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门的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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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危险
这也许是我长期以来的偏见：在一个前不着生、后不靠死的“中间地带”尤其是在我这样的实际上仍属于“学习写作”的阶段，要一个写作者自己站出来言说自己的写作，以及与自己写作相关的生活，是艰难和危险的。我不知道，一个写作者，他什么时候、几岁开始写作，已经写了多少年“业余写作”还是“专业写作”已经写了多少字，已经发表了多少字，出版了多少本书，以及它们总共销出了多少册，得到了外界怎样的评论，这一切对一个写作的人、一个真正写作的人而言，究竟有什么重大意义？麻烦的是：迄今为止，我的写作仍不存在着一两个明确的、单一的、利于人们言说的“风格”（虽然这样的状况是我的有意使然），因此，要在这样的“自述文章”里言说自己的“写作观念”和“写作原则”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2、源头
1988年在中师开始写作时，从事的基本上是一种与我同龄的女作家在今天所从事的“偶像型写作”因我当时个人的写作和创办文学社、印期刊而纠集在一起的一大批少年写作者们，也大多有着这种意欲一呼百应、自命另类、乃至强烈的自我明星感的气息。在那小小的中师校园里，我和我的“雪”文艺社在长达3、4年里的“明星效应”用上“叱咤风云”应该不算过分。常常，在回想这十几年来的轨迹时，我很难梳理自己如何可能从那样一种狂嚣般写作气息中，竟然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样子：表象上的转变完全判若两人，恍若隔世，而内质却又是那么地顺理成章。当然，我需要、也感谢这份转变。
现在想来，开始写作的原因是模糊的。我甚至没有完整地读过一本文学作品。一定要找出一个开始写作的原因，就是人感到了压抑。可是那似乎说明不了什么，因为那是一种可以泛称之为“青春期的压抑”每个人都有过，这种压抑使青春期的人思维活跃、精力过剩、对万物过敏，同时使他们开始无意识地、实际上也许又可能是命中注定地选择他们一生的事业。我选择，不，甚至没有那么刻意地去选择，就是：我写作。
致使一个人开始写作的最初动因，并不能成为他将来一生的写作生涯的永恒的策动力，尤其当这最初的动因是“青春期的压抑”写作者不能因为这“压抑强烈了一点”而证明自己在最初的“特殊”这是一个必须澄清的常识：写作上的“特异性”并不在于表象上的“新鲜”与“陌生”另一些比如作为一个写作者的内核和视角，才更为重要。不仅仅在于你写了“新鲜题材”更在于你面对这些“新鲜题材”是否具备特异的视角。这也是导致我经常怀疑青春期写作对成年之后的写作的意义的重要原因。
3、转变
转变，始于我辞职之后的1992年。一年的小学美术执教生涯使我明白：我必须尽快辞职。因为自从上班之后，我就再也无法写作了。无法写作的原因可能很多，但那时的我认定首先得把工作给辞了、将所有的心思全部回到写作上来，才是至关重要的。辞职之后，我回到了念中师的常州，租了一间屋子，开始读书。并从此开始了缓慢的、真正意义上的、或者确切一点说，是成年意义上的写作。当时文学圈盛行米兰昆德拉和卡夫卡。最初的阅读使我感到：文学，已经不仅不是为了来表达政治观念，同样也不是为了来表达艺术观念、思想观念；文学，必须首先回到语言之美（例如孙甘露的作品）；然而这绝不是一种虚浮的语言之美和仅仅是语句抑或音调致幻的美（同样是孙甘露的大多作品），它仍可以、甚至必须是一种具有富足实体的、但不再与简单表达观念有关的语言之美。无观念的语言表达又必须同时传达出在它们的底下、在它们的背后有着“故事”并且这“故事”魅力无穷，令人想象不尽。
