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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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留神，我就成了名人。
名人，不一定就是红遍天下的大政治家、大科学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大歌唱家等等。在一定范围内，在一定领域里和一定的时期中，也有其名人。名人，有重量级的，有轻秤级的；有高档次的、中档次的、低档次的。比如我就是一个刚刚称得起秤的那种轻秤的名人。
我这个名人，虽然轻秤，但人家也不是轻易封给的。因为我有着三段奇迹般并值得乡亲们点赞的闪光历程。
我们村与我同在金融系统，不同一个银行工作的好友，施志雄。他母亲九十五岁，身体硬朗，耳聪目明。前不久，我去看望她，雄认为她年岁大，不认得我，就介绍说：“这是世和，还认得吗？”她说：“讲到世和，哪有不认得的？”我马上给她送上一句“祝晚妈身体好，寿老老！”甜甜的祝福。她非常高兴。
我与雄经常聊天，我说：“我非常羡慕你，有疼爱你的晚妈健在，真有福气啊！见到我马上认出。”他说：“你是村里名人，她当然认得啦。”
我做梦也不敢想，名人，这个让人敬畏的名词，会突然降临在我的身上，无论如何我也难配得起这么厚重的称谓。所以，我脸红心跳。我戴这顶帽子，合适吗？
这个“名人”一下子就把我拉回到我人生起步参军，向母行孝，从文事业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的情景。
一
参军。一九六七年约九月份，开始征集一九六八年的兵员。那时正是“文革”进入“武斗”的高潮。解放军的威望本来就高，现在全国各地为稳定局势，又作出重大贡献。所以，从军，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是一门高尚的光荣的神圣的职业。“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氛围非常浓厚。尤其是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的热情空前高涨。以本大队本村里去参军的人为榜样，他们的家人作为军属，脸上也光彩照人。我的两个同母异父的哥哥，也先后去参军。二哥（家族排行）成为军官。这样想成为一名军人的梦想，已在我的灵魂深处生根开花。
当时，我还在读小学六年级，中学已停止招生。我们也上不成课了。因此，当征兵工作开始了，经母亲同意后，我就兴高采烈去报名。
体检时，经过一轮轮，一批批的淘汰后，就像古语云“紧水推沙粗在后，狂风吹谷瘪在先”那样，在总检和复检后，一枚鲜红的“合格”印章，清晰地盖在决定我一生前途和命运的体检表上。
这就意味着，我已经拿到跨进军营的入场券。此时，我仿佛看见我军人之梦的署光。
经过县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与接兵部队的反复筛选后，一张我早盼晚盼深更盼的入伍通知书，终于送到我的手中。
一九六八年春节前夕，在本大队举行隆重的送兵仪式上，笑声满天，口号振天，锣鼓喧天。场面热闹非凡。在欢乐的气氛中，我告别家人，告别亲朋，告别故乡，走上从军的光荣之路，成了“万里长城”的一块砖。我将要在我人生的白纸上，用心用血用才写上绚丽的文字，画上鲜艳的图画。
我可爱的故乡，您的儿子已经长成一双可以飞上高远蓝天的翅膀，去外面闯一番轰轰烈烈的世界。
您期待着儿立功的喜报吧！
我穿上绿军装，真是乐死人！
军装把我鲜绿的青春，打扮得更加朝气，更加帅气，更加神气。头上的帽徽闪闪亮，红星照我去战斗。领章像鲜红的红旗两边挂。我听从祖国的召唤，接受祖国的挑选，服从祖国的分配。我被分配到广西东兴边防部队。
我从红军手里接过代代相传下来的钢枪，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上。
站岗在责任重于泰山的哨位上。我想要把自己锻炼成一块好钢，用在祖国最需要的刀刃上。让我的青春在刀刃上焕发出金灿灿的光芒。让我的青春在刀刃上，创造出美好价值。让我的青春在刀刃上唱歌跳舞。
夜晚无论是春夏秋冬，哪怕炎热酷暑，哪怕暴风骤雨，哪怕冰冻刺骨，我都会全神贯注地坚守在神圣的岗位上。月亮给我壮胆，星星与我斗笑，军犬和我做伴，风儿为我歌唱。仿佛这夜幕是为我而降临。“世人皆睡我独醒”一颗赤胆心，牵挂着祖国的安危。一双千里眼，警惕地搜索着是否有一点点可疑的敌情，一对顺风耳，细辨微小可能有敌情的动静。位卑不敢忘国忧啊！
祖国！有您万万千千的好儿郎组成一支强大无比的军队，一切豺狼虎豹，休想撞开我们祖国的大门。如果它们胆敢来犯，我们就为它们打开地狱的大门。
我最敬爱的祖国，您已经繁忙一整天了，也该休息了。请您亿万个放心，轻轻松松地进入梦乡。做一场世世代代相传的中国梦。把梦做大做强做美。让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乘着运载火箭，飞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高顶峰。
祖国，晚安！
二
行孝。我到部队后的第一个月，领到六元钱的津贴费。吃穿不用掏钱。寄信都是免费的。那时候人在旅途与亲朋好友的联系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寄信“家书抵万金”啊！打电话或电报，都挺麻烦。地方贴八分钱的邮票就可寄到全中国。我们部队战士，只要盖上部队专用三角印章，也可寄往全国各地的每个角落。这枚三角印就是我与亲朋好友之间往来的一座桥梁。也是一种特殊的待遇。
这样，除了买香皂、肥皂、牙膏、牙刷、信封信纸等用品外，一个月我就能节约四元钱，我就将四元钱寄回去给母亲。
这是我向母亲行孝迈出的一小步。尽管这四元钱是个“小气鬼”但那时候，市场上约两毛钱一斤大米；3、4分钱一只鸡蛋，五分钱一斤青菜的价格，四元钱就能给母亲一个小小的帮助。也能在母亲那张写满苍桑岁月的脸挂上一缕微弱的光亮。
以后，我就攒了好几个月或半年，一次就十元、八元的寄给母亲。为母亲缓解燃眉之急。
那时候，我服的是二年义务兵役制。一九六九年上半年，我因工作成绩显著，光荣的出席本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赢得各级首长们的厚爱。在政治空气非常浓厚的氛围下，我八个月入团，十一个月就入党。这就招徕了老同志们的羡慕。一九六九年的十一月，我乘干部制度改革的春风，很幸运地得到了破格提拔。从副班长越过班长之位，直接提为排级干部。那年我还未服满二年义务兵役制。这在我们部队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我为母亲，为家人，为乡亲们争了光。
这是我人生奇迹之一吧！
作为基层军官的我，月工资为五十四元五角。相比地方干部职工的三十元，三十八元或四十二元略为偏高。也可算得“中档”水平了。第一次领工资，我就给母亲寄去二十元钱，以后我就久不久地二十、三十元地寄给母亲。还十元、二十元的寄给我爷爷。让爷爷为有我这样的孝孙而高兴。
正当我有条件为母亲减轻一点生活重担压力的时候，母亲的命运却遭遇一个晴天霹雳的暴打。一九七二年，她被查出患食道癌的重病。
为给母亲治病，我们四兄弟都不惜一切代价，出计出钱出力。我二哥是驻广州空军部队的干部。去广州治疗，是最好的选择。就由在家的六哥护送母亲去广州。
那时候，我还在广西边防部队。虽还未成家，但靠微薄的积蓄，给重病母亲的治疗费是不够的。
