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狗跳与新衣飘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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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鲁迅先生笔下的这句话，听起来颇有些空荡荡的感觉，而细一琢磨，即有扑鼻的年味在记忆里升腾。过了元旦，年的脚步越迈越快，年的气息自然也就日浓一日，这气息就像头顶的天空，总是蒙蒙的，也是沉沉的。早些年，身为孩子的我们，就在心里算计了，渴盼阴历一年最后那天的到来。
这个时候，老百姓脸上的笑容却被涂抹得异常艰难。农家的生活在残冬时节看上去，除了悠闲还是悠闲，就像田畈里堆砌的几篷稻草，已经闲得褪了颜色，然而他们心底里那条思维的河流，总是激越而混浊的。他们在这样的年边脚跟，不早也不迟，嘴里呵着热气，凑拢在一起，对这个“年”的如期将至发出阵阵牢骚。他们说，过年过节，真是过年过“急”啊。他们说，年年过年年年过，年年过年年年急。他们还说，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过年，在老百姓看来，好比过关斩将。比如我父亲，总爱把自己说成杨白老，尽管我始终没有成为喜儿。
真有点过关斩将的味道。只不过我们做小孩的头脑里充塞着希望，已然看不清大人满肚子的忧伤而已。我们在萧条得几乎见不到生机的农村，分享着那一份由父母魔术般变幻出来的物质生活，壁如过年做新衣。
年少时的我，对新衣的渴盼远胜过于对食物的欲望。但无论怎样异想天开，结局总逃不脱每年只做一套新衣，运气差的年岁，我甚至像大人一样，不得不较早地承担起过年不做新衣的重任。一件不带补丁的衣服，洗刷干净了，熨烫整齐了，就勉强凑合着。但一年穿到了头，让衣服不带补丁，本来就是神话，所以我的记忆中，过年不做新衣服，就像冬天不下雪那样，虽然遗憾，但也寥寥。
有新衣可做的年岁，它的前兆总是那样的鸡飞狗跳。年边的某个清晨，母亲破天荒地给家里活蹦乱跳的鸡鸭给予了充足的食物，鸡们和鸭们，平生第一次在这个贫穷时代体味到了什么叫海吃豪饮。它们琢着乐着，乐着琢着，竟看不出母亲脸上丝毫的惋惜和阴谋，母亲从来都是对鸡鸭的贪琢恨之入骨的，然而这一次却慷慨得离了谱。等它们吃饱了喝足了，母亲就动手了。母亲一动手，大腹便便的鸡鸭们就满屋子跳呀舞呀，其实母亲要抓获的只不过是其中的几只，而并非全体。然而全体鸡鸭并不知情，它们惊惶失措，它们掠过桌子飞上灶台，它们张开翅膀挥舞满屋的尘土，它们无疑是惊动了屋梁上编织结实的蛛网。母亲像猫抓老鼠似地在屋里横冲直撞，一而再，再而三，几个轮回过去，终于在某个角落揪住了她心目中那一只鸡或那一只鸭。鸡鸭就擒之后的力气，终究大不到哪里，然而母亲在搏鸡爪鸭脚时，却恨不得把整夹稻草都用上去。我知道母亲的用心，母亲当然更知道别的母亲的用心，无非是想给鸡鸭增添一些份量。所以母亲搏住又拆散，拆散了又搏住了，她一心想把这个结头打得恰到好处，达到脸面与称杆同时过关。
鸡鸭在无法反抗的情势下，还得忍受来自主人的最后一次生死考验：填食。它们本来就小巧的嘴巴被母亲狠力地掰开了，只剩尖尖的舌头孤零零在口腔里作无所依靠的晃动与挣扎，母亲没功夫理睬眼皮底下扭来扭去的鸡鸭的舌头，一手将它的嘴巴弹得无穷大，一手抓起一把饭食塞向它的嘴里，一次，一次，又一次，再来一次一只填过，再填另一只，一盆早已备好的谷物，奇迹般地填进了鸡鸭的肚皮。可怜的鸡鸭，斜躺地上，使劲地摇头晃脑，不停地翻动白眼，吐不出食物，却流出了眼泪。
