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怀疑主义者的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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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几千年中各自不同的社会形态组成了文明。它始终以朝代的更替来证明时代的进步。但朝代的更替远代表不了思想的蜕变，亦如思考一直由政治直接或间接的把控。人在其中，始终是处于宠辱若惊之状态下的玩偶。并且在宠辱若惊之状态下创造了大悲大喜的中国文学。后世之人求学起智，明曰是救世济民之道，暗地图谋的却是如玉与黄金。
文学或文字最早的产生是人对未知或已知事物的一种单纯的记载或表述。政治则是群体里阶级划分秩序、维持资产的工具。文学是人类生理、安全满足之后精神需求的自然演绎，政治则是一小部分人巩固社会体系获取物质最大化的一种强权工具。
从人类文明社会开始，强者即为自身统治的需要而开始对民众的话语权进行制约或掠夺。为此，强者将自己武装成神的儿子，并辅助以武力对民众的思想进行统治，发展出一套属于权贵阶级的天神论、神权论思想。而实则，在这套思想的最初阶段，民众更关心劳动的收获，民众是信从的。但这体系的最终破碎则还是因为权贵阶级无休止的贪婪，已所不欲、更施于人，导致民众穷则变，用嘴、文字、武器进行反抗，民众对自身存在进行了独立思考，对天神进行了质疑，并打破。需要提出的是，每一次的革命初期，人们的思考都是具有独立精神的，但在革命的过程中，也必然会产生阶级，这阶级的产生导致了革命的动机、目的在过程中脱离原本的发展方向，由公利变为私利。独立精神如烟火一般瞬间湮灭。表述、思索独立精神的文学也随着人们的情绪化、利益化变成新贵的附属品。文学再次丧失了自己的价值。
在中国所有的斗争中，思想似乎无可避免的站在了一方或另一方，并成为喉舌为己方进行最大化的造势，给予另一方最大化的诋毁。在这里，你很难看见“人”的独立思想的存在，永远看见的都是“利益”的思想的高度统一。从殷商周到春秋战国，唯心与唯物派系莫不如此。
观中国思想史，似乎思想除了和政治嫁接以外，思想就不再是思想。尽管春秋百家争鸣，儒法两派在唯心与唯物的斗争之激烈，但他们依然达成了一个惊人的唯一的共识——“学而优则仕”他们自身根本价值从来都是准备卖与皇家的。从而，他们的思考自上而下的。圣人是刍狗，民众是刍狗。如此，除了帝王以外，所有人都在刍狗中找寻阶级差异。
（二）
文学是“人”的思想外延。政治则是“政治”的思想外延。政治思想是单元的，狭义的，仅仅服从受制于“政治”这一载体。而依托于文学这一载体的“思想”则是包罗万象，对已知对未知。这其中或许就包含思考者对一个以上的个体统一思维和行动的思考，那么，出现了隐含政治思想的思考。
这个世界的万物都有其内在的联系。不同于有的已知，有的未知。文学和政治究竟应该以何种关系存在更为合理也一直成为世人争论的重点。那场争论并未分出结果。原因在于：文学和政治的紧密联系如同双胞胎一般的存在于千年，而文学和政治的分体独立则在历史中少之又少，根据某些特定历史，文学和政治的紧密存在关系将文学和政治分体独立的观点置于虚无。并将结论定位：不可能。
早在公元前，孔子就被一个叫跎的奴隶领袖称为“巧伪”而实际上孔子也的确在当上鲁国的司法部长后，为其“克己复礼”理论进行了非君子的巧伪行为，对一个反天命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执行了武力。这行为符合历史、符合今天的所有政党的行为：用杀戮排除异己。
从孔子身上就可以隐约看出后世文人或思想家急于将自己的思想卖与帝王家的一个根本的隐性的动机，是获取驾驭、奴役、剥削民众的权利，维护所属阶级利益。自然也包括杀戮。这其中他们的起始动机应该有大善的成份，但由于欲的无限膨胀，最终他们偏离了自己起始动机和目的。
