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太极利剑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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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明王朝1566以“倒严”为主线，通过对嘉靖在位最后五年史事的生动描绘，展示了有明一代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剧中最常用的有三个意象，分别为：太极、利剑、雪，本文试图以此三个意象见微而知著，剖析本剧的思想品质、精神品质与艺术品质。
暗藏玄机的政治戏
嘉靖帝崇信道教，他的精舍随处可见太极八卦图。而我们纵览整个电视剧就会发现，它的戏剧结构也是一个太极八卦图。图中的两极可以是嘉靖与海瑞、奸党与忠臣，也可以是君父与子民。因此在剧中太极图就不仅是道教的象征，还是朝野上各种势力对立与制衡的象征。从太极图中我们能看出水火不容的两方在波谲云诡的官场中达到的微妙平衡，也能看出表面平静的统治机器所面临的大厦将倾的危机。
推动全剧情节进展的最重要的两极便是嘉靖与海瑞。诚如创作者所言，嘉靖至阴，是最高权力境界的孤独者，无为而无不为；海瑞至阳，是最高道德境界的孤独者，无畏而无不畏。一个封建制度的最大受益者，一个封建制度的挑战者；一个处于权力的巅峰，一个位于权力的底层。两个有天壤之别的人却因历史的机缘巧合碰撞在一起，相生相克，并达到了某种奇妙的心灵默契。正是由于嘉靖对国事的放任自流才使海瑞冒死进谏，正是由于海瑞的刚直无畏才使嘉靖不能除之而后快。
他们都面临着社会责任与个人生活的矛盾，嘉靖只想修道养生，于是选择了逃避，二十年不上朝，把自己软禁于西苑。国事衰落自是必然，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海瑞为“忠孝”二字操劳一生，而“他的政治生涯，已经充分表示了为人臣者尽忠之不易；而他的家庭经历，也恰恰说明了为人子者尽孝的艰难。”因此编剧说，他们都是精神上的囚徒。
嘉靖与海瑞这一太极结构看似闭合，实则开放，在带动剧情发展的过程中，慢慢有更多的人物融入这一结构，并形成新的阴阳对立。剧中描写的最精彩的便是奸党与忠臣的对立。历朝历代似乎有忠臣便有奸党，有清流便有浊流。他们在一定范围内看似能达成一种生态平衡。依嘉靖的观点“不能只因水清而偏用，也不能只因水浊而偏废”泛滥了都要治理。所以他对严嵩的敲打总是浅尝辄止，能安抚正邪双方便足够。然而忠奸对立的生态平衡仅在统治阶级内部成立，以嘉靖为首的统治者从未考虑过天下苍生。事实上，君父与子民这一太极，早已因朝廷的过分强大而失衡，国家机器岌岌可危。所谓的生态平衡毁的是社稷，苦的是百姓。
忠奸这一太极结构的特殊之处在于清浊有时不易区分，许多人处于不清不浊的中间地带。胡宗宪虽抗倭有功，却囿于师徒恩情之小节，失于忠君爱民之大义；赵贞吉常在理学名家与朝廷重臣的身份间挣扎徘徊，并时常向权力投降，终感慨“修自身易，修官身难”
官场之争不仅夺利，更要争权。“欲壑总难填”这欲望既包括金钱欲，也包括权力欲。因此官场之弊不仅在于贪墨，更在于无休止的派系斗争。贪墨易除，私党难除。每一个挣扎于政治漩涡中的人都有自己的私利，故而忠奸难辨。这一太极是混沌的太极，正代表了复杂暧昧的政治关系。像海瑞这样完全无党无私的人是极端，是极少数，所以他才不能以潮剧变化知进退，只以“简单的善恶二元论”认是非。像严氏父子那样贪婪无度、一手遮天的人也是极端。他们的所作所为已与文官集团的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无论出于阴还是出于阳，文官集团都不能允许他们为所欲为。