4、真伪
我常常感到：我们时代的麻烦并不在于对作品优劣的揣摩和辩论，而是它依然停留在对事物和作品的真伪都仍需花费巨大的精力去辨别的初始状态。我深感这是一种巨大的浪费。虽然面对时尚之风我无能为力，但我可以拿自己开刀。一个人，他必须经历长时间的对身外涌现的人事缺乏兴趣的生活，他才能拥有真正的、入骨的辨别真伪的能力。因此我认识到在修学的最初，数量和真伪的孰轻孰重。“我相信我所走的路是自己的路，我相信自己走的是正路”（纪德人间的食粮），如此简单而不僭越的自信，在我们最初的修学生涯中，是多么重要。
5、伤心夏季
在黑屋子里呆了整整一年，夏天来临的时候，随着毒辣的阳光静静地铺泻，我甚至听见了自己那仍在发育的骨头嘎巴作响。现在，我盼望出去看一看；我想，我至少得到外面看看自己这一年来的“修学”到底起不起作用。于是我带着“闭关”一年所得的一件不足5千字的、已经改了好几遍的伤心夏季来到了上海。
最初我是为了看一看大学、看一看别的同龄人来到复旦的，但是为了听课，我必须完全打乱我多年的作息制度，必须每天早上就要起床；我左右权衡了一下，觉得必须恢复中午起床、凌晨睡觉的习惯。这样一来，实际上生活习惯和生活内容又与在常州租房子时大同小异了，但是感觉不再相同：我不再那么沉重；出来看一看之后所获得的最初的自信，也使我轻盈而快乐。然而轻盈和快乐并没使我写得多起来，只在年底又把伤心夏季改了两遍，并最终将之改定。这篇短文的写作，是我正式走上“中间”之路的标志：脱离那些你本该属于的年龄、时代、环境、乃至作品创作最初表层的起因，只有面对虚无（不是消极意义上的虚无），你才能真正摸到你的心。我对浅表的“激动”不再有兴趣，但也本能地躲避理性的观念性写作：我不再愿意走在任何事物表象的两极，倒更情愿承受“中间”的挤压、掩蔽、夯实和无声。通过这篇短文的写作，我还懂得：你真正要说的，你不说，而通过它周边的丰富的信息耐心地将它堆积出来、却又明显区别于刻意晦涩的魅力所在。
我甚至等不及复旦住期的结束，因为我知道一离开上海，无论到哪里，我就有很多作品要写。我急着要去写。1994年夏天，我住到了南京。所以你看，我每次重大的搬迁都在夏季，赤日炎炎，白花花的石头和蓝盈盈的大海同时融化，这也许正是“伤心夏季”的由来。
6、无门的写作
也许是巨大的激情反而遏制了声音，初到南京，我的写作仍旧不顺，半年内只完成了被迫接受这过度性质、顺引性质的短篇小说。直到1995年，由于现实中我祖父的死，再加上内心沉淀也许也已水到渠成，我写出了至今仍对我自己重要的作品（虽然这不是我所盼望的），尤其是世界和中间。但是我总感到自己的作品并不适合当时的文学杂志。我不知道为什么，实际上至今为止我仍旧经常地感到自己的作品并不适合我们的文学杂志。不是好与坏的缘故，而是写作的基本追求。就像一个拼命往外冒往外鼓的，和一个死死往里挖、往底下钻的，本质上大相径庭。我的麻烦是：我既不身着前卫或先锋的外衣，又不是写现实生活敏感话题的那种。如果说我的小说难读，却又不是那种外表就让人望而生畏的难读，他们说，我把进入我小说的门都有意地给关闭了，只留了一扇视读者不同而不同的假门，让人兴致勃勃地进来，最后却不知道你要说什么。也不是完全不知道你要说什么，是好像知道，但又不确定。是的，我想，这正是我盼望中的写作。