当政者客观的认识到民众意识形态控制的重要性，最早出于什么时候，无可考究。但在中国公元前21世纪的殷朝，统治者即以神的儿子自居，用神的言论来约束民众的意识。进而用“伦、德”辅助武力，来掌握民众的一言一行。应该说，那时，当政者已经充分意识到了文学、思想的重要性，并出现了为其宣扬天命的御用文人。
从此，中国文人的喜怒就牢牢的依附在统治阶级的喜怒之上。中国文人的思考也永远是君本位思考。中国文人唯一的价值观就是“学而优则仕”民众在中国文人的心目中永远是隐性的获取利欲的阶梯。
（三）
在“正常”的没有“外力”的情况下，思想并不需要受制依托于政治思想而彰显其价值。政治思想则依托文学所承载的思考，并转化文学所阐述的思想为当权者所用。关于这点，我们可以参照西方最早的民主政治形态的出现，这民主政治并不是从政客的嘴里说出来的，而是先从哲学家的著作中引述出来。
政客，在这民主政治的过程中，不过是执行者，远不是一个思考者。继续再看，凡是西方具有颠覆力量的政客其政治思想也全部是从哲学思想剽窃转述引用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从希特勒与尼采，从戈尔巴乔夫与生态文学。
我的理解，文学和政治联系的最紧密的莫过于前苏联50代以后的全景文学。即：对世界、国家、社会进行全景似的描写，用这些大的时代背景，来烘托营造小说中人物的思想意识和存在形态。政治在这里，就是起到一个客观的背景似的作用。但在这之后，全景文学也走入了绝境。
西方20世纪个人化写作的兴起，流派林林总总，可以说人类即古希腊文明与文艺复兴之后的另外一次自由地富于创造性的思考。因为，他们完全漠视政治的存在，而专注的去表达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的科技、物质文明赋予人富足之后，人们精神上的巨大荒芜，科技、物质赋予人之后的副作用。人的存在等等。这是独立。因为人格的独立，思想得以最大限度的释放。
试图找到一个宠辱不惊的“超然人格”的中国人、中国文人，无疑这思维只能定向于鲁迅。
鲁迅先生的一生足迹始终出现在群的范畴里，而没有从属于任何一个阶级。为何如此，我没有考究，但我相信鲁讯先生有其自己的想法。依据鲁讯先生的著作思想至今仍为国人乃至世界人民所推崇，依据我对人性善恶两性的思考推理，那么，我完全可以想象鲁讯将自己定位于文人之前，首先是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独立的思考者出现的，是超然的，而不是一个热心于政治的爱好者，不是站在某个对立面去辩驳另一个对立面的问题。
鲁讯先生的文学，一直试图唤醒的是“国民劣根性和奴性”引导国民独立的思考，倡导每一个人都能具有独立意识，销毁掉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权贵阶级对普通民众进行的本我意识的压制，自我意识的束缚。同样，拯救人的灵魂，启发国民的智慧，当然也完全可以不用依附于任何的政治形式。这才是鲁讯视自己作为文人的首要责任。独立思考，无疑是“人”的终极价值的体现。
仔细地分析鲁迅先生的人格精神乃至著作，我们会发现，鲁讯先生的思想坚决地摆脱并超越了中国传统文人思想的“学而优则仕”这一具有小个体忧患意识思想的束缚，更加贴近了西方先哲的思考方式，保持理性，捍卫自己的良知，站到了一个中国文人从没有过的绝对高度，站在了一个独立的个体生命的位置，审视国人的灵魂。也只有这样，才更能体现出一个文人的价值，文学的价值，更才保持了知识份子的完整的独立的人格。从此，我们也才知道、才明白中国历史，是一个“吃人的历史”！
鲁迅先生的这思想这行为也的确符合了其早年接触的托尔斯泰的博爱思想与尼采的超人哲学。