怎么办？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被病魔快速地拖走吧！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吃不香，睡难眠。母亲的现状，把我的思绪拉回到父亲遇难的情景。我十岁，弟弟七岁的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五日，父亲走了，那年他才刚满五十岁。他是个生产队长，共和国的一个麻雀官。在特大暴雨就要冲毁水利堤坝时，他一人冒着生命危险去开闸排洪。堤坝保住了，可父亲却因此患重感冒而导致伤寒病，医治无效离我们而去。他死的时候，我和弟弟是他最放不下的牵挂。他两眼瞪瞪看着屋瓦顶，似乎在说：“我好心做好事，却得不到好报”没有父爱，我的灵魂就像跌入了悬崖百丈冰的深渊。父亲的养育之恩，我无予回报。“子欲养而亲不待”啊！是父亲不给我回报的机会。
我内疚一辈子。
我们虽然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但按“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我父亲是我们家的栋梁断了，靠母亲和刚从部队退伍回家的六哥，每人每天只有两毛钱的工分值生活。我们家的上空，始终被艰难困苦的阴霾笼罩着。我们陷入了贫穷的旋涡。
我们在母亲的泪水里，历尽煎熬。在母亲的苦水里，艰难地跋涉。在母亲的辣水里，坚强地成长。在母亲的自信下，我们也绽放完相对幸福的童年。在母亲的呵护下，我们也有过天真烂漫的笑声。
母亲是我的生命根源；母亲是我的精神支柱；母亲是我的心中灯塔。父亲和母亲的角色，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我不能没有母亲。于是我请求部队领导特批，借给大于我工资三倍的二百元钱。我马上寄去给广州的二哥。
后来，二哥对我说：“你给母亲治病的钱，还没用完，退还给你（约三十元，我没心记这些）”怎么会用不完的？我不愿接。但哥哥硬是把钱塞给我。我知道哥哥肯定抢着付出比我多得数倍的医疗费。但他没有告诉我，也不张扬。把孝心默默地献给母亲。
经过治疗，母亲的病魔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后，处于休克状态。但医生却给母亲一张“最多只能活五年时间”的无情“判决书”母亲带着潜伏在她身上的病魔回家。从表面上看，母亲倒也平静地生活了五年。
一九七四年六月，我从边防部队调回本县武装部工作。后来我把小家安在县城。有了儿子后，我把母亲接出来，给我带儿子。母亲带孙子，虽然也辛苦，但苦中有乐。一可卸掉农村生活重担，二可改善生活。吃的饭菜，喝的汤水，都比在老家相对好些。
这是母亲在经历风雨之后，见到了彩虹。
我以为，我有了小家，就能让母亲的人生航船从此有安全和可靠的停泊港湾。就可以让母亲平安度春秋。
我回味着母亲在我小家半年多的短暂时间，就如同温暖的春天陪伴着我。有母亲在我身边，我的天空就特别地蔚蓝。我的精神就特别地青翠。我的家园就特别地绿莹。可是甜蜜的梦，为何醒得那么快呢？那张要命的“只能多活五年的判决书”在我们的不知不觉中，在我们几乎忘却它的存在时，它却悄然如期而至。母亲的食道癌这个恶魔，在休克五年后醒来，这次它比前次来得更凶猛。
我把母亲送到地区医院（现是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生知道这是个癌症晚期的病人，从精神上都畏惧了。只打些点滴，吃些药。表面是一种象征性地给我母亲从精神上的安慰，对我尽孝的举动是个首肯，也是对世人一个交待。
病魔把母亲折磨得死去活来。病痛在母亲身上，但却也痛在我们的心上。如果能让我替代母亲疼痛的话，那么，我将会毫不犹豫地作出这个选择的。
这次，病魔就没打算放过我母亲，它是下狠心的了。母亲的疼痛只会越来越严重，丝毫没有减轻的迹象，她翻不了身，不能自理。尽管在家的六哥和三弟都轮流出来照顾母亲，可我并没有停止过对母亲的照顾。我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不怕臭，甚至不怕羞。我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如今她大难在身，她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她出汗、拉屎拉尿，如果不给她擦汗，抹身，就会发臭。不给她翻身，就会长疮、溃烂。
这时，就是考验做儿子的是否孝顺的试金石了。
母亲从生下我来，一把屎，一把尿地把我养到生活能够自理的时候，不知给我冲了多少凉，洗过多少屎尿布，我数得过来吗？如今我侍候母亲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三个月啊！我这一滴清水，如何能报答得母亲大海般恩情呢？
我之所以成为村里的名人，是因为母亲的重病，让我被动的行孝，说到底，是母亲用她的病痛，来成就我这个行孝的名人。如果能让我有选择的话，我宁愿不要这样行孝的名人。我要的是母亲健健康康，平平安安，让我孝顺地侍候她老人家尽享夕阳红的晚年。可惜的是上帝老爷，不按我的意愿行事啊！
人间为何有“好人短命，祸害寿千年”之说？
我母亲可是个好人哦！
我母亲，是个善良的母亲。在爷爷奶奶的面前，她是个孝顺的儿媳，在我父亲的面前，她是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在我们兄弟姐妹的面前，她是个非常疼爱我们的伟大母亲；在乡亲们的面前，她总是被好口碑包围着。
我母亲，是勤劳的母亲。她是个养蚕能手。每年至少能养四、五批蚕。每批蚕都有五簸箕。我和三弟，在中午或晚上放学、星期天，都要帮母亲摘桑叶。在养蚕期间，母亲每晚都要起来喂三至四次蚕。我经常在梦乡里被蚕吃桑叶的沙沙声唤醒。看到不知疲倦的母亲在喂蚕。“春蚕到死丝方尽”我母亲就像条地道的春蚕。每养完一批蚕后，还要扯丝。扯完丝后织布。每道工序，都耗费母亲多少心血和力气啊！占用了母亲本该休息的无法统计时间！
在母亲的工作版里，没有休息的栏目。母亲是个文盲，她不知道“休息”这两个字是咋写的。现实里，她除了困极了需要睡觉外，在她的脑子里，没有休息的概念。她常对我们说：“信眼是睡不足的”！
所以，她总是披星戴月，晚睡早起。她更无缘于“春眠不觉晓”的福气。
在我远去的记忆里，母亲在工作时，无论是白天或黑夜，她拒绝疲惫的样子，拒绝哈气连天的神态。休息就是母亲的工作，工作就是母亲的休息。以一付精神饱满的姿态，写好写靓写活她春夏秋冬文章情景，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母亲的时间总是不够用的，她总觉得一天的时间太短太短。寸金难买寸光阴啊！她恨不得将一天掰做三天使用。
她像一只蜜蜂，为了我们活得精彩，活得体面，活得似个人样，才辛勤满世界地采花酿蜜。用她勤快的双手，描绘我们家美好生活的蓝图。
我母亲，是手巧的母亲。她有一台织布机。那是她的嫁妆，是我们一家夏天穿的丝衫、丝裤的生产设备。晚上或下雨天，人家去串门、聊天、玩耍。此时正是母亲大显身手的时候。在母亲的生活版里，没有娱乐的栏目。如果有，就是母亲那一幅幅忙忙碌碌的画面，就象征着她跳起了一曲曲快三、快四的精彩舞蹈。这就是母亲的人生娱乐。
我坐在门墩上看母亲织布。看着织布机那个用牛角做的如甘榄状光滑的标梭，在母亲巧手之下，娴熟的技术操作，像听话活泼的乖孩子，来来回回不停的穿梭，看得我都着迷了。听着织布机那富有弹性和韵律脆响，是母亲奏响一曲曲动听的赞歌。乳白色的丝布，在一厘厘、一寸寸、一匹匹地快速诞生。编织着我们全家人穿衣的白色之梦。
织完布，母亲施展她那高超的裁缝技术。我们的丝衫、丝裤，都是母亲一手裁剪的，那时候，我们家没有缝纫机，靠母亲一手一针一线的缝制，犹如唐代诗人孟郊的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们穿着丝衫、丝裤，也穿出了母亲心灵手巧的精神风貌。把炎热酷暑的夏天变成了凉爽舒适的秋天。
冬天我们穿着母亲纳的“千层底”黑色布鞋，松松软软，温温暖暖，舒舒服服地踢跑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冬天。我们还能“桃花依旧笑春风”