我盼望中的写作，就是希望一种杜绝、关闭或者说斩断该作品生长环境的写作。凭空而起，在现实之中无所指证。在题材、结构、技术、语句等表象上，我的写作都是“无门”的。它所有成立的起因，不因为我这个作者的在普众意义上的现实生活所思，只因为它这个作品本身更微妙的、更神奇的、也许最初与该作品毫无关系的原因而成立。也就是说，在一个作者的艺术生涯尤其是他的作品中，作者没有目的，没有（批判、歌颂、反思、总结、迎合、反对）时代的目的，没有主题的目的，没有技术革新的目的，没有因现实问题所逼的目的，没有解决记忆的目的，更没有伤痛的目的，甚至没有语言革新、道德革新的目的，只有必须完成这件作品、或者说：别样的美，这唯一的、被迫的目的。也许“意象”是进入我小说的唯一重要的门，然而急切焦虑的当代中国如何会有耐心和精力关注“意象”呢？正如诗人西川在随笔我们的处境中说：“事实是，在大众读者与文学家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距离，而一个作家若以读者为写作标尺，那么他只要为读者提供一种生活方式就行了，无论他提供的是人们渴望的生活方式，还是人们怀念的生活方式。凡包含着某种生活方式的作品都可以流行，而深邃的思想、高超的写作技巧似乎反倒可有可无。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生活方式更重要，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东西大于生活方式；人们对于一些与灵魂有关的基本问题，诸如信仰、怀疑、必然性、偶然性、惩罚、存在等，或闻所未闻，或漠然视之；”中国二十年来几乎所有能够流行的文学，可以说都在这个“生活方式”的规律之内。
7、正视与无视
一个试图完全做到脱离他的时代的人，是虚妄的，也是不应该的。时代如果存在，却不是因为我们试图脱离或者顺应它而存在。所谓“无门”也实在是针对时代而言，而并不是有意为之、必须如此。我们时代的时尚性、急切浮躁之风，也是我们时代的人口之多、物质过于贫乏、机会过于稀少所致。语句简单、情绪躁动、意义明了、中心思想明确、形式花哨、搞笑、调侃、以创造“大众流行语”为乐事、以及题材的刺激，或者正与这一切反其道而行：有意艰涩、刻意翻新，这一切，我想，正与耐心的缺乏成着正比。艺术的安静地深入人心已然不再存在；但是，我认为，这仍旧只是“这个时代”的标志，并不能说明艺术的标准已经跌价。因此，正视之后的无视，不是一件赌气的事，它只是：“必须如此”
8、早临的虚无
由于1995年上半年写得疯狂（状态上的，而不是数量），虚无也过早降临：早临的虚无令人窒息，无所事事却又斗志昂扬，摸摸这儿，摸摸那儿，没有一个能在质量上回应你的声音。我盼望行动。我身上有一层厚厚的自缚的茧，只有行动方能将之挣破。1995年的下半年，我着手筹办民间文学刊物黑蓝。黑蓝"创刊号"在96年初出刊后就因故中断，夏天，我又搬回了常州。由于依赖做黑蓝的行动打破我早临的虚无的愿望破灭，我带着巨大的、多方位的后遗症在常州开始了拓展性质的、不客气地说又是多少有些妥协性质的写作。最初的愿望非但没有实现，却带来了更多的后遗症；后遗症多一点倒也无妨，因为反正目的是为了挣破早临的虚无，麻烦的是这后遗症却是别样的性质，不仅对早临的虚无不起作用，更让人不得不面对更为广袤的虚无。这种后遗症写作、妥协性质的写作甚至延续至今，可见其麻烦之大。
9、妥协与均衡
