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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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荏苒,转瞬间父亲已去世一周年了,而在我的记忆里,仍翻腾着过去的岁月,眼前还是父亲慈祥的微笑,好像父亲不曾离开我而去,他就生活在我的中间,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我的每一个脚印。
今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怀念父亲。因为我小时候,对父亲的印象几乎很少,在我经历了岁月沧桑和饱尝艰辛之后,进一步懂得了父亲那时的苦难,才明白隐藏在他内心的父爱。
父亲姐弟七个,上边是一个姐姐,五个哥哥,父亲是最小的一个。等父亲长到成年,家竟已没落到生活潦倒,家徒四壁,十分贫寒。他十八岁结婚的第二年,就开始去运庄子、古河等财主家做长工,以维持生活,直到解放后一九四七年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才回到自己的家。那个年月,他披星戴月,含辛茹苦,名符其实的成了夏衍笔下的包身工,可是奔波一年也挣不到全家人的吃喝,哪里还有疼爱子女的时间呢?记得解放前的一年,物价暴涨,眼看一年的工钱买不到一口袋(八斗)粮食了,在父亲的紧急催促下,才从老东家手里讨回欠了一年的工钱。父亲拿着这些工钱到市上一打听,仅能买下二斗半红高粱。顿时,全身的血液从脚底一下撞到头顶,眼冒金花,昏倒在地上,忘记了是哪位好心人相助,护送父亲回到家。从此,留下了“迷魂根儿”只要遇到意外,特别是酷热的夏季,就会晕倒在地上,直到1950年麦收季节,我记得清清楚楚,父亲在南邱子地里拔麦子,中午已过,父亲还没回家,妈妈不放心,到地里一看,父亲已晕倒在麦垄上,手里还紧紧地攥着一把没有薅下来的麦子。父亲的一生就是这样伴随着劳累、坎坷和奋争。
父亲是一个心直口快而又吝于感情外露的人。我小时候,很少记得他亲过、吻过,背过或抱过,记不清他对弟弟妹妹们疼爱的举动,但是他又不是那种心胸狭隘、冷漠无情的人。记得1976年初冬,当时我正在师范学校上学,一个中午,忽听传达室老范来教室喊我的名字,我到传达室一看,是父亲背着一条口袋,步行八十多里,给我送来一件紫色的绒衣,父亲把绒衣递给我,没问上一句冷暖,却说:听老师的话,好好念书,别跟人家打架闹意见。说完,连饭也没吃,就回家了。后来我听妈妈说,那是卖了几个葫芦瓢攒下的钱买的。那时我才真正感到父亲的爱,是没有表现出来的真爱。
最让我难忘的还是那次父亲因我掉在水里受到惊吓而落泪的情景。那是1949年,那年洪涝灾害,颗粒不收,说话到了种麦的季节,为了抢种,不知父亲又从谁家借来一辆手推车,借着昏暗的月光,父亲和我每人推着一辆往张家坟送粪。那时我才十二岁,当时地里的水刚刚下去,可道沟里还是沟满壕平,道边只有一尺来宽的人行小道。别说装着粪,就是空车也够我招架的,刚上路不远,遇到一个小水沟,车子蒙地一颠,突然失去平衡“扑通”一声,连人带车一起倒在二尺多深的水沟里,全身湿透了,脚也崴了,疼得不能站起来。是父亲把我抱出水,背到家。煤油灯下,我看出父亲满脸惊慌的神色,一句话也没说,就哽咽了,两行泪水从脸上流下来。那是在我记忆里留下父亲的一个特写镜头。
父亲在农村算是个有点文化的农民,念过私塾,因此父亲特别喜欢书,向诗经、易经、论语、孔子、孟子、史记等等他保存在一个红色木箱里,一遇阴天下雨天呆在家里就拿出来看看,他九十三岁那年,还给孙子们唱读李白“远看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的诗句。父亲就是把从私塾先生那里学来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人生理念铭记在心,从自己的痛苦磨炼中找到了原因,只有多读书才会有出息,才不会受人欺负,才不会被人小瞧。尽管他自己的理解是肤浅的,但我觉得他的方向没有错。他常说;:人要长本事,要出人头地,就要多念书。这是父亲一生的价值取向。
