繁华背后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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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是一个独来独往的“编外先生”当我决定入这一行的时候“嗲地”李老大曾经征求过我的意见，是做编内的还是编外的。李老大是我在蹲监狱的时候的牢头，他现在是我们这些先生的“嗲地”他开了一家“夏娃河”酒巴，那是我们这些“先生”在这座城市里最主要的活动场所。我问他，编外和编内有什么不同。他说，编外得靠自己的本事找生意，而编内则有他的保护，但要听他的管教。听到管教这个词，我就感冒。从学校到监狱，我受够了各色人种的管教，我怕了，厌了。我要选择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于是，我选择了编外。李老大叹了口气，拍拍我的肩，语重心长地看了看我，说我虽然是编外的，他也会一如既往地保护我，毕竟在牢里，我替他背过两次黑锅。我知道，他是真帮我的，在我来这到这个陌生的城市时，他是惟一帮助过我的。
监狱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要做一个独来独往的“编外先生”但这段时间我无法做生意，因为这座城市正在“刮台风”据说，这是一个记者挑起的事端。这位记者在南下的火车上，听见两个年轻的妹子在议论这座城市“鸡”的生意如何如何好做，便在这座城市下了车。他利用半个月的时间，跑遍了这里所有的歌舞厅、酒吧，还有这里出名的润河街，回去写了份内参，说这里的色情业已泛滥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后来这里的“台风”就“刮”起来了。
虽然正在“刮台风”但我没有像其他的“小姐”和“先生”那样，从银行里取了款，逃到家乡或者别的地方避一避，等风头过了，再卷土重来。我只是换了一个手机号码，依旧生活在这座城市里。家对我而言，已成了一个空虚的名词。养父去世后，那点私房钱全部用来偿还家里欠下的债务。等我出狱，我已是一无所有，到哪儿生活都是一样的，只要感觉到自己活着就行。
“刮台风”的日子，对我而言是吉日。我终于可以停下来喘口气了，坐下来，舔一舔自己身上的伤口，就像一台不停运转的机器，停下来进行修理。充足的睡眠，丰富的营养，还有健身房里的锻炼，已让我的体力和机能得到充分的恢复。接下来的，就是无所事事。
我早就什么书都不看了，因为我不再相信书上说的一切，那上面全都是在放屁。不可否认，我虽然不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却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在学校我读的书不少，不比一些教我的老师读得少，就是坐牢的时候，我还在读书。我曾让唐辉从监狱外面捎进不少书让我读。书捎进来的时候，唐辉做了技术处理。
还记得有次他来探监的时候，他给我带来了两本毛泽东选集。我说：“给我上政治课呀？”唐辉说：“我还不是希望你早点出来。”唐辉走的时候，手指在那两本书上轻轻地点了点，给了我一个很怪异的表情，我就知道书里面有文章的。打开一看，果然，毛泽东选集的外壳下裹着两本截然不同的书。亏唐辉想得出来，也不知道他费了多少心计，将两类毫无共同之处的书做得这样天然合成。我捧着书，抑制不住地笑出来。我真是爱死他了！爱死他了！如果我是女人，我会爱疯他的，会不顾一切爱他到底的。这个懂我的家伙。你可以想像，我是多少爱读书了吧，用如饥如渴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看着那两本书，我想起一句话：“得到面包比吃面包更重要。”这句话说出了活着的真谛。看看我们这些芸芸众生，不管有着怎样的性别，有着怎样的社会地位，有着怎样的经济基础，每个人都在寻找着得到面包的方式。人的本性与动物的本性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