思考者思想的终极价值，必定超越阶级及文明，以良知为起点，用人道主义精神怀疑宇宙中一切值得怀疑的一切并探索。也只有以良知为起点，思考者的思想才能完整以及独立。但这在中国思想家的身上则不然。中国思想家的思考历来的载体是政治，脱离了政治，思考者的价值就必然无从显现。如此，这思维方式造成一个独一无二、荒谬绝伦的逻辑。即：若想保持文人的完整的独立的人格与文人的良知，必须依附政治或与政治嫁接。必需以政治为载体传播思想救世济民。
这其中谬论我阐述如下：中国文人完整独立的人格——“真正的完整”必须是依附政治立场所代表的正义之后的“完整”；“真正的独立”则是依附于政治立场所代表之后的正义的“独立”脱离政治所代表的正义，那么无论你多有学识，多有文化，也还是不完整，不独立，当然没有学识，没有正义，人们甚至可以骂你“苟且”并且，也是因为你具备这依附于政治所代表的正义之后完整和独立，那么你也才具备“人格”！这被称颂为忧患意识。最典型的莫过于“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句。姑不论谁人之“国事”谁人之“天下”这思考仍然是君本位的思考，但在质疑之后，必需还是要从另外一个角度钦佩这些人之大义行为。
在这大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思想的背后，毫无疑问的，思想者和统治者都把民众的当成刍狗，把民众的思想当成刍狗的思想。
不用查字典，就大家在传统教育和感知认识的基础上“完整”和“独立”两个词汇大家也都明白“完整”、“独立”一定是不依附于任何外力的。完整的独立的人格，完整与独立一定不是寄托在某个你有个人情意参杂其中的客体上的，也可以说你一旦将自身依托在某个伟大的客体上，那么你已经丧失了完整与独立、完整与独立的人格。依托在政治上的人格绝对不是完整的独立的，相反是狭义的。完整的独立的思想只能是依托人的良知。
谈到“完整”、“独立”这两个词汇，我突然觉得可怕。似乎整个国人对“完整”和“独立”这两个词汇本身所具有的含意，已经被圣人思想、强权手段给桎梏了。我们的大脑，是谁的大脑？而今，我们所理解的“完整”和“独立”的意义，已经不是字典上的本意了，而是强权者所灌输给我们的“完整”和“独立”这样的“完整”和“独立”我们已经习惯多少代了？
良知，究竟是谁人的良知？思想，究竟是为谁人的思想？
文学所考虑的思想是以引导人而出现的，与人交流是以一种平行的姿态出现；政治思想则以一种强势的姿态迷惑或要求群众服从，是自上而下的强权意识。
（四）
可以确定“学而优则仕”是中国思想的主流文化。尽管春秋百家争鸣，异彩纷呈。但围绕儒法之间，终不过是阶级利益的争斗，终也未有人能跳出这一君本位思想。如此这思想就流毒祸害了两千年，翻开历史，看见整个华夏土地上都满是“爬行动物”的生命足迹！亦如鲁讯先生早年曾非常痛苦地告诫中国的青少年“要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
我相信，部分人的政治与文学有关理论，在某一方面是受到“学而优则仕”理论的影响，历经几千年的事例、事理导致了所有人主观思维的定向性，主观思考的被动性。这种传统之下，似乎有知识若不为政客所用，就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学识。一方面则是人类政治力量无可匹敌的强势姿态、政客的霸权摧毁了这些人的主动思维。中国文人就恪守于这一光明的价值理论，着眼费心于“制人”
学而优则仕就是文人参政，文人参政之后，思考则或多或少的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迎合当政者的喜好，写下看似大同的思考，由当政者去实施这思想，奴役人民。