父亲小时候,家里穷,上不起学,只上了冬仨月。他说,你们好了,你们要好好念书。只要能考上学校,我就供你们,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们。我知道,上学才是父亲心中一个永远未圆的梦。还记得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夜间他不顾一天的劳累,扒在油灯下耐心的教我打珠算,加减法、乘除法、归除,一步一步地教,直到学会为止。我十分清楚,父亲是把自己读书的梦想寄托在儿女的身上了,他唯一的心愿就是让他的儿女都能成为知书达理的文化人。因此,父亲对子女的教育从不放松,从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们兄弟姐妹的求学时间长达三十五年之多,这三十五年间,每个孩子的升级升学,成家立业,每一步都是踩着父亲的肩膀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前进,况且这三十多年中正是我国农村最困难的时期,家庭收入微薄,时常靠卖鸡蛋攒下几个钱支持我们上学,在父亲的支撑下,有的读完了高小,有的读完了中专,这其中父母付出的心血和辛劳是难以用数字来计算的。
儿女是父母生命的延续,每一个为人父母,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因而在子女的教育上都寄予深情的厚望。一个常年为生活奔波,而又有点文化底蕴的父亲,更知道对子女的恩宠。父亲告诉过我,他二十岁那年,得了头大的儿子之后,心里高兴得一夜没有合眼,可“地主老东家”听说生个小子,却讥讽地说:“好,你又多了一个小扛活儿的!”这句话就像锋利的尖刀,刺痛了父亲的心窝,伤透了他的心。从此,立志再也不能让下辈儿孙再给人家扛活了,为祖上争气。1949年他真的忍痛割爱,把刚刚十六岁的哥哥送到天津,在广文二哥的帮助下,去一家私人织带厂当了徒工,圆了自己的梦想。
父亲作人,向来是与人为善,村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脱坯、盖房,特别是盖房打地脚这样的累活,总是离不开父亲,父亲个子不高有劲,是掌舵的硬手。俗话说“好心才有好报”那是1947年大秋前夕,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我家分到村西许家坟三亩已经成熟的玉米,收玉米时,父亲套上四家合用的红色骡子车往家拉玉米,走到西坑嘴时,那头骡子看到水洼里有大车的影子来回晃动,它一惊,猛然拉着装满玉米的铁轴车奔跑起来,父亲用力拽进缰绳,力图使它站住,哪知它越跑越快,带着父亲跑出有五六十米,直到老张家坟地前,连车带牲口一起翻到壕沟里才停了下来。父亲被压在车辕子底下,幸好被沟边的一棵柳树把车厢挡住,大车才没有往下再翻。我跟着大哥急忙跑到村里叫来了几个人,才把父亲救了出来,幸运的是,父亲竟一点伤痕也没有。这是父亲的福气,也是全家人的福气。如果没有父亲的“善有善报”可想而知,这个家如可维系至今呢?
父亲粗浅的文化底蕴使他养成了豁达、开朗、心胸开阔的优良品质。记得1954年,除哥嫂在天津,家中还有六口人,与大伯合住着一层祖传四破五的正房,大伯住东屋,父亲住西屋,住房非常困难,那时我已经17岁。父亲找住对面屋的哥哥商量,现有房屋合理作价,由一家搬出去在前边园子里另建。哥哥说,他盖不起新的,他拿两间东厢房换父亲的两间正房。父亲二话没说,哥俩君子协议达成了。待扒了那东厢房以后,连一块整砖都没有,更没有一根可使用的檩条。母亲不愿意了,想找大伯论理。父亲说,别去了,去了又怎么样呢,他又没钱贴现给咱,想开点,吃点亏就吃点亏吧!这样,哥俩简单的财产交接方式,比以后我见到的正式场合写合同、论协议的交易都令我难以忘怀。
父亲的善心我是理解的,他是一生都在为儿女着想的父亲。进入八十年代,儿女们相继成家立业,父亲也已进入耄耋之年,也是他最愉悦的年代,我们多次劝他让出土地,搬到城里,享享清福。可是父亲不肯,父亲说只要能活动,他就不连累我们!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来没向儿女们提出任何困难,没向儿女要过钱,除非是主动给他。记得那年我大哥回家,父亲本想跟他说说照顾父母的事,可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我明白,父亲是宁把困难留给自己,也不给儿女们增加负担的人。
父亲的一生,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48年,父亲曾带领本村的十几个人,同全县的大队人马出征东北参加辽沈战役的担架队,土地改革时期当过民兵连长,合作化时期当过生产队长。这虽是一些平凡小事,没有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也没有气壮山河的壮举,但这也是寄托着众多乡亲们的信赖。
2007年1月4日(农历正月十六日)深夜,父亲吃了最后一顿阳间晚餐,平静地睡去,安详地离去了。
一位九十五岁的老人没有任何痛苦和遗憾,驾鹤西游了。父亲走了,他曾给予我们的关爱和恩泽,他的劳动人民纯真的品德和纯朴的人生价值足以使我们挂齿难忘,受用今生。
今天是父亲去世一周年祭日,我挥毫抛墨,怀念父亲,将对父亲的哀思诉诸笔端,以悼念父亲的在天之灵。
父亲,安息吧!
