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杨杏佛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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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早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会员杨杏佛的汽车徐徐驶到上海租界亚尔培路三三一号（现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处）门口的时候，一阵清脆的枪声。汽车嘎吱一声失去了驾驶方向。一个凶犯跑过来看了看，迅速的跑向不远处停着的一辆小车上。开着车拉着几个同伙，消失了。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会员“同盟”的招待委员兼总干事杨杏佛被戴笠指使的特务所杀害的。暗杀案发生后，轰动一时，极为各方所重视。这是戴笠在上海租界中干的第一件血腥罪行，多年以后局外却很少解其内幕。
暗杀的直接指使者是蒋介石，直接经手者是其最得意的特务头子戴笠。
戴笠是浙江江山硖口镇人，所以是“特”而加“浙”他混进了黄埔军校后，只在骑兵科读了一阵，并未毕业。他原先替胡宗南做事，胡宗南认为他有“异才”后来推荐给蒋介石当副官。当时胡靖安在蒋身边当秘书，曾指挥过他工作。他后来与张炎元、黄雍、周伟龙、徐亮、马策、胡天秋、郑锡麟、梁干乔、王天木等结成一伙，向蒋领经费从事特务活动。这些人，就是后来“军统”的所谓“十人团”从这“十人团”渐渐发展，就成了特务处。这是他的最初的基础。
在特务处成立后，除了副处长郑介民和主管会计的徐人骥之处，其余的人员，戴都不让别人过问，到了“军统”成立，更以家长自居，特务们也称之为“老板”
戴笠当上“老板”后，便逐渐把自己的势力伸入许多公开的特务机关，以发展其魔爪。在南京，他先控制了首都警察厅的调查科，派赵世瑞去任科长。接着，又把上海警备司怀念部侦察大队接收了过来，为了更好的掌握特务组织的权利，戴笠先后派吴乃宪、翁光辉、王兆槐等人去充任大队长一职。
在其控制南京和上海的两个特务机关后，不久，浙江省保安处调查股也落入了戴笠的手中，京沪、京杭甬铁路局警察署长，也由戴笠推荐吴乃宪去担任。以至于以禁烟为名、贩毒为实来筹措反共经费的禁烟督察处的密察组，以及各地的一些警察局、侦缉队、各省保安处的第四科（或称训练科），也都相继为戴笠的人所渗入和控制。其发展过程是，先从南京、上海搞起，然后扩展于各地；至于攫取的办法，则是由下层做起，然后逐渐伸展。
戴笠在扩大组织的同时，还先后南京洪公祠及杭州浙江警官学校内开办特务训练班，后来“军统”里的一些特务头子如徐远举、何龙庆、陈恭澍、田动云、廖宗泽、陈善周等等，就是南京特务训练班毕业的。毛森、杨超群、萧勃、阮清源、邓墨林等，则是在杭州特务训练班毕业的。康泽在庐山办特训班时，戴也在该班附设了一个队，由连谋任队长，专门训练他的特务。
戴笠在这一阶段的主要活动是反共及为蒋介石排除异已，他利用一些叛徒，当时就有一批人为蒋介石卖命梁干乔、王新衡、谢力公、叶道信、余乐醒、陆海防、程一鸣等（多是留学过莫斯科的学生），他们专门替蒋介石进行反共活动和训练特务学生。但在当时，最为蒋介石所欣赏的，还是他那一套暗杀和绑票的工作。而这类工作，随着蒋介石政权的更加法西斯化，也就更加变本加厉了。
戴笠深知蒋介石的为人，每为蒋介石办成一件见不得人的事，都是他邀功请赏的大好时机，他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机会的。