在这部戏里，忠奸对立表现为严氏父子、裕王、太监三方的政治斗争。三方在这场斗争中都表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他们复杂的矛盾、紧张的关系构成了扣人心弦的政治戏。
传承民族精神的历史剧
“利剑”是剧中对海瑞的评价和比喻。海瑞的刚直无我也使全剧充满着一股凛然正气。主人公似一把利剑，全剧也似一把利剑，勇敢而彻底地揭露了封建官场的荒唐与黑暗，剖析了封建制度弊病之根本。太极的意象突显作者之老成，利剑的意象则突显作品的风骨。政治戏的精彩端赖权术的展示，历史剧的可贵则全在于道德的感召力。
历史剧的价值要多角度多侧面地分析，不仅要以现代的眼光看历史，还要以历史的眼光看历史，更要以历史的眼光看现代。
以现代的眼光看历史是指要立足现实、保持与历史的距离，从而看到历史人物的局限性。对历史作如是观才能多一份冷静，才能理解嘉靖为何理所当然地视国家财富为朱家一姓之私产，才能明白海瑞在统治集团内部舍身成仁的悲剧性。
在封建社会，特别是明代，朝廷不分、家国不分使社会利益的分配出现严重问题。从人数上看，皇帝、官员、平民成金字塔状；而从利益分配上看，各阶层所得利益却成倒金字塔状。统治阶级上下其手，层层盘剥，最苦的是百姓。连沈一石都能透彻地认识时政之弊端：“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便掠之于商”海瑞不是看不到。然而剥削是一种世世代代的社会现象，海瑞欲以个人的力量“使整个社会机器停止转动”结果可想而知。他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却看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诸种政策都要凭自上而下的决心贯彻的人治社会，他却想凭“祖宗之法”、“先儒之道”改变一切。他于不自觉中挑战了封建制度，却要从封建制度的根本――皇权入手救百姓于水火。皇权是封建制度弊端的根本，也是封建制度利益之根本。“立国不正”使“谋国”与“正道而行”相悖“忠君”与“爱民”相悖。“要救百姓就要抗上”可即便抗上也救不了百姓。由此，百官向内阁死谏是徒劳，海瑞向皇上死谏也是徒劳。
海瑞自身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所以其抗争的结果必然是“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他的所作所为是不是为了贪名不得而知，而最终的效果的确也只是给自己博了个直名而已。
皇权制度下，历史烟尘里，道德评判也许苍白，但当我们以历史的眼光看历史，设想规定的历史情境就不难理解历史事件的逻辑性。历史剧若能以那个时代社会的复杂展现自古以来人性的复杂，使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皆符合当时的历史逻辑即是圆满。设身处地才能发现道德评判并不苍白。即使海瑞是为博直名，然而宁可粉身碎骨也要为百姓代言，这样的直名从古至今又有几人敢博。道德并非万能，但道德也不便妥协。即使历史人物的“贤愚得失不足以改变历史发展的程序”也不能因此不分贤愚得失。