这是我十岁之前“少年不知愁滋味”那无忧无虑、天真无邪的清纯岁月。
母亲是由于过度劳累，过度地透支身体。所以病魔就柿子专捡软的捏。母亲不是病死，是累死的。她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日辞世。刚好跨入甲子的门槛。
母亲的生如夏花那样灿烂，但母亲的死却没有秋叶那么静美。所幸的是母亲在最后几天里，我六哥从部队学到的中医常识，去山上找到一种叫“七叶一枝花”的草本药，为母亲止住了疼痛，我们的一位部领导说：“能止住疼痛，就是最大的成绩了”
我苦难的母亲，我悲惨的母亲，我可怜的母亲，儿子真的无能挽留您。我还有很多话要对您讲，但您却不让我讲。我有很多地方对您不敬，我有很多地方惹您生气，我有很多地方得罪了您。
俗话说：“棍棒底下出孝子”当我看到有些父母在其孩子们身上留下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或一条条鞭痕时，我很害怕。后来我的确看到那些从棍棒底下走过来的人，还真的出了很多孝子。可您和父亲根本就不知道鞭子是可以用来打人的，我和弟弟从来就没有领教过您巴掌的力量。但是我们几兄弟，还可以称得上孝子吧！我称不称得上孝子呢？这当然不是由我“黄婆卖瓜，自卖自夸”的。有母亲您的见证。有我的兄弟见证，有我的亲朋见证，有我的两处部队首长见证。
由于我向您行孝，感动了部队首长。您病重期间，我请假去照顾您，基本上不成班了。但部领导和科长，都没有给我难看的脸，也没有给我难听的话，更没有扣发我的工资，反而给我特困户三十元的补助。
首长们都知道我是个孝子，对我的行孝，在精神上给我安慰，政委非常关心地对我说：“小曾你母亲需要照顾时，跟你们科长说一声，知道你的去向就行了。”
在财力上，给我大开绿灯。本来财务制度是不允许私人借款的，但首长们做到“特事特办”一次又一次地借钱给我，在武装部，第一次就借给我三百元，（按当时国家1角3分9厘一斤大米，当今按超市中间价2。5元计算）相当于如今的物价五万三千多元。后来连您四十元的棺材钱，都是我硬着头皮，厚着脸皮，哭着脸皮向首长求借的。因为哥哥和弟弟，为了您付出几乎是倾家荡产了。只剩下一颗可敬可亲的孝心了。我不可能向他们提钱的事了。天大的困难，由我来扛。
在物力上，给我大力支持。当您被医院终止治疗，需要送回农村老家，那时交通很不方便，您一个不能动的重病人，怎么可能去车站搭车呢？于是我就向首长求助，首长毫不犹豫地答应借车给我。物以稀为贵，军用吉普车是稀罕物、奢侈品（不像现在满街都是轿车），不说坐，就是能见的都少。首长都能把武装部唯一的一台象征身份的，只有部领导才能有使用权的指挥车借给我。专程送您回到家门口。乡亲知道后，还以为我有多大的能耐呢？一个农村妇女，也能坐上这么高级车，真了不起啊！
我永远想念的母亲，传说天堂是圣洁的，像世外桃源，不会再有您在人间的艰辛、劳累、苦难、烦恼、悲伤和病痛等一切不公的遭遇。您要照顾好自己，愿您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祝福吧！
您等着我，来世我还做您的儿子，做您的好儿子，做您的孝子！
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活着，但他（她）已经死去。有的人死了，但他（她）还活着”母亲您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安息吧！母亲。
三
从文。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九八六年我军进行震惊中外的重大战略新举措，向全世界庄严宣布：裁减军队员额一百万。
我也在此次的裁减之列。
我的十七年军旅生涯从此画上一个可以算得上圆满的句号。
我们的军队，为了消除臃肿而精减，为了更加威武强大而整编。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理解，我拥护，我服从。我完成了从老百姓到军人，从军人又回到了老百姓的华丽转身。
解放军是培养人才的摇篮。我从这里起步，我从这里起家，我从这里起飞。
解放军是一所大学校，我从这里学会一身做人的本领。
解放军是一座大熔炉，她把我锻造成一块对国家有用的钢材。拿起笔杆，就会写文章。拿起枪杆，就能保卫祖国。
我感恩部队首长们，他们是扶我上战马，还为我送一程的贵人。我每个硕果的取得都离不开他们的培养教育。我感恩战友们，我的每次进步，都离不开他们的帮助。
当我脱下这身穿了十七年的军装，摘下领章帽徽的一刹那间，泪水在我心中就如同一石激起千重浪，波涛汹涌。一股对部队、对首长、对战友依依难舍的心情油然而生，难于平静。
我就要转业到多姿多彩而充满挑战的地方家园，书写我人生的第二诗篇。
我把我像早晨八九点钟的青春，留在火热的绿色军营，我在心里向他们作个道别。
再见吧！我最亲爱的首长们！
再见吧！我情同手足的战友们！
再见吧！我终生难忘的母校！
我这辈子，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九八五年，我在钦州县级市武装部政工科，接手新闻报道工作。这项工作于我而言，有压力，也有动力，但却更有吸引力。
然而，接过这副重担时，我曾经心虚虚的，没有个底。我问我自己：你肚子里没有几点墨水，这副文化重担，你也敢挑？你挑得起吗？
我的文化是先天不足。“文革”那时中学停止招生，我读完小学六年级，却拿不到毕业证书。
因此，我的文化田园，是一块黄黄瘦瘦、干干旱旱，长不出好庄稼的荒草地。后来又人为地遭遇“鼓吹交白卷英雄，读书无用论，知识分子嗅老九”等文化暴风骤雨的袭击，更是雪上加霜。
我在这种文化极其贫脊的背景下，从文事业，无疑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啊！真是“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我的金色年华，被污泥淹没，被浊水流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拔乱反正，教育界也回到了正常的教学轨道上来。
我深深地感到“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啊！伟人毛泽东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我的危机感非常紧迫。所以，我一定要以百倍努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发读书。
于是，我边工作，边读书。补习初中、高中，自修大专中文书籍。走完文化课的基本路程，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但要想在本职工作上做出一流的成绩，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我要读更多的书，加更满的油，充更足的电。
我读书的兴趣被烧开了。我采取大量地借书读、订书读、买书读的办法。“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开始只读写作的业务书、参考书。后来才读文学书。以前只读当代书，后来才读现代和古代书。以前只读中国书，后来才读世界书。以前读书为工作，后来读书为享受。
我读书的牛劲沸腾了，就像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乐了要喝酒一样的必须。
我读书的瘾劲旺盛了，外出时，我书不离身。在等待和休息的空闲，别人聊天，我读书。哪怕只读一两页或一两节或一两章。
读书，已成为我独特的嗜好。我谢绝了打牌、下棋。远离麻将，告别电影，疏远电视，不看春晚。