戴笠在上海方面的活动，也甚为蒋介石所“赏识”那时候，中山先生遗孀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在上海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针对着蒋介石那种蔑视人权、残害民命的暴行的有力组织，所以蒋介石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恨之入骨。蒋介石虽然几次想向孙夫人下毒手，但由于她的历史关系和社会影响太大，其中主要是宋美玲等关系的原故，故而蒋介石又迟疑不敢实行，只好成天派大批特务，在孙夫人上海住宅附近进行监视，有时又指使特务写恐吓信（信中夹有手枪子弹或匕首等）或打电话去捣乱、侮辱，极流氓无赖之能事。
蒋介石惧怕民权指使戴笠大搞暗杀活动，企图恐吓住进步人士的活动。孙夫人不但未为此种卑鄙行为所吓倒，而是更积极地从事民权保障活动。最后，蒋便决定叫戴笠派人于一九三三年六月间，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招待委员兼总干事杨铨（杏佛）打死在亚尔培路。又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以沪杭公路上，将上海申报主持人史量才及其长子史咏赓的同学和汽车司机，打死在嘉兴附近。
杨杏佛是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早上为戴笠的特务所杀害的。这个暗杀案发生后，曾经轰动一时，极为各方所重视。这是戴笠在上海租界中干的第一件血腥罪行，多年以后，在“军统”内部还被认为是“杰出之作”；而且拿来在特务训练班内做教材，作为“行动术”（专搞逮捕、暗杀、绑架、破坏等罪恶勾当）的示范。但局外却很少解其内幕。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一九三三年初，由孙夫人所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杨杏佛即担任了“同盟”的招待委员兼总干事。杨氏于同年奏，又到华此等地去过一次，宣传权保障的神圣任务，并极力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团结抗日，不用说“同盟”一切活动，都使蒋介石十分伤脑筋，企图借此恐吓孙夫人，同时也研究员到恐吓其他进步人士的目的。于是戴笠就奉命行动了。
那年四、五月间，亦即杨氏从此平返回上游不久，戴的暗杀计划便已开始布置。特务们先侦察杨的每日行动，了解到杨本人住在中央研究院楼上（杨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嗜好骑马，在大西路养了两匹骏马，每天早上有空，便到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驰骋一两小时。特务们认为在这个时候对杨进行狙击，机会最多，也最有把握。
过得诚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满身是血的被人追杀，吓得他大叫一声醒来。见同室的赵理君一说，赵理君高兴的说，梦见血糊拉的好，实际是吉，我们的任务一定完成得全身而退。
行动组副组长王克非想了想没有说什么。
最迷信的李阿大，他偷偷的找了一个算命的先生，给算了一下，结果那位先生问了梦者的姓名，此梦是祸非福啊！先生可知道水浒里的宋江为何不能得天下，就是宋与送，江山送给别人了。过者过错，一切都是过错啊！此事凶也，事主要多加小心。
但是，正当特务们进行着准备之时，蒋介石却否决了在这个地区动手的计划，他认为把杨暗杀于租界以外的地区，有两点不妥：一是怕达不到恐吓孙夫人目的，因她的住宅在法租界法国公园附近。二是暗杀地区选在蒋政府警察管辖范围内，怕引起各方面的指责后，不破案则有失面子，要破案又不能自己破自己的案。所以，蒋介石坚持一定要在法租界孙夫人寓所附近进行。这样，既可以显示他的特务力量，达到吓人的目的，又可以推说事在租界，不必负破案的责任。
戴笠经蒋指示后，只好改变计划，决定在中央研究院附近进行布置。准备趁杨外出散步或去孙夫人寓所时，在途中加以狙击。当时，那一带都是幽静住宅区，平常在路上来往的人很少，所以特务们觉得下手后逃散亦较易。
