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发生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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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近年关的日子总是很忙碌,11月下旬,我被公司派去上海出差将近一个月,吕昊忙着单位在外地的施工现场做阶段验收,工程年关结算,蜻蜓点水一样回家。刘康泰又上了一个等级,在周边省市各大高校交流奔波,他主导研究的一个课题收到学校和行业的高度重视,因为有非常好的民生应用前景,某家号称“得屌丝者得天下”得新兴互联网企业又加大了对他课题的投入,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
田钺碰上了危机,10月底活动那次紧急离开,去市区捞酒驾的副院长,因为公安系统年底严打酒驾活动,他没有成功,就此得罪了这位和他一样以小镇做题家出生的技术主管领导,被针对的很惨,甚至直接在院办公会议上,当着全体中高层干部的面直斥他工作不得力,不合格。我从白玫口中知道情况后,打电话给田钺问清了缘由,表示可以找张挺帮他说说,被田钺坚决的拒绝和阻止。
“原哥,我想过了,我觉得应该听你的建议,我去做乡村振兴联络办公室的活。我是农村出来的,再回归农村的建设也没啥不好。像你上次说的,先远离这个乱糟糟的圈子再说。”于是,光杆司令的乡村振兴办公室主任田钺去了对口乡村做考察,到12月底才能回来。
我们都出差的时候,只有春风得意的刘康泰能约约女生们了。虽然时间有点短,但是那一身健美的肌肉和力度,依然还是赢得了女生们的青睐,就连最保守的白玫也试探着问我能不能接受他的邀约……当然我没意见。
上海的出差非常忙碌,又因为项目里美国团队里印度人作妖,一再的延期和卡壳,最后连美国人都意识到再这么给唧唧歪歪印度人搞下去要歇菜了,痛下杀手踢走了印度人,终于让项目顺利的推进到了既定节点,我也可以回家了,这时已然是圣诞节前了。
回到家后,从白玫的口中得知,张挺喊停了国内中南方向的出差,吕昊最后一站恩施路上就被叫回来了。说是武汉方向有疑似传染病。果然没多久,微博上就铺天盖地出现了华南海鲜市场不明呼吸道疾病的大量信息。他是湖北黄石人,早就给父母在武汉买了房子,武汉的不明呼吸道疾病自然引起了他的关注,但是能直接喊停年底如火如荼的出差工作,这眼光和魄力让我自叹不如。打电话和他聊了一阵,他非常严肃的告诉我,通过他在武汉那些当医生的发小和一些渠道关系掌握的信息,感觉这种病应该威力不弱,可能仅次于非典,让我最近也别到处跑了,静观其变。
“你父母在武汉,你今年还回去么?”我好奇的问他“……”张挺沉默了好一阵,“回吧,高颖不能生,一直对老两口很愧疚,每年就这么一次,怎么都要回去陪陪他们,生怕他们有意见。我们还提前请了一个星期的假。”
“那你们要多注意啊。”我有点担心,想了想,“赶紧买口罩,京东上,3M或者霍尼韦尔的N95口罩多买点。”
“啊,对对,我都忘记这茬了。不说了,你也赶紧买点,这病如果人传人就麻烦了。”张挺急匆匆挂掉了电话。
我看看白玫,“张挺没孩子?”
白玫摇摇头,“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对了,京东上赶紧买口罩,多少个?”
