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死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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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囚，63岁。已被执行死刑。
作为一名刑警，在我记忆的深处至今尚未抹去对这个死囚的印象。
他（既然已被执行死刑，那么所有的罪恶也应该随他的肉身而去了，就称呼为“他”吧），典型的农民，一米七二的个头，身材不算魁梧，也还结实，满是皱纹的老脸黑黝黝的，镶着一双尚未完全昏花的眼睛，下巴上长着花白的一绺胡子。尤其是那早已谢顶的光秃秃的头上，时常会沁出汗珠。说话时总是重复，还拍打着光秃秃的头顶。因为家庭困难，在他57岁时才找了一个54岁的精神不好的寡妇。还有了一个女儿，这使他的生活重新有了奔头，女儿自然是他的心头肉。
就是这样一个平庸的再不能形容的地地道道的老农民，却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叛处了死刑。
案情是这样的：2004年的春天，这里异常的干旱，农民没办法及时的播种。他在离家很远的干河套边上有一块地，和村民组长的地紧挨着，两家的地块都不是很大，按土地级别是三等地。久盼而来的一场小雨后，组长家抢先把地种上了，而他却错过了这场雨。等到又一场雨他去种地时，他才发现组长种的高粱已经出来了，而且很明显的占了他的大半条垄。他就去组长家想说道说道，不料在组长家话不投机，他还被年轻力壮的组长打得头破血流。他没有办法，只好擦洗了头上的血，窝着一肚子火回来种地。他是按着原来的地界石种的，这样就把组长种的已经长出来的高粱给翻了一垄。一上午就把邻近组长的地里的长垄种完了。下午，他又挑着水桶装上地瓜秧子，拿着镐头准备把剩下的几条斜垄栽上地瓜。就在他自己忙活着栽地瓜时，组长的老婆来了，看见他把组长家的高粱给翻了一垄，就指着他破口大骂，他只是分辨说自己是按原来的地界石种的，就不在吭声。过一会儿，组长扛着铁锹走来了，组长老婆看见老公来了，骂得更起劲了，边骂边往他跟前凑，他只好从地里直起身站起来，组长老婆以为他要打人，就一头向他撞去，他闪身，组长老婆擦着他身子边倒在地上。组长跑过来说：你怎么动手打一个老娘们，组长拿着铁锹就朝他砍，他只好躲闪着跑，躲闪中他也拿到了自己放在一边的镐头，但还是被组长的铁锹砍了后背一下，他忍着痛向组长举起了镐头，只一下就砸在组长的头上，组长倒下去了，他对着倒在地上的组长的头又抡起了镐头，直到组长的脑浆出来不再动弹。他没有跑，在家里等到我们抓他。
从现场勘验到抓捕嫌疑人直到最后移送起诉，我是本案的主办人。这是一起典型的激愤故意杀人案件，虽然客观上致死人命，但主观上分析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不是特别强，被害人的过错在先。因此我对他的罪行表示同情和可怜，但同情和可怜不能背离了法律。
在每一次的审讯中，他对自己的罪行都供认不讳，认罪悔罪的态度很好。清楚记得：在审讯时，他总是重复：“我封埯子呢，我封埯子呢。”（就是把地瓜栽上后浇水，水干了，用手把地瓜秧埋实）。一边重复一边拍打光秃秃的头顶，头顶上早已渗出细密的汗珠，浑浊的泪水顺着老脸往下流淌。他只是重复“我封埯子呢”不会为自己辩解，说不出：我在给地瓜秧封埯子，不想打仗，是对方先动手打我，我才被迫还手的。是的，从始至终他都没有为自己打死人而辩解，一直是认罪悔罪。