戴笠在六月初，即由南京前往上海亲自指挥布置，他的住所就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负责执行暗杀的是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赵的化名是“赵立俊”和“陶士能”四川人，黄埔军校五期毕业，他在上海负责戴系特务工作多年，在抗战初期，又担任了“军统局”局本部行动处的行动科科长，当时，赵本人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中段巷内德丰俄国大菜馆楼上，行动组副组长王克非及几个行动员（凶手），则住在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一幢三层楼房内，负责暗杀的行动组组部，也设在这里。
参加那次暗杀的凶手一共六个人，事前都要进行宣誓，要做到所谓“不成功即成仁”如果失手被捕时，绝不能把内情泄漏出动，否则就要受到最严厉的制裁。特务组织就是这样，他们的头子要他们去杀人，而为了保护头子们的利益起见，又要他们准备被杀，以达到灭口保密的目的。暗杀杨杏佛的一幕，就是如此。
特务们本来准备在六月十七日动手杀杨杏佛，但当那些凶犯到达中央研究院附近时，却碰上法国巡捕房的一辆巡逻车，跟着又有一队换班的巡捕经过，他们不敢动手，分别溜回。
第二天六点多钟，又再由赵理君带着凶手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等前往。赵自己坐在汽车上，汽车则停在亚尔培路向马斯南路转角处。李阿大、过得诚等四人，则分散在中央研究院附近，两头各有一人巡风掩护。
“来了，大家检查好枪只，开始行动。”赵理君果断的命令着。
上午八点左右，特务们看到杨杏佛带着儿子小佛走到院中，准备登车，乃立即走近门前。
杨氏父子上车后，一会又走了下来，以为杨已发觉，正想冲进去，杨氏父子又登上另一部汽车。当这部汽车徐徐驶到亚尔培路三三一号（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处）门口的时候，特务们的四枝手枪，便同时朝着车内射击。
施芸之一个鱼越迅速的跑开。
杨氏一闻枪声，心里已经知道蒋介石要杀害他了，早在一个多月以前，他便接到过特务们寄给他的恐吓信和子弹，但他置之不理，还活动得比过去更加积极。此时枪声迸发，他马上想到是特务向他下毒手。
在这生死关头，杨因爱子心切，他心理只有一个念头，保护自己的儿子，不让他受到伤害，立刻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住杨小佛。所以特务向汽车里打了十多枪，结果，杨杏佛和司机都被打死，但杨小佛被父亲用身体护住只在腿部中了一弹。
凶手们见目的已达，便向停在附近的汽车狂奔，抢着上车。赵理君一听到枪声，早已指使司机将机器开动，准备逃奔。
李阿大算过挂，心理老是觉得不对头，他跑的比其他的几个人都快。一头钻进汽车里连看都不敢看被手枪射中的杨氏父子。
这时候，过得诚心理一还怕，在慌乱中跑错了方向，等他再折转回来再去追汽车，汽车已离得很远，他一面追，一面拼命地喊“等一等，等等我！”
赵理君一看，过得诚还落在数丈之后，而附近已经警笛狂鸣，他为了快点脱身，那里还顾得了过得诚？但又怕他被捕后泄漏消息，一不做，二不休，拔出随身携带的手枪，从车上向跑近的过得诚发射一枪，赵理君希望一枪就取了他的性命，以免留下后患。但赵理君在仓皇中发射加上汽车的颠簸，心里也有几分的不忍心，虽然击中，却没有打中要害，赵理君命令司机加足马力飞奔，快速度的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赵理君等数人倒是逃脱了，但凶手过得诚刚完成杀人的任务，却立即挨了自己人一枪。他还想挣扎逃命，但巡捕已从四面八方追围过来，终于被捉住。巡捕立刻把他与杨杏佛父子一同送往金神父路广慈医院，进行抢救。
杨杏佛受伤过重，不久即告逝世！
过得诚经过急救后，到下午即能说话。
“马上询问凶犯，查明他是什么人。”巡捕房的长官命令自己的手下的巡捕。“在我们的管区发生这样的事，我们是不好对上封交代不但。”