从老子的“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儒家孔子的道德体系先以“亲亲”为立足点的“仁”再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从而维护统治阶级的立场使得“民德归厚”对统治者“莫敢不敬”政治体系则“存名证实”实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统的天命论。君子生而知之，小人生而下愚，企图永远地将真理划分到统治者的一面，维护千秋万载的王朝。
再看之后墨家、兵家、法家、名家、玄学、佛学、理学，这其中的林林总总的理论无不是站在新旧统治者的角度，不断变换着面目奴役人民，施以小惠，麻痹并迷惑民众的思想，使民众失去自我存在的思考，稳固政权。这样的文人思想，本就是奴才的思考，根本失去了一个思考者应有的“超然”的地位。
这林总的思想先从人本位的角度自大地站在了宇宙的中心，再以君本位的立场卑恭地跪在了帝王的膝前。这些思想的碰撞无疑更像是一场卖身的角逐，角逐到底谁的思想更能贴近当政者的所忧，更能符合当政者的价值思考，更能满足当政者的欲望，更能驯化天下之“乱民”伏于王土。更是一场以民众利益为口实的颠覆。新旧阶级的改朝换代，有了这些思想理论的指导，从而才能获取更为壮大的声音。如此，天下熙熙者也。
一个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家，我们固然能看到其伟大的一面，即：将自己对人民苦难的思考总结出一套更为符合当政者执行的与民共乐的政治思想，来挽救人民。但是真的挽救人民么？不，其实是奴役，奴役人民。他先是一个思考者，然后用思考过渡升级为一个官员，最后归附于一个“臣子”
他一方面用他的思想去取悦于当政者；一方面用他的思想去取悦于民众；但实际上他的本质目的是——传播他的思想，并用这思想去当政者手中获取奴役别人的权力。
你可以审视，中国历朝历代的知识人士的所作所为？对其价值进行总结，不过悲喜而已。这，是中国知识人士的根深蒂固的奴才本性和劣根性。
你再审视，当政者经过他们的帮助与改造，中国人就这样在一小群虎狼的特定思维下，像羊一样的被圈定，被奴役。
将思想嫁接在政治上？乍看你的思想是忧国忧民，但在这忧国忧民之后还有几个能继续保持良知？你到底是先忧一国之君还是先忧天下之民？你忧国忧民的思想是不是终究还是从当政者的价值观念的角度去思考，去审判，去剥夺，去奴役？你的思想又是否正确？或许，在文人仕途上失意的时候，他才会积极的想起思考的价值，将失意之愁苦寄托于文字，用深厚的文学造诣把握住情绪的极致，一个不小心，留给后人永恒的“大江东去“之文字断想。
纵看中国历代文人思想形态，一句“宠辱若惊”可以完全涵盖。如此，争先恐后的将自己的价值观建立在别人的身上，成为活脱脱的奴才。
中国还有一种隐逸文化，美其名曰“耕读传家”但终究还是进而不成退而求其次的一个衔头。有从此埋头著书，但更多的闲人逸士，还是在思想形态上展现“行隐思不隐”之“终南捷径”行为。如此，他们从行为达到了字面意义上的中国式的犬儒主义！
如此这般，老子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二十个字，概括了中国的四千年。
（五）
在中国，真理从来都是有阶级立场的。似乎没有立场的真理就不是真理。事关人的来与去，生命和宇宙的关系，世界万物存在形态的浅规则等等，在中国的思想家眼里，全部的思维都还停留在天的意识上。这分明是自大之后的自欺。且这自欺就那么自然而然的留传了二千年。
在中国，真理一定是有阶级立场的。这真理从来都是横向的无限发展。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争斗无休无止，真理就在这斗争中成为整个民族的意识形态，被万人称颂。