我读书的爽劲，腾跳起来了。我读书的境界升华了。我选择了我的爱好。聚焦文学类的书籍。特别把散文作为我精神上的主粮。例如读中国最美的散文，世界最美的散文、散文大全集，每年的散文年选等等。还有散文百家，是我连续六年深交的钢哥不是铁哥。红袖添香散文，是我每晚亲吻的恋人。散文选刊是我新交的靓姐。其它的我都视为杂粮书。那就唐代诗人元稹的诗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了。好书的味道最醇香，好书的精肉最营养，好书的浓汤最美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读一篇或一本品牌好书，就如同品赏一杯茗茶，神清气爽。就如同品赏一杯陈年美酒，心情舒舒畅畅。
好书，已成为我的良师益友和终生伴侣。
好书，给了我智慧、勇气、信心和力量。
在不经意间，我毫无夸张、毫无脸红、毫无羞耻地给自己封个雅名：“我是个书迷、书嗜、书恋。”
我读书的一股股顽劲，是母亲遗传给我的基因，我有了母亲勤劳的影子。不同的是，母亲是体力劳动，我是脑力劳动。是“青出于蓝，蓝胜于蓝”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书读了那么多，不写点文章，我的手就要发痒了。
一九八五年，是我军旅生涯的一个豹子尾式漂亮的收官年。开始我采写的民兵工作稿件，一连投了五篇稿件，都如泥牛入海，音讯全无。但我不气馁，虚心向县委宣传部和对台办的同志学习请教，工夫不负有心人。第六篇，在广西经济信息报闪亮登场，我心跳的节奏在加速。心跳的声音在加大。心跳的兴奋在加长。我差点为此而光荣殉职。
从此，我打破了新闻报道的坚冰，开通了新闻报道的航道。扬起了新闻报道的风帆，向着新闻报道未知世界勇敢挺进。当年被各级新闻媒体报社、电台采用的稿件达六十一篇，超额完成上级分配的任务数二十三篇的265％。夺得军分区第一名。获得一等奖，荣立三等功一次。
这是军分区新闻报道记功史上的一个零的突破。
我兑现了我向故乡的承诺。
这是我人生的奇迹之二吧！
一九八六年，我转业到工商银行钦州分行。领导根据我的特长，分配我做政治工作。其中就有新闻报道工作的内容。“天生我材必有用”真是“天高任鸟飞，海阔任鱼跃”这正是我期待的，能让我有施展才华的人生舞台。领导是个有远见的伯乐，是个有眼光的导演。用活了我这个主角，就等于后面这台戏演得更加生动、精彩、感人、好看。我全方位、多侧面、多角度地报道我行优质文明服务的工作。在提高我行知名度的同时，也提高了我的知名度。
随着我的报道工作进入黄金成熟期，我的笔端长出一片片鲜艳的奇葩。我的名字也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熟悉。我的名字最多地成为市级钦州日报和钦州电台的座上宾。星期天版、政文经济部、美人鱼等栏目的主编们，曾多次向我约稿。也成为自治区级当时的广西日报和广西电台等八大家新闻单位编辑们的老朋友。广西侨报社的社长、总编辑一行，先后两次专程来我行看望我，感谢我多年来，为他们采写大量高质量的稿件。我受宠若惊。还在人民日报亮过相呢！
后来，在我新闻报道的词典里再也找不到被冷落，怠慢或枪毙的名词。
我的名字，被我的报道由小变大了，容易抓住读者的眼球。
我的名字，由开始的黑白，变成了彩色，让人看了顺眼和养眼。
我的名字有了声音，而且分贝越来越高，让人听了顺耳和养耳。
我从事业余新闻报道十五年的光阴，能够在新闻界里风雨兼程，摸爬滚打，阴晴圆缺，驰聘纵横。可谓顺心顺路顺风顺水顺手。据不完全统计，被采用的稿件至少达七百篇以上，这也算得一个高产量的通讯员了。
我有多篇新闻、征文、论文分别被市、自治区和国家级评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三十六本立功证书和优秀、先进通讯员的荣誉证书，在我的书柜里，大大小小、高高矮矮地排列了满满的一格。她们以红光满面、灿烂笑容给我巨大的鼓励。
我在我乡亲们的心目中，成了名人。我在深刻和冷静地反思自己，我这个名人的含金量，究竟有多少斤两？我想从三个梯次的格局里寻找答案。
第一“民办大师”我的文友，陈辉，送给我一个雅称：“大师”这丝毫没有讽刺和讥笑的成份。我不愿意接受，但他一直不再叫我的姓名和职务，直到如今他还这样叫。他这一叫起头，一群年青的帅哥和靓姐，也跟着一声声“大师”甜甜地叫着。这让我左右为难，不答应吧，不礼貌。答应吧，我配不起这么厚重的称呼。叫多了我还真的成了一位“民办大师”了。
有的叫我“文人”、“秀才”、“钦州工行一支笔”等等。
第二，官方肯定。由于我的多年笔耕，且硕果累累，广西区分行思想政治工作和职工教育工作在我行召开现场会，让我在会上介绍经验，号召全工行政工系统人员向我学习。
第三，最高奖励。我这辈子做不出惊天动地的伟业。但，最值得我骄傲和自豪的一件大事，就是我参加“全国金融系统体制改革高级研讨会”
会议是由中国社会经济决策咨询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技术研究咨询公司主办的。
参加会议的人员：根据“以文定人”的原则决定的，即谁的论文被选上，谁就能参加。
据大会领导介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为主任委员，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赵海宽，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萧灼基为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经济决策咨询中心总干事彭真怀等十一名重量级人物组成的最高决策咨询奖学术评审委员会，查阅了三年来三千多份金融体制改革的成果论文。结果二百三十多（具体小数记不清）篇高质量、成果佳，值得推广的论文荣幸入选。
我的工商银行钦州地区（现改为市）分行人事制度改革记实一文获得优秀奖。如此说来，我的论文在这么大范围、高规格、高级别、高手如林的激烈竞赛中，淘汰了二千多名选手而金榜题名，就像中了个小“状元”
此次论文入选的作者，绝大多数是省、部级领导干部、专家、学者、教授级的人物。我充其量是个中级职称政工师而已，也敢挤进这场文化盛宴，真是借了程咬金的胆了。
这是我的人生奇迹之三吧！
当大会的特别邀请函，从共和国的首都北京飞越了万水千山，于一九九三年九月十日，准确降落到我行。由邵苏江行长签署“同意参加会议”的字样，然后转到我手中，我高兴得忘记自己姓什么了。
一九九三年的金秋十月，是个丰收季节，丹桂飘香。二十号这天，阳光金色柔和，云朵多彩绚丽，空气特别的清爽。会议在中央档案馆（离北京市有二十多公里）礼堂隆重举行。二百多名金融界顶尖人物欢聚一堂，研讨全国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大事。
会议开了整整七天。在会议休息时间，我向大会领导，说了我一个遗憾想法，我说：“我第一次来北京参加这么高规格的会议，也是最后一次。怎么不在市中心开呢？好让我在中午或晚上休息时间，去逛逛北京古老而美丽的名城啊！”领导说：“这就是要让大家集中精力开好这次会议，才选到这里的”
大会组织我们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他老人家好象昨晚忙了一个通宵的国家大事，现在才安祥地进入梦乡！
然后，我们登上天安门。我马上回想起我小时候唱的“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的歌。我仿佛穿越时光遂道，置身于新中国成立大会那雄伟壮观的历史画面，我仿佛听到历史的回声，毛主席那高亢宏亮带有湖南腔调隆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把“东亚病夫”的破烂帽子甩到大西洋去。
我的心情激动万分。
大会给获奖论文进行颁奖。我捧着这本沉甸甸、金灿灿的最高决策咨询奖获奖证书。我觉得他是我从事文字工作的一座“核电站”白天他是我心中一只永恒的太阳。夜晚他是心中一轮姣洁的明月。
