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寨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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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师节来临之即，四年前到贵州采访一个支教同事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挥之不去。
官寨，黔西南织金县的一个苗乡，单位的一个女同事曾在那里扶贫支教。
在这个世纪的第一个早春，我们一行三人，带着近六万元的慰问金，去那儿看望她。因为贵州的大雾，飞机延迟了2小时才到达贵阳龙洞堡机场，这个延迟打乱了官寨方面的欢迎计划。我们建议其取消仪式，但被他们礼貌而固执地拒绝了，为了不让主人们等得太久，我们只好马不停蹄，直奔官寨。
在盘山公路上螺旋式上升下降了5小时，我吐掉了胃里所有的食物和饮料。红日西沉时分，我看到了官寨派来的向导和我们的同事宋。
“你们总算来了！”宋笑着飞了过来。她拉着我们的手，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这是一个建在山上的寨子，石头片子、茅屋盖的房子歪歪扭扭，趴在乱石丛生的山坡上。有两座建筑周围贴着白瓷砖，鹤立鸡群，像深圳的地王大厦般的抢眼。向导说这是乡政府和学校，一个是上面拨款建的，一个是香港人庄水莲捐建的。
欢迎仪式简单但却热闹。临时拉起的一块横幅上写着：“欢迎您，来自远方的客人”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客人”；当地电视台的几个记者扛着摄影机追拍着我们。在弥漫的烟尘中，一个个瘦小的身躯，一张张菜色的面庞从我眼前晃过，我的心情有点兴奋，但更多的是沉重。
座谈会安排在一间简陋的教室里进行。几十张课桌拼在一起，铺上一块蓝布，扮成会议桌的模样。没有靠背的条凳围成了两圈，坐满了从当地县政府、团委赶来的官员。桌上摆放着橘子、花生和一束褪了色的塑料花。主宾寒暄后，是慰问捐赠仪式。我们把写着象征58000元支票的纸板交到了他们的左校长手上，这意味着他们学校获得了十年的办学经费。每个学期，整个学校的开支只有二千多元。
在他们寒暄的时候，我溜到了操场上。早已饥肠辘辘的学生正在散去，有几个学生正在降国旗。看到我要拍照，一些孩子又围拢过来，簇拥在国旗下。他们蓬头垢面，衣不遮体，国旗却异常的鲜艳，把他们的脸映得如一枚枚浸透了阳光的鲜果。
一个教师模样的人走过来，他自称是这里的教导主任。他是汉人，讲一口贵州味的西南官话。
“我们这里的山上都是石头，树很少，海拨一千八百多米，水比较缺乏。我们，也包括宋老师用的都是屋顶上接的雨水。”
在我们脚下不远，就有一户人家，房顶半是茅草，半是平顶，平顶上黑汪汪的，漂着落叶和草根，隐隐约约似乎还有些活物在蠕动。
“开始宋老师不太习惯，用这个水煮出来的饭吃不下，洗了手脸就生疮。现在好了，习惯了。”
晚上，我们在乡政府附近的一家馆子吃饭。说是馆子，其实是一个山民的家，因为相对殷实和宽敞，被当作当地的五洲宾馆一样使用。那位被叫做老板的山民见我们到来，殷勤地招呼我们，他的女儿用木盆端来了水，让我们洗手准备吃饭。昏暗中，我把双手伸入木盆，触到了漂在水中的菜叶、水中的饭粒和其它滑溜溜的什么东西，我没法在灰暗的灯光下看清楚，也不好多问。
来吃饭的人很多，刚才见过的或是没见过的，里屋外屋地坐了两大桌。桌上蹲着一个土炉子，炉膛里跳跃着红红的火苗，驱散着山中晚来的寒气。菜很快上来了，有腊肉、土鸡、旱鸭，还有几种不知名的野味和野菜。这里的人嗜辣，即使白菜也要加上厚厚的辣椒。一只只大瓷碗盛着火辣辣的包谷酒，被大口大口地灌进了喉咙。
“你随意，我干杯。”很吃惊他们也说这句话。