对历史作如是观就会发现海瑞的悲剧多了一份悲壮的力量，历史之黑暗更显海瑞品格之光辉。海瑞是少有的孔孟的真实信徒，朝野上下恐怕只有他笃信“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并“希冀以个人的力量，领到社会回复到历史上和理想中的单纯。”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上下求索的精神论，海瑞是君子；以骑士精神论，海瑞是堂吉珂德。海瑞以牺牲“小情小我”的方式成就了“大情大我”成为了一个高不可攀的道德标杆，而非每个人都可以拿来规范自己行为的道德标准。海瑞达到了看似不能到达的道德高度，让道德标杆具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意义。道德标杆虽然只能被尊重，但也不能被遗弃。
在文艺作品中，制度、技术层面的意义退后，精神品质的意义则至关重要。如果一部历史剧传承了可贵的民族精神，让人们不过于趋利趋乐，能“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观众”它便已出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更难得的是，该剧做到了以历史的眼光看现代，以史为鉴知得失兴衰，成为一部饱含忧患意识的作品。在国富民强的年代，我们需要有才华和使命感的创作者奏盛世之乐章，也需要有胆识和责任感的创作者敲警世之洪钟。该剧让观众铭记我们曾走过怎样漫长的洪荒与黑暗，铭记“先忧后乐清风愿，从来治世民为天”这一亘古不变的真理。
有不可名言之妙的艺术品
本剧在大雪中开场，在大雪中落幕，雪中可见国事衰微、民生凋敝，雪也是本剧的艺术感染力最直观的表征。本剧的艺术品质也似这茫茫大雪有一种不可名言之妙，人物、剧情、作者的态度都是“不露声色的、自然而然的、莎士比亚化的冲向顶端”
不像以往的帝王戏以封建帝王为主角，它是一出群戏。一出好看的群戏意味着主要人物都有其光彩，意味着表演上整体的高水平。这两点大明王朝1566都不露声色地做到了。
严嵩的老谋深算一出场便知，可他的阴险毒辣却是慢慢浮出水面。直到“倒严”之前，导演才安排了描写他在朝堂上排挤清流，私宅中荒淫无度的戏。与严世蕃的嚣张相比，严嵩的阴沉更耐琢磨更有嚼头。
严嵩与海瑞在道德上互相对立，在形象塑造上，两个人物却有异曲同工之处。海瑞的仗义执言也从未挂在脸上，那份耿直只在适当的时候才显现出来，表演的节制反而使海瑞代表的正义更有力度。演员黄志忠还为海瑞的形象加入了一份应对政敌诘难的自如与一份面对恶势力的不屑，于是这样正义凛然的人物又因多了一份调皮而更生动可爱。
同样，在剧情的推进上该剧也不露声色。全剧通篇很好看，常常是表面平静，底层早已暗流汹涌，平添了一份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张力。抓捕严世蕃的情节于先前并无明显的线索，编剧甚至故意提供了一些误导。当我们都以为裕王落了下风时，剧情突然逆转，对观众而言，这种不露声色是意外更是惊喜。
在对剧中人和事的评价上，创作者更做到了不可名言，不露声色。对许多人物，作者表面上并不臧否，实际上早已给出了自己的评价。尤其是嘉靖，有人认为本剧对嘉靖有所拔高，那我们原先对嘉靖的认识到底是我们误读了历史还是历史误读了嘉靖。我认为都不是，而是我们误读了电视剧。本剧并未把嘉靖塑造成忧国忧民的“公仆”也没有把他塑造成昏庸无能的昏君，而是着意表现他的独特，并为这种独特给出坚实的理由。嘉靖所有的台词都是站在这个人物的立场上所说，话中的辩白不是编剧对嘉靖的辩白，而是嘉靖对自己的辩护。他的台词的局限性正好刻画了一个封建帝王境界的局限性。他的阴毒、昏庸和自私也使一点点突出的，创作者正是用这样的手法引领观众一点点认识嘉靖。
除此之外，本剧的制作也体现了深沉与炫目的完美结合。一方面，本剧由于集合了中国一流的创作人才而显示出制作的高水准，摄影、美术、服装无一不精。尤其是风格化的剪辑，在许多了无生气的电视剧中鹤立鸡群。另一方面，导演在技术方面也保持着克制，所有技术的使用都是为了满足故事和表演的需要。同时，由于剧本和表演的扎实也使炫目的表现手法不至于沦为华丽的空壳。