有立场的真理，被人为的刻意的添加了杜撰的成份，使得真理变为当政者的真理。如此的真理也能够看见思想者赤裸裸的功利目的。而所谓的思想也狭义的变成派系之间争斗的武器。
2000年前的东方孔子和西方的柏拉图的人生经历有着非常的相似。都是在政治抱负不被当世所用的情况下，而开课授学。就其二者的初始动机和立场，与苏格拉底及古希腊的智者们相比，无疑，他们二者的动机则显得自私许多、卑劣许多。但任谁都不能说苏格拉底及智者们对社会产生的价值不如孔子和柏拉图。
他们二者的学说全部都是站在其各自出身（贵族）的立场上，为统治者进行辩护，以自己的学说为统治者谋求更大的利益，对民众进行更为符合他们学说思想的麻痹。他们如同牧羊犬，民众如同羊群。正因为如此，也才使得他们的思想更为符合虎狼们，也才使得那些虎狼们用其君本位思想来桎梏民众，维护他的江山。
作为思想者，政治生涯的开始，就是思考的结束。试想：孔子若真是当政，那么也不过就是一个吕不韦。柏拉图真的参与政治，了不起也就是和他祖先梭伦论个平级。其政绩必定无后世今日之民众的“顶礼膜拜”吃人家的嘴短，你已经丧失了完整的独立的人格，超然的地位，你的思考变成一种定式。
作为思想者，你无需刻意地去考虑哪种政治形态存在更为合理，而是应该去思考生命个体应该以那种意识形态存在更为积极。试图创造或将自己的思想寄托于某种自以为的完美政治形态，无疑主观唯心的带有一种狭义的精英意识。这精英意识的隐衷干脆就是在“人”这一生命体的属性中划分出阶级，划分出生命的贵贱。我可以役使你，你只能被役使。没有民主。没有自由。
忧患意识也罢，学而优则仕也罢，隐逸也罢，终究不过为张扬满足本我的欲求，打着顺天行道的旗号，获取凌驾奴役他人之权利的一场游戏。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对利的获取，政治无疑是最为直接有效的手段。对欲的演绎，政治无疑最具有发言权。对于人而言，此二者无疑也是人类欲望表现的极致，最符合文明社会的存在价值。所以，中国思想者的最大特色即是：一方面是平天下的贪婪，一方面是文人的本位。两者合二为一的看，即无鸿鹄之志，亦无燕雀之心。毕生追求的不过是一个高级奴才。
东方两千年的“独”尊儒术，西方中世纪黑暗的一千年。生命饱受这些极权独裁思想的摧残。文艺复兴了，走了五百年。但中国于两千年培养出来的奴性似乎也必须要用500年的时间让灵魂习惯不再依附，适应真正的自由、独立。
因为人性的恒古不变，又或者人类始终没有好的教条进行驯化，所以社会形态的进化永远只是换个壳子，永远的停留在一个名词的位置上
（六）
当纳粹覆灭的时候，很多没有被苦难折磨致死的人们，却在面对自由的阳光的时候，死了！这其中的死法只有两种。有的人是因为食物，有的人是因为信仰。
2004-8-17
后记：
1、道德体系的崩溃使得许多学者认为现在人应该寻找中国思想的“原点”似乎很有道理。但我试问：经过2000年上百位君主对书籍的销毁撰改义失之后，我们是否还能找到原点？以孔子、老子的思想体系为原点么？（说到这里不得不骂纪晓岚是个王八蛋。他在编译四库全书的时候，去天一阁等民间藏书家哪里搜罗了许多书，再运往北京的时候，他将他认为“不好”的书全部烧掉，将他认为好的书拿回了北京城。这样看来，他烧毁的数量以及书的种类，都是让我们触目惊心的！）
2、还有人提出，西学为器，中学为道。但问题是，谁能阻止或漠视因科学方法论而带来的滚滚地经济利益？怎么可能将西学视为“器”？
3、康德毕生追求的自然律、道德律无疑阐述了人类存在于宇宙的终极价值。固有学者提出，儒家思想的天人合一，视天为自然神，这就是尊重自然律的体现。这是很先进的思想。我试问：儒家尊重自然律的前提是什么？是正名存实。姑且抛开正名的问题，如果今天我们尊重自然律，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我们可以不需要再向宇宙纵深探索？而固守于地球。