巡捕房立即派人到医院向过得诚询问，过得诚谎说名叫高德臣（这是他的化名），山东人，因来沪投亲等等，凑了一番鬼话，不敢吐实。
戴笠得报后，起初因为杀人之计已遂，非常高兴。但后来一听到过得诚被捕，并已说出了自己的化名，又非常气愤。他马上通知在法租界巡捕房当华探长的“特务处”特务范广珍。
范广珍见到戴笠，戴笠叫他带上一包毒药，以捕房关系去设法解决过得诚。范广珍犹豫了一下，但是他看到戴笠那张死人一般的脸，范广珍又失去了反抗的勇气。接过那包毒药走了。
其他人知道此事后，也是大为伤感了一段时间。李阿大、施芸之伤心了好长时间，他们二人和过得成交情最好，如今失去了一个好弟兄都为之惋惜。
结果，就在当天晚上，过得诚也“重伤不治”而死了。
在杨杏佛遗体送到万国殡仪馆入殓及举行追悼会时，华东区的一些特务，又再出动。他们混到万国殡仪馆去的目的，是要侦察参加追悼会的是些什么人？有什么言行？以便汇报南京。
当时，孙夫人、鲁迅、何香凝、沈钧儒、李四光等许多人都到了。大家都表示悲愤和沉痛，孙夫人为一大群记者所包围（其中也有利用记者名义参加的特务在内），她语气激昂地表示，已为此事发表了一篇声明，指明杨杏佛的被害，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性暗杀。并说她绝不会为这种卑鄙手段所吓倒。孙夫人当面怒斥被认出来的混在人群里的几个特务，特务被孙夫人怒斥得面红而赤，纷纷退出了万国殡仪馆。
蒋介石听了特务的报告骂了一声：“娘个西屁。”脸色十分的难看，吓得随从一天没有敢大声说话。
暗杀杨杏佛是给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一个警告，也是给所有的讲民权的人的一个警告，民权不是谁都可以讲的，只有我蒋介石才有权利讲的。只有我同意了你才可以讲。孙夫人我不敢暗杀你，可是和你一道讲民权的人我蒋介石是可以暗杀的。你不怕，有人害怕。
也并不是没有骨头软的人，比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蔡元培，自杨杏佛被暗杀后，就一再声言已辞去副主席职务，不再过问“同盟”的事。由此可见蒋介石的恐吓政策，的确是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但是蒋氏的暗杀民主人事的活动，并没有吓倒千千万万个爱国人事，激起了更多人民的仇视。
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早上“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会员杨杏佛的汽车徐徐驶到上海租界亚尔培路三三一号（现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处）门口的时候，一阵清脆的枪声。汽车嘎吱一声失去了驾驶方向。一个凶犯跑过来看了看，迅速的跑向不远处停着的一辆小车上。开着车拉着几个同伙，消失了。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会员“同盟”的招待委员兼总干事杨杏佛被戴笠指使的特务所杀害的。暗杀案发生后，轰动一时，极为各方所重视。这是戴笠在上海租界中干的第一件血腥罪行，多年以后局外却很少解其内幕。
暗杀的直接指使者是蒋介石，直接经手者是其最得意的特务头子戴笠。
戴笠是浙江江山硖口镇人，所以是“特”而加“浙”他混进了黄埔军校后，只在骑兵科读了一阵，并未毕业。他原先替胡宗南做事，胡宗南认为他有“异才”后来推荐给蒋介石当副官。当时胡靖安在蒋身边当秘书，曾指挥过他工作。他后来与张炎元、黄雍、周伟龙、徐亮、马策、胡天秋、郑锡麟、梁干乔、王天木等结成一伙，向蒋领经费从事特务活动。这些人，就是后来“军统”的所谓“十人团”从这“十人团”渐渐发展，就成了特务处。这是他的最初的基础。
在特务处成立后，除了副处长郑介民和主管会计的徐人骥之处，其余的人员，戴都不让别人过问，到了“军统”成立，更以家长自居，特务们也称之为“老板”