两次提审后，案情已经清晰了。他开始和我要烟抽，也开始和我说他的家庭，他精神不好的老伴和他六岁的女儿。他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把人打死了，这是死罪，我枪毙就枪毙吧，我死了我的老伴和孩子可怎么过呀。”“你这年轻的心眼儿真好，没有打我骂我，还开导我可怜我，我信着你了，我肯定要枪毙的，你帮我办些事吧。”这样，他把家里仅有的存款多少，在哪里放着，外面他还欠别人多少，别人还欠他多少，都一一告诉我，让我记上。还说：“我老伴精神不好，后事找我小舅子按排，我死了，让他把老伴和孩子接走，房子看着处理。”并把他内弟的电话告诉了我。
对于这样一个杀人犯，我还能怎样呢？按规定是不允许给犯人吸烟的，可是每次审讯后，他都朝我要烟抽，我也就偷偷的给他，他抽着烟，在审讯室里和我说着一些家常。法外无情，除了可惜可怜和给他一些法律允许范围内的宽容和宽慰，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我安慰他：要相信法律是公正的，你会得到公正的判决，既然已经如此，你就要老老实实的等待判决。他说：“你放心吧，就凭你这样对我，我保证老老实实的，不会在里边寻死觅活，也不捣乱，不给政府找麻烦。”
以后的日子，我再去看守所审讯，从他的监舍路过，他看见了，就会隔着窗户喊我，朝我点头。经过看守所许可，我又满足了他的要求，给他找来了女儿的照片给他。后来通知他内弟来接见他，他安排了所有的后事。再后来看见我喊我时，他还告诉同监舍的在押犯说：“这是个好人哪。”
当他的死刑判决下来后，他头两天绝食了，躺在监舍里一动不动。看守所领导通知我，我去了，看守员告诉他我来了，他抬头从窗里看见是我，踉跄着爬起来，我和看守员把他提出来，又和他唠了一次，劝他不要闹事要听话，他再次答应了我。并提出要在临死前抽一回旱烟吃一回烧鸡。我和看守所请示后同意了他的请求。第二天，我买了旱烟和烧鸡，又破格提出他，让他抽上旱烟，吃上烧鸡。他接连抽了三颗旱烟，烧鸡只吃了几口就不要了。老泪纵横，抓着我的手，跪在地上说：“我的案子，碰上了你，是我最后的福份哪，就是明天枪毙了，我知足了。”
以后的日子里，他真的很听话，看见我还是和我打招呼点头，明显的眼里多了泪花。据说，他在最后的日子里是一天一天数着过去的，直到被处决。
我曾答应他，在他临刑前让他能看上我一眼。可是，我说不出为什么，却最后一次负约了。
我负了一个死囚的约。
死囚，63岁。已被执行死刑。
作为一名刑警，在我记忆的深处至今尚未抹去对这个死囚的印象。
他（既然已被执行死刑，那么所有的罪恶也应该随他的肉身而去了，就称呼为“他”吧），典型的农民，一米七二的个头，身材不算魁梧，也还结实，满是皱纹的老脸黑黝黝的，镶着一双尚未完全昏花的眼睛，下巴上长着花白的一绺胡子。尤其是那早已谢顶的光秃秃的头上，时常会沁出汗珠。说话时总是重复，还拍打着光秃秃的头顶。因为家庭困难，在他57岁时才找了一个54岁的精神不好的寡妇。还有了一个女儿，这使他的生活重新有了奔头，女儿自然是他的心头肉。
就是这样一个平庸的再不能形容的地地道道的老农民，却因犯故意杀人罪被叛处了死刑。
案情是这样的：2004年的春天，这里异常的干旱，农民没办法及时的播种。他在离家很远的干河套边上有一块地，和村民组长的地紧挨着，两家的地块都不是很大，按土地级别是三等地。久盼而来的一场小雨后，组长家抢先把地种上了，而他却错过了这场雨。等到又一场雨他去种地时，他才发现组长种的高粱已经出来了，而且很明显的占了他的大半条垄。他就去组长家想说道说道，不料在组长家话不投机，他还被年轻力壮的组长打得头破血流。他没有办法，只好擦洗了头上的血，窝着一肚子火回来种地。他是按着原来的地界石种的，这样就把组长种的已经长出来的高粱给翻了一垄。一上午就把邻近组长的地里的长垄种完了。下午，他又挑着水桶装上地瓜秧子，拿着镐头准备把剩下的几条斜垄栽上地瓜。就在他自己忙活着栽地瓜时，组长的老婆来了，看见他把组长家的高粱给翻了一垄，就指着他破口大骂，他只是分辨说自己是按原来的地界石种的，就不在吭声。