“先买100个吧。”我想了想,反正没多少钱,屯点没关系。
“不,买300个,父母那边也各送100个过去”然后我在微信群里发消息,让其他三家也赶紧囤口罩。
“原哥,你是不是太敏感了啊,有那么严重么?”吕昊颇有点不以为然。
“有备无患。再说口罩不值钱,需要的时候能保命,记得给你们父母也买点。”我的坚持让吕昊也重视了起来,他和苏倩还帮田钺和薛绮雯找了儿童口罩,可惜没有N95的,只能用一般的儿童口罩外套医用一次性口罩方式了。
因为突然紧张的不明疾病,我们这虽然没有受到波及,但大家还是绷上了一根弦。所有非必要的社交活动都减了,自然我们小团体的活动也停下了。各种渠道各种消息纷至沓来,似乎情况越发的糟糕。忐忑中,迎来了2020年。又过了一周,张挺和高颖还是回去了武汉,他们传回来武汉的情况更是让人揪心,医院人满为患,医护已经穿上了全身防护服。虽然还没到非典那种程度,但我觉得至少也进入了当年H7N9禽流感时的状态。
2020年1月15日,一位医护人员被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这个是人传人的标志性事件。
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院士说新型肺炎“人传人。”
2020年1月23日,腊月29,武汉封城。
这段时间和张挺电话,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感谢我提醒他囤口罩,因为不放心,在回武汉前又买了200个霍尼韦尔,他随身带着500个N95口罩回了武汉,,安心了很多。
疫情的发展超乎想象,也从武汉迅速的扩散。原本热闹的农历春节突然就被阴影笼罩,所有人的生活瞬间被按下了暂停,一切静默了下来,只剩下对疫情防控的关注。张挺父母所在的小区,先是街道工作人员因为有感染和密接,人手不足。接下来又是居委会大爷大妈好几个感染,并且出现了死亡案例。最基层的组织一下就被破坏了,缺少了基层组织的有效管理,1000多户的小区,疫情防控顿时陷入了混乱,物资到了没法及时发放分配,慢性病人没法出门去就诊,整个小区乱做一团,封闭中的居民火气也大,街道和居委会为数不多的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甚至被殴打。
张挺这时候挺身而出,带着200个霍尼韦尔做投名状,辗转找到区组织部们,自告奋勇当本小区对口街道的补充工作人员。焦头烂额的区委立即同意了他的要求,区委书记在自己被感染送去方舱前,又临机授予了张挺所在小区的全权组织权利,让张挺完全负责他那个小区的抗疫组织和其他工作。
6个人,除了张挺自己,另外3男2女5个年轻党员也自告奋勇站出来协助张挺组织小区抗疫。高颖本来也要参加,无奈张挺父母年迈,入冬后身体多病,实在需要人照顾而作罢。化研院也组织职工积极的向武汉,向张挺那边捐赠防疫物资,田钺找到关系,化研院从浙江采购了一批口罩,防护服和口罩,又找到送货单位设法发给了张挺。
时间线走到了2月,张挺每天除了累还是累,但是他的工作没有白费,越来越多的党员和群众被他一个外地人打动,克服了恐惧,安抚好家庭也投入了工作,党员加上志愿者,一个小区有了快100人积极参与抗疫工作,情况立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他们小区从2月中开始,再没出现过阳性病例,居民需要的日常供应,慢性病人看病治疗都在有条不紊的组织下没中断过,甚至张挺还能抽调一些人去支援隔壁小区的工作。
情况好转,张挺电话里都轻松了很多,还在微信上给我发来了一张工作照。捂得严严实实的防护服根本就看不出是谁,只有两边胸口用记号笔写着“张挺-党员”四个字,他站在一面党旗下比V。
作为一个普通群众,我当然没放过对形式主义的批判,电话里就嘲笑他竖个党旗毫无意义,镰刀斧头又不能驱散病毒。
“你错了!”张挺反驳我,“有党旗,就是告诉群众我们在哪,有困难要找谁。别人怕的,我们不怕;别人不敢的,我们去冲。有这面旗帜,就是一个指引,就是一个方向。”他说的慷慨激昂,我半信半疑。旋即他又感慨起基层党组织现在战斗力的涣散。
“社区和居委会几乎失能的时候,居然没想到去组织本街道本小区的党员,没想到成立临时抗疫党小组,他们焦头烂额,群众更是怨声载道。基层不充分动员,怎么可能做好工作?!”我脑海里至此被张挺深深的打上了基层动员的烙印,任何大灾难前,没有充分的基层动员,没有有效的基层组织,只靠上层,只靠有限的工作人员是不可能成功的。
我和张挺开玩笑:“你可千万小心,别让病毒给坑了,武汉毕竟是你客场。”
“你啊,又错喽。现在这里就是我的主场!我们小区1328套房,春节在小区有1109户,一共3417人。他们都是托付性命给我的人。”张挺如数家珍,这三千多人现在就是他的全部了。
我为张挺感到高兴,白玫在边上听的更是热泪盈眶,激动的喊“院长好样的,真厉害!”