4、有学者说，中国将来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是哲学代替宗教。我决绝地以为，这说法完全背离了人的本性。若人是机器，似乎可以按照哲学的所有逻辑及定律存在；若人不是机器，那么宗教的存在也必然是永远。因为未知，因为已知。
5、人言中国以道德为本位。三纲五常、君君臣臣，似乎如此。但是，这道德体系首先是建立在君本位基础上的。我推想：若是今天的中国依然是封建社会，那么这个以“道德为本位”的思想依然坚挺。
6、西方人因为上帝死了，因为人本位的自由走入了科技所不能解决的思想迷妄的绝境。似乎中国应该避免这个绝境，但是，因为根深蒂固的君本位思想，我们还远远没有资格走入这个绝境。
7、现在人都说法治社会比人治社会好。但我看到了法治社会如欧美国家的等等社会行为却更为的让“人”难以生存。法律并没有解决他们的种种社会危机。人治是集权，法治是迷乱。这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给“自由”下过一个准确的定义，这是因为，我们从来就把道德和自由狭义地看成了敌人。如此，自由才使得生命无所不为，无所顾忌。人治和法治都忽略了道德的力量，没有道德的约束，那么法治所能做的，只有不断扩充拘禁的空间。
8、在今天，有志于成为知识人士的人越来越多。但勇于立志以毕生的精力用知识或思考重构被科学方法论所解构的道德的人却越来越少。志于成为知识精英的人之所以多，是因为知识能够满足人的物质利益最大化，而少于重构道德的人之所以少，或许是因为道德永远和物质利益无关。道德，在今天仅仅是眼睛、心灵被伤害后的一种叹息的伪善。
9、许多人在今天批判道德。但是这些人远远不是从1911年之前生活到今天的。如果说道德伪善，那么道德从来就隐藏着几丝伪善的因素，如果说道德伪善，那么只能说道德今天宽泛了许多，才使得你有关于伪善的思考。只要看人类的道德，那么都必然有伪善之处。但问题是，某些伪善是否能够使生活更为和谐？你见面和我说“吃了么？”我张嘴回句“滚你”这就不仅仅是伪善的问题了，是压根没有道德的问题了。
2004-8-20修改
（一）
几千年中各自不同的社会形态组成了文明。它始终以朝代的更替来证明时代的进步。但朝代的更替远代表不了思想的蜕变，亦如思考一直由政治直接或间接的把控。人在其中，始终是处于宠辱若惊之状态下的玩偶。并且在宠辱若惊之状态下创造了大悲大喜的中国文学。后世之人求学起智，明曰是救世济民之道，暗地图谋的却是如玉与黄金。
文学或文字最早的产生是人对未知或已知事物的一种单纯的记载或表述。政治则是群体里阶级划分秩序、维持资产的工具。文学是人类生理、安全满足之后精神需求的自然演绎，政治则是一小部分人巩固社会体系获取物质最大化的一种强权工具。
从人类文明社会开始，强者即为自身统治的需要而开始对民众的话语权进行制约或掠夺。为此，强者将自己武装成神的儿子，并辅助以武力对民众的思想进行统治，发展出一套属于权贵阶级的天神论、神权论思想。而实则，在这套思想的最初阶段，民众更关心劳动的收获，民众是信从的。但这体系的最终破碎则还是因为权贵阶级无休止的贪婪，已所不欲、更施于人，导致民众穷则变，用嘴、文字、武器进行反抗，民众对自身存在进行了独立思考，对天神进行了质疑，并打破。需要提出的是，每一次的革命初期，人们的思考都是具有独立精神的，但在革命的过程中，也必然会产生阶级，这阶级的产生导致了革命的动机、目的在过程中脱离原本的发展方向，由公利变为私利。独立精神如烟火一般瞬间湮灭。表述、思索独立精神的文学也随着人们的情绪化、利益化变成新贵的附属品。文学再次丧失了自己的价值。
在中国所有的斗争中，思想似乎无可避免的站在了一方或另一方，并成为喉舌为己方进行最大化的造势，给予另一方最大化的诋毁。在这里，你很难看见“人”的独立思想的存在，永远看见的都是“利益”的思想的高度统一。从殷商周到春秋战国，唯心与唯物派系莫不如此。