妥协，在这里已经不是纯粹的贬义，它体现在我从此对“现实题材”的接受。但是，接受的仅仅是“题材的拓宽”“无门”的标准依然不变。所以我“现实题材”的作品并不是为了来“阐释”我的“虚幻”作品，它们仍然不具令人“兴奋”的“可读性”在“虚幻”、“现实”同步之后，我逐渐敏感于一个写作者的“均衡”：我想，一个人，是需要均衡的；一个人只有抵达均衡，他才能安全地站稳在地上。不仅是题材的拓宽，每种题材的各种写法，我都有必要要求自己尽最大努力地一一尝试；自然，拓宽并不意味着混乱，自我选择的倾向依然散见其中。这直接导致了我的写作至今为止不仅没有一个单一的、尖锐的、长期关注的、一劳永逸的题材、观念、结构、技巧、语感乃至语速，也没有一种单一的、尖锐的、长期关注的、一劳永逸的语言和意象。“无门的写作”同时成为“百变写作”、“没有风格的写作”我逐渐发现自己另外有着盼望：盼望自己的每一个作品都有它自己不同的性格，但它们加在一起时却“没有性格”或者说：“另有一个共同的性格”我本能地抵制那种每一件作品的性格也正好是它们加在一起时那同一个性格的写作。嗓子虽然是一个人的，但它可以、也应该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
1998年之后，我几乎是写一篇“虚幻”的，接着就需要写一篇“现实”的，我就像挑着一副担子，不能有一头太重。但我心里更看重的，自然是“虚幻之作”我甚至感到我最重要的艺术理想只有依赖“虚幻”作品才能完成。在常州的两年，比较满意的作品有被迫接受2、你是野兽、喜玛拉雅山上的温暖，以“整理思想”为目的的两本手记虚无之后修学、末世情怀心迹同时尽最大可能地为我放着毒。1998年11月，我重新搬到南京，至今。
10、危险
无论怎样的谨慎，这样的文字终究不可能不落得一个“自我辩护”的形象，虽然谨慎并不因为当代而生。每当我听见别的写作朋友对自己“写作”这行为本身提出质疑时，我总是暗暗奇怪：我就像一只陀螺，从来都在它自个儿的世界里旋转，也许过程中确曾有过“重大事件”然而旋转是它最基本的需要，这是唯一无需怀疑的事。也正因为此，我常常感到自己从15岁开始就没有什么变化。我甚至没有感到这十数年的时间使我变大、变老。道路修远，甚至不是我们自己乃至我们时代的所有同行全部的一生就能将它走尽。在我们有限的一生中，我们还有的是时间，我们还可以有限地、无数次说：“再见。”
2000.4.南京
1、危险
这也许是我长期以来的偏见：在一个前不着生、后不靠死的“中间地带”尤其是在我这样的实际上仍属于“学习写作”的阶段，要一个写作者自己站出来言说自己的写作，以及与自己写作相关的生活，是艰难和危险的。我不知道，一个写作者，他什么时候、几岁开始写作，已经写了多少年“业余写作”还是“专业写作”已经写了多少字，已经发表了多少字，出版了多少本书，以及它们总共销出了多少册，得到了外界怎样的评论，这一切对一个写作的人、一个真正写作的人而言，究竟有什么重大意义？麻烦的是：迄今为止，我的写作仍不存在着一两个明确的、单一的、利于人们言说的“风格”（虽然这样的状况是我的有意使然），因此，要在这样的“自述文章”里言说自己的“写作观念”和“写作原则”也几乎是不可能的。
2、源头
1988年在中师开始写作时，从事的基本上是一种与我同龄的女作家在今天所从事的“偶像型写作”因我当时个人的写作和创办文学社、印期刊而纠集在一起的一大批少年写作者们，也大多有着这种意欲一呼百应、自命另类、乃至强烈的自我明星感的气息。在那小小的中师校园里，我和我的“雪”文艺社在长达3、4年里的“明星效应”用上“叱咤风云”应该不算过分。常常，在回想这十几年来的轨迹时，我很难梳理自己如何可能从那样一种狂嚣般写作气息中，竟然一步步走到今天的样子：表象上的转变完全判若两人，恍若隔世，而内质却又是那么地顺理成章。当然，我需要、也感谢这份转变。