会议闭幕式，有一个振奋人心的特大消息。会议领导高兴地向我们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鎔基在百忙当中，出席我们今天的的闭幕式，然后与大家合影留念。
现在路已经封锁好了，请大家耐心等待。
大家都非常高兴，个个脸上显得喜气洋洋、春风荡漾。
等了好一会儿，主持人又发话了，说朱总理因为有紧急的事情要处理，所以不能接见我们了。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慕华出席我们今天的闭幕式。
尽管朱总理临时改变了行程，但大会毕竟有了这项重要的议程。没有接见的接见，这就等于我们已经享受了这一高级的政治荣誉了。
最后，由陈慕华副委员长讲话，然后和与会全体人员合影留念。
我把我去北京开会的消息告诉家人和乡亲们，我堂弟特地赶出来，看看我，是否比以前有更大的变了更好、更帅的样子？
他们又给我这个名人添加了更重的法码。
一不留神，我就成了名人。
名人，不一定就是红遍天下的大政治家、大科学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大歌唱家等等。在一定范围内，在一定领域里和一定的时期中，也有其名人。名人，有重量级的，有轻秤级的；有高档次的、中档次的、低档次的。比如我就是一个刚刚称得起秤的那种轻秤的名人。
我这个名人，虽然轻秤，但人家也不是轻易封给的。因为我有着三段奇迹般并值得乡亲们点赞的闪光历程。
我们村与我同在金融系统，不同一个银行工作的好友，施志雄。他母亲九十五岁，身体硬朗，耳聪目明。前不久，我去看望她，雄认为她年岁大，不认得我，就介绍说：“这是世和，还认得吗？”她说：“讲到世和，哪有不认得的？”我马上给她送上一句“祝晚妈身体好，寿老老！”甜甜的祝福。她非常高兴。
我与雄经常聊天，我说：“我非常羡慕你，有疼爱你的晚妈健在，真有福气啊！见到我马上认出。”他说：“你是村里名人，她当然认得啦。”
我做梦也不敢想，名人，这个让人敬畏的名词，会突然降临在我的身上，无论如何我也难配得起这么厚重的称谓。所以，我脸红心跳。我戴这顶帽子，合适吗？
这个“名人”一下子就把我拉回到我人生起步参军，向母行孝，从文事业的喜怒哀乐和酸甜苦辣的情景。
一
参军。一九六七年约九月份，开始征集一九六八年的兵员。那时正是“文革”进入“武斗”的高潮。解放军的威望本来就高，现在全国各地为稳定局势，又作出重大贡献。所以，从军，在全国人民心目中，是一门高尚的光荣的神圣的职业。“一人参军，全家光荣”的氛围非常浓厚。尤其是适龄青年，参军报国的热情空前高涨。以本大队本村里去参军的人为榜样，他们的家人作为军属，脸上也光彩照人。我的两个同母异父的哥哥，也先后去参军。二哥（家族排行）成为军官。这样想成为一名军人的梦想，已在我的灵魂深处生根开花。
当时，我还在读小学六年级，中学已停止招生。我们也上不成课了。因此，当征兵工作开始了，经母亲同意后，我就兴高采烈去报名。
体检时，经过一轮轮，一批批的淘汰后，就像古语云“紧水推沙粗在后，狂风吹谷瘪在先”那样，在总检和复检后，一枚鲜红的“合格”印章，清晰地盖在决定我一生前途和命运的体检表上。
这就意味着，我已经拿到跨进军营的入场券。此时，我仿佛看见我军人之梦的署光。
经过县人民政府征兵办公室与接兵部队的反复筛选后，一张我早盼晚盼深更盼的入伍通知书，终于送到我的手中。
一九六八年春节前夕，在本大队举行隆重的送兵仪式上，笑声满天，口号振天，锣鼓喧天。场面热闹非凡。在欢乐的气氛中，我告别家人，告别亲朋，告别故乡，走上从军的光荣之路，成了“万里长城”的一块砖。我将要在我人生的白纸上，用心用血用才写上绚丽的文字，画上鲜艳的图画。
我可爱的故乡，您的儿子已经长成一双可以飞上高远蓝天的翅膀，去外面闯一番轰轰烈烈的世界。
您期待着儿立功的喜报吧！
我穿上绿军装，真是乐死人！
军装把我鲜绿的青春，打扮得更加朝气，更加帅气，更加神气。头上的帽徽闪闪亮，红星照我去战斗。领章像鲜红的红旗两边挂。我听从祖国的召唤，接受祖国的挑选，服从祖国的分配。我被分配到广西东兴边防部队。
我从红军手里接过代代相传下来的钢枪，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上。
站岗在责任重于泰山的哨位上。我想要把自己锻炼成一块好钢，用在祖国最需要的刀刃上。让我的青春在刀刃上焕发出金灿灿的光芒。让我的青春在刀刃上，创造出美好价值。让我的青春在刀刃上唱歌跳舞。
夜晚无论是春夏秋冬，哪怕炎热酷暑，哪怕暴风骤雨，哪怕冰冻刺骨，我都会全神贯注地坚守在神圣的岗位上。月亮给我壮胆，星星与我斗笑，军犬和我做伴，风儿为我歌唱。仿佛这夜幕是为我而降临。“世人皆睡我独醒”一颗赤胆心，牵挂着祖国的安危。一双千里眼，警惕地搜索着是否有一点点可疑的敌情，一对顺风耳，细辨微小可能有敌情的动静。位卑不敢忘国忧啊！
祖国！有您万万千千的好儿郎组成一支强大无比的军队，一切豺狼虎豹，休想撞开我们祖国的大门。如果它们胆敢来犯，我们就为它们打开地狱的大门。
我最敬爱的祖国，您已经繁忙一整天了，也该休息了。请您亿万个放心，轻轻松松地进入梦乡。做一场世世代代相传的中国梦。把梦做大做强做美。让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乘着运载火箭，飞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最高顶峰。
祖国，晚安！
二
行孝。我到部队后的第一个月，领到六元钱的津贴费。吃穿不用掏钱。寄信都是免费的。那时候人在旅途与亲朋好友的联系最常用的方式就是寄信“家书抵万金”啊！打电话或电报，都挺麻烦。地方贴八分钱的邮票就可寄到全中国。我们部队战士，只要盖上部队专用三角印章，也可寄往全国各地的每个角落。这枚三角印就是我与亲朋好友之间往来的一座桥梁。也是一种特殊的待遇。
这样，除了买香皂、肥皂、牙膏、牙刷、信封信纸等用品外，一个月我就能节约四元钱，我就将四元钱寄回去给母亲。
这是我向母亲行孝迈出的一小步。尽管这四元钱是个“小气鬼”但那时候，市场上约两毛钱一斤大米；3、4分钱一只鸡蛋，五分钱一斤青菜的价格，四元钱就能给母亲一个小小的帮助。也能在母亲那张写满苍桑岁月的脸挂上一缕微弱的光亮。
以后，我就攒了好几个月或半年，一次就十元、八元的寄给母亲。为母亲缓解燃眉之急。
那时候，我服的是二年义务兵役制。一九六九年上半年，我因工作成绩显著，光荣的出席本部队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赢得各级首长们的厚爱。在政治空气非常浓厚的氛围下，我八个月入团，十一个月就入党。这就招徕了老同志们的羡慕。一九六九年的十一月，我乘干部制度改革的春风，很幸运地得到了破格提拔。从副班长越过班长之位，直接提为排级干部。那年我还未服满二年义务兵役制。这在我们部队是史无前例的创举。
我为母亲，为家人，为乡亲们争了光。
这是我人生奇迹之一吧！
作为基层军官的我，月工资为五十四元五角。相比地方干部职工的三十元，三十八元或四十二元略为偏高。也可算得“中档”水平了。第一次领工资，我就给母亲寄去二十元钱，以后我就久不久地二十、三十元地寄给母亲。还十元、二十元的寄给我爷爷。让爷爷为有我这样的孝孙而高兴。
正当我有条件为母亲减轻一点生活重担压力的时候，母亲的命运却遭遇一个晴天霹雳的暴打。一九七二年，她被查出患食道癌的重病。
为给母亲治病，我们四兄弟都不惜一切代价，出计出钱出力。我二哥是驻广州空军部队的干部。去广州治疗，是最好的选择。就由在家的六哥护送母亲去广州。
那时候，我还在广西边防部队。虽还未成家，但靠微薄的积蓄，给重病母亲的治疗费是不够的。