留了日后必须生蛋和过年不得不斩杀的鸡，母亲把别的鸡鸭彻底卖了。然后供销社布柜前，就多了一个头发凌乱的中年妇女，她在那里怯生生地来回走动，手里捏着一沓布票和钞票，眼神在色彩斑斓的布料面前游来荡去。她要替家里的孩子每人扯一身新衣呢。大人过年可以不添新衣，但孩子的新衣，是断然少不了的。
布料是用木条一板板扁扁地卷好了的，直直地插在布架上，好像书店里的书总是直直的插在书架上一样。我母亲那时做梦也想不到，她后来家里也添了织机，织出的布料竟还比之好百倍。当然，我更没有想到，后来我书房里插满的书竟比当时布店的布更豪华铺张。但那时母亲对料作的选择有发言权而无主动权，依赖于鸡鸭的丰功伟绩，从她嘴里吐出来的便只能是“卡其”或“劳动”两个词。卡其布是给我们的，因为我们一直在持之以恒地卡紧这个日见窘迫的家庭，劳动布是给自己的，因为身为父母的他们更须再接再厉地通过劳动这唯一的方式，来维持这越来越紧的日子。
过日子就像拔河，苦是苦，也终究能拧出丝丝笑容。比如此刻，站在布柜前的我母亲，已经从生活的艰难中转过身来，向眼前的布料投以一个释然的微笑。母亲从踏进布店的那一刻起，就一定闻到了这股由布料散发出来的好闻的气息。母亲说明所要扯的布料及尺寸，营业员于是一一开票，开好的发票夹在铁夹上，通过一根长长的铁丝，嗖地一声就飞到了帐台，然后母亲又跌三撞四地奔到那里付帐。付毕帐，那张加盖了收迄印的发票又嗖地一声飞回到布柜。母亲终于看到，一卷布料已放在柜面上，营业员正扯着布的一头，拨着整卷布在骨落骨落滚动，布散开了足够的宽度。然后取一根尺子，任它沿着布的一边，像跟头一样翻过去。再然后，一把锋利的剪刀对准了某个记号，从布料的那头直奔布料的这头，嘶地一声，一块布料就扯成了。于是对折，再对折，又对折，折成四四方方，包一张发黄的纸，搏一根细细的绳，一块块从柜上取下，装进了母亲的篮子。
布料进了家，母亲大抵要将它们抖开来，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作一番模拟和比划，想象我们穿着这块布做成的新衣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此刻总是欢声笑语，因为新年唯一的证明，唯一可以炫耀的，总算有了着落。母亲买给我的，虽然是卡其布，但到底还是草绿色的，这就圆了我做假军装的美梦，而家里他们穿的颜色，一点也提不起我兴趣。从那天起，我就一个劲地在睡梦里盘算新衣服的模样，在布料还是布料、衣服还没做成的短暂日子里，品尝漫长的等待和等待的漫长。
裁缝师傅（我们叫“洋车师傅”）终于被请进了门。裁缝师傅在年边总是吃香的喝辣的，像她的缝纫机那样，被抬举得了不得，以至于村里孩子统一叫她们为外婆或姨娘，因为她们的手艺，因为过年的新衣要赶在年前做成，她们就一户户地做过去。裁缝师傅一日三餐由东家伺候，那么东家饭桌上的菜，自然就添了碗头，而且连油水也相对充沛了。虽然多几个菜，断然改变不了新衣服的样式，但到底也能冒充东家的客气，最终目的是让裁缝师傅的手脚更加利索。这笔帐大人早就算过了，像我父母这样的，自然也不会不算。