现在想来，开始写作的原因是模糊的。我甚至没有完整地读过一本文学作品。一定要找出一个开始写作的原因，就是人感到了压抑。可是那似乎说明不了什么，因为那是一种可以泛称之为“青春期的压抑”每个人都有过，这种压抑使青春期的人思维活跃、精力过剩、对万物过敏，同时使他们开始无意识地、实际上也许又可能是命中注定地选择他们一生的事业。我选择，不，甚至没有那么刻意地去选择，就是：我写作。
致使一个人开始写作的最初动因，并不能成为他将来一生的写作生涯的永恒的策动力，尤其当这最初的动因是“青春期的压抑”写作者不能因为这“压抑强烈了一点”而证明自己在最初的“特殊”这是一个必须澄清的常识：写作上的“特异性”并不在于表象上的“新鲜”与“陌生”另一些比如作为一个写作者的内核和视角，才更为重要。不仅仅在于你写了“新鲜题材”更在于你面对这些“新鲜题材”是否具备特异的视角。这也是导致我经常怀疑青春期写作对成年之后的写作的意义的重要原因。
3、转变
转变，始于我辞职之后的1992年。一年的小学美术执教生涯使我明白：我必须尽快辞职。因为自从上班之后，我就再也无法写作了。无法写作的原因可能很多，但那时的我认定首先得把工作给辞了、将所有的心思全部回到写作上来，才是至关重要的。辞职之后，我回到了念中师的常州，租了一间屋子，开始读书。并从此开始了缓慢的、真正意义上的、或者确切一点说，是成年意义上的写作。当时文学圈盛行米兰昆德拉和卡夫卡。最初的阅读使我感到：文学，已经不仅不是为了来表达政治观念，同样也不是为了来表达艺术观念、思想观念；文学，必须首先回到语言之美（例如孙甘露的作品）；然而这绝不是一种虚浮的语言之美和仅仅是语句抑或音调致幻的美（同样是孙甘露的大多作品），它仍可以、甚至必须是一种具有富足实体的、但不再与简单表达观念有关的语言之美。无观念的语言表达又必须同时传达出在它们的底下、在它们的背后有着“故事”并且这“故事”魅力无穷，令人想象不尽。
4、真伪
我常常感到：我们时代的麻烦并不在于对作品优劣的揣摩和辩论，而是它依然停留在对事物和作品的真伪都仍需花费巨大的精力去辨别的初始状态。我深感这是一种巨大的浪费。虽然面对时尚之风我无能为力，但我可以拿自己开刀。一个人，他必须经历长时间的对身外涌现的人事缺乏兴趣的生活，他才能拥有真正的、入骨的辨别真伪的能力。因此我认识到在修学的最初，数量和真伪的孰轻孰重。“我相信我所走的路是自己的路，我相信自己走的是正路”（纪德人间的食粮），如此简单而不僭越的自信，在我们最初的修学生涯中，是多么重要。
5、伤心夏季
在黑屋子里呆了整整一年，夏天来临的时候，随着毒辣的阳光静静地铺泻，我甚至听见了自己那仍在发育的骨头嘎巴作响。现在，我盼望出去看一看；我想，我至少得到外面看看自己这一年来的“修学”到底起不起作用。于是我带着“闭关”一年所得的一件不足5千字的、已经改了好几遍的伤心夏季来到了上海。
最初我是为了看一看大学、看一看别的同龄人来到复旦的，但是为了听课，我必须完全打乱我多年的作息制度，必须每天早上就要起床；我左右权衡了一下，觉得必须恢复中午起床、凌晨睡觉的习惯。这样一来，实际上生活习惯和生活内容又与在常州租房子时大同小异了，但是感觉不再相同：我不再那么沉重；出来看一看之后所获得的最初的自信，也使我轻盈而快乐。然而轻盈和快乐并没使我写得多起来，只在年底又把伤心夏季改了两遍，并最终将之改定。这篇短文的写作，是我正式走上“中间”之路的标志：脱离那些你本该属于的年龄、时代、环境、乃至作品创作最初表层的起因，只有面对虚无（不是消极意义上的虚无），你才能真正摸到你的心。我对浅表的“激动”不再有兴趣，但也本能地躲避理性的观念性写作：我不再愿意走在任何事物表象的两极，倒更情愿承受“中间”的挤压、掩蔽、夯实和无声。通过这篇短文的写作，我还懂得：你真正要说的，你不说，而通过它周边的丰富的信息耐心地将它堆积出来、却又明显区别于刻意晦涩的魅力所在。