“小白,怎么样,考虑考虑加入党组织啊?”张挺还不忘发展和壮大组织,只是话没说完,高颖就在喊他,说有志愿者找来了,让他赶紧结束通话去办事。
2天后,张挺告诉我,他也感染了,大概率是支援隔壁小区方舱转运时有过意外暴露导致。当时那边小区没组织好,居民不配合导致现场混乱不堪,为了向居民喊话解释和有效组织转运,他进到人群中进行解释工作,但九头鸟的湖北人岂是能轻易安抚的,就在解释工作中,他在推搡中被人弄破了防护服,甚至挨了拳头,被人扯下了防护服的帽子,但他最终好歹是控制了局面,耽误了近4个小时,成功的组织了转运。尽管感染了,张挺依然得意的告诉我,他又在方舱里配合医护建立了基层临时组织,带领党员们和招募到的人,头一件事就是打扫厕所,维护厕所卫生,解决了这个方舱一直以来粪水横流无法下脚的老大难问题。我戏谑的问他有没有把党旗插在厕所门口,被他凶狠的回了一个“滚”字挂了电话。
又是2天后,高颖的电话,她是哭着告诉我张挺转了重症,被转到人民医院东院了。我赶紧让白玫找她们院长电话,让高颖事后打电话给院长报备,有任何困难,化研院都应该负责。结束了和高颖的通话,我又微信上和田钺,吕昊开电话会议,让田钺告诉他的办公室主任,好往工信厅层层上报,张挺是工信厅直管的处级干部。
放下电话,脑子里突然想到什么,立即去书房翻名片盒,终于翻出了那张名片。18年中,我手上一个健康监测项目是和武大合作的,当时的医疗顾问就是省人民医院(武大附属人民医院)东院的一位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年纪和我相仿。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拨了过去,花了点时间才让对方想起我这个出差去了几次的项目品质经理。拐弯抹角问了抗疫,最后绕到了张挺身上。对方一听,直接在电话里埋怨我:“你绕那么大个圈子,就是为了打听他病情,怎么不直接问呢。我告诉你,他现在是我们院区的重点病人。他小区那个区委,甚至武汉市委都过问了,他是外地来武汉主动承担责任组织抗疫的,是英雄,你尽管放心,我们全力救治。”
放下电话,扭头看到了白玫,她端着茶杯的手不停的颤抖,嘴里喃喃自语:“不会有事吧,不会有事吧,他那么好一个人,怎么就重症了?”我从她手里拿下杯子放到桌上,抱着她,轻轻搓着她的肩膀。
春节假期延了又延,我们已经过的不知道是几号,也不知道是星期几了。下午我在房间里刷着微博绕圈活动身体,突然跳出了那位武汉医生的短信,是的,短信——算上短信报文的头尾收发件人号码在内,这连10K字节都不到的短信在我手机屏幕上只有短短三个字:对不起。我只感觉眼前一黑,全身无力,手机从手里滑落,重重的砸在地板上发出“砰”的巨响,我也无力的瘫坐在地上。白玫听到动静,从房里出来:“这么大人了还这么不小心,手机都抓不住,吓死人了。”
我抬起头,眼前只有晶莹的一片,已经看不清白玫了,只是无力的告诉她:“张挺走了…”
临近年关的日子总是很忙碌,11月下旬,我被公司派去上海出差将近一个月,吕昊忙着单位在外地的施工现场做阶段验收,工程年关结算,蜻蜓点水一样回家。刘康泰又上了一个等级,在周边省市各大高校交流奔波,他主导研究的一个课题收到学校和行业的高度重视,因为有非常好的民生应用前景,某家号称“得屌丝者得天下”得新兴互联网企业又加大了对他课题的投入,正是春风得意的时候。
田钺碰上了危机,10月底活动那次紧急离开,去市区捞酒驾的副院长,因为公安系统年底严打酒驾活动,他没有成功,就此得罪了这位和他一样以小镇做题家出生的技术主管领导,被针对的很惨,甚至直接在院办公会议上,当着全体中高层干部的面直斥他工作不得力,不合格。我从白玫口中知道情况后,打电话给田钺问清了缘由,表示可以找张挺帮他说说,被田钺坚决的拒绝和阻止。
“原哥,我想过了,我觉得应该听你的建议,我去做乡村振兴联络办公室的活。我是农村出来的,再回归农村的建设也没啥不好。像你上次说的,先远离这个乱糟糟的圈子再说。”于是,光杆司令的乡村振兴办公室主任田钺去了对口乡村做考察,到12月底才能回来。