裁缝师傅进了家门，家里就传来了“嗒，嗒——嗒嗒嗒嗒”的美妙声音。这是年发出的声音。那些天里，我唯一可做的，就是痴痴地坐于门槛，或是依于门框，把目光堆积在那一串串平直的针脚上，我依稀看到一个崭新的年正活蹦乱跳地朝我走来。
是啊，新衣服做好了，新年真的就快到了。
“阴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鲁迅先生笔下的这句话，听起来颇有些空荡荡的感觉，而细一琢磨，即有扑鼻的年味在记忆里升腾。过了元旦，年的脚步越迈越快，年的气息自然也就日浓一日，这气息就像头顶的天空，总是蒙蒙的，也是沉沉的。早些年，身为孩子的我们，就在心里算计了，渴盼阴历一年最后那天的到来。
这个时候，老百姓脸上的笑容却被涂抹得异常艰难。农家的生活在残冬时节看上去，除了悠闲还是悠闲，就像田畈里堆砌的几篷稻草，已经闲得褪了颜色，然而他们心底里那条思维的河流，总是激越而混浊的。他们在这样的年边脚跟，不早也不迟，嘴里呵着热气，凑拢在一起，对这个“年”的如期将至发出阵阵牢骚。他们说，过年过节，真是过年过“急”啊。他们说，年年过年年年过，年年过年年年急。他们还说，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过年，在老百姓看来，好比过关斩将。比如我父亲，总爱把自己说成杨白老，尽管我始终没有成为喜儿。
真有点过关斩将的味道。只不过我们做小孩的头脑里充塞着希望，已然看不清大人满肚子的忧伤而已。我们在萧条得几乎见不到生机的农村，分享着那一份由父母魔术般变幻出来的物质生活，壁如过年做新衣。
年少时的我，对新衣的渴盼远胜过于对食物的欲望。但无论怎样异想天开，结局总逃不脱每年只做一套新衣，运气差的年岁，我甚至像大人一样，不得不较早地承担起过年不做新衣的重任。一件不带补丁的衣服，洗刷干净了，熨烫整齐了，就勉强凑合着。但一年穿到了头，让衣服不带补丁，本来就是神话，所以我的记忆中，过年不做新衣服，就像冬天不下雪那样，虽然遗憾，但也寥寥。
有新衣可做的年岁，它的前兆总是那样的鸡飞狗跳。年边的某个清晨，母亲破天荒地给家里活蹦乱跳的鸡鸭给予了充足的食物，鸡们和鸭们，平生第一次在这个贫穷时代体味到了什么叫海吃豪饮。它们琢着乐着，乐着琢着，竟看不出母亲脸上丝毫的惋惜和阴谋，母亲从来都是对鸡鸭的贪琢恨之入骨的，然而这一次却慷慨得离了谱。等它们吃饱了喝足了，母亲就动手了。母亲一动手，大腹便便的鸡鸭们就满屋子跳呀舞呀，其实母亲要抓获的只不过是其中的几只，而并非全体。然而全体鸡鸭并不知情，它们惊惶失措，它们掠过桌子飞上灶台，它们张开翅膀挥舞满屋的尘土，它们无疑是惊动了屋梁上编织结实的蛛网。母亲像猫抓老鼠似地在屋里横冲直撞，一而再，再而三，几个轮回过去，终于在某个角落揪住了她心目中那一只鸡或那一只鸭。鸡鸭就擒之后的力气，终究大不到哪里，然而母亲在搏鸡爪鸭脚时，却恨不得把整夹稻草都用上去。我知道母亲的用心，母亲当然更知道别的母亲的用心，无非是想给鸡鸭增添一些份量。所以母亲搏住又拆散，拆散了又搏住了，她一心想把这个结头打得恰到好处，达到脸面与称杆同时过关。
鸡鸭在无法反抗的情势下，还得忍受来自主人的最后一次生死考验：填食。它们本来就小巧的嘴巴被母亲狠力地掰开了，只剩尖尖的舌头孤零零在口腔里作无所依靠的晃动与挣扎，母亲没功夫理睬眼皮底下扭来扭去的鸡鸭的舌头，一手将它的嘴巴弹得无穷大，一手抓起一把饭食塞向它的嘴里，一次，一次，又一次，再来一次一只填过，再填另一只，一盆早已备好的谷物，奇迹般地填进了鸡鸭的肚皮。可怜的鸡鸭，斜躺地上，使劲地摇头晃脑，不停地翻动白眼，吐不出食物，却流出了眼泪。
