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河黑楼常被记忆触摸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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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旅途，幸福快乐的驿站，会让人常常想起，痛苦失意的港湾，也一样令人刻骨铭心。
小河黑楼，是我人生第一次感到疼与痛的地方，也是被记忆触摸得最多的地方。
一九九二年八月，我从学校毕业后，怀揣着报到证到水钢(全称是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干部处报到。当时社会经验不足，未先托人打通关节，联系落实一个好的分厂再去报到。由于必须在十三日前报到，我从老家赶到水钢时已经是十二日下午。第二天一早便如火如荼地赶到干部处报到。
干部处一位工作人员收了我报到证，哪怕一秒钟也不没有迟疑，立刻迅速把填好的派遣单递给我，说厂车马上来接我，让我先在沙发上休息等车。
之前，水钢我来过三次，但不知道第一炼铁厂具体在哪里？看着派遣单要到第一炼铁厂报到，我暗自思量，能称为第一炼铁厂，无论在规模、产量、质量和效益上，应该不会太差，当时甚至还暗自窃喜，那怕只是短时间的喜悦。但这种喜悦，被一个小时的等待，吞噬得一干二净，最后残留在心里的，是笼罩在心里那层深灰色的不祥预感和如水钢上空乌云一样凝重的担心。水钢干部处就在总部办公楼办公，水钢核心厂矿，无论是炼钢厂、炼铁厂、初轧厂、二轧厂、焦化厂等下属二级厂矿，离这里不会超过十分钟的车程，超过十分钟的，就是很边远的二级分厂了。当时，我甚至祈祷车在路上坏了，或是去加油站加油，亦或是司机先去办自己的私事，然后再来接我。然而等了一个多小时，那种度时如年的感觉，像是在地狱里煎熬一样。到了最后，我的心里不是呐闷，也不是失望，而是绝望了。
坐在干部处的沙发上忐忑不安，每隔半个小时问一下工作人员，他们只是一个劲让我耐心等待。等了快两小时，终于看到一个高大帅气的人与工作人员打招呼。工作人员对我说：“这是你们厂组织部管你们的兰部长，你跟着他走就行了。”我机械地、麻木地、毫无表情地、极不情愿地说了一声谢谢！
接我的尼桑皮卡车驶出水钢检查站，驶过场坝路口，阳光下坝子内一望无际那片金灿灿的稻子，在微风的吹拂下掀起的稻浪，是我对这座城市唯一好一点的印象。车一路往东行驶，车内一路无话，不是我不想说，是没有心情去说，那怕面对管干部的组织部长。公路并不平坦，很多地方凸凹不平，颠簸得让我呕吐。车好不容易驶过滥坝，驶到锅厂，沿狭窄蜿蜒的公路一路向沟谷行驶，最后停到一坐两层楼的红砖青瓦办公大楼前，这就是水钢第一炼铁厂厂区了。
去组织部办完报到手续，组织部安排先在招待所住下。在招待所住了一月有余，全方位对第一炼铁厂有了大体的认识，后来搬到了黑楼，对工厂的认识就更深刻更具体了。
小河是六盘水工业的摇篮。一百多年前，这里就生产“冷兵器”等器械，这里生产的陶器，在方圆百里范围内，也很有名气。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贵州为发展地方经济，结束贵州不生产钢铁的历史，省工业厅在水城矿区东部——民间土法炼铁的“小河边”成立国营水城钢铁厂，至1956年6月建有7。5立方米小高炉一座，并开挖了多处小煤井供应自备电厂和生产土焦炼铁。是当时贵州最大的生铁基地，而过去炼铁的旧址现踪迹全无，只存在于老人的回忆中，打铁铺也陆续搬迁，另建了一个国营的水城铸造厂，但它并不生产100年前的“冷兵器”而是生产铁锅等炊具。1958年5月，开滦矿务局的专业人员及广州军区的复转干部近百人，携儿带女，辗转金沙、毕节10余天来到矿区，接收了水城铁厂的煤焦车间，成立了水城煤矿（即后小河煤矿，现已转产）。
国营水城钢铁厂，即是后来的水城小河铁厂，它建厂的时间比1966年建厂的水钢早了十一年，为水钢的建设和生产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经验。水钢建厂后，名字也用水城小河铁厂最初用的名字——水城钢铁厂，后改名为水城钢铁公司，再后改名为水城钢铁集团公司，被首钢控股后，又改名为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现已成为集采矿、冶金、煤焦化、机械加工、建筑安装、汽车运输、水泥、进出口贸易等产业为一体，拥有资产总额105亿元、在岗职工2。02万人，具备年产280万吨生铁、300万吨钢、300万吨钢材综合生产能力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2008年排名“中国企业500强”424位“中国制造业500强”244位。
（插水钢图片）
1992年8月，我分配到水城钢铁集团公司第一炼铁厂，第一炼铁厂就是1955年建厂的水城小河铁厂，后被水钢兼并后变成了水钢第一炼铁厂。
黑楼，是水城小河铁厂建厂时的第一幢厂办公大楼，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依然作为住宅在使用。由于修建了近四十年，加之采光太好，一楼很黑，二楼靠里面的那一排也很黑，就是大白天走过道也要开灯，所以丑其名曰——黑楼。黑楼为对称式的两层砖瓦楼，过道从中间中分，上二楼的木楼梯也是从正中将整栋狭长的木房一分为二。
黑楼虽是小河铁厂第一栋的办公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修建起现在这栋办公楼后，就退出办公的领域了。刚退出时，还是一些有点头面的人才能得住，到后来，在里面居住是一些和老婆分居两地的假“单身汉”或者是刚结婚的部份青年职工，住得最多要数毕业分配到厂内工作的大中专毕业生。所以，黑楼在厂内，又有一个大家认知的名字——单身大楼。