太极、利剑、雪这三个意象在作品里贯穿始终，恰好表现了这部优秀的历史剧的深度、力度和温度。这样一部颂民族之魂、传历史之神的历史剧的出现实属难能可贵，它实现了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一次突围，这些都值得我们骄傲和欣喜。
2007-2-4
大明王朝1566以“倒严”为主线，通过对嘉靖在位最后五年史事的生动描绘，展示了有明一代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剧中最常用的有三个意象，分别为：太极、利剑、雪，本文试图以此三个意象见微而知著，剖析本剧的思想品质、精神品质与艺术品质。
暗藏玄机的政治戏
嘉靖帝崇信道教，他的精舍随处可见太极八卦图。而我们纵览整个电视剧就会发现，它的戏剧结构也是一个太极八卦图。图中的两极可以是嘉靖与海瑞、奸党与忠臣，也可以是君父与子民。因此在剧中太极图就不仅是道教的象征，还是朝野上各种势力对立与制衡的象征。从太极图中我们能看出水火不容的两方在波谲云诡的官场中达到的微妙平衡，也能看出表面平静的统治机器所面临的大厦将倾的危机。
推动全剧情节进展的最重要的两极便是嘉靖与海瑞。诚如创作者所言，嘉靖至阴，是最高权力境界的孤独者，无为而无不为；海瑞至阳，是最高道德境界的孤独者，无畏而无不畏。一个封建制度的最大受益者，一个封建制度的挑战者；一个处于权力的巅峰，一个位于权力的底层。两个有天壤之别的人却因历史的机缘巧合碰撞在一起，相生相克，并达到了某种奇妙的心灵默契。正是由于嘉靖对国事的放任自流才使海瑞冒死进谏，正是由于海瑞的刚直无畏才使嘉靖不能除之而后快。
他们都面临着社会责任与个人生活的矛盾，嘉靖只想修道养生，于是选择了逃避，二十年不上朝，把自己软禁于西苑。国事衰落自是必然，长生不老也不可能。海瑞为“忠孝”二字操劳一生，而“他的政治生涯，已经充分表示了为人臣者尽忠之不易；而他的家庭经历，也恰恰说明了为人子者尽孝的艰难。”因此编剧说，他们都是精神上的囚徒。
嘉靖与海瑞这一太极结构看似闭合，实则开放，在带动剧情发展的过程中，慢慢有更多的人物融入这一结构，并形成新的阴阳对立。剧中描写的最精彩的便是奸党与忠臣的对立。历朝历代似乎有忠臣便有奸党，有清流便有浊流。他们在一定范围内看似能达成一种生态平衡。依嘉靖的观点“不能只因水清而偏用，也不能只因水浊而偏废”泛滥了都要治理。所以他对严嵩的敲打总是浅尝辄止，能安抚正邪双方便足够。然而忠奸对立的生态平衡仅在统治阶级内部成立，以嘉靖为首的统治者从未考虑过天下苍生。事实上，君父与子民这一太极，早已因朝廷的过分强大而失衡，国家机器岌岌可危。所谓的生态平衡毁的是社稷，苦的是百姓。
忠奸这一太极结构的特殊之处在于清浊有时不易区分，许多人处于不清不浊的中间地带。胡宗宪虽抗倭有功，却囿于师徒恩情之小节，失于忠君爱民之大义；赵贞吉常在理学名家与朝廷重臣的身份间挣扎徘徊，并时常向权力投降，终感慨“修自身易，修官身难”
官场之争不仅夺利，更要争权。“欲壑总难填”这欲望既包括金钱欲，也包括权力欲。因此官场之弊不仅在于贪墨，更在于无休止的派系斗争。贪墨易除，私党难除。每一个挣扎于政治漩涡中的人都有自己的私利，故而忠奸难辨。这一太极是混沌的太极，正代表了复杂暧昧的政治关系。像海瑞这样完全无党无私的人是极端，是极少数，所以他才不能以潮剧变化知进退，只以“简单的善恶二元论”认是非。像严氏父子那样贪婪无度、一手遮天的人也是极端。他们的所作所为已与文官集团的整体利益发生冲突。无论出于阴还是出于阳，文官集团都不能允许他们为所欲为。
在这部戏里，忠奸对立表现为严氏父子、裕王、太监三方的政治斗争。三方在这场斗争中都表现了高超的政治智慧，他们复杂的矛盾、紧张的关系构成了扣人心弦的政治戏。