几十人轮番向我们敬酒，酒一下肚，话也多起来了。一个乡干部满怀豪情地说西部大开发、修水库、发展旅游业的事情；一个派出所所长则不无牢骚地抱怨起深圳的边防证制度：“搞得我们的后生们都不敢去你们那里打工了。”一个老师说要给我们说个笑话，是他班上发生的一件事情。有一个女学生，才十四岁，因为家里穷，辍了学，嫁给了一个大她十多岁的汉子。那汉子要上床时，女孩子执意不肯。男的心生一计，买来一些水果糖，把女孩哄上床了。日子一久，便成了习惯，只要男的手上没糖，女孩便哭闹着不肯上床。只有很少的人附和着笑了两声，便象停电似的嘎然而止。火苗照亮了每个人的脸，静静地，不知是因尴尬而沉默还是因沉默而尴尬。
第二天是周末，官寨方面安排我们跟小宋去家访。每周坚持家访是宋一贯的做法。几个月来，她已经跑遍了方圆百里的几十座寨子。每到一个赤贫的家庭，宋总是要留下一些钱物，前后已用去了她几千元钱。
这次去的大概有四十里山路。托开发大西部的福，山路刚刚拓宽，可以碾过吉普和三轮摩托。我们坐着乡派出所提供的一辆吉普出发了。天气很好，太阳把山中的迷雾涤荡得干干净净，山中的景致澄清、明净，刀砍斧削的悬崖峭壁上，几只灰白的山羊好象是画在上面，几缕清色的炊烟，缓缓的在山谷中升起。
车在山路上颠簸。左望窗外，是一条深不可测的峡谷，一弯江水细得象条碧色的带子，无声地绕在大山的脚下。
看到水，我问同行的校长：“你们住在山上，用水那么不方便，何不住在水
边？”校长好象对这个问题准备不足，想了好一会儿才回答：“我们这里地少，靠近河边的要种庄稼，二者不能兼顾，只能将就一样。”我不能同意他的说法，因为靠近水的谷地里，还有很多空地荒芜着。
在黑色的岩石之间，一座座灰色的堡垒星罗棋布，那是官寨故人的坟墓。堡垒用岩砖砌成，宏伟而精致。巍峨地耸立着的高大坚实的墓碑表明：山民们对坟墓的重视和考究，远胜他们自己居住的茅屋。在这个生存环境恶劣的山乡，难道生存只是暂时的、痛苦的羁旅，而死亡才是永恒的、休闲的所在？
路越来越险了，有时车子猛然一晃，好象车轮已经悬在空中，似乎翻落深渊、车毁人亡已成定局，但还来不及恐惧，车又恢复了平衡。
车终于陷在一洼烂泥里，动弹不得，于是有点庆幸地下了车。一行人穿林渡柳，不多时分，便看见了一个寨子。一进村庄，一股熟悉的粪香扑面而来，两条黄狗警惕地狂吠不止，一个大约四五岁的小男孩儿，卸下背负的一篓无烟煤，表情呆滞地看着我们。
终于到了，一座岌岌可危的破茅草棚子。一个头发象乱草，脸上煤灰斑驳的男孩趴在门口的一张条凳上练习毛笔字。他起了身，向我们点点头，表情麻木，或者叫不卑不亢。
他说，母亲和几个姐妹下山背煤去了，他一个人在家等我们。
我们走进了他的家门，里面暗得用了闪光灯相机还对不了焦。隐约有张床的影子在黑暗中趴着，上面似乎有棉絮一堆，虽然没有胆量去触摸，我仍然感觉到它的潮湿和冰凉。房里充斥着很浓的霉味。屏着呼吸，撞开这些似乎快要凝固的气味，穿过一个小门，到了他家厨房。这里稍稍光亮，一口豁嘴铁锅歪在灶上，锅里有一小堆掺着米饭的包谷糊，看来是这一家人的晚餐。
吃什么菜呢？我问他。他指指脚边一堆烂白菜和干辣椒。我们摇着头，叹着气。
在家访的整个过程中，这个男孩很少说话，脸上没有丝毫愁苦的表情。他就像一个历尽沧桑、见多识广的老导游，带着一帮养尊处优、少见多怪的游客参观、游历。
我茫然了。在这个闭塞的山村，物质的贫乏似乎并不影响他们内心的恬淡和安然。当他们穿着单衣过冬的时候，当他们负重在山路上行走的时候，当他们吃着包谷饭、烂白菜和干辣椒的时候，他们是否会感觉到痛苦难耐？而我们穿着大衣，坐着飞机来到这里给他们一些钱，请他们吃顿饭，提供我们认为给他们的支援时，他们又是否会感觉到幸福和快乐，他们会不会心理不平衡或有被施舍的感觉？我不敢想下去了。但愿，我的想法多余而且荒谬。
我们相信，扶贫支教活动，应该能改变他们的观念，影响他们的一生，即使他们一时接受不了我们的那套标准，或者仍没有能力飞出这个贫瘠的山寨，但接受现代文明的教育，将会提高他们知识面，为他们能摆脱贫困与落后打下基础，兴许有那么一天，他们会用学到的知识，在这大山深处种出金果实，或者变成飞出大山的金凤凰。
次日清晨，为了避免那种声势浩大的送行，我们一行悄悄地离开了这个寨子。送行的只有小宋一人，我们只跟她打了招呼。当车子开动时，我们的眼泪都湿润了。