怎么办？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母亲被病魔快速地拖走吧！我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吃不香，睡难眠。母亲的现状，把我的思绪拉回到父亲遇难的情景。我十岁，弟弟七岁的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五日，父亲走了，那年他才刚满五十岁。他是个生产队长，共和国的一个麻雀官。在特大暴雨就要冲毁水利堤坝时，他一人冒着生命危险去开闸排洪。堤坝保住了，可父亲却因此患重感冒而导致伤寒病，医治无效离我们而去。他死的时候，我和弟弟是他最放不下的牵挂。他两眼瞪瞪看着屋瓦顶，似乎在说：“我好心做好事，却得不到好报”没有父爱，我的灵魂就像跌入了悬崖百丈冰的深渊。父亲的养育之恩，我无予回报。“子欲养而亲不待”啊！是父亲不给我回报的机会。
我内疚一辈子。
我们虽然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但按“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我父亲是我们家的栋梁断了，靠母亲和刚从部队退伍回家的六哥，每人每天只有两毛钱的工分值生活。我们家的上空，始终被艰难困苦的阴霾笼罩着。我们陷入了贫穷的旋涡。
我们在母亲的泪水里，历尽煎熬。在母亲的苦水里，艰难地跋涉。在母亲的辣水里，坚强地成长。在母亲的自信下，我们也绽放完相对幸福的童年。在母亲的呵护下，我们也有过天真烂漫的笑声。
母亲是我的生命根源；母亲是我的精神支柱；母亲是我的心中灯塔。父亲和母亲的角色，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我不能没有母亲。于是我请求部队领导特批，借给大于我工资三倍的二百元钱。我马上寄去给广州的二哥。
后来，二哥对我说：“你给母亲治病的钱，还没用完，退还给你（约三十元，我没心记这些）”怎么会用不完的？我不愿接。但哥哥硬是把钱塞给我。我知道哥哥肯定抢着付出比我多得数倍的医疗费。但他没有告诉我，也不张扬。把孝心默默地献给母亲。
经过治疗，母亲的病魔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后，处于休克状态。但医生却给母亲一张“最多只能活五年时间”的无情“判决书”母亲带着潜伏在她身上的病魔回家。从表面上看，母亲倒也平静地生活了五年。
一九七四年六月，我从边防部队调回本县武装部工作。后来我把小家安在县城。有了儿子后，我把母亲接出来，给我带儿子。母亲带孙子，虽然也辛苦，但苦中有乐。一可卸掉农村生活重担，二可改善生活。吃的饭菜，喝的汤水，都比在老家相对好些。
这是母亲在经历风雨之后，见到了彩虹。
我以为，我有了小家，就能让母亲的人生航船从此有安全和可靠的停泊港湾。就可以让母亲平安度春秋。
我回味着母亲在我小家半年多的短暂时间，就如同温暖的春天陪伴着我。有母亲在我身边，我的天空就特别地蔚蓝。我的精神就特别地青翠。我的家园就特别地绿莹。可是甜蜜的梦，为何醒得那么快呢？那张要命的“只能多活五年的判决书”在我们的不知不觉中，在我们几乎忘却它的存在时，它却悄然如期而至。母亲的食道癌这个恶魔，在休克五年后醒来，这次它比前次来得更凶猛。
我把母亲送到地区医院（现是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生知道这是个癌症晚期的病人，从精神上都畏惧了。只打些点滴，吃些药。表面是一种象征性地给我母亲从精神上的安慰，对我尽孝的举动是个首肯，也是对世人一个交待。
病魔把母亲折磨得死去活来。病痛在母亲身上，但却也痛在我们的心上。如果能让我替代母亲疼痛的话，那么，我将会毫不犹豫地作出这个选择的。
这次，病魔就没打算放过我母亲，它是下狠心的了。母亲的疼痛只会越来越严重，丝毫没有减轻的迹象，她翻不了身，不能自理。尽管在家的六哥和三弟都轮流出来照顾母亲，可我并没有停止过对母亲的照顾。我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不怕臭，甚至不怕羞。我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如今她大难在身，她已经没有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她出汗、拉屎拉尿，如果不给她擦汗，抹身，就会发臭。不给她翻身，就会长疮、溃烂。
这时，就是考验做儿子的是否孝顺的试金石了。
母亲从生下我来，一把屎，一把尿地把我养到生活能够自理的时候，不知给我冲了多少凉，洗过多少屎尿布，我数得过来吗？如今我侍候母亲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三个月啊！我这一滴清水，如何能报答得母亲大海般恩情呢？
我之所以成为村里的名人，是因为母亲的重病，让我被动的行孝，说到底，是母亲用她的病痛，来成就我这个行孝的名人。如果能让我有选择的话，我宁愿不要这样行孝的名人。我要的是母亲健健康康，平平安安，让我孝顺地侍候她老人家尽享夕阳红的晚年。可惜的是上帝老爷，不按我的意愿行事啊！
人间为何有“好人短命，祸害寿千年”之说？
我母亲可是个好人哦！
我母亲，是个善良的母亲。在爷爷奶奶的面前，她是个孝顺的儿媳，在我父亲的面前，她是相夫教子的贤妻良母；在我们兄弟姐妹的面前，她是个非常疼爱我们的伟大母亲；在乡亲们的面前，她总是被好口碑包围着。
我母亲，是勤劳的母亲。她是个养蚕能手。每年至少能养四、五批蚕。每批蚕都有五簸箕。我和三弟，在中午或晚上放学、星期天，都要帮母亲摘桑叶。在养蚕期间，母亲每晚都要起来喂三至四次蚕。我经常在梦乡里被蚕吃桑叶的沙沙声唤醒。看到不知疲倦的母亲在喂蚕。“春蚕到死丝方尽”我母亲就像条地道的春蚕。每养完一批蚕后，还要扯丝。扯完丝后织布。每道工序，都耗费母亲多少心血和力气啊！占用了母亲本该休息的无法统计时间！
在母亲的工作版里，没有休息的栏目。母亲是个文盲，她不知道“休息”这两个字是咋写的。现实里，她除了困极了需要睡觉外，在她的脑子里，没有休息的概念。她常对我们说：“信眼是睡不足的”！
所以，她总是披星戴月，晚睡早起。她更无缘于“春眠不觉晓”的福气。
在我远去的记忆里，母亲在工作时，无论是白天或黑夜，她拒绝疲惫的样子，拒绝哈气连天的神态。休息就是母亲的工作，工作就是母亲的休息。以一付精神饱满的姿态，写好写靓写活她春夏秋冬文章情景，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母亲的时间总是不够用的，她总觉得一天的时间太短太短。寸金难买寸光阴啊！她恨不得将一天掰做三天使用。
她像一只蜜蜂，为了我们活得精彩，活得体面，活得似个人样，才辛勤满世界地采花酿蜜。用她勤快的双手，描绘我们家美好生活的蓝图。
我母亲，是手巧的母亲。她有一台织布机。那是她的嫁妆，是我们一家夏天穿的丝衫、丝裤的生产设备。晚上或下雨天，人家去串门、聊天、玩耍。此时正是母亲大显身手的时候。在母亲的生活版里，没有娱乐的栏目。如果有，就是母亲那一幅幅忙忙碌碌的画面，就象征着她跳起了一曲曲快三、快四的精彩舞蹈。这就是母亲的人生娱乐。
我坐在门墩上看母亲织布。看着织布机那个用牛角做的如甘榄状光滑的标梭，在母亲巧手之下，娴熟的技术操作，像听话活泼的乖孩子，来来回回不停的穿梭，看得我都着迷了。听着织布机那富有弹性和韵律脆响，是母亲奏响一曲曲动听的赞歌。乳白色的丝布，在一厘厘、一寸寸、一匹匹地快速诞生。编织着我们全家人穿衣的白色之梦。
织完布，母亲施展她那高超的裁缝技术。我们的丝衫、丝裤，都是母亲一手裁剪的，那时候，我们家没有缝纫机，靠母亲一手一针一线的缝制，犹如唐代诗人孟郊的诗“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临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我们穿着丝衫、丝裤，也穿出了母亲心灵手巧的精神风貌。把炎热酷暑的夏天变成了凉爽舒适的秋天。
冬天我们穿着母亲纳的“千层底”黑色布鞋，松松软软，温温暖暖，舒舒服服地踢跑一个又一个寒冷的冬天。我们还能“桃花依旧笑春风”