相对九二届毕业一起分配来厂的大中专生，我和东北工学院(现为东北大学)毕业的乔雁飞、武汉冶金医专毕业的王孝川、毕节卫校毕业的陈富四人是不幸之中的大幸，没有被安排到偏坡上的石棉瓦简易房居住，而是住进了黑楼二楼外面一排靠近一棵大树的房间。在这栋楼周围，这棵树是唯一的树，因为它的存在，才能在这冷漠的地方，感受到阳光和月亮的光斑，在白天和黑夜投影到窗格的玻璃上；才能感受到打破宁静的鸟叫和蝉鸣；才能感到春天绿色的希望和秋天飘坠的黄叶。很多无事无聊无奈的时候，我就这样打开窗子，痴痴看着眼前的树发呆，透过它，我打开心窗，也看到未来的一线希望。
我们四个人住在十二个平米左右的房间里，摆下四间床，中间就是只有一米宽的过道。生冷的铁床，是厂行政科给我们唯一的资产。摆放四间铁床后，箱子只能想方设法放到床下。要写东西时，要么将纸放在书上，或铺在床上，或放在膝盖上，草草写完了事。没有坐的凳子，就把床到当凳子，又睡又坐。乔雁飞因长得魁梧，所以弄了一块水泥砖，并用报约包了几层，再用线捆缠好，需要坐时，就在水泥砖上堑几本书，坐着做完事再起来活动活动筋骨。
我们搬到黑楼的第三天，江苏一家仪器仪表厂销售科的科长陈友福就找到我们寝室。其实，一个月前，陈友福和我们已经认识。那时，我们还住在厂招待所，陈友福因公到厂里面出差，由于我们刚分到厂里，人生地不熟，厂里没有亲戚朋友，除了上班，其他的时间特难熬。陈友福除了一天花个一两个小时去找厂里面找相关领导，其他时间都是在招待所闲呆着。一来二去，我们混熟了。而且因为一次他请我小吃小喝了一餐后，我和他不只是熟，而且从心里钦佩他。
陈友福是我参加工作遇到的第一个社会老师。那次酒过三巡，他就把他对这个社会的了解及经历慢慢道来。五十岁的他，谈吐不凡，口才极佳，连我这种情绪低落的人，也在无形中被感染了。其实在此之前，他已经无数次来厂里，以前是为了销售设备，那次是为了要钱。说到要钱，其实不是要销售款，因为他和厂里并没有做成生意。但为了做成生意却花了大价钱，听他说前前后后她总共送了七八万给相关的副厂长和设备科科长（七八万在九二年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相对于现在的七八十万了），后来设备也定在他的厂采购。天有不测风云，后来不知是什么原故，厂相关领导弄个“一女多嫁”把原定给他的采购单给了其他厂家。他拿着签订的采购合同，无法执行。跑了几趟，厂相关采购负责人不执行合同，他想要他们退还他给的钱，但收钱的人不认帐，或者认帐数额少，就是不退款，有的还扬言要反诉他诬陷。他告到厂纪检办，必然白费力气，告到水钢纪委，还是白搭，他想到法院起诉，但又怕没时间和这些人耗下去，而且就他的理解，告也可能白告。他就这样来来回回地跑着，除了收获疲惫以外，似乎什么都没有得到。
也许他给我们上了参加工作的第一堂社会课，不只用他的语言，还用他的处境和经历。他来到我们寝室的时候，那天正好是陈富的生日，大家已经开始在寝室内喝酒，他进来后，加入我们喝酒的行列。那时我们是不用杯子喝酒的，都用碗，用二碗和大碗，大家的量伙也足，量大的一次能喝两三斤，量小的也能喝七八两。那架势，喝开了，喝热了，喝高了，比武松喝十八碗还要豪迈奔放。那晚陈友福和我们边喝边聊，聊江苏厂的情况，聊他与厂里面销售扯皮的最新进展，聊社会的贪污腐败，聊每次来到厂里受的窝囊气，聊到最后动情处，半斤多的大半碗酒，他一口喝下，倒床就醉，直到翌日方醒。
曲指一数，小河铁厂从建厂起到我毕业那年，已经走过三十七个春秋。厂子老，没活力，人际关系却盘根错节，派系斗争层出不穷。我现在还记得当时三个人指点我的金玉良言。管我组织关系的部长告诉我：少说多做，干好本职工作；和我关系处得较好的老乡李叔对我说：少说话，不参与任何帮派；我在厂认识的一位家门叔子告诫我说：厂里面的人很欺生，你要谨慎工作和处事，少与人为敌！
这三个人说的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在厂里也一直谨言慎行。但有些事该来时还是要来，想避免时怎么也避免不了。
九二年十一月，时令已是初冬，天气一天凉比一天，洗脸洗脚用的水不经烧暖，已感冰凉刺骨。那天夜里，陈富和王孝川去医院上夜班，乔雁飞去同事家喝酒，只有我一个人独处寝室。晚上十一点过钟，一阵急促的拍门声把我从梦中吵醒，我起来开门，三个厂公安科人员挤进寝室，拿着手电筒，床上床下到处乱翻，后来在陈富床下面找到一个电炉，逼迫我去公安科接受调查处理。我说：第一，入厂安全教育时没有说过不准烧电炉；第二，这么冷的天气不准烧煤炉，也不准烧电炉，太不人道；第三电炉是陈富的，与我无关。凶杀恶神的三个人，不由我分说，硬把我连拉带推地掀出黑楼。出得黑楼，我说要上厕所，就往医院厕所走（住黑楼的人上厕所要到医院厕所上）。三个人紧紧跟在我屁股后面，生怕跟丢了。如果我逃走了，他们罚不了款，弄不了钱，好不容易逮住一个机会弄我这个外地人，不欺负一下搞整点票儿咋行！走到医院门口上坡处，那个叫富定平的人骂爹骂娘地开黄腔，我听到后，心里很不爽，火往心生，血往头窜。但还是强压住火气说，你这样骂人，难道你没有妈吗？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石头里崩出来的？还是从牛马畜生生下来的？！富定平听后恼羞成怒地说，你敢和我顶嘴！？看我今天怎样收拾你！说话的同时，拳头已经从我后面砸来，我感到一股凉风从后面飘向前面，下意识地躲闪开了这一拳，转身飞起一脚，把富定平踢倒。我在校时是足球队员，踢后卫，开大脚可以小禁区开到对方大禁区，通常人被我踢一脚，倒地后足够他痛一时半会。另外一个见富定平倒地后，拿着三节手电筒想砸我，我一拳揍在他脸上，看他偏了几下，倒下了。还有一个年龄大的，姓陈，看在他是家门的份上，我没有打他，只是对他说，你不帮忙就不关你的事，否则他们就是你的下场。说完我往医院里走，也没上厕所，直接跑到医院值班室找陈富，让他赶快通知他在公安科当科长的亲戚。回到楼下，其他公安科的人也上来了，好像有五六个，让我去公安科录口供，好汉不吃眼前亏，他们人多，我也不和他们顶撞。我几乎被押到公安科时，公安科姓赵的科长已经到了，也就少了一些皮肉之苦，否则那晚我在公安科不被暴扁才怪！在公安科录完笔录，私烧电炉的罚款怎么也免不了，交了两百元的罚款，折财免了一顿暴打，心里也可阿q一下。