传承民族精神的历史剧
“利剑”是剧中对海瑞的评价和比喻。海瑞的刚直无我也使全剧充满着一股凛然正气。主人公似一把利剑，全剧也似一把利剑，勇敢而彻底地揭露了封建官场的荒唐与黑暗，剖析了封建制度弊病之根本。太极的意象突显作者之老成，利剑的意象则突显作品的风骨。政治戏的精彩端赖权术的展示，历史剧的可贵则全在于道德的感召力。
历史剧的价值要多角度多侧面地分析，不仅要以现代的眼光看历史，还要以历史的眼光看历史，更要以历史的眼光看现代。
以现代的眼光看历史是指要立足现实、保持与历史的距离，从而看到历史人物的局限性。对历史作如是观才能多一份冷静，才能理解嘉靖为何理所当然地视国家财富为朱家一姓之私产，才能明白海瑞在统治集团内部舍身成仁的悲剧性。
在封建社会，特别是明代，朝廷不分、家国不分使社会利益的分配出现严重问题。从人数上看，皇帝、官员、平民成金字塔状；而从利益分配上看，各阶层所得利益却成倒金字塔状。统治阶级上下其手，层层盘剥，最苦的是百姓。连沈一石都能透彻地认识时政之弊端：“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在即便掠之于商”海瑞不是看不到。然而剥削是一种世世代代的社会现象，海瑞欲以个人的力量“使整个社会机器停止转动”结果可想而知。他看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却看不到解决问题的方法。在诸种政策都要凭自上而下的决心贯彻的人治社会，他却想凭“祖宗之法”、“先儒之道”改变一切。他于不自觉中挑战了封建制度，却要从封建制度的根本――皇权入手救百姓于水火。皇权是封建制度弊端的根本，也是封建制度利益之根本。“立国不正”使“谋国”与“正道而行”相悖“忠君”与“爱民”相悖。“要救百姓就要抗上”可即便抗上也救不了百姓。由此，百官向内阁死谏是徒劳，海瑞向皇上死谏也是徒劳。
海瑞自身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所以其抗争的结果必然是“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他的所作所为是不是为了贪名不得而知，而最终的效果的确也只是给自己博了个直名而已。
皇权制度下，历史烟尘里，道德评判也许苍白，但当我们以历史的眼光看历史，设想规定的历史情境就不难理解历史事件的逻辑性。历史剧若能以那个时代社会的复杂展现自古以来人性的复杂，使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皆符合当时的历史逻辑即是圆满。设身处地才能发现道德评判并不苍白。即使海瑞是为博直名，然而宁可粉身碎骨也要为百姓代言，这样的直名从古至今又有几人敢博。道德并非万能，但道德也不便妥协。即使历史人物的“贤愚得失不足以改变历史发展的程序”也不能因此不分贤愚得失。
对历史作如是观就会发现海瑞的悲剧多了一份悲壮的力量，历史之黑暗更显海瑞品格之光辉。海瑞是少有的孔孟的真实信徒，朝野上下恐怕只有他笃信“君为轻，社稷次之，民为重”并“希冀以个人的力量，领到社会回复到历史上和理想中的单纯。”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上下求索的精神论，海瑞是君子；以骑士精神论，海瑞是堂吉珂德。海瑞以牺牲“小情小我”的方式成就了“大情大我”成为了一个高不可攀的道德标杆，而非每个人都可以拿来规范自己行为的道德标准。海瑞达到了看似不能到达的道德高度，让道德标杆具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意义。道德标杆虽然只能被尊重，但也不能被遗弃。