这是我十岁之前“少年不知愁滋味”那无忧无虑、天真无邪的清纯岁月。
母亲是由于过度劳累，过度地透支身体。所以病魔就柿子专捡软的捏。母亲不是病死，是累死的。她于一九七七年六月十日辞世。刚好跨入甲子的门槛。
母亲的生如夏花那样灿烂，但母亲的死却没有秋叶那么静美。所幸的是母亲在最后几天里，我六哥从部队学到的中医常识，去山上找到一种叫“七叶一枝花”的草本药，为母亲止住了疼痛，我们的一位部领导说：“能止住疼痛，就是最大的成绩了”
我苦难的母亲，我悲惨的母亲，我可怜的母亲，儿子真的无能挽留您。我还有很多话要对您讲，但您却不让我讲。我有很多地方对您不敬，我有很多地方惹您生气，我有很多地方得罪了您。
俗话说：“棍棒底下出孝子”当我看到有些父母在其孩子们身上留下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或一条条鞭痕时，我很害怕。后来我的确看到那些从棍棒底下走过来的人，还真的出了很多孝子。可您和父亲根本就不知道鞭子是可以用来打人的，我和弟弟从来就没有领教过您巴掌的力量。但是我们几兄弟，还可以称得上孝子吧！我称不称得上孝子呢？这当然不是由我“黄婆卖瓜，自卖自夸”的。有母亲您的见证。有我的兄弟见证，有我的亲朋见证，有我的两处部队首长见证。
由于我向您行孝，感动了部队首长。您病重期间，我请假去照顾您，基本上不成班了。但部领导和科长，都没有给我难看的脸，也没有给我难听的话，更没有扣发我的工资，反而给我特困户三十元的补助。
首长们都知道我是个孝子，对我的行孝，在精神上给我安慰，政委非常关心地对我说：“小曾你母亲需要照顾时，跟你们科长说一声，知道你的去向就行了。”
在财力上，给我大开绿灯。本来财务制度是不允许私人借款的，但首长们做到“特事特办”一次又一次地借钱给我，在武装部，第一次就借给我三百元，（按当时国家1角3分9厘一斤大米，当今按超市中间价2。5元计算）相当于如今的物价五万三千多元。后来连您四十元的棺材钱，都是我硬着头皮，厚着脸皮，哭着脸皮向首长求借的。因为哥哥和弟弟，为了您付出几乎是倾家荡产了。只剩下一颗可敬可亲的孝心了。我不可能向他们提钱的事了。天大的困难，由我来扛。
在物力上，给我大力支持。当您被医院终止治疗，需要送回农村老家，那时交通很不方便，您一个不能动的重病人，怎么可能去车站搭车呢？于是我就向首长求助，首长毫不犹豫地答应借车给我。物以稀为贵，军用吉普车是稀罕物、奢侈品（不像现在满街都是轿车），不说坐，就是能见的都少。首长都能把武装部唯一的一台象征身份的，只有部领导才能有使用权的指挥车借给我。专程送您回到家门口。乡亲知道后，还以为我有多大的能耐呢？一个农村妇女，也能坐上这么高级车，真了不起啊！
我永远想念的母亲，传说天堂是圣洁的，像世外桃源，不会再有您在人间的艰辛、劳累、苦难、烦恼、悲伤和病痛等一切不公的遭遇。您要照顾好自己，愿您为我们的子孙后代祝福吧！
您等着我，来世我还做您的儿子，做您的好儿子，做您的孝子！
在这个世界上“有的人活着，但他（她）已经死去。有的人死了，但他（她）还活着”母亲您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安息吧！母亲。
三
从文。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一九八六年我军进行震惊中外的重大战略新举措，向全世界庄严宣布：裁减军队员额一百万。
我也在此次的裁减之列。
我的十七年军旅生涯从此画上一个可以算得上圆满的句号。
我们的军队，为了消除臃肿而精减，为了更加威武强大而整编。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理解，我拥护，我服从。我完成了从老百姓到军人，从军人又回到了老百姓的华丽转身。
解放军是培养人才的摇篮。我从这里起步，我从这里起家，我从这里起飞。
解放军是一所大学校，我从这里学会一身做人的本领。
解放军是一座大熔炉，她把我锻造成一块对国家有用的钢材。拿起笔杆，就会写文章。拿起枪杆，就能保卫祖国。
我感恩部队首长们，他们是扶我上战马，还为我送一程的贵人。我每个硕果的取得都离不开他们的培养教育。我感恩战友们，我的每次进步，都离不开他们的帮助。
当我脱下这身穿了十七年的军装，摘下领章帽徽的一刹那间，泪水在我心中就如同一石激起千重浪，波涛汹涌。一股对部队、对首长、对战友依依难舍的心情油然而生，难于平静。
我就要转业到多姿多彩而充满挑战的地方家园，书写我人生的第二诗篇。
我把我像早晨八九点钟的青春，留在火热的绿色军营，我在心里向他们作个道别。
再见吧！我最亲爱的首长们！
再见吧！我情同手足的战友们！
再见吧！我终生难忘的母校！
我这辈子，与文字结下了不解之缘。
一九八五年，我在钦州县级市武装部政工科，接手新闻报道工作。这项工作于我而言，有压力，也有动力，但却更有吸引力。
然而，接过这副重担时，我曾经心虚虚的，没有个底。我问我自己：你肚子里没有几点墨水，这副文化重担，你也敢挑？你挑得起吗？
我的文化是先天不足。“文革”那时中学停止招生，我读完小学六年级，却拿不到毕业证书。
因此，我的文化田园，是一块黄黄瘦瘦、干干旱旱，长不出好庄稼的荒草地。后来又人为地遭遇“鼓吹交白卷英雄，读书无用论，知识分子嗅老九”等文化暴风骤雨的袭击，更是雪上加霜。
我在这种文化极其贫脊的背景下，从文事业，无疑是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啊！真是“白了少年头，空悲切”我的金色年华，被污泥淹没，被浊水流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拔乱反正，教育界也回到了正常的教学轨道上来。
我深深地感到“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啊！伟人毛泽东说：“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我的危机感非常紧迫。所以，我一定要以百倍努力，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发读书。
于是，我边工作，边读书。补习初中、高中，自修大专中文书籍。走完文化课的基本路程，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但要想在本职工作上做出一流的成绩，是远远不够的。
所以我要读更多的书，加更满的油，充更足的电。
我读书的兴趣被烧开了。我采取大量地借书读、订书读、买书读的办法。“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开始只读写作的业务书、参考书。后来才读文学书。以前只读当代书，后来才读现代和古代书。以前只读中国书，后来才读世界书。以前读书为工作，后来读书为享受。
我读书的牛劲沸腾了，就像渴了要喝水，饿了要吃饭，乐了要喝酒一样的必须。
我读书的瘾劲旺盛了，外出时，我书不离身。在等待和休息的空闲，别人聊天，我读书。哪怕只读一两页或一两节或一两章。
读书，已成为我独特的嗜好。我谢绝了打牌、下棋。远离麻将，告别电影，疏远电视，不看春晚。
我读书的爽劲，腾跳起来了。我读书的境界升华了。我选择了我的爱好。聚焦文学类的书籍。特别把散文作为我精神上的主粮。例如读中国最美的散文，世界最美的散文、散文大全集，每年的散文年选等等。还有散文百家，是我连续六年深交的钢哥不是铁哥。红袖添香散文，是我每晚亲吻的恋人。散文选刊是我新交的靓姐。其它的我都视为杂粮书。那就唐代诗人元稹的诗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了。好书的味道最醇香，好书的精肉最营养，好书的浓汤最美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读一篇或一本品牌好书，就如同品赏一杯茗茶，神清气爽。就如同品赏一杯陈年美酒，心情舒舒畅畅。