后来，我把这事反映到报社、电视台、各级工会及相关部门，最终由工会出面协调算解决，也算平了我的一口怨气。但我内心对这个厂深恶痛绝。从这件事情上，也了解到大中专生为什么不愿意来这种厂，就算来了也留不住他们。一个没有人才不断加入作为支持的生产性企业，一个不断流失人才的生产性企业，一个在职员工要养活两个退休工人的老企业，想有大的发展难上加难，亏损是常事，不亏损才是奇迹！
（插入水城铁厂图片）
在小河铁厂，我们寝室四个人的业余生活枯燥而又单调。除了上班时间，下班吃完饭后，要么到附近的坡上转转，要么到小河河堤上走走。这里的小河，一年四季，没有清亮过，春夏是黄色的，秋冬是黑色的。周围农房上飘出的缕缕炊烟，混和着铁厂烟窗口弥散的烟尘，在小河这条山谷内弥散徘徊。这样的时刻，我和晚一年从武汉钢铁学院分来的郝英男，双手揣进牛仔裤的荷包里，自认是新时期上山下乡的知青，摇头摆颈地唱着当年最流行的歌曲小芳，期盼着早点离开这个苦难深重的小河，早点返回城里
夜晚，孤独难耐。在发工资的那个把星期，偶尔也打打麻将。其他时间，怀里的铜钱少，就就交换双方的书来看。那段时间，什么医学、财会、铸造学等方面的专业书，只要室友们有的，我都找来看。当然，他们也偶尔翻翻我化工方面的专业书籍，但没有我学得认真。有一段时间，晚上大家就去唱露天卡拉ok，一元钱唱一首，要排队，一个晚上，唱一首不过瘾，至少要唱三首才感觉稍为发泄了点怨气。两三个月下来，发现k歌也是一笔不小开支，大家就戒唱了。再到后来，大家就相约去舞厅跳舞。舞厅是一个私人老板在厂里开的，就在公安科办公的隔壁。这里的厂子弟，很欺生！很霸道！他们打听到我们是外来工作人员后，无事找事的故意找岔，就是想找机会和我们好好干上几架，想狠狠地修理我们。他们人多，每晚到场子里的随时有二三十人，还可以随时搬到救兵。我们满打满算，齐心点的也就七八个人。说实话，如果有更好的娱乐方式，我们也不会去跳舞。我们这七八个人，舞技都不入流，人多时跳舞偶尔也会碰到人，或踩到别人的脚。有一次，王孝川稍不注意，踩在一个女厂子弟的脚上，那女的气势汹汹的叫来了男朋友和二三十个厂子弟，把王孝川围在中间，准备开打。郝英男见状，知道不妙，他飞奔出门，在舞厅房后找到三块红砖，每块五斤左右，三块摞在一起，脱下他的牛仔衣包扎好，用两只袖子交叉缠紧，提着两只袖口冲向舞厅。
郝英男在武汉钢铁学院读书，台球打得很好，是武汉红钢城的一杆枪，名气很响。打架的名气也不懒，反正一人打两三人不成问题，有一次因为对方人多，他的头也曾被砍了四五寸长的口子，缝了几十针。分到水钢时，那疤痕虽有长发掩盖，仔细看时还很分明。
郝英男冲进舞厅时，王孝川已经被那伙人打了几拳，眼镜都被打掉了。郝英男冲进围攻王孝川的人群中。“妈的，你们这些儿活得不耐烦了，敢打我兄弟？！”他边骂边挥舞手中牛仔衣包裹的砖头，不到一分钟，就有六七个被打倒在地上，其他人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是什么回事，看得呆了傻了，以为遇上高手了，也不敢再聚上前来围攻。郝因男见扫平了那几个人，其他人不敢上前，他恨恨地扫视了围观的人说，以后谁敢再欺负我们新来的弟兄，今天倒在地上的就是他们的下场，说完拉着王孝川快速回到寝室。
那伙人破天荒地没有到公安科报案，也许他们遇到高手只得自认倒霉。那一战，打出我们外来人的威风，那些子弟在我们面前，也不是那么嚣张了。不过，为了自身的安全，我们就算无聊，也不去舞厅这种地方打发时间了。
小河铁厂往三岔路口上面方向七八百米，就是小河煤矿，九二年时煤矿效益已经很差了。很多煤矿的职工和家属没事时，就拿着吸铁棒，赶往铁厂生产区高炉前公路外边的洗砂场，慢慢地吸流失在砂里的细铁屑粉。久而久之，很大的洗砂场，被钻刨成蜂窝状。有一些洞，泡进去一二十米。有一天下午，不知怎么弄的，洗砂场塌方了，压埋了很多人在里面。小河铁厂和小河煤矿的群众及公安人员到场，几乎是用手刨沙的方式救援，最后有六个人的生命还是被砂场终结了，六人中，有一个是我小河矿同学的朋友的妺妺。那一次，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人在同一时间死去，让我觉得死亡无处不在，让我感到生命是如此之轻，生活是如此之重，同时也让我感到人生有时是一场没有意义的游戏。
乔雁飞，毕业于东北工学院。学校最初由张学良创办，在寝室四人毕业的学校中，也算名头最响。乔雁飞学的是材料热处理专业，分到铸造车间工作也还算马虎对口。铸造车间车间主任是一个半路出家的大专生，混了两年拿文凭的那种。他分到车间后，并未留在车间办公室。这样名校的人才，主任怎么啥得让他在办公室瞎混？！主任把乔雁飞分到化铁班，说先到最坚苦的班组去锻炼。是的，化铁班的工作又脏又累又热，不要文化，不要水平，只要有大力气，把铁块搬到炉子里面就行。这样的工作，让带着高度近视眼镜在家从未干过体力活的乔雁飞去做，的确是一种难得的煅炼。乔不上班时，十有五六和他们同事“泡在酒坛子里面”很多次喝晕了喝醉了，回到寝室就号啕大哭，伤痛欲绝。有几次喝出胃出血，也是我和陈富及王孝川把他送进医院去输液治疗。他像“囚犯”一样，从水钢总部流放到一铁厂，然后再一铁厂流放到铸造车间，再从铸造车间流放到化铁班。一年后，他转正成了助理工程师，终于逃离了化铁班“调”回办公室。
办公室也不是好差，只要主任不想让他舒服。乔雁飞回到办公室，主任并未给他安排办公桌椅，也没有安排他做的具体工作，只要求他准时上下班。这个点子，主任想得太绝，软制人！乔雁飞准点到办公室上班，报到后，无所事事，除了在办公室的坐坐沙发，找不到其他坐的地方，只能下到车间各个班组，游游逛逛聊聊，打发满时间，到下班再回寝室。日子就这样周而无始，百无聊奈地过着。
相比乔雁飞，我算是幸运的。
其实从刚到水城铁厂的那一天起，我就只有一个理念，离开这个地方，无论如何也要离开这个地方，去完成我自己的追求和理想。只不过由于当时没有办到身份证，迟迟拖了两年才得以离开。