我甚至等不及复旦住期的结束，因为我知道一离开上海，无论到哪里，我就有很多作品要写。我急着要去写。1994年夏天，我住到了南京。所以你看，我每次重大的搬迁都在夏季，赤日炎炎，白花花的石头和蓝盈盈的大海同时融化，这也许正是“伤心夏季”的由来。
6、无门的写作
也许是巨大的激情反而遏制了声音，初到南京，我的写作仍旧不顺，半年内只完成了被迫接受这过度性质、顺引性质的短篇小说。直到1995年，由于现实中我祖父的死，再加上内心沉淀也许也已水到渠成，我写出了至今仍对我自己重要的作品（虽然这不是我所盼望的），尤其是世界和中间。但是我总感到自己的作品并不适合当时的文学杂志。我不知道为什么，实际上至今为止我仍旧经常地感到自己的作品并不适合我们的文学杂志。不是好与坏的缘故，而是写作的基本追求。就像一个拼命往外冒往外鼓的，和一个死死往里挖、往底下钻的，本质上大相径庭。我的麻烦是：我既不身着前卫或先锋的外衣，又不是写现实生活敏感话题的那种。如果说我的小说难读，却又不是那种外表就让人望而生畏的难读，他们说，我把进入我小说的门都有意地给关闭了，只留了一扇视读者不同而不同的假门，让人兴致勃勃地进来，最后却不知道你要说什么。也不是完全不知道你要说什么，是好像知道，但又不确定。是的，我想，这正是我盼望中的写作。我盼望中的写作，就是希望一种杜绝、关闭或者说斩断该作品生长环境的写作。凭空而起，在现实之中无所指证。在题材、结构、技术、语句等表象上，我的写作都是“无门”的。它所有成立的起因，不因为我这个作者的在普众意义上的现实生活所思，只因为它这个作品本身更微妙的、更神奇的、也许最初与该作品毫无关系的原因而成立。也就是说，在一个作者的艺术生涯尤其是他的作品中，作者没有目的，没有（批判、歌颂、反思、总结、迎合、反对）时代的目的，没有主题的目的，没有技术革新的目的，没有因现实问题所逼的目的，没有解决记忆的目的，更没有伤痛的目的，甚至没有语言革新、道德革新的目的，只有必须完成这件作品、或者说：别样的美，这唯一的、被迫的目的。也许“意象”是进入我小说的唯一重要的门，然而急切焦虑的当代中国如何会有耐心和精力关注“意象”呢？正如诗人西川在随笔我们的处境中说：“事实是，在大众读者与文学家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距离，而一个作家若以读者为写作标尺，那么他只要为读者提供一种生活方式就行了，无论他提供的是人们渴望的生活方式，还是人们怀念的生活方式。凡包含着某种生活方式的作品都可以流行，而深邃的思想、高超的写作技巧似乎反倒可有可无。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比生活方式更重要，也就是说，没有什么东西大于生活方式；人们对于一些与灵魂有关的基本问题，诸如信仰、怀疑、必然性、偶然性、惩罚、存在等，或闻所未闻，或漠然视之；”中国二十年来几乎所有能够流行的文学，可以说都在这个“生活方式”的规律之内。
7、正视与无视
一个试图完全做到脱离他的时代的人，是虚妄的，也是不应该的。时代如果存在，却不是因为我们试图脱离或者顺应它而存在。所谓“无门”也实在是针对时代而言，而并不是有意为之、必须如此。我们时代的时尚性、急切浮躁之风，也是我们时代的人口之多、物质过于贫乏、机会过于稀少所致。语句简单、情绪躁动、意义明了、中心思想明确、形式花哨、搞笑、调侃、以创造“大众流行语”为乐事、以及题材的刺激，或者正与这一切反其道而行：有意艰涩、刻意翻新，这一切，我想，正与耐心的缺乏成着正比。艺术的安静地深入人心已然不再存在；但是，我认为，这仍旧只是“这个时代”的标志，并不能说明艺术的标准已经跌价。因此，正视之后的无视，不是一件赌气的事，它只是：“必须如此”