好书，已成为我的良师益友和终生伴侣。
好书，给了我智慧、勇气、信心和力量。
在不经意间，我毫无夸张、毫无脸红、毫无羞耻地给自己封个雅名：“我是个书迷、书嗜、书恋。”
我读书的一股股顽劲，是母亲遗传给我的基因，我有了母亲勤劳的影子。不同的是，母亲是体力劳动，我是脑力劳动。是“青出于蓝，蓝胜于蓝”一代更比一代强啊！
书读了那么多，不写点文章，我的手就要发痒了。
一九八五年，是我军旅生涯的一个豹子尾式漂亮的收官年。开始我采写的民兵工作稿件，一连投了五篇稿件，都如泥牛入海，音讯全无。但我不气馁，虚心向县委宣传部和对台办的同志学习请教，工夫不负有心人。第六篇，在广西经济信息报闪亮登场，我心跳的节奏在加速。心跳的声音在加大。心跳的兴奋在加长。我差点为此而光荣殉职。
从此，我打破了新闻报道的坚冰，开通了新闻报道的航道。扬起了新闻报道的风帆，向着新闻报道未知世界勇敢挺进。当年被各级新闻媒体报社、电台采用的稿件达六十一篇，超额完成上级分配的任务数二十三篇的265％。夺得军分区第一名。获得一等奖，荣立三等功一次。
这是军分区新闻报道记功史上的一个零的突破。
我兑现了我向故乡的承诺。
这是我人生的奇迹之二吧！
一九八六年，我转业到工商银行钦州分行。领导根据我的特长，分配我做政治工作。其中就有新闻报道工作的内容。“天生我材必有用”真是“天高任鸟飞，海阔任鱼跃”这正是我期待的，能让我有施展才华的人生舞台。领导是个有远见的伯乐，是个有眼光的导演。用活了我这个主角，就等于后面这台戏演得更加生动、精彩、感人、好看。我全方位、多侧面、多角度地报道我行优质文明服务的工作。在提高我行知名度的同时，也提高了我的知名度。
随着我的报道工作进入黄金成熟期，我的笔端长出一片片鲜艳的奇葩。我的名字也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熟悉。我的名字最多地成为市级钦州日报和钦州电台的座上宾。星期天版、政文经济部、美人鱼等栏目的主编们，曾多次向我约稿。也成为自治区级当时的广西日报和广西电台等八大家新闻单位编辑们的老朋友。广西侨报社的社长、总编辑一行，先后两次专程来我行看望我，感谢我多年来，为他们采写大量高质量的稿件。我受宠若惊。还在人民日报亮过相呢！
后来，在我新闻报道的词典里再也找不到被冷落，怠慢或枪毙的名词。
我的名字，被我的报道由小变大了，容易抓住读者的眼球。
我的名字，由开始的黑白，变成了彩色，让人看了顺眼和养眼。
我的名字有了声音，而且分贝越来越高，让人听了顺耳和养耳。
我从事业余新闻报道十五年的光阴，能够在新闻界里风雨兼程，摸爬滚打，阴晴圆缺，驰聘纵横。可谓顺心顺路顺风顺水顺手。据不完全统计，被采用的稿件至少达七百篇以上，这也算得一个高产量的通讯员了。
我有多篇新闻、征文、论文分别被市、自治区和国家级评为一、二、三等奖和优秀奖。三十六本立功证书和优秀、先进通讯员的荣誉证书，在我的书柜里，大大小小、高高矮矮地排列了满满的一格。她们以红光满面、灿烂笑容给我巨大的鼓励。
我在我乡亲们的心目中，成了名人。我在深刻和冷静地反思自己，我这个名人的含金量，究竟有多少斤两？我想从三个梯次的格局里寻找答案。
第一“民办大师”我的文友，陈辉，送给我一个雅称：“大师”这丝毫没有讽刺和讥笑的成份。我不愿意接受，但他一直不再叫我的姓名和职务，直到如今他还这样叫。他这一叫起头，一群年青的帅哥和靓姐，也跟着一声声“大师”甜甜地叫着。这让我左右为难，不答应吧，不礼貌。答应吧，我配不起这么厚重的称呼。叫多了我还真的成了一位“民办大师”了。
有的叫我“文人”、“秀才”、“钦州工行一支笔”等等。
第二，官方肯定。由于我的多年笔耕，且硕果累累，广西区分行思想政治工作和职工教育工作在我行召开现场会，让我在会上介绍经验，号召全工行政工系统人员向我学习。
第三，最高奖励。我这辈子做不出惊天动地的伟业。但，最值得我骄傲和自豪的一件大事，就是我参加“全国金融系统体制改革高级研讨会”
会议是由中国社会经济决策咨询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经济技术研究咨询公司主办的。
参加会议的人员：根据“以文定人”的原则决定的，即谁的论文被选上，谁就能参加。
据大会领导介绍：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国光为主任委员，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名誉所长赵海宽，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萧灼基为副主任委员，中国社会经济决策咨询中心总干事彭真怀等十一名重量级人物组成的最高决策咨询奖学术评审委员会，查阅了三年来三千多份金融体制改革的成果论文。结果二百三十多（具体小数记不清）篇高质量、成果佳，值得推广的论文荣幸入选。
我的工商银行钦州地区（现改为市）分行人事制度改革记实一文获得优秀奖。如此说来，我的论文在这么大范围、高规格、高级别、高手如林的激烈竞赛中，淘汰了二千多名选手而金榜题名，就像中了个小“状元”
此次论文入选的作者，绝大多数是省、部级领导干部、专家、学者、教授级的人物。我充其量是个中级职称政工师而已，也敢挤进这场文化盛宴，真是借了程咬金的胆了。
这是我的人生奇迹之三吧！
当大会的特别邀请函，从共和国的首都北京飞越了万水千山，于一九九三年九月十日，准确降落到我行。由邵苏江行长签署“同意参加会议”的字样，然后转到我手中，我高兴得忘记自己姓什么了。
一九九三年的金秋十月，是个丰收季节，丹桂飘香。二十号这天，阳光金色柔和，云朵多彩绚丽，空气特别的清爽。会议在中央档案馆（离北京市有二十多公里）礼堂隆重举行。二百多名金融界顶尖人物欢聚一堂，研讨全国金融体制改革发展大事。
会议开了整整七天。在会议休息时间，我向大会领导，说了我一个遗憾想法，我说：“我第一次来北京参加这么高规格的会议，也是最后一次。怎么不在市中心开呢？好让我在中午或晚上休息时间，去逛逛北京古老而美丽的名城啊！”领导说：“这就是要让大家集中精力开好这次会议，才选到这里的”
大会组织我们前往毛主席纪念堂瞻仰毛主席遗容。他老人家好象昨晚忙了一个通宵的国家大事，现在才安祥地进入梦乡！
然后，我们登上天安门。我马上回想起我小时候唱的“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的歌。我仿佛穿越时光遂道，置身于新中国成立大会那雄伟壮观的历史画面，我仿佛听到历史的回声，毛主席那高亢宏亮带有湖南腔调隆重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把“东亚病夫”的破烂帽子甩到大西洋去。
我的心情激动万分。
大会给获奖论文进行颁奖。我捧着这本沉甸甸、金灿灿的最高决策咨询奖获奖证书。我觉得他是我从事文字工作的一座“核电站”白天他是我心中一只永恒的太阳。夜晚他是心中一轮姣洁的明月。
会议闭幕式，有一个振奋人心的特大消息。会议领导高兴地向我们宣布：“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鎔基在百忙当中，出席我们今天的的闭幕式，然后与大家合影留念。
现在路已经封锁好了，请大家耐心等待。
大家都非常高兴，个个脸上显得喜气洋洋、春风荡漾。
等了好一会儿，主持人又发话了，说朱总理因为有紧急的事情要处理，所以不能接见我们了。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陈慕华出席我们今天的闭幕式。
尽管朱总理临时改变了行程，但大会毕竟有了这项重要的议程。没有接见的接见，这就等于我们已经享受了这一高级的政治荣誉了。
最后，由陈慕华副委员长讲话，然后和与会全体人员合影留念。
我把我去北京开会的消息告诉家人和乡亲们，我堂弟特地赶出来，看看我，是否比以前有更大的变了更好、更帅的样子？
他们又给我这个名人添加了更重的法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