我分在当时的中心化验室。刚开始上班时，跟在乙班倒班，正值上夜班，班长姓黄，对我不错。我去上班时，他直接喊我回寝室睡觉，到时给我把考勤打上就行。我想初次上班太混，别人对我的印象不好，所以坚持了两个时，可是黄班长一再敦促我回去，我清楚记得他第十二次催我时，我才回寝室睡觉。第二个夜班也上了两个小时。以后的几个夜班，去打一趟就回寝室。
倒了一个星期夜班，我被抽调到长白班，到贵阳钢厂理化检测中心考察学习，回厂后，筹建工频炉化验室，制定铸造车间工频炉各种理化检测指标的检测方法，弄结束后再回到中心化验室。直管我的中心化验室科长是半路出家的中专生，姓陈，一笔难写两个陈字，我和他认家门，喊他陈伯。我这人工作上绝不马虎，安排的工作都是保质保量地完成，这点任何人想不认可都不行。但自认也不太遵守纪律。进厂不到两个月，有一次和陈科长喝酒时，趁着酒意，我直言不讳地对对他说：“陈科长，你安排我的工作，我会一点不少地干完。我在这个厂里现在就是等身份证办到后就离开，好的话一年，最多不超过两年，再说我不是领你私人的工资，我有时也需要外出办点事情，一句话，我有自己的难处，你不要为难我，否则我这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为难我的话到时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陈科长当时没醉酒，清醒着呢，这话他听得懂。他说：“陈炜侄儿，我们是一家人嘛，我不会为难你，有什么你直接给我说就行了，你要去什么地方，提前给我打招呼，关于你的工作的部份，我安排其他给你顶做了就行。”
九二年邓小平南巡的讲话，当时我能倒背如流，一想起他老人家，我就热血奔涌。我要坚决响应他的号召：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要敢于砸破三铁，敢于拼搏创荡。
很好。我这样说，的确事实，我是越早出去越好。也好让陈科长不把我当竞争对手，不会太过为难我，安安心心地做他的科长。
陈科长其实是中层干部中最受气的，每天早上开中层干部例行工作会，他每次都被上级领导责骂，或被同级的其他部门的科长指责。好像全厂的效益、全厂人的饭碗被中心化验室搞砸似的。陈科长被骂多了，对开会有种恐惧感。有几次甚至装病不去。我这人生性直率，嫉恶如仇。这种事也早就看不过意，何况科长曾经做过对我好的事，这次路见不平，也要拔刀相助，算是回报。有一次，科长给我说起开会的这些事情，我说科长你不好和他们说，不好和厂长书记争执，下次我去给你搞定，反正这工作我也不想的，他们大不了开除我！
陈科长思考了一下，点头默许。
陈科长装病，头一天就住进了市医院。第二天八点，我走进会场时，其他人都惊诧地看着我，好像我是外星人似的。会上，大家发言都是坐着发言，轮到中心化验室陈科长发言时，厂长和书记才发现陈科长不在场。
我走到台上说：“陈科长今天生病，知道这会很重要，让我代替他参加，并把相关的会议讲话汇报给他！”
“今天借这个机会，我也想对在座的厂长、书记和各位科长，谈谈我个人的看法：一直以来，大家认为中心化验室的质量控制得不好，各种矿样的化验数据不是很准确，影响了炼铁的质量和产量。但是今天我郑重的告诉你们，你们这种认识大错特错。中心化验室只是铁厂炼铁生产中的一个环节，对各种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抽样化验检测，提供准确的数据，供生产部门及管理部调整决策。换句话来说，我们敢保证的我们矿样分析的准确性，但保证不了矿石含量的有效性和真实性。关于原材料质量控制方面，其实整个厂对原材料的控制包括四个部门：水钢驻一铁质管站、一铁质管科、一铁原料科和我们中心化验室。这四个部门中，我敢保证中心化验室取的样品能代表平均组成。至于质管站、原料科、质管科提供给我们化验的矿样，我能保证化验数据的准确性，不能保证取样的代表性和平均性。”我看到下面的人交头接耳，我没有理睬，继续按心里面想法说。“对于等待验收的铁矿石，取样很关键。不管是火车皮，还是货车，不管采用梅花取样法，还是对角线取样法，总而言之，取的样品要最可能代表整车矿石的平均水平。这些取样方法，相信在座的原料科、质管科和质管站的领导都懂。就算不懂也没有关系，我培训你们一天，大家都能学会。为什么懂了，质量却还是老出问题。这就是利欲薰心的问题。某些部门的领导或工作人员，拿了好处，取样不取代表平均样的样品，只取品位高的那部份矿样，化验下来当然合格了。他们拿了好处，还把罪过推给中心化验室。更有甚者，铁矿石收了，破碎了，皮带输送进炼铁炉了，才假惺惺的取几块好样来化验。就算化验不合格，生米已经煮成熟饭，难道能退回给卖矿石的老板？！举个例子吧，一车黄泥巴，放几十斤品位超过五十的铁矿石在上面，而取样的人就取这几十斤铁矿石，化验肯定合格，但实际如果取平均样来化验，这车矿石含量百分之一都达不到。整个铁厂，小的吃小头，中的吃中头，大的吃大头，最后拿中心化验室来当冤大头当替死鬼，可是这个责任就算中心化验室愿承担也承担不起啊，上千人的血汗就被这些贪污渎职的人轻而易举吸食了，可辈可叹！”
“如果整个管理系体不配套不完善，如果不下大决心大力气去解决这些问题，你们就是天天在这里开会也毫无用处。这个厂的效益将会越来越差，员工的待遇也会越来越低”
我一口气说完后，没有听他们讨论，也没有和他们讨论，快步走出会议室，回办公室上班去了。
这次直言不讳的陈述后，厂长和各部门科长已经很清楚质量和利益环节的关系，陈科长开会除了偶尔接受厂长的问讯或批评，很少受到其他部门的科长们指责了。科长很感谢我为他出了一口憋气一口恶气。但我心中根本高兴不起来，这样的企业，这样的管理，不知道能支撑到什么时候。
九四年五月三十一日，我离开水钢第一炼铁厂。二00五年回铁厂办事时，厂名变成了水钢金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二00九年再次回铁厂时，厂名又变成水钢集团博宏公司小河铸业公司。水钢集团公司在被首钢控股后，也更名为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就像一位只有花拳秀腿的漂亮女子一样，如果没有内在实实在功夫，就算不停地改嫁，不停地在自己的名字前排上丈夫的性，最终也会被抛弃。搞制造业的厂矿同然。也不知下次再回第一炼铁厂时，厂名又将变成了什么名字？