我不再读书，是因为一件事。我出狱后，在家网吧找了份差事，那是我出狱以后得到的第一份工作，是一个熟人帮的忙。那时的网吧还不像现在这样多。到我工作的那个网吧上网大多都是些大学生。有一天，那个网吧的10台电脑的内存和硬盘突然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所有的人都认定是我偷的，因为前一天晚上正好是我值班。我当然不会承认，但是我满身是嘴也说不清楚。最后老板说：“凌剑，你别忘了，我们这里就你一个进过宫！”我说：“进过宫怎么了？小偷小摸的勾当，我凌剑压根就瞧不上。请别侮辱我的人格！”老板怪笑起来，说：“上过山的，也有脸讲人格。真他妈的搞笑！”我再也忍不下去了，给了老板一记耳光。老板被弄蒙了，他不敢还手，他大概以为我是一个亡命之徒吧。老板把我的那位熟人找了来，给他施压，要我加倍赔他的损失，否则别想在这里呆下去。熟人找到我，把老板的意思说了。看着熟人那左右为难的样子，我知道再也不能给他添麻烦了，我对他说了声抱歉，就卷起行李离开了那给了我第一份工作的地方。
那时刻我明白，我和身上已烙上了永远也不会消失的字样：劳改释放犯。它所带来的羞辱将伴随着我走进坟墓。那个开网吧的老板是个知识分子，还是个副教授什么的，他读的书一定很多，可是他给予我的只有冷漠和永远的怀疑。坐在火车上，我把书一本本撕碎，然后让它们随风而逝。我现在看的惟一的一本书就这座城市的电话号码本。它里面没有什么描述性的文字，也没有所谓的思想，但它是朴实无华的，正因为朴实无华才显得特别真实。它告诉你，这座城市不是虚幻的，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存在着的个体。
我如饥如渴地读着电话号码本，想通过它，把自己与这座城市拉近；通过它，把自己变成这座城市的一员。在无所事事的日子，我会随意找到其中的一个电话号码，然后跑到公用电话厅，凭记忆拨打这个号码，开始了毫无目的的闲聊。我会告诉对方，我是一个徘徊在这座城市的幽灵，当然得到的大多是“神经病”、“毛病”之类的回复，接着电话就被切断了。但有的时候也会碰到一些好心人，他或她会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会告诉他们，我不需要什么实质性的帮助，我要的只是倾诉或倾听，我要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每次无聊电话打下来，我都觉得自己异常孤独。这时候，我常常会想起那个做了无数次的梦。在梦里，我走在一条羊肠小道上，两旁全是深不见底的水，我不敢向下看，也不敢向两旁看，更不敢向前看，周围是水茫茫的一片，没有岸，没有人，没有光，只能闭着眼睛向前，向前，想像着前方是阳光大道，繁花似锦。现在我明白，这就是无助，近乎绝望的无助。在这座城市里，我只能是一个孤独的人体，尽管不断翻阅着电话号码本，但我与这座城市之间永远都横着一条护城河，我能感觉到它，但触不到它，摸不到它。在这座城市里，人人都认为我是这城里的人，但我始终只能徘徊在它的边缘。
我现在是一个独来独往的“编外先生”当我决定入这一行的时候“嗲地”李老大曾经征求过我的意见，是做编内的还是编外的。李老大是我在蹲监狱的时候的牢头，他现在是我们这些先生的“嗲地”他开了一家“夏娃河”酒巴，那是我们这些“先生”在这座城市里最主要的活动场所。我问他，编外和编内有什么不同。他说，编外得靠自己的本事找生意，而编内则有他的保护，但要听他的管教。听到管教这个词，我就感冒。从学校到监狱，我受够了各色人种的管教，我怕了，厌了。我要选择一种无拘无束的生活。于是，我选择了编外。李老大叹了口气，拍拍我的肩，语重心长地看了看我，说我虽然是编外的，他也会一如既往地保护我，毕竟在牢里，我替他背过两次黑锅。我知道，他是真帮我的，在我来这到这个陌生的城市时，他是惟一帮助过我的。
监狱的日子已经过去了，我要做一个独来独往的“编外先生”但这段时间我无法做生意，因为这座城市正在“刮台风”据说，这是一个记者挑起的事端。这位记者在南下的火车上，听见两个年轻的妹子在议论这座城市“鸡”的生意如何如何好做，便在这座城市下了车。他利用半个月的时间，跑遍了这里所有的歌舞厅、酒吧，还有这里出名的润河街，回去写了份内参，说这里的色情业已泛滥到令人发指的地步。后来这里的“台风”就“刮”起来了。
虽然正在“刮台风”但我没有像其他的“小姐”和“先生”那样，从银行里取了款，逃到家乡或者别的地方避一避，等风头过了，再卷土重来。我只是换了一个手机号码，依旧生活在这座城市里。家对我而言，已成了一个空虚的名词。养父去世后，那点私房钱全部用来偿还家里欠下的债务。等我出狱，我已是一无所有，到哪儿生活都是一样的，只要感觉到自己活着就行。
“刮台风”的日子，对我而言是吉日。我终于可以停下来喘口气了，坐下来，舔一舔自己身上的伤口，就像一台不停运转的机器，停下来进行修理。充足的睡眠，丰富的营养，还有健身房里的锻炼，已让我的体力和机能得到充分的恢复。接下来的，就是无所事事。