戴笠当上“老板”后，便逐渐把自己的势力伸入许多公开的特务机关，以发展其魔爪。在南京，他先控制了首都警察厅的调查科，派赵世瑞去任科长。接着，又把上海警备司怀念部侦察大队接收了过来，为了更好的掌握特务组织的权利，戴笠先后派吴乃宪、翁光辉、王兆槐等人去充任大队长一职。
在其控制南京和上海的两个特务机关后，不久，浙江省保安处调查股也落入了戴笠的手中，京沪、京杭甬铁路局警察署长，也由戴笠推荐吴乃宪去担任。以至于以禁烟为名、贩毒为实来筹措反共经费的禁烟督察处的密察组，以及各地的一些警察局、侦缉队、各省保安处的第四科（或称训练科），也都相继为戴笠的人所渗入和控制。其发展过程是，先从南京、上海搞起，然后扩展于各地；至于攫取的办法，则是由下层做起，然后逐渐伸展。
戴笠在扩大组织的同时，还先后南京洪公祠及杭州浙江警官学校内开办特务训练班，后来“军统”里的一些特务头子如徐远举、何龙庆、陈恭澍、田动云、廖宗泽、陈善周等等，就是南京特务训练班毕业的。毛森、杨超群、萧勃、阮清源、邓墨林等，则是在杭州特务训练班毕业的。康泽在庐山办特训班时，戴也在该班附设了一个队，由连谋任队长，专门训练他的特务。
戴笠在这一阶段的主要活动是反共及为蒋介石排除异已，他利用一些叛徒，当时就有一批人为蒋介石卖命梁干乔、王新衡、谢力公、叶道信、余乐醒、陆海防、程一鸣等（多是留学过莫斯科的学生），他们专门替蒋介石进行反共活动和训练特务学生。但在当时，最为蒋介石所欣赏的，还是他那一套暗杀和绑票的工作。而这类工作，随着蒋介石政权的更加法西斯化，也就更加变本加厉了。
戴笠深知蒋介石的为人，每为蒋介石办成一件见不得人的事，都是他邀功请赏的大好时机，他不会错过任何一个机会的。
戴笠在上海方面的活动，也甚为蒋介石所“赏识”那时候，中山先生遗孀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在上海领导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针对着蒋介石那种蔑视人权、残害民命的暴行的有力组织，所以蒋介石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是恨之入骨。蒋介石虽然几次想向孙夫人下毒手，但由于她的历史关系和社会影响太大，其中主要是宋美玲等关系的原故，故而蒋介石又迟疑不敢实行，只好成天派大批特务，在孙夫人上海住宅附近进行监视，有时又指使特务写恐吓信（信中夹有手枪子弹或匕首等）或打电话去捣乱、侮辱，极流氓无赖之能事。
蒋介石惧怕民权指使戴笠大搞暗杀活动，企图恐吓住进步人士的活动。孙夫人不但未为此种卑鄙行为所吓倒，而是更积极地从事民权保障活动。最后，蒋便决定叫戴笠派人于一九三三年六月间，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招待委员兼总干事杨铨（杏佛）打死在亚尔培路。又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以沪杭公路上，将上海申报主持人史量才及其长子史咏赓的同学和汽车司机，打死在嘉兴附近。
杨杏佛是一九三三年六月十八日早上为戴笠的特务所杀害的。这个暗杀案发生后，曾经轰动一时，极为各方所重视。这是戴笠在上海租界中干的第一件血腥罪行，多年以后，在“军统”内部还被认为是“杰出之作”；而且拿来在特务训练班内做教材，作为“行动术”（专搞逮捕、暗杀、绑架、破坏等罪恶勾当）的示范。但局外却很少解其内幕。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一九三三年初，由孙夫人所发起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杨杏佛即担任了“同盟”的招待委员兼总干事。杨氏于同年奏，又到华此等地去过一次，宣传权保障的神圣任务，并极力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团结抗日，不用说“同盟”一切活动，都使蒋介石十分伤脑筋，企图借此恐吓孙夫人，同时也研究员到恐吓其他进步人士的目的。于是戴笠就奉命行动了。