弹指一挥，我离开第一炼铁厂已经十八年了。那里是我第一次参加工作的单位，那里有我的第一批同事。从分到那里后，以前一帆风顺的我，开始走霉运，并且一直持续着。但我内心里还是要说感谢，那个坚苦的环境，那份自己最知的苦难，那些磨心成茧的经历，让我在离开的日子里，有更多的勇气，有更大的胆量，去面对坎坷不平荆棘丛生的人生之旅。十六年来，无数个独处的夜晚，我的记忆，常会情不自禁飞向水钢，飞向小河黑楼，去触摸那些与我有些许关联的人与事
2010－7－30于贵阳
人生旅途，幸福快乐的驿站，会让人常常想起，痛苦失意的港湾，也一样令人刻骨铭心。
小河黑楼，是我人生第一次感到疼与痛的地方，也是被记忆触摸得最多的地方。
一九九二年八月，我从学校毕业后，怀揣着报到证到水钢(全称是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干部处报到。当时社会经验不足，未先托人打通关节，联系落实一个好的分厂再去报到。由于必须在十三日前报到，我从老家赶到水钢时已经是十二日下午。第二天一早便如火如荼地赶到干部处报到。
干部处一位工作人员收了我报到证，哪怕一秒钟也不没有迟疑，立刻迅速把填好的派遣单递给我，说厂车马上来接我，让我先在沙发上休息等车。
之前，水钢我来过三次，但不知道第一炼铁厂具体在哪里？看着派遣单要到第一炼铁厂报到，我暗自思量，能称为第一炼铁厂，无论在规模、产量、质量和效益上，应该不会太差，当时甚至还暗自窃喜，那怕只是短时间的喜悦。但这种喜悦，被一个小时的等待，吞噬得一干二净，最后残留在心里的，是笼罩在心里那层深灰色的不祥预感和如水钢上空乌云一样凝重的担心。水钢干部处就在总部办公楼办公，水钢核心厂矿，无论是炼钢厂、炼铁厂、初轧厂、二轧厂、焦化厂等下属二级厂矿，离这里不会超过十分钟的车程，超过十分钟的，就是很边远的二级分厂了。当时，我甚至祈祷车在路上坏了，或是去加油站加油，亦或是司机先去办自己的私事，然后再来接我。然而等了一个多小时，那种度时如年的感觉，像是在地狱里煎熬一样。到了最后，我的心里不是呐闷，也不是失望，而是绝望了。
坐在干部处的沙发上忐忑不安，每隔半个小时问一下工作人员，他们只是一个劲让我耐心等待。等了快两小时，终于看到一个高大帅气的人与工作人员打招呼。工作人员对我说：“这是你们厂组织部管你们的兰部长，你跟着他走就行了。”我机械地、麻木地、毫无表情地、极不情愿地说了一声谢谢！
接我的尼桑皮卡车驶出水钢检查站，驶过场坝路口，阳光下坝子内一望无际那片金灿灿的稻子，在微风的吹拂下掀起的稻浪，是我对这座城市唯一好一点的印象。车一路往东行驶，车内一路无话，不是我不想说，是没有心情去说，那怕面对管干部的组织部长。公路并不平坦，很多地方凸凹不平，颠簸得让我呕吐。车好不容易驶过滥坝，驶到锅厂，沿狭窄蜿蜒的公路一路向沟谷行驶，最后停到一坐两层楼的红砖青瓦办公大楼前，这就是水钢第一炼铁厂厂区了。
去组织部办完报到手续，组织部安排先在招待所住下。在招待所住了一月有余，全方位对第一炼铁厂有了大体的认识，后来搬到了黑楼，对工厂的认识就更深刻更具体了。
小河是六盘水工业的摇篮。一百多年前，这里就生产“冷兵器”等器械，这里生产的陶器，在方圆百里范围内，也很有名气。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贵州为发展地方经济，结束贵州不生产钢铁的历史，省工业厅在水城矿区东部——民间土法炼铁的“小河边”成立国营水城钢铁厂，至1956年6月建有7。5立方米小高炉一座，并开挖了多处小煤井供应自备电厂和生产土焦炼铁。是当时贵州最大的生铁基地，而过去炼铁的旧址现踪迹全无，只存在于老人的回忆中，打铁铺也陆续搬迁，另建了一个国营的水城铸造厂，但它并不生产100年前的“冷兵器”而是生产铁锅等炊具。1958年5月，开滦矿务局的专业人员及广州军区的复转干部近百人，携儿带女，辗转金沙、毕节10余天来到矿区，接收了水城铁厂的煤焦车间，成立了水城煤矿（即后小河煤矿，现已转产）。
国营水城钢铁厂，即是后来的水城小河铁厂，它建厂的时间比1966年建厂的水钢早了十一年，为水钢的建设和生产积累了很多有益的经验。水钢建厂后，名字也用水城小河铁厂最初用的名字——水城钢铁厂，后改名为水城钢铁公司，再后改名为水城钢铁集团公司，被首钢控股后，又改名为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现已成为集采矿、冶金、煤焦化、机械加工、建筑安装、汽车运输、水泥、进出口贸易等产业为一体，拥有资产总额105亿元、在岗职工2。02万人，具备年产280万吨生铁、300万吨钢、300万吨钢材综合生产能力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2008年排名“中国企业500强”424位“中国制造业500强”244位。
（插水钢图片）
1992年8月，我分配到水城钢铁集团公司第一炼铁厂，第一炼铁厂就是1955年建厂的水城小河铁厂，后被水钢兼并后变成了水钢第一炼铁厂。
黑楼，是水城小河铁厂建厂时的第一幢厂办公大楼，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依然作为住宅在使用。由于修建了近四十年，加之采光太好，一楼很黑，二楼靠里面的那一排也很黑，就是大白天走过道也要开灯，所以丑其名曰——黑楼。黑楼为对称式的两层砖瓦楼，过道从中间中分，上二楼的木楼梯也是从正中将整栋狭长的木房一分为二。
黑楼虽是小河铁厂第一栋的办公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修建起现在这栋办公楼后，就退出办公的领域了。刚退出时，还是一些有点头面的人才能得住，到后来，在里面居住是一些和老婆分居两地的假“单身汉”或者是刚结婚的部份青年职工，住得最多要数毕业分配到厂内工作的大中专毕业生。所以，黑楼在厂内，又有一个大家认知的名字——单身大楼。