我们都出差的时候,只有春风得意的刘康泰能约约女生们了。虽然时间有点短,但是那一身健美的肌肉和力度,依然还是赢得了女生们的青睐,就连最保守的白玫也试探着问我能不能接受他的邀约……当然我没意见。
上海的出差非常忙碌,又因为项目里美国团队里印度人作妖,一再的延期和卡壳,最后连美国人都意识到再这么给唧唧歪歪印度人搞下去要歇菜了,痛下杀手踢走了印度人,终于让项目顺利的推进到了既定节点,我也可以回家了,这时已然是圣诞节前了。
回到家后,从白玫的口中得知,张挺喊停了国内中南方向的出差,吕昊最后一站恩施路上就被叫回来了。说是武汉方向有疑似传染病。果然没多久,微博上就铺天盖地出现了华南海鲜市场不明呼吸道疾病的大量信息。他是湖北黄石人,早就给父母在武汉买了房子,武汉的不明呼吸道疾病自然引起了他的关注,但是能直接喊停年底如火如荼的出差工作,这眼光和魄力让我自叹不如。打电话和他聊了一阵,他非常严肃的告诉我,通过他在武汉那些当医生的发小和一些渠道关系掌握的信息,感觉这种病应该威力不弱,可能仅次于非典,让我最近也别到处跑了,静观其变。
“你父母在武汉,你今年还回去么?”我好奇的问他“……”张挺沉默了好一阵,“回吧,高颖不能生,一直对老两口很愧疚,每年就这么一次,怎么都要回去陪陪他们,生怕他们有意见。我们还提前请了一个星期的假。”
“那你们要多注意啊。”我有点担心,想了想,“赶紧买口罩,京东上,3M或者霍尼韦尔的N95口罩多买点。”
“啊,对对,我都忘记这茬了。不说了,你也赶紧买点,这病如果人传人就麻烦了。”张挺急匆匆挂掉了电话。
我看看白玫,“张挺没孩子?”
白玫摇摇头,“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对了,京东上赶紧买口罩,多少个?”
“先买100个吧。”我想了想,反正没多少钱,屯点没关系。
“不,买300个,父母那边也各送100个过去”然后我在微信群里发消息,让其他三家也赶紧囤口罩。
“原哥,你是不是太敏感了啊,有那么严重么?”吕昊颇有点不以为然。
“有备无患。再说口罩不值钱,需要的时候能保命,记得给你们父母也买点。”我的坚持让吕昊也重视了起来,他和苏倩还帮田钺和薛绮雯找了儿童口罩,可惜没有N95的,只能用一般的儿童口罩外套医用一次性口罩方式了。
因为突然紧张的不明疾病,我们这虽然没有受到波及,但大家还是绷上了一根弦。所有非必要的社交活动都减了,自然我们小团体的活动也停下了。各种渠道各种消息纷至沓来,似乎情况越发的糟糕。忐忑中,迎来了2020年。又过了一周,张挺和高颖还是回去了武汉,他们传回来武汉的情况更是让人揪心,医院人满为患,医护已经穿上了全身防护服。虽然还没到非典那种程度,但我觉得至少也进入了当年H7N9禽流感时的状态。
2020年1月15日,一位医护人员被确诊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这个是人传人的标志性事件。
2020年1月20日,钟南山院士说新型肺炎“人传人。”
2020年1月23日,腊月29,武汉封城。
这段时间和张挺电话,他说的最多的就是感谢我提醒他囤口罩,因为不放心,在回武汉前又买了200个霍尼韦尔,他随身带着500个N95口罩回了武汉,,安心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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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个人,除了张挺自己,另外3男2女5个年轻党员也自告奋勇站出来协助张挺组织小区抗疫。高颖本来也要参加,无奈张挺父母年迈,入冬后身体多病,实在需要人照顾而作罢。化研院也组织职工积极的向武汉,向张挺那边捐赠防疫物资,田钺找到关系,化研院从浙江采购了一批口罩,防护服和口罩,又找到送货单位设法发给了张挺。