那年四、五月间，亦即杨氏从此平返回上游不久，戴的暗杀计划便已开始布置。特务们先侦察杨的每日行动，了解到杨本人住在中央研究院楼上（杨中央研究院总干事）。杨嗜好骑马，在大西路养了两匹骏马，每天早上有空，便到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驰骋一两小时。特务们认为在这个时候对杨进行狙击，机会最多，也最有把握。
过得诚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满身是血的被人追杀，吓得他大叫一声醒来。见同室的赵理君一说，赵理君高兴的说，梦见血糊拉的好，实际是吉，我们的任务一定完成得全身而退。
行动组副组长王克非想了想没有说什么。
最迷信的李阿大，他偷偷的找了一个算命的先生，给算了一下，结果那位先生问了梦者的姓名，此梦是祸非福啊！先生可知道水浒里的宋江为何不能得天下，就是宋与送，江山送给别人了。过者过错，一切都是过错啊！此事凶也，事主要多加小心。
但是，正当特务们进行着准备之时，蒋介石却否决了在这个地区动手的计划，他认为把杨暗杀于租界以外的地区，有两点不妥：一是怕达不到恐吓孙夫人目的，因她的住宅在法租界法国公园附近。二是暗杀地区选在蒋政府警察管辖范围内，怕引起各方面的指责后，不破案则有失面子，要破案又不能自己破自己的案。所以，蒋介石坚持一定要在法租界孙夫人寓所附近进行。这样，既可以显示他的特务力量，达到吓人的目的，又可以推说事在租界，不必负破案的责任。
戴笠经蒋指示后，只好改变计划，决定在中央研究院附近进行布置。准备趁杨外出散步或去孙夫人寓所时，在途中加以狙击。当时，那一带都是幽静住宅区，平常在路上来往的人很少，所以特务们觉得下手后逃散亦较易。
戴笠在六月初，即由南京前往上海亲自指挥布置，他的住所就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负责执行暗杀的是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赵的化名是“赵立俊”和“陶士能”四川人，黄埔军校五期毕业，他在上海负责戴系特务工作多年，在抗战初期，又担任了“军统局”局本部行动处的行动科科长，当时，赵本人住在法租界霞飞路中段巷内德丰俄国大菜馆楼上，行动组副组长王克非及几个行动员（凶手），则住在法租界迈尔西爱路一幢三层楼房内，负责暗杀的行动组组部，也设在这里。
参加那次暗杀的凶手一共六个人，事前都要进行宣誓，要做到所谓“不成功即成仁”如果失手被捕时，绝不能把内情泄漏出动，否则就要受到最严厉的制裁。特务组织就是这样，他们的头子要他们去杀人，而为了保护头子们的利益起见，又要他们准备被杀，以达到灭口保密的目的。暗杀杨杏佛的一幕，就是如此。
特务们本来准备在六月十七日动手杀杨杏佛，但当那些凶犯到达中央研究院附近时，却碰上法国巡捕房的一辆巡逻车，跟着又有一队换班的巡捕经过，他们不敢动手，分别溜回。
第二天六点多钟，又再由赵理君带着凶手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等前往。赵自己坐在汽车上，汽车则停在亚尔培路向马斯南路转角处。李阿大、过得诚等四人，则分散在中央研究院附近，两头各有一人巡风掩护。
“来了，大家检查好枪只，开始行动。”赵理君果断的命令着。
上午八点左右，特务们看到杨杏佛带着儿子小佛走到院中，准备登车，乃立即走近门前。
杨氏父子上车后，一会又走了下来，以为杨已发觉，正想冲进去，杨氏父子又登上另一部汽车。当这部汽车徐徐驶到亚尔培路三三一号（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品交换处）门口的时候，特务们的四枝手枪，便同时朝着车内射击。
施芸之一个鱼越迅速的跑开。
杨氏一闻枪声，心里已经知道蒋介石要杀害他了，早在一个多月以前，他便接到过特务们寄给他的恐吓信和子弹，但他置之不理，还活动得比过去更加积极。此时枪声迸发，他马上想到是特务向他下毒手。