相对九二届毕业一起分配来厂的大中专生，我和东北工学院(现为东北大学)毕业的乔雁飞、武汉冶金医专毕业的王孝川、毕节卫校毕业的陈富四人是不幸之中的大幸，没有被安排到偏坡上的石棉瓦简易房居住，而是住进了黑楼二楼外面一排靠近一棵大树的房间。在这栋楼周围，这棵树是唯一的树，因为它的存在，才能在这冷漠的地方，感受到阳光和月亮的光斑，在白天和黑夜投影到窗格的玻璃上；才能感受到打破宁静的鸟叫和蝉鸣；才能感到春天绿色的希望和秋天飘坠的黄叶。很多无事无聊无奈的时候，我就这样打开窗子，痴痴看着眼前的树发呆，透过它，我打开心窗，也看到未来的一线希望。
我们四个人住在十二个平米左右的房间里，摆下四间床，中间就是只有一米宽的过道。生冷的铁床，是厂行政科给我们唯一的资产。摆放四间铁床后，箱子只能想方设法放到床下。要写东西时，要么将纸放在书上，或铺在床上，或放在膝盖上，草草写完了事。没有坐的凳子，就把床到当凳子，又睡又坐。乔雁飞因长得魁梧，所以弄了一块水泥砖，并用报约包了几层，再用线捆缠好，需要坐时，就在水泥砖上堑几本书，坐着做完事再起来活动活动筋骨。
我们搬到黑楼的第三天，江苏一家仪器仪表厂销售科的科长陈友福就找到我们寝室。其实，一个月前，陈友福和我们已经认识。那时，我们还住在厂招待所，陈友福因公到厂里面出差，由于我们刚分到厂里，人生地不熟，厂里没有亲戚朋友，除了上班，其他的时间特难熬。陈友福除了一天花个一两个小时去找厂里面找相关领导，其他时间都是在招待所闲呆着。一来二去，我们混熟了。而且因为一次他请我小吃小喝了一餐后，我和他不只是熟，而且从心里钦佩他。
陈友福是我参加工作遇到的第一个社会老师。那次酒过三巡，他就把他对这个社会的了解及经历慢慢道来。五十岁的他，谈吐不凡，口才极佳，连我这种情绪低落的人，也在无形中被感染了。其实在此之前，他已经无数次来厂里，以前是为了销售设备，那次是为了要钱。说到要钱，其实不是要销售款，因为他和厂里并没有做成生意。但为了做成生意却花了大价钱，听他说前前后后她总共送了七八万给相关的副厂长和设备科科长（七八万在九二年绝对不是一个小数目，相对于现在的七八十万了），后来设备也定在他的厂采购。天有不测风云，后来不知是什么原故，厂相关领导弄个“一女多嫁”把原定给他的采购单给了其他厂家。他拿着签订的采购合同，无法执行。跑了几趟，厂相关采购负责人不执行合同，他想要他们退还他给的钱，但收钱的人不认帐，或者认帐数额少，就是不退款，有的还扬言要反诉他诬陷。他告到厂纪检办，必然白费力气，告到水钢纪委，还是白搭，他想到法院起诉，但又怕没时间和这些人耗下去，而且就他的理解，告也可能白告。他就这样来来回回地跑着，除了收获疲惫以外，似乎什么都没有得到。
也许他给我们上了参加工作的第一堂社会课，不只用他的语言，还用他的处境和经历。他来到我们寝室的时候，那天正好是陈富的生日，大家已经开始在寝室内喝酒，他进来后，加入我们喝酒的行列。那时我们是不用杯子喝酒的，都用碗，用二碗和大碗，大家的量伙也足，量大的一次能喝两三斤，量小的也能喝七八两。那架势，喝开了，喝热了，喝高了，比武松喝十八碗还要豪迈奔放。那晚陈友福和我们边喝边聊，聊江苏厂的情况，聊他与厂里面销售扯皮的最新进展，聊社会的贪污腐败，聊每次来到厂里受的窝囊气，聊到最后动情处，半斤多的大半碗酒，他一口喝下，倒床就醉，直到翌日方醒。
曲指一数，小河铁厂从建厂起到我毕业那年，已经走过三十七个春秋。厂子老，没活力，人际关系却盘根错节，派系斗争层出不穷。我现在还记得当时三个人指点我的金玉良言。管我组织关系的部长告诉我：少说多做，干好本职工作；和我关系处得较好的老乡李叔对我说：少说话，不参与任何帮派；我在厂认识的一位家门叔子告诫我说：厂里面的人很欺生，你要谨慎工作和处事，少与人为敌！
这三个人说的话，我一直记在心里，在厂里也一直谨言慎行。但有些事该来时还是要来，想避免时怎么也避免不了。
九二年十一月，时令已是初冬，天气一天凉比一天，洗脸洗脚用的水不经烧暖，已感冰凉刺骨。那天夜里，陈富和王孝川去医院上夜班，乔雁飞去同事家喝酒，只有我一个人独处寝室。晚上十一点过钟，一阵急促的拍门声把我从梦中吵醒，我起来开门，三个厂公安科人员挤进寝室，拿着手电筒，床上床下到处乱翻，后来在陈富床下面找到一个电炉，逼迫我去公安科接受调查处理。我说：第一，入厂安全教育时没有说过不准烧电炉；第二，这么冷的天气不准烧煤炉，也不准烧电炉，太不人道；第三电炉是陈富的，与我无关。凶杀恶神的三个人，不由我分说，硬把我连拉带推地掀出黑楼。出得黑楼，我说要上厕所，就往医院厕所走（住黑楼的人上厕所要到医院厕所上）。三个人紧紧跟在我屁股后面，生怕跟丢了。如果我逃走了，他们罚不了款，弄不了钱，好不容易逮住一个机会弄我这个外地人，不欺负一下搞整点票儿咋行！走到医院门口上坡处，那个叫富定平的人骂爹骂娘地开黄腔，我听到后，心里很不爽，火往心生，血往头窜。但还是强压住火气说，你这样骂人，难道你没有妈吗？你是从天上掉下来的？石头里崩出来的？还是从牛马畜生生下来的？！富定平听后恼羞成怒地说，你敢和我顶嘴！？看我今天怎样收拾你！说话的同时，拳头已经从我后面砸来，我感到一股凉风从后面飘向前面，下意识地躲闪开了这一拳，转身飞起一脚，把富定平踢倒。我在校时是足球队员，踢后卫，开大脚可以小禁区开到对方大禁区，通常人被我踢一脚，倒地后足够他痛一时半会。另外一个见富定平倒地后，拿着三节手电筒想砸我，我一拳揍在他脸上，看他偏了几下，倒下了。还有一个年龄大的，姓陈，看在他是家门的份上，我没有打他，只是对他说，你不帮忙就不关你的事，否则他们就是你的下场。说完我往医院里走，也没上厕所，直接跑到医院值班室找陈富，让他赶快通知他在公安科当科长的亲戚。回到楼下，其他公安科的人也上来了，好像有五六个，让我去公安科录口供，好汉不吃眼前亏，他们人多，我也不和他们顶撞。我几乎被押到公安科时，公安科姓赵的科长已经到了，也就少了一些皮肉之苦，否则那晚我在公安科不被暴扁才怪！在公安科录完笔录，私烧电炉的罚款怎么也免不了，交了两百元的罚款，折财免了一顿暴打，心里也可阿q一下。
后来，我把这事反映到报社、电视台、各级工会及相关部门，最终由工会出面协调算解决，也算平了我的一口怨气。但我内心对这个厂深恶痛绝。从这件事情上，也了解到大中专生为什么不愿意来这种厂，就算来了也留不住他们。一个没有人才不断加入作为支持的生产性企业，一个不断流失人才的生产性企业，一个在职员工要养活两个退休工人的老企业，想有大的发展难上加难，亏损是常事，不亏损才是奇迹！