时间线走到了2月,张挺每天除了累还是累,但是他的工作没有白费,越来越多的党员和群众被他一个外地人打动,克服了恐惧,安抚好家庭也投入了工作,党员加上志愿者,一个小区有了快100人积极参与抗疫工作,情况立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他们小区从2月中开始,再没出现过阳性病例,居民需要的日常供应,慢性病人看病治疗都在有条不紊的组织下没中断过,甚至张挺还能抽调一些人去支援隔壁小区的工作。
情况好转,张挺电话里都轻松了很多,还在微信上给我发来了一张工作照。捂得严严实实的防护服根本就看不出是谁,只有两边胸口用记号笔写着“张挺-党员”四个字,他站在一面党旗下比V。
作为一个普通群众,我当然没放过对形式主义的批判,电话里就嘲笑他竖个党旗毫无意义,镰刀斧头又不能驱散病毒。
“你错了!”张挺反驳我,“有党旗,就是告诉群众我们在哪,有困难要找谁。别人怕的,我们不怕;别人不敢的,我们去冲。有这面旗帜,就是一个指引,就是一个方向。”他说的慷慨激昂,我半信半疑。旋即他又感慨起基层党组织现在战斗力的涣散。
“社区和居委会几乎失能的时候,居然没想到去组织本街道本小区的党员,没想到成立临时抗疫党小组,他们焦头烂额,群众更是怨声载道。基层不充分动员,怎么可能做好工作?!”我脑海里至此被张挺深深的打上了基层动员的烙印,任何大灾难前,没有充分的基层动员,没有有效的基层组织,只靠上层,只靠有限的工作人员是不可能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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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张挺感到高兴,白玫在边上听的更是热泪盈眶,激动的喊“院长好样的,真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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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电话,脑子里突然想到什么,立即去书房翻名片盒,终于翻出了那张名片。18年中,我手上一个健康监测项目是和武大合作的,当时的医疗顾问就是省人民医院(武大附属人民医院)东院的一位心血管科副主任医师,年纪和我相仿。我抱着试试看的想法拨了过去,花了点时间才让对方想起我这个出差去了几次的项目品质经理。拐弯抹角问了抗疫,最后绕到了张挺身上。对方一听,直接在电话里埋怨我:“你绕那么大个圈子,就是为了打听他病情,怎么不直接问呢。我告诉你,他现在是我们院区的重点病人。他小区那个区委,甚至武汉市委都过问了,他是外地来武汉主动承担责任组织抗疫的,是英雄,你尽管放心,我们全力救治。”
放下电话,扭头看到了白玫,她端着茶杯的手不停的颤抖,嘴里喃喃自语:“不会有事吧,不会有事吧,他那么好一个人,怎么就重症了?”我从她手里拿下杯子放到桌上,抱着她,轻轻搓着她的肩膀。
春节假期延了又延,我们已经过的不知道是几号,也不知道是星期几了。下午我在房间里刷着微博绕圈活动身体,突然跳出了那位武汉医生的短信,是的,短信——算上短信报文的头尾收发件人号码在内,这连10K字节都不到的短信在我手机屏幕上只有短短三个字:对不起。我只感觉眼前一黑,全身无力,手机从手里滑落,重重的砸在地板上发出“砰”的巨响,我也无力的瘫坐在地上。白玫听到动静,从房里出来:“这么大人了还这么不小心,手机都抓不住,吓死人了。”
我抬起头,眼前只有晶莹的一片,已经看不清白玫了,只是无力的告诉她:“张挺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