官寨离我们渐渐远去了，我在山下回首，小宋仍然站在寨口高高的悬崖上，本来瘦小的身躯更显孤单。
别了，官寨。
在教师节来临之即，四年前到贵州采访一个支教同事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挥之不去。
官寨，黔西南织金县的一个苗乡，单位的一个女同事曾在那里扶贫支教。
在这个世纪的第一个早春，我们一行三人，带着近六万元的慰问金，去那儿看望她。因为贵州的大雾，飞机延迟了2小时才到达贵阳龙洞堡机场，这个延迟打乱了官寨方面的欢迎计划。我们建议其取消仪式，但被他们礼貌而固执地拒绝了，为了不让主人们等得太久，我们只好马不停蹄，直奔官寨。
在盘山公路上螺旋式上升下降了5小时，我吐掉了胃里所有的食物和饮料。红日西沉时分，我看到了官寨派来的向导和我们的同事宋。
“你们总算来了！”宋笑着飞了过来。她拉着我们的手，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
这是一个建在山上的寨子，石头片子、茅屋盖的房子歪歪扭扭，趴在乱石丛生的山坡上。有两座建筑周围贴着白瓷砖，鹤立鸡群，像深圳的地王大厦般的抢眼。向导说这是乡政府和学校，一个是上面拨款建的，一个是香港人庄水莲捐建的。
欢迎仪式简单但却热闹。临时拉起的一块横幅上写着：“欢迎您，来自远方的客人”鞭炮齐鸣，锣鼓喧天：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客人”；当地电视台的几个记者扛着摄影机追拍着我们。在弥漫的烟尘中，一个个瘦小的身躯，一张张菜色的面庞从我眼前晃过，我的心情有点兴奋，但更多的是沉重。
座谈会安排在一间简陋的教室里进行。几十张课桌拼在一起，铺上一块蓝布，扮成会议桌的模样。没有靠背的条凳围成了两圈，坐满了从当地县政府、团委赶来的官员。桌上摆放着橘子、花生和一束褪了色的塑料花。主宾寒暄后，是慰问捐赠仪式。我们把写着象征58000元支票的纸板交到了他们的左校长手上，这意味着他们学校获得了十年的办学经费。每个学期，整个学校的开支只有二千多元。
在他们寒暄的时候，我溜到了操场上。早已饥肠辘辘的学生正在散去，有几个学生正在降国旗。看到我要拍照，一些孩子又围拢过来，簇拥在国旗下。他们蓬头垢面，衣不遮体，国旗却异常的鲜艳，把他们的脸映得如一枚枚浸透了阳光的鲜果。
一个教师模样的人走过来，他自称是这里的教导主任。他是汉人，讲一口贵州味的西南官话。
“我们这里的山上都是石头，树很少，海拨一千八百多米，水比较缺乏。我们，也包括宋老师用的都是屋顶上接的雨水。”
在我们脚下不远，就有一户人家，房顶半是茅草，半是平顶，平顶上黑汪汪的，漂着落叶和草根，隐隐约约似乎还有些活物在蠕动。
“开始宋老师不太习惯，用这个水煮出来的饭吃不下，洗了手脸就生疮。现在好了，习惯了。”
晚上，我们在乡政府附近的一家馆子吃饭。说是馆子，其实是一个山民的家，因为相对殷实和宽敞，被当作当地的五洲宾馆一样使用。那位被叫做老板的山民见我们到来，殷勤地招呼我们，他的女儿用木盆端来了水，让我们洗手准备吃饭。昏暗中，我把双手伸入木盆，触到了漂在水中的菜叶、水中的饭粒和其它滑溜溜的什么东西，我没法在灰暗的灯光下看清楚，也不好多问。
来吃饭的人很多，刚才见过的或是没见过的，里屋外屋地坐了两大桌。桌上蹲着一个土炉子，炉膛里跳跃着红红的火苗，驱散着山中晚来的寒气。菜很快上来了，有腊肉、土鸡、旱鸭，还有几种不知名的野味和野菜。这里的人嗜辣，即使白菜也要加上厚厚的辣椒。一只只大瓷碗盛着火辣辣的包谷酒，被大口大口地灌进了喉咙。
“你随意，我干杯。”很吃惊他们也说这句话。
几十人轮番向我们敬酒，酒一下肚，话也多起来了。一个乡干部满怀豪情地说西部大开发、修水库、发展旅游业的事情；一个派出所所长则不无牢骚地抱怨起深圳的边防证制度：“搞得我们的后生们都不敢去你们那里打工了。”一个老师说要给我们说个笑话，是他班上发生的一件事情。有一个女学生，才十四岁，因为家里穷，辍了学，嫁给了一个大她十多岁的汉子。那汉子要上床时，女孩子执意不肯。男的心生一计，买来一些水果糖，把女孩哄上床了。日子一久，便成了习惯，只要男的手上没糖，女孩便哭闹着不肯上床。只有很少的人附和着笑了两声，便象停电似的嘎然而止。火苗照亮了每个人的脸，静静地，不知是因尴尬而沉默还是因沉默而尴尬。