（插入水城铁厂图片）
在小河铁厂，我们寝室四个人的业余生活枯燥而又单调。除了上班时间，下班吃完饭后，要么到附近的坡上转转，要么到小河河堤上走走。这里的小河，一年四季，没有清亮过，春夏是黄色的，秋冬是黑色的。周围农房上飘出的缕缕炊烟，混和着铁厂烟窗口弥散的烟尘，在小河这条山谷内弥散徘徊。这样的时刻，我和晚一年从武汉钢铁学院分来的郝英男，双手揣进牛仔裤的荷包里，自认是新时期上山下乡的知青，摇头摆颈地唱着当年最流行的歌曲小芳，期盼着早点离开这个苦难深重的小河，早点返回城里
夜晚，孤独难耐。在发工资的那个把星期，偶尔也打打麻将。其他时间，怀里的铜钱少，就就交换双方的书来看。那段时间，什么医学、财会、铸造学等方面的专业书，只要室友们有的，我都找来看。当然，他们也偶尔翻翻我化工方面的专业书籍，但没有我学得认真。有一段时间，晚上大家就去唱露天卡拉ok，一元钱唱一首，要排队，一个晚上，唱一首不过瘾，至少要唱三首才感觉稍为发泄了点怨气。两三个月下来，发现k歌也是一笔不小开支，大家就戒唱了。再到后来，大家就相约去舞厅跳舞。舞厅是一个私人老板在厂里开的，就在公安科办公的隔壁。这里的厂子弟，很欺生！很霸道！他们打听到我们是外来工作人员后，无事找事的故意找岔，就是想找机会和我们好好干上几架，想狠狠地修理我们。他们人多，每晚到场子里的随时有二三十人，还可以随时搬到救兵。我们满打满算，齐心点的也就七八个人。说实话，如果有更好的娱乐方式，我们也不会去跳舞。我们这七八个人，舞技都不入流，人多时跳舞偶尔也会碰到人，或踩到别人的脚。有一次，王孝川稍不注意，踩在一个女厂子弟的脚上，那女的气势汹汹的叫来了男朋友和二三十个厂子弟，把王孝川围在中间，准备开打。郝英男见状，知道不妙，他飞奔出门，在舞厅房后找到三块红砖，每块五斤左右，三块摞在一起，脱下他的牛仔衣包扎好，用两只袖子交叉缠紧，提着两只袖口冲向舞厅。
郝英男在武汉钢铁学院读书，台球打得很好，是武汉红钢城的一杆枪，名气很响。打架的名气也不懒，反正一人打两三人不成问题，有一次因为对方人多，他的头也曾被砍了四五寸长的口子，缝了几十针。分到水钢时，那疤痕虽有长发掩盖，仔细看时还很分明。
郝英男冲进舞厅时，王孝川已经被那伙人打了几拳，眼镜都被打掉了。郝英男冲进围攻王孝川的人群中。“妈的，你们这些儿活得不耐烦了，敢打我兄弟？！”他边骂边挥舞手中牛仔衣包裹的砖头，不到一分钟，就有六七个被打倒在地上，其他人甚至还没有反应过来是什么回事，看得呆了傻了，以为遇上高手了，也不敢再聚上前来围攻。郝因男见扫平了那几个人，其他人不敢上前，他恨恨地扫视了围观的人说，以后谁敢再欺负我们新来的弟兄，今天倒在地上的就是他们的下场，说完拉着王孝川快速回到寝室。
那伙人破天荒地没有到公安科报案，也许他们遇到高手只得自认倒霉。那一战，打出我们外来人的威风，那些子弟在我们面前，也不是那么嚣张了。不过，为了自身的安全，我们就算无聊，也不去舞厅这种地方打发时间了。
小河铁厂往三岔路口上面方向七八百米，就是小河煤矿，九二年时煤矿效益已经很差了。很多煤矿的职工和家属没事时，就拿着吸铁棒，赶往铁厂生产区高炉前公路外边的洗砂场，慢慢地吸流失在砂里的细铁屑粉。久而久之，很大的洗砂场，被钻刨成蜂窝状。有一些洞，泡进去一二十米。有一天下午，不知怎么弄的，洗砂场塌方了，压埋了很多人在里面。小河铁厂和小河煤矿的群众及公安人员到场，几乎是用手刨沙的方式救援，最后有六个人的生命还是被砂场终结了，六人中，有一个是我小河矿同学的朋友的妺妺。那一次，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人在同一时间死去，让我觉得死亡无处不在，让我感到生命是如此之轻，生活是如此之重，同时也让我感到人生有时是一场没有意义的游戏。
乔雁飞，毕业于东北工学院。学校最初由张学良创办，在寝室四人毕业的学校中，也算名头最响。乔雁飞学的是材料热处理专业，分到铸造车间工作也还算马虎对口。铸造车间车间主任是一个半路出家的大专生，混了两年拿文凭的那种。他分到车间后，并未留在车间办公室。这样名校的人才，主任怎么啥得让他在办公室瞎混？！主任把乔雁飞分到化铁班，说先到最坚苦的班组去锻炼。是的，化铁班的工作又脏又累又热，不要文化，不要水平，只要有大力气，把铁块搬到炉子里面就行。这样的工作，让带着高度近视眼镜在家从未干过体力活的乔雁飞去做，的确是一种难得的煅炼。乔不上班时，十有五六和他们同事“泡在酒坛子里面”很多次喝晕了喝醉了，回到寝室就号啕大哭，伤痛欲绝。有几次喝出胃出血，也是我和陈富及王孝川把他送进医院去输液治疗。他像“囚犯”一样，从水钢总部流放到一铁厂，然后再一铁厂流放到铸造车间，再从铸造车间流放到化铁班。一年后，他转正成了助理工程师，终于逃离了化铁班“调”回办公室。
办公室也不是好差，只要主任不想让他舒服。乔雁飞回到办公室，主任并未给他安排办公桌椅，也没有安排他做的具体工作，只要求他准时上下班。这个点子，主任想得太绝，软制人！乔雁飞准点到办公室上班，报到后，无所事事，除了在办公室的坐坐沙发，找不到其他坐的地方，只能下到车间各个班组，游游逛逛聊聊，打发满时间，到下班再回寝室。日子就这样周而无始，百无聊奈地过着。
相比乔雁飞，我算是幸运的。
其实从刚到水城铁厂的那一天起，我就只有一个理念，离开这个地方，无论如何也要离开这个地方，去完成我自己的追求和理想。只不过由于当时没有办到身份证，迟迟拖了两年才得以离开。
我分在当时的中心化验室。刚开始上班时，跟在乙班倒班，正值上夜班，班长姓黄，对我不错。我去上班时，他直接喊我回寝室睡觉，到时给我把考勤打上就行。我想初次上班太混，别人对我的印象不好，所以坚持了两个时，可是黄班长一再敦促我回去，我清楚记得他第十二次催我时，我才回寝室睡觉。第二个夜班也上了两个小时。以后的几个夜班，去打一趟就回寝室。