留了日后必须生蛋和过年不得不斩杀的鸡，母亲把别的鸡鸭彻底卖了。然后供销社布柜前，就多了一个头发凌乱的中年妇女，她在那里怯生生地来回走动，手里捏着一沓布票和钞票，眼神在色彩斑斓的布料面前游来荡去。她要替家里的孩子每人扯一身新衣呢。大人过年可以不添新衣，但孩子的新衣，是断然少不了的。
布料是用木条一板板扁扁地卷好了的，直直地插在布架上，好像书店里的书总是直直的插在书架上一样。我母亲那时做梦也想不到，她后来家里也添了织机，织出的布料竟还比之好百倍。当然，我更没有想到，后来我书房里插满的书竟比当时布店的布更豪华铺张。但那时母亲对料作的选择有发言权而无主动权，依赖于鸡鸭的丰功伟绩，从她嘴里吐出来的便只能是“卡其”或“劳动”两个词。卡其布是给我们的，因为我们一直在持之以恒地卡紧这个日见窘迫的家庭，劳动布是给自己的，因为身为父母的他们更须再接再厉地通过劳动这唯一的方式，来维持这越来越紧的日子。
过日子就像拔河，苦是苦，也终究能拧出丝丝笑容。比如此刻，站在布柜前的我母亲，已经从生活的艰难中转过身来，向眼前的布料投以一个释然的微笑。母亲从踏进布店的那一刻起，就一定闻到了这股由布料散发出来的好闻的气息。母亲说明所要扯的布料及尺寸，营业员于是一一开票，开好的发票夹在铁夹上，通过一根长长的铁丝，嗖地一声就飞到了帐台，然后母亲又跌三撞四地奔到那里付帐。付毕帐，那张加盖了收迄印的发票又嗖地一声飞回到布柜。母亲终于看到，一卷布料已放在柜面上，营业员正扯着布的一头，拨着整卷布在骨落骨落滚动，布散开了足够的宽度。然后取一根尺子，任它沿着布的一边，像跟头一样翻过去。再然后，一把锋利的剪刀对准了某个记号，从布料的那头直奔布料的这头，嘶地一声，一块布料就扯成了。于是对折，再对折，又对折，折成四四方方，包一张发黄的纸，搏一根细细的绳，一块块从柜上取下，装进了母亲的篮子。
布料进了家，母亲大抵要将它们抖开来，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作一番模拟和比划，想象我们穿着这块布做成的新衣会是什么样子。我们此刻总是欢声笑语，因为新年唯一的证明，唯一可以炫耀的，总算有了着落。母亲买给我的，虽然是卡其布，但到底还是草绿色的，这就圆了我做假军装的美梦，而家里他们穿的颜色，一点也提不起我兴趣。从那天起，我就一个劲地在睡梦里盘算新衣服的模样，在布料还是布料、衣服还没做成的短暂日子里，品尝漫长的等待和等待的漫长。
裁缝师傅（我们叫“洋车师傅”）终于被请进了门。裁缝师傅在年边总是吃香的喝辣的，像她的缝纫机那样，被抬举得了不得，以至于村里孩子统一叫她们为外婆或姨娘，因为她们的手艺，因为过年的新衣要赶在年前做成，她们就一户户地做过去。裁缝师傅一日三餐由东家伺候，那么东家饭桌上的菜，自然就添了碗头，而且连油水也相对充沛了。虽然多几个菜，断然改变不了新衣服的样式，但到底也能冒充东家的客气，最终目的是让裁缝师傅的手脚更加利索。这笔帐大人早就算过了，像我父母这样的，自然也不会不算。
裁缝师傅进了家门，家里就传来了“嗒，嗒——嗒嗒嗒嗒”的美妙声音。这是年发出的声音。那些天里，我唯一可做的，就是痴痴地坐于门槛，或是依于门框，把目光堆积在那一串串平直的针脚上，我依稀看到一个崭新的年正活蹦乱跳地朝我走来。
是啊，新衣服做好了，新年真的就快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