第二天是周末，官寨方面安排我们跟小宋去家访。每周坚持家访是宋一贯的做法。几个月来，她已经跑遍了方圆百里的几十座寨子。每到一个赤贫的家庭，宋总是要留下一些钱物，前后已用去了她几千元钱。
这次去的大概有四十里山路。托开发大西部的福，山路刚刚拓宽，可以碾过吉普和三轮摩托。我们坐着乡派出所提供的一辆吉普出发了。天气很好，太阳把山中的迷雾涤荡得干干净净，山中的景致澄清、明净，刀砍斧削的悬崖峭壁上，几只灰白的山羊好象是画在上面，几缕清色的炊烟，缓缓的在山谷中升起。
车在山路上颠簸。左望窗外，是一条深不可测的峡谷，一弯江水细得象条碧色的带子，无声地绕在大山的脚下。
看到水，我问同行的校长：“你们住在山上，用水那么不方便，何不住在水
边？”校长好象对这个问题准备不足，想了好一会儿才回答：“我们这里地少，靠近河边的要种庄稼，二者不能兼顾，只能将就一样。”我不能同意他的说法，因为靠近水的谷地里，还有很多空地荒芜着。
在黑色的岩石之间，一座座灰色的堡垒星罗棋布，那是官寨故人的坟墓。堡垒用岩砖砌成，宏伟而精致。巍峨地耸立着的高大坚实的墓碑表明：山民们对坟墓的重视和考究，远胜他们自己居住的茅屋。在这个生存环境恶劣的山乡，难道生存只是暂时的、痛苦的羁旅，而死亡才是永恒的、休闲的所在？
路越来越险了，有时车子猛然一晃，好象车轮已经悬在空中，似乎翻落深渊、车毁人亡已成定局，但还来不及恐惧，车又恢复了平衡。
车终于陷在一洼烂泥里，动弹不得，于是有点庆幸地下了车。一行人穿林渡柳，不多时分，便看见了一个寨子。一进村庄，一股熟悉的粪香扑面而来，两条黄狗警惕地狂吠不止，一个大约四五岁的小男孩儿，卸下背负的一篓无烟煤，表情呆滞地看着我们。
终于到了，一座岌岌可危的破茅草棚子。一个头发象乱草，脸上煤灰斑驳的男孩趴在门口的一张条凳上练习毛笔字。他起了身，向我们点点头，表情麻木，或者叫不卑不亢。
他说，母亲和几个姐妹下山背煤去了，他一个人在家等我们。
我们走进了他的家门，里面暗得用了闪光灯相机还对不了焦。隐约有张床的影子在黑暗中趴着，上面似乎有棉絮一堆，虽然没有胆量去触摸，我仍然感觉到它的潮湿和冰凉。房里充斥着很浓的霉味。屏着呼吸，撞开这些似乎快要凝固的气味，穿过一个小门，到了他家厨房。这里稍稍光亮，一口豁嘴铁锅歪在灶上，锅里有一小堆掺着米饭的包谷糊，看来是这一家人的晚餐。
吃什么菜呢？我问他。他指指脚边一堆烂白菜和干辣椒。我们摇着头，叹着气。
在家访的整个过程中，这个男孩很少说话，脸上没有丝毫愁苦的表情。他就像一个历尽沧桑、见多识广的老导游，带着一帮养尊处优、少见多怪的游客参观、游历。
我茫然了。在这个闭塞的山村，物质的贫乏似乎并不影响他们内心的恬淡和安然。当他们穿着单衣过冬的时候，当他们负重在山路上行走的时候，当他们吃着包谷饭、烂白菜和干辣椒的时候，他们是否会感觉到痛苦难耐？而我们穿着大衣，坐着飞机来到这里给他们一些钱，请他们吃顿饭，提供我们认为给他们的支援时，他们又是否会感觉到幸福和快乐，他们会不会心理不平衡或有被施舍的感觉？我不敢想下去了。但愿，我的想法多余而且荒谬。
我们相信，扶贫支教活动，应该能改变他们的观念，影响他们的一生，即使他们一时接受不了我们的那套标准，或者仍没有能力飞出这个贫瘠的山寨，但接受现代文明的教育，将会提高他们知识面，为他们能摆脱贫困与落后打下基础，兴许有那么一天，他们会用学到的知识，在这大山深处种出金果实，或者变成飞出大山的金凤凰。
次日清晨，为了避免那种声势浩大的送行，我们一行悄悄地离开了这个寨子。送行的只有小宋一人，我们只跟她打了招呼。当车子开动时，我们的眼泪都湿润了。
官寨离我们渐渐远去了，我在山下回首，小宋仍然站在寨口高高的悬崖上，本来瘦小的身躯更显孤单。
别了，官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