时光荏苒,转瞬间父亲已去世一周年了,而在我的记忆里,仍翻腾着过去的岁月,眼前还是父亲慈祥的微笑,好像父亲不曾离开我而去,他就生活在我的中间,一如既往地关注着我的每一个脚印。
今天,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怀念父亲。因为我小时候,对父亲的印象几乎很少,在我经历了岁月沧桑和饱尝艰辛之后,进一步懂得了父亲那时的苦难,才明白隐藏在他内心的父爱。
父亲姐弟七个,上边是一个姐姐,五个哥哥,父亲是最小的一个。等父亲长到成年,家竟已没落到生活潦倒,家徒四壁,十分贫寒。他十八岁结婚的第二年,就开始去运庄子、古河等财主家做长工,以维持生活,直到解放后一九四七年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才回到自己的家。那个年月,他披星戴月,含辛茹苦,名符其实的成了夏衍笔下的包身工,可是奔波一年也挣不到全家人的吃喝,哪里还有疼爱子女的时间呢?记得解放前的一年,物价暴涨,眼看一年的工钱买不到一口袋(八斗)粮食了,在父亲的紧急催促下,才从老东家手里讨回欠了一年的工钱。父亲拿着这些工钱到市上一打听,仅能买下二斗半红高粱。顿时,全身的血液从脚底一下撞到头顶,眼冒金花,昏倒在地上,忘记了是哪位好心人相助,护送父亲回到家。从此,留下了“迷魂根儿”只要遇到意外,特别是酷热的夏季,就会晕倒在地上,直到1950年麦收季节,我记得清清楚楚,父亲在南邱子地里拔麦子,中午已过,父亲还没回家,妈妈不放心,到地里一看,父亲已晕倒在麦垄上,手里还紧紧地攥着一把没有薅下来的麦子。父亲的一生就是这样伴随着劳累、坎坷和奋争。
父亲是一个心直口快而又吝于感情外露的人。我小时候,很少记得他亲过、吻过,背过或抱过,记不清他对弟弟妹妹们疼爱的举动,但是他又不是那种心胸狭隘、冷漠无情的人。记得1976年初冬,当时我正在师范学校上学,一个中午,忽听传达室老范来教室喊我的名字,我到传达室一看,是父亲背着一条口袋,步行八十多里,给我送来一件紫色的绒衣,父亲把绒衣递给我,没问上一句冷暖,却说:听老师的话,好好念书,别跟人家打架闹意见。说完,连饭也没吃,就回家了。后来我听妈妈说,那是卖了几个葫芦瓢攒下的钱买的。那时我才真正感到父亲的爱,是没有表现出来的真爱。
最让我难忘的还是那次父亲因我掉在水里受到惊吓而落泪的情景。那是1949年,那年洪涝灾害,颗粒不收,说话到了种麦的季节,为了抢种,不知父亲又从谁家借来一辆手推车,借着昏暗的月光,父亲和我每人推着一辆往张家坟送粪。那时我才十二岁,当时地里的水刚刚下去,可道沟里还是沟满壕平,道边只有一尺来宽的人行小道。别说装着粪,就是空车也够我招架的,刚上路不远,遇到一个小水沟,车子蒙地一颠,突然失去平衡“扑通”一声,连人带车一起倒在二尺多深的水沟里,全身湿透了,脚也崴了,疼得不能站起来。是父亲把我抱出水,背到家。煤油灯下,我看出父亲满脸惊慌的神色,一句话也没说,就哽咽了,两行泪水从脸上流下来。那是在我记忆里留下父亲的一个特写镜头。
父亲在农村算是个有点文化的农民,念过私塾,因此父亲特别喜欢书,向诗经、易经、论语、孔子、孟子、史记等等他保存在一个红色木箱里,一遇阴天下雨天呆在家里就拿出来看看,他九十三岁那年,还给孙子们唱读李白“远看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家”的诗句。父亲就是把从私塾先生那里学来的“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人生理念铭记在心,从自己的痛苦磨炼中找到了原因,只有多读书才会有出息,才不会受人欺负,才不会被人小瞧。尽管他自己的理解是肤浅的,但我觉得他的方向没有错。他常说;:人要长本事,要出人头地,就要多念书。这是父亲一生的价值取向。
父亲小时候,家里穷,上不起学,只上了冬仨月。他说,你们好了,你们要好好念书。只要能考上学校,我就供你们,砸锅卖铁也要供你们。我知道,上学才是父亲心中一个永远未圆的梦。还记得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夜间他不顾一天的劳累,扒在油灯下耐心的教我打珠算,加减法、乘除法、归除,一步一步地教,直到学会为止。我十分清楚,父亲是把自己读书的梦想寄托在儿女的身上了,他唯一的心愿就是让他的儿女都能成为知书达理的文化人。因此,父亲对子女的教育从不放松,从上个世纪的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我们兄弟姐妹的求学时间长达三十五年之多,这三十五年间,每个孩子的升级升学,成家立业,每一步都是踩着父亲的肩膀一个阶梯一个阶梯地前进,况且这三十多年中正是我国农村最困难的时期,家庭收入微薄,时常靠卖鸡蛋攒下几个钱支持我们上学,在父亲的支撑下,有的读完了高小,有的读完了中专,这其中父母付出的心血和辛劳是难以用数字来计算的。