过一会儿，组长扛着铁锹走来了，组长老婆看见老公来了，骂得更起劲了，边骂边往他跟前凑，他只好从地里直起身站起来，组长老婆以为他要打人，就一头向他撞去，他闪身，组长老婆擦着他身子边倒在地上。组长跑过来说：你怎么动手打一个老娘们，组长拿着铁锹就朝他砍，他只好躲闪着跑，躲闪中他也拿到了自己放在一边的镐头，但还是被组长的铁锹砍了后背一下，他忍着痛向组长举起了镐头，只一下就砸在组长的头上，组长倒下去了，他对着倒在地上的组长的头又抡起了镐头，直到组长的脑浆出来不再动弹。他没有跑，在家里等到我们抓他。
从现场勘验到抓捕嫌疑人直到最后移送起诉，我是本案的主办人。这是一起典型的激愤故意杀人案件，虽然客观上致死人命，但主观上分析犯罪嫌疑人的主观恶性不是特别强，被害人的过错在先。因此我对他的罪行表示同情和可怜，但同情和可怜不能背离了法律。
在每一次的审讯中，他对自己的罪行都供认不讳，认罪悔罪的态度很好。清楚记得：在审讯时，他总是重复：“我封埯子呢，我封埯子呢。”（就是把地瓜栽上后浇水，水干了，用手把地瓜秧埋实）。一边重复一边拍打光秃秃的头顶，头顶上早已渗出细密的汗珠，浑浊的泪水顺着老脸往下流淌。他只是重复“我封埯子呢”不会为自己辩解，说不出：我在给地瓜秧封埯子，不想打仗，是对方先动手打我，我才被迫还手的。是的，从始至终他都没有为自己打死人而辩解，一直是认罪悔罪。
两次提审后，案情已经清晰了。他开始和我要烟抽，也开始和我说他的家庭，他精神不好的老伴和他六岁的女儿。他说：“我这么大岁数了，把人打死了，这是死罪，我枪毙就枪毙吧，我死了我的老伴和孩子可怎么过呀。”“你这年轻的心眼儿真好，没有打我骂我，还开导我可怜我，我信着你了，我肯定要枪毙的，你帮我办些事吧。”这样，他把家里仅有的存款多少，在哪里放着，外面他还欠别人多少，别人还欠他多少，都一一告诉我，让我记上。还说：“我老伴精神不好，后事找我小舅子按排，我死了，让他把老伴和孩子接走，房子看着处理。”并把他内弟的电话告诉了我。
对于这样一个杀人犯，我还能怎样呢？按规定是不允许给犯人吸烟的，可是每次审讯后，他都朝我要烟抽，我也就偷偷的给他，他抽着烟，在审讯室里和我说着一些家常。法外无情，除了可惜可怜和给他一些法律允许范围内的宽容和宽慰，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我安慰他：要相信法律是公正的，你会得到公正的判决，既然已经如此，你就要老老实实的等待判决。他说：“你放心吧，就凭你这样对我，我保证老老实实的，不会在里边寻死觅活，也不捣乱，不给政府找麻烦。”
以后的日子，我再去看守所审讯，从他的监舍路过，他看见了，就会隔着窗户喊我，朝我点头。经过看守所许可，我又满足了他的要求，给他找来了女儿的照片给他。后来通知他内弟来接见他，他安排了所有的后事。再后来看见我喊我时，他还告诉同监舍的在押犯说：“这是个好人哪。”
当他的死刑判决下来后，他头两天绝食了，躺在监舍里一动不动。看守所领导通知我，我去了，看守员告诉他我来了，他抬头从窗里看见是我，踉跄着爬起来，我和看守员把他提出来，又和他唠了一次，劝他不要闹事要听话，他再次答应了我。并提出要在临死前抽一回旱烟吃一回烧鸡。我和看守所请示后同意了他的请求。第二天，我买了旱烟和烧鸡，又破格提出他，让他抽上旱烟，吃上烧鸡。他接连抽了三颗旱烟，烧鸡只吃了几口就不要了。老泪纵横，抓着我的手，跪在地上说：“我的案子，碰上了你，是我最后的福份哪，就是明天枪毙了，我知足了。”
以后的日子里，他真的很听话，看见我还是和我打招呼点头，明显的眼里多了泪花。据说，他在最后的日子里是一天一天数着过去的，直到被处决。
我曾答应他，在他临刑前让他能看上我一眼。可是，我说不出为什么，却最后一次负约了。
我负了一个死囚的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