在这生死关头，杨因爱子心切，他心理只有一个念头，保护自己的儿子，不让他受到伤害，立刻用自己的身体保护住杨小佛。所以特务向汽车里打了十多枪，结果，杨杏佛和司机都被打死，但杨小佛被父亲用身体护住只在腿部中了一弹。
凶手们见目的已达，便向停在附近的汽车狂奔，抢着上车。赵理君一听到枪声，早已指使司机将机器开动，准备逃奔。
李阿大算过挂，心理老是觉得不对头，他跑的比其他的几个人都快。一头钻进汽车里连看都不敢看被手枪射中的杨氏父子。
这时候，过得诚心理一还怕，在慌乱中跑错了方向，等他再折转回来再去追汽车，汽车已离得很远，他一面追，一面拼命地喊“等一等，等等我！”
赵理君一看，过得诚还落在数丈之后，而附近已经警笛狂鸣，他为了快点脱身，那里还顾得了过得诚？但又怕他被捕后泄漏消息，一不做，二不休，拔出随身携带的手枪，从车上向跑近的过得诚发射一枪，赵理君希望一枪就取了他的性命，以免留下后患。但赵理君在仓皇中发射加上汽车的颠簸，心里也有几分的不忍心，虽然击中，却没有打中要害，赵理君命令司机加足马力飞奔，快速度的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赵理君等数人倒是逃脱了，但凶手过得诚刚完成杀人的任务，却立即挨了自己人一枪。他还想挣扎逃命，但巡捕已从四面八方追围过来，终于被捉住。巡捕立刻把他与杨杏佛父子一同送往金神父路广慈医院，进行抢救。
杨杏佛受伤过重，不久即告逝世！
过得诚经过急救后，到下午即能说话。
“马上询问凶犯，查明他是什么人。”巡捕房的长官命令自己的手下的巡捕。“在我们的管区发生这样的事，我们是不好对上封交代不但。”
巡捕房立即派人到医院向过得诚询问，过得诚谎说名叫高德臣（这是他的化名），山东人，因来沪投亲等等，凑了一番鬼话，不敢吐实。
戴笠得报后，起初因为杀人之计已遂，非常高兴。但后来一听到过得诚被捕，并已说出了自己的化名，又非常气愤。他马上通知在法租界巡捕房当华探长的“特务处”特务范广珍。
范广珍见到戴笠，戴笠叫他带上一包毒药，以捕房关系去设法解决过得诚。范广珍犹豫了一下，但是他看到戴笠那张死人一般的脸，范广珍又失去了反抗的勇气。接过那包毒药走了。
其他人知道此事后，也是大为伤感了一段时间。李阿大、施芸之伤心了好长时间，他们二人和过得成交情最好，如今失去了一个好弟兄都为之惋惜。
结果，就在当天晚上，过得诚也“重伤不治”而死了。
在杨杏佛遗体送到万国殡仪馆入殓及举行追悼会时，华东区的一些特务，又再出动。他们混到万国殡仪馆去的目的，是要侦察参加追悼会的是些什么人？有什么言行？以便汇报南京。
当时，孙夫人、鲁迅、何香凝、沈钧儒、李四光等许多人都到了。大家都表示悲愤和沉痛，孙夫人为一大群记者所包围（其中也有利用记者名义参加的特务在内），她语气激昂地表示，已为此事发表了一篇声明，指明杨杏佛的被害，是一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性暗杀。并说她绝不会为这种卑鄙手段所吓倒。孙夫人当面怒斥被认出来的混在人群里的几个特务，特务被孙夫人怒斥得面红而赤，纷纷退出了万国殡仪馆。
蒋介石听了特务的报告骂了一声：“娘个西屁。”脸色十分的难看，吓得随从一天没有敢大声说话。
暗杀杨杏佛是给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一个警告，也是给所有的讲民权的人的一个警告，民权不是谁都可以讲的，只有我蒋介石才有权利讲的。只有我同意了你才可以讲。孙夫人我不敢暗杀你，可是和你一道讲民权的人我蒋介石是可以暗杀的。你不怕，有人害怕。
也并不是没有骨头软的人，比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蔡元培，自杨杏佛被暗杀后，就一再声言已辞去副主席职务，不再过问“同盟”的事。由此可见蒋介石的恐吓政策，的确是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但是蒋氏的暗杀民主人事的活动，并没有吓倒千千万万个爱国人事，激起了更多人民的仇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