8、早临的虚无
由于1995年上半年写得疯狂（状态上的，而不是数量），虚无也过早降临：早临的虚无令人窒息，无所事事却又斗志昂扬，摸摸这儿，摸摸那儿，没有一个能在质量上回应你的声音。我盼望行动。我身上有一层厚厚的自缚的茧，只有行动方能将之挣破。1995年的下半年，我着手筹办民间文学刊物黑蓝。黑蓝"创刊号"在96年初出刊后就因故中断，夏天，我又搬回了常州。由于依赖做黑蓝的行动打破我早临的虚无的愿望破灭，我带着巨大的、多方位的后遗症在常州开始了拓展性质的、不客气地说又是多少有些妥协性质的写作。最初的愿望非但没有实现，却带来了更多的后遗症；后遗症多一点倒也无妨，因为反正目的是为了挣破早临的虚无，麻烦的是这后遗症却是别样的性质，不仅对早临的虚无不起作用，更让人不得不面对更为广袤的虚无。这种后遗症写作、妥协性质的写作甚至延续至今，可见其麻烦之大。
9、妥协与均衡
妥协，在这里已经不是纯粹的贬义，它体现在我从此对“现实题材”的接受。但是，接受的仅仅是“题材的拓宽”“无门”的标准依然不变。所以我“现实题材”的作品并不是为了来“阐释”我的“虚幻”作品，它们仍然不具令人“兴奋”的“可读性”在“虚幻”、“现实”同步之后，我逐渐敏感于一个写作者的“均衡”：我想，一个人，是需要均衡的；一个人只有抵达均衡，他才能安全地站稳在地上。不仅是题材的拓宽，每种题材的各种写法，我都有必要要求自己尽最大努力地一一尝试；自然，拓宽并不意味着混乱，自我选择的倾向依然散见其中。这直接导致了我的写作至今为止不仅没有一个单一的、尖锐的、长期关注的、一劳永逸的题材、观念、结构、技巧、语感乃至语速，也没有一种单一的、尖锐的、长期关注的、一劳永逸的语言和意象。“无门的写作”同时成为“百变写作”、“没有风格的写作”我逐渐发现自己另外有着盼望：盼望自己的每一个作品都有它自己不同的性格，但它们加在一起时却“没有性格”或者说：“另有一个共同的性格”我本能地抵制那种每一件作品的性格也正好是它们加在一起时那同一个性格的写作。嗓子虽然是一个人的，但它可以、也应该发出各种不同的声音。
1998年之后，我几乎是写一篇“虚幻”的，接着就需要写一篇“现实”的，我就像挑着一副担子，不能有一头太重。但我心里更看重的，自然是“虚幻之作”我甚至感到我最重要的艺术理想只有依赖“虚幻”作品才能完成。在常州的两年，比较满意的作品有被迫接受2、你是野兽、喜玛拉雅山上的温暖，以“整理思想”为目的的两本手记虚无之后修学、末世情怀心迹同时尽最大可能地为我放着毒。1998年11月，我重新搬到南京，至今。
10、危险
无论怎样的谨慎，这样的文字终究不可能不落得一个“自我辩护”的形象，虽然谨慎并不因为当代而生。每当我听见别的写作朋友对自己“写作”这行为本身提出质疑时，我总是暗暗奇怪：我就像一只陀螺，从来都在它自个儿的世界里旋转，也许过程中确曾有过“重大事件”然而旋转是它最基本的需要，这是唯一无需怀疑的事。也正因为此，我常常感到自己从15岁开始就没有什么变化。我甚至没有感到这十数年的时间使我变大、变老。道路修远，甚至不是我们自己乃至我们时代的所有同行全部的一生就能将它走尽。在我们有限的一生中，我们还有的是时间，我们还可以有限地、无数次说：“再见。”
2000.4.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