在文艺作品中，制度、技术层面的意义退后，精神品质的意义则至关重要。如果一部历史剧传承了可贵的民族精神，让人们不过于趋利趋乐，能“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观众”它便已出色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更难得的是，该剧做到了以历史的眼光看现代，以史为鉴知得失兴衰，成为一部饱含忧患意识的作品。在国富民强的年代，我们需要有才华和使命感的创作者奏盛世之乐章，也需要有胆识和责任感的创作者敲警世之洪钟。该剧让观众铭记我们曾走过怎样漫长的洪荒与黑暗，铭记“先忧后乐清风愿，从来治世民为天”这一亘古不变的真理。
有不可名言之妙的艺术品
本剧在大雪中开场，在大雪中落幕，雪中可见国事衰微、民生凋敝，雪也是本剧的艺术感染力最直观的表征。本剧的艺术品质也似这茫茫大雪有一种不可名言之妙，人物、剧情、作者的态度都是“不露声色的、自然而然的、莎士比亚化的冲向顶端”
不像以往的帝王戏以封建帝王为主角，它是一出群戏。一出好看的群戏意味着主要人物都有其光彩，意味着表演上整体的高水平。这两点大明王朝1566都不露声色地做到了。
严嵩的老谋深算一出场便知，可他的阴险毒辣却是慢慢浮出水面。直到“倒严”之前，导演才安排了描写他在朝堂上排挤清流，私宅中荒淫无度的戏。与严世蕃的嚣张相比，严嵩的阴沉更耐琢磨更有嚼头。
严嵩与海瑞在道德上互相对立，在形象塑造上，两个人物却有异曲同工之处。海瑞的仗义执言也从未挂在脸上，那份耿直只在适当的时候才显现出来，表演的节制反而使海瑞代表的正义更有力度。演员黄志忠还为海瑞的形象加入了一份应对政敌诘难的自如与一份面对恶势力的不屑，于是这样正义凛然的人物又因多了一份调皮而更生动可爱。
同样，在剧情的推进上该剧也不露声色。全剧通篇很好看，常常是表面平静，底层早已暗流汹涌，平添了一份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张力。抓捕严世蕃的情节于先前并无明显的线索，编剧甚至故意提供了一些误导。当我们都以为裕王落了下风时，剧情突然逆转，对观众而言，这种不露声色是意外更是惊喜。
在对剧中人和事的评价上，创作者更做到了不可名言，不露声色。对许多人物，作者表面上并不臧否，实际上早已给出了自己的评价。尤其是嘉靖，有人认为本剧对嘉靖有所拔高，那我们原先对嘉靖的认识到底是我们误读了历史还是历史误读了嘉靖。我认为都不是，而是我们误读了电视剧。本剧并未把嘉靖塑造成忧国忧民的“公仆”也没有把他塑造成昏庸无能的昏君，而是着意表现他的独特，并为这种独特给出坚实的理由。嘉靖所有的台词都是站在这个人物的立场上所说，话中的辩白不是编剧对嘉靖的辩白，而是嘉靖对自己的辩护。他的台词的局限性正好刻画了一个封建帝王境界的局限性。他的阴毒、昏庸和自私也使一点点突出的，创作者正是用这样的手法引领观众一点点认识嘉靖。
除此之外，本剧的制作也体现了深沉与炫目的完美结合。一方面，本剧由于集合了中国一流的创作人才而显示出制作的高水准，摄影、美术、服装无一不精。尤其是风格化的剪辑，在许多了无生气的电视剧中鹤立鸡群。另一方面，导演在技术方面也保持着克制，所有技术的使用都是为了满足故事和表演的需要。同时，由于剧本和表演的扎实也使炫目的表现手法不至于沦为华丽的空壳。
太极、利剑、雪这三个意象在作品里贯穿始终，恰好表现了这部优秀的历史剧的深度、力度和温度。这样一部颂民族之魂、传历史之神的历史剧的出现实属难能可贵，它实现了历史题材文艺作品的一次突围，这些都值得我们骄傲和欣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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