倒了一个星期夜班，我被抽调到长白班，到贵阳钢厂理化检测中心考察学习，回厂后，筹建工频炉化验室，制定铸造车间工频炉各种理化检测指标的检测方法，弄结束后再回到中心化验室。直管我的中心化验室科长是半路出家的中专生，姓陈，一笔难写两个陈字，我和他认家门，喊他陈伯。我这人工作上绝不马虎，安排的工作都是保质保量地完成，这点任何人想不认可都不行。但自认也不太遵守纪律。进厂不到两个月，有一次和陈科长喝酒时，趁着酒意，我直言不讳地对对他说：“陈科长，你安排我的工作，我会一点不少地干完。我在这个厂里现在就是等身份证办到后就离开，好的话一年，最多不超过两年，再说我不是领你私人的工资，我有时也需要外出办点事情，一句话，我有自己的难处，你不要为难我，否则我这个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为难我的话到时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陈科长当时没醉酒，清醒着呢，这话他听得懂。他说：“陈炜侄儿，我们是一家人嘛，我不会为难你，有什么你直接给我说就行了，你要去什么地方，提前给我打招呼，关于你的工作的部份，我安排其他给你顶做了就行。”
九二年邓小平南巡的讲话，当时我能倒背如流，一想起他老人家，我就热血奔涌。我要坚决响应他的号召：胆子要大一点，步子要快一点。要敢于砸破三铁，敢于拼搏创荡。
很好。我这样说，的确事实，我是越早出去越好。也好让陈科长不把我当竞争对手，不会太过为难我，安安心心地做他的科长。
陈科长其实是中层干部中最受气的，每天早上开中层干部例行工作会，他每次都被上级领导责骂，或被同级的其他部门的科长指责。好像全厂的效益、全厂人的饭碗被中心化验室搞砸似的。陈科长被骂多了，对开会有种恐惧感。有几次甚至装病不去。我这人生性直率，嫉恶如仇。这种事也早就看不过意，何况科长曾经做过对我好的事，这次路见不平，也要拔刀相助，算是回报。有一次，科长给我说起开会的这些事情，我说科长你不好和他们说，不好和厂长书记争执，下次我去给你搞定，反正这工作我也不想的，他们大不了开除我！
陈科长思考了一下，点头默许。
陈科长装病，头一天就住进了市医院。第二天八点，我走进会场时，其他人都惊诧地看着我，好像我是外星人似的。会上，大家发言都是坐着发言，轮到中心化验室陈科长发言时，厂长和书记才发现陈科长不在场。
我走到台上说：“陈科长今天生病，知道这会很重要，让我代替他参加，并把相关的会议讲话汇报给他！”
“今天借这个机会，我也想对在座的厂长、书记和各位科长，谈谈我个人的看法：一直以来，大家认为中心化验室的质量控制得不好，各种矿样的化验数据不是很准确，影响了炼铁的质量和产量。但是今天我郑重的告诉你们，你们这种认识大错特错。中心化验室只是铁厂炼铁生产中的一个环节，对各种原材料、半成品及成品抽样化验检测，提供准确的数据，供生产部门及管理部调整决策。换句话来说，我们敢保证的我们矿样分析的准确性，但保证不了矿石含量的有效性和真实性。关于原材料质量控制方面，其实整个厂对原材料的控制包括四个部门：水钢驻一铁质管站、一铁质管科、一铁原料科和我们中心化验室。这四个部门中，我敢保证中心化验室取的样品能代表平均组成。至于质管站、原料科、质管科提供给我们化验的矿样，我能保证化验数据的准确性，不能保证取样的代表性和平均性。”我看到下面的人交头接耳，我没有理睬，继续按心里面想法说。“对于等待验收的铁矿石，取样很关键。不管是火车皮，还是货车，不管采用梅花取样法，还是对角线取样法，总而言之，取的样品要最可能代表整车矿石的平均水平。这些取样方法，相信在座的原料科、质管科和质管站的领导都懂。就算不懂也没有关系，我培训你们一天，大家都能学会。为什么懂了，质量却还是老出问题。这就是利欲薰心的问题。某些部门的领导或工作人员，拿了好处，取样不取代表平均样的样品，只取品位高的那部份矿样，化验下来当然合格了。他们拿了好处，还把罪过推给中心化验室。更有甚者，铁矿石收了，破碎了，皮带输送进炼铁炉了，才假惺惺的取几块好样来化验。就算化验不合格，生米已经煮成熟饭，难道能退回给卖矿石的老板？！举个例子吧，一车黄泥巴，放几十斤品位超过五十的铁矿石在上面，而取样的人就取这几十斤铁矿石，化验肯定合格，但实际如果取平均样来化验，这车矿石含量百分之一都达不到。整个铁厂，小的吃小头，中的吃中头，大的吃大头，最后拿中心化验室来当冤大头当替死鬼，可是这个责任就算中心化验室愿承担也承担不起啊，上千人的血汗就被这些贪污渎职的人轻而易举吸食了，可辈可叹！”
“如果整个管理系体不配套不完善，如果不下大决心大力气去解决这些问题，你们就是天天在这里开会也毫无用处。这个厂的效益将会越来越差，员工的待遇也会越来越低”
我一口气说完后，没有听他们讨论，也没有和他们讨论，快步走出会议室，回办公室上班去了。
这次直言不讳的陈述后，厂长和各部门科长已经很清楚质量和利益环节的关系，陈科长开会除了偶尔接受厂长的问讯或批评，很少受到其他部门的科长们指责了。科长很感谢我为他出了一口憋气一口恶气。但我心中根本高兴不起来，这样的企业，这样的管理，不知道能支撑到什么时候。
九四年五月三十一日，我离开水钢第一炼铁厂。二00五年回铁厂办事时，厂名变成了水钢金河矿业有限责任公司。二00九年再次回铁厂时，厂名又变成水钢集团博宏公司小河铸业公司。水钢集团公司在被首钢控股后，也更名为首钢水城钢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就像一位只有花拳秀腿的漂亮女子一样，如果没有内在实实在功夫，就算不停地改嫁，不停地在自己的名字前排上丈夫的性，最终也会被抛弃。搞制造业的厂矿同然。也不知下次再回第一炼铁厂时，厂名又将变成了什么名字？
弹指一挥，我离开第一炼铁厂已经十八年了。那里是我第一次参加工作的单位，那里有我的第一批同事。从分到那里后，以前一帆风顺的我，开始走霉运，并且一直持续着。但我内心里还是要说感谢，那个坚苦的环境，那份自己最知的苦难，那些磨心成茧的经历，让我在离开的日子里，有更多的勇气，有更大的胆量，去面对坎坷不平荆棘丛生的人生之旅。十六年来，无数个独处的夜晚，我的记忆，常会情不自禁飞向水钢，飞向小河黑楼，去触摸那些与我有些许关联的人与事
2010－7－30于贵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