我早就什么书都不看了，因为我不再相信书上说的一切，那上面全都是在放屁。不可否认，我虽然不是老师眼中的好学生，却是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在学校我读的书不少，不比一些教我的老师读得少，就是坐牢的时候，我还在读书。我曾让唐辉从监狱外面捎进不少书让我读。书捎进来的时候，唐辉做了技术处理。
还记得有次他来探监的时候，他给我带来了两本毛泽东选集。我说：“给我上政治课呀？”唐辉说：“我还不是希望你早点出来。”唐辉走的时候，手指在那两本书上轻轻地点了点，给了我一个很怪异的表情，我就知道书里面有文章的。打开一看，果然，毛泽东选集的外壳下裹着两本截然不同的书。亏唐辉想得出来，也不知道他费了多少心计，将两类毫无共同之处的书做得这样天然合成。我捧着书，抑制不住地笑出来。我真是爱死他了！爱死他了！如果我是女人，我会爱疯他的，会不顾一切爱他到底的。这个懂我的家伙。你可以想像，我是多少爱读书了吧，用如饥如渴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看着那两本书，我想起一句话：“得到面包比吃面包更重要。”这句话说出了活着的真谛。看看我们这些芸芸众生，不管有着怎样的性别，有着怎样的社会地位，有着怎样的经济基础，每个人都在寻找着得到面包的方式。人的本性与动物的本性其实没有本质的区别。
我不再读书，是因为一件事。我出狱后，在家网吧找了份差事，那是我出狱以后得到的第一份工作，是一个熟人帮的忙。那时的网吧还不像现在这样多。到我工作的那个网吧上网大多都是些大学生。有一天，那个网吧的10台电脑的内存和硬盘突然一夜之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所有的人都认定是我偷的，因为前一天晚上正好是我值班。我当然不会承认，但是我满身是嘴也说不清楚。最后老板说：“凌剑，你别忘了，我们这里就你一个进过宫！”我说：“进过宫怎么了？小偷小摸的勾当，我凌剑压根就瞧不上。请别侮辱我的人格！”老板怪笑起来，说：“上过山的，也有脸讲人格。真他妈的搞笑！”我再也忍不下去了，给了老板一记耳光。老板被弄蒙了，他不敢还手，他大概以为我是一个亡命之徒吧。老板把我的那位熟人找了来，给他施压，要我加倍赔他的损失，否则别想在这里呆下去。熟人找到我，把老板的意思说了。看着熟人那左右为难的样子，我知道再也不能给他添麻烦了，我对他说了声抱歉，就卷起行李离开了那给了我第一份工作的地方。
那时刻我明白，我和身上已烙上了永远也不会消失的字样：劳改释放犯。它所带来的羞辱将伴随着我走进坟墓。那个开网吧的老板是个知识分子，还是个副教授什么的，他读的书一定很多，可是他给予我的只有冷漠和永远的怀疑。坐在火车上，我把书一本本撕碎，然后让它们随风而逝。我现在看的惟一的一本书就这座城市的电话号码本。它里面没有什么描述性的文字，也没有所谓的思想，但它是朴实无华的，正因为朴实无华才显得特别真实。它告诉你，这座城市不是虚幻的，而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存在着的个体。
我如饥如渴地读着电话号码本，想通过它，把自己与这座城市拉近；通过它，把自己变成这座城市的一员。在无所事事的日子，我会随意找到其中的一个电话号码，然后跑到公用电话厅，凭记忆拨打这个号码，开始了毫无目的的闲聊。我会告诉对方，我是一个徘徊在这座城市的幽灵，当然得到的大多是“神经病”、“毛病”之类的回复，接着电话就被切断了。但有的时候也会碰到一些好心人，他或她会问我，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会告诉他们，我不需要什么实质性的帮助，我要的只是倾诉或倾听，我要感觉到自己的存在。
每次无聊电话打下来，我都觉得自己异常孤独。这时候，我常常会想起那个做了无数次的梦。在梦里，我走在一条羊肠小道上，两旁全是深不见底的水，我不敢向下看，也不敢向两旁看，更不敢向前看，周围是水茫茫的一片，没有岸，没有人，没有光，只能闭着眼睛向前，向前，想像着前方是阳光大道，繁花似锦。现在我明白，这就是无助，近乎绝望的无助。在这座城市里，我只能是一个孤独的人体，尽管不断翻阅着电话号码本，但我与这座城市之间永远都横着一条护城河，我能感觉到它，但触不到它，摸不到它。在这座城市里，人人都认为我是这城里的人，但我始终只能徘徊在它的边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