利于统一人心,正所谓堵不如疏嘛。

    比如之前提的那个“张角有没有吸走张举的天谴”,那就是最容易想到的问题,天下估计至少有几千人会想到。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找个蔡邕身边的亲近人,装小白把这些问题问了。

    蔡琰才十三岁,小姑娘一个,她问这种问题肯定不会被世人解读为“别有用心、想帮反贼壮胆”,只会认为她是“天性好奇、纯粹好学”,毕竟哪有女儿反对亲爹的学术理论的。

    而且她的问题都是李素轻易解答了的,就像《庄子》上那个负责捧哏的惠子一样,质疑力度刚刚好,又不会有强到李素无法化解的毒性。

    简直就是一针灭了活的安全疫苗,尺度刚刚好,既不会让本体病变,还能补上免疫漏洞。

    学霸师妹工具人真香!

    如此这般,三人精诚合作,忙碌到十月底,《殿兴有福论》和《蔡李公问对》的初稿,终于先后问世了。

    大伙儿最后斟酌了一遍,把两套内容都交给甄家的工匠雕刻。

    大约十一月初,成品的书就印出来了。

    看着墨香未散的著作,李素的眼神闪过一丝厉色。

    把这套书的内容宣传出去,再配合刘虞的军事压力和利益诱惑,三管齐下,是时候送反贼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