儿女是父母生命的延续,每一个为人父母,都是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因而在子女的教育上都寄予深情的厚望。一个常年为生活奔波,而又有点文化底蕴的父亲,更知道对子女的恩宠。父亲告诉过我,他二十岁那年,得了头大的儿子之后,心里高兴得一夜没有合眼,可“地主老东家”听说生个小子,却讥讽地说:“好,你又多了一个小扛活儿的!”这句话就像锋利的尖刀,刺痛了父亲的心窝,伤透了他的心。从此,立志再也不能让下辈儿孙再给人家扛活了,为祖上争气。1949年他真的忍痛割爱,把刚刚十六岁的哥哥送到天津,在广文二哥的帮助下,去一家私人织带厂当了徒工,圆了自己的梦想。
父亲作人,向来是与人为善,村里谁家有个大事小情、脱坯、盖房,特别是盖房打地脚这样的累活,总是离不开父亲,父亲个子不高有劲,是掌舵的硬手。俗话说“好心才有好报”那是1947年大秋前夕,开展减租减息运动,我家分到村西许家坟三亩已经成熟的玉米,收玉米时,父亲套上四家合用的红色骡子车往家拉玉米,走到西坑嘴时,那头骡子看到水洼里有大车的影子来回晃动,它一惊,猛然拉着装满玉米的铁轴车奔跑起来,父亲用力拽进缰绳,力图使它站住,哪知它越跑越快,带着父亲跑出有五六十米,直到老张家坟地前,连车带牲口一起翻到壕沟里才停了下来。父亲被压在车辕子底下,幸好被沟边的一棵柳树把车厢挡住,大车才没有往下再翻。我跟着大哥急忙跑到村里叫来了几个人,才把父亲救了出来,幸运的是,父亲竟一点伤痕也没有。这是父亲的福气,也是全家人的福气。如果没有父亲的“善有善报”可想而知,这个家如可维系至今呢?
父亲粗浅的文化底蕴使他养成了豁达、开朗、心胸开阔的优良品质。记得1954年,除哥嫂在天津,家中还有六口人,与大伯合住着一层祖传四破五的正房,大伯住东屋,父亲住西屋,住房非常困难,那时我已经17岁。父亲找住对面屋的哥哥商量,现有房屋合理作价,由一家搬出去在前边园子里另建。哥哥说,他盖不起新的,他拿两间东厢房换父亲的两间正房。父亲二话没说,哥俩君子协议达成了。待扒了那东厢房以后,连一块整砖都没有,更没有一根可使用的檩条。母亲不愿意了,想找大伯论理。父亲说,别去了,去了又怎么样呢,他又没钱贴现给咱,想开点,吃点亏就吃点亏吧!这样,哥俩简单的财产交接方式,比以后我见到的正式场合写合同、论协议的交易都令我难以忘怀。
父亲的善心我是理解的,他是一生都在为儿女着想的父亲。进入八十年代,儿女们相继成家立业,父亲也已进入耄耋之年,也是他最愉悦的年代,我们多次劝他让出土地,搬到城里,享享清福。可是父亲不肯,父亲说只要能活动,他就不连累我们!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从来没向儿女们提出任何困难,没向儿女要过钱,除非是主动给他。记得那年我大哥回家,父亲本想跟他说说照顾父母的事,可话到嘴边又收了回去。我明白,父亲是宁把困难留给自己,也不给儿女们增加负担的人。
父亲的一生,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1948年,父亲曾带领本村的十几个人,同全县的大队人马出征东北参加辽沈战役的担架队,土地改革时期当过民兵连长,合作化时期当过生产队长。这虽是一些平凡小事,没有惊天动地的丰功伟绩,也没有气壮山河的壮举,但这也是寄托着众多乡亲们的信赖。
2007年1月4日(农历正月十六日)深夜,父亲吃了最后一顿阳间晚餐,平静地睡去,安详地离去了。
一位九十五岁的老人没有任何痛苦和遗憾,驾鹤西游了。父亲走了,他曾给予我们的关爱和恩泽,他的劳动人民纯真的品德和纯朴的人生价值足以使我们挂齿难忘,受用今生。
今天是父亲去世一周年祭日,我挥毫抛墨,怀念父亲,将对父亲的哀思诉诸笔端,以悼念父亲的在天之灵。
父亲,安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