观中国思想史，似乎思想除了和政治嫁接以外，思想就不再是思想。尽管春秋百家争鸣，儒法两派在唯心与唯物的斗争之激烈，但他们依然达成了一个惊人的唯一的共识——“学而优则仕”他们自身根本价值从来都是准备卖与皇家的。从而，他们的思考自上而下的。圣人是刍狗，民众是刍狗。如此，除了帝王以外，所有人都在刍狗中找寻阶级差异。
（二）
文学是“人”的思想外延。政治则是“政治”的思想外延。政治思想是单元的，狭义的，仅仅服从受制于“政治”这一载体。而依托于文学这一载体的“思想”则是包罗万象，对已知对未知。这其中或许就包含思考者对一个以上的个体统一思维和行动的思考，那么，出现了隐含政治思想的思考。
这个世界的万物都有其内在的联系。不同于有的已知，有的未知。文学和政治究竟应该以何种关系存在更为合理也一直成为世人争论的重点。那场争论并未分出结果。原因在于：文学和政治的紧密联系如同双胞胎一般的存在于千年，而文学和政治的分体独立则在历史中少之又少，根据某些特定历史，文学和政治的紧密存在关系将文学和政治分体独立的观点置于虚无。并将结论定位：不可能。
早在公元前，孔子就被一个叫跎的奴隶领袖称为“巧伪”而实际上孔子也的确在当上鲁国的司法部长后，为其“克己复礼”理论进行了非君子的巧伪行为，对一个反天命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执行了武力。这行为符合历史、符合今天的所有政党的行为：用杀戮排除异己。
从孔子身上就可以隐约看出后世文人或思想家急于将自己的思想卖与帝王家的一个根本的隐性的动机，是获取驾驭、奴役、剥削民众的权利，维护所属阶级利益。自然也包括杀戮。这其中他们的起始动机应该有大善的成份，但由于欲的无限膨胀，最终他们偏离了自己起始动机和目的。
当政者客观的认识到民众意识形态控制的重要性，最早出于什么时候，无可考究。但在中国公元前21世纪的殷朝，统治者即以神的儿子自居，用神的言论来约束民众的意识。进而用“伦、德”辅助武力，来掌握民众的一言一行。应该说，那时，当政者已经充分意识到了文学、思想的重要性，并出现了为其宣扬天命的御用文人。
从此，中国文人的喜怒就牢牢的依附在统治阶级的喜怒之上。中国文人的思考也永远是君本位思考。中国文人唯一的价值观就是“学而优则仕”民众在中国文人的心目中永远是隐性的获取利欲的阶梯。
（三）
在“正常”的没有“外力”的情况下，思想并不需要受制依托于政治思想而彰显其价值。政治思想则依托文学所承载的思考，并转化文学所阐述的思想为当权者所用。关于这点，我们可以参照西方最早的民主政治形态的出现，这民主政治并不是从政客的嘴里说出来的，而是先从哲学家的著作中引述出来。
政客，在这民主政治的过程中，不过是执行者，远不是一个思考者。继续再看，凡是西方具有颠覆力量的政客其政治思想也全部是从哲学思想剽窃转述引用的例子更是比比皆是。从希特勒与尼采，从戈尔巴乔夫与生态文学。
我的理解，文学和政治联系的最紧密的莫过于前苏联50代以后的全景文学。即：对世界、国家、社会进行全景似的描写，用这些大的时代背景，来烘托营造小说中人物的思想意识和存在形态。政治在这里，就是起到一个客观的背景似的作用。但在这之后，全景文学也走入了绝境。
西方20世纪个人化写作的兴起，流派林林总总，可以说人类即古希腊文明与文艺复兴之后的另外一次自由地富于创造性的思考。因为，他们完全漠视政治的存在，而专注的去表达工业时代后工业时代的科技、物质文明赋予人富足之后，人们精神上的巨大荒芜，科技、物质赋予人之后的副作用。人的存在等等。这是独立。因为人格的独立，思想得以最大限度的释放。
试图找到一个宠辱不惊的“超然人格”的中国人、中国文人，无疑这思维只能定向于鲁迅。
鲁迅先生的一生足迹始终出现在群的范畴里，而没有从属于任何一个阶级。为何如此，我没有考究，但我相信鲁讯先生有其自己的想法。依据鲁讯先生的著作思想至今仍为国人乃至世界人民所推崇，依据我对人性善恶两性的思考推理，那么，我完全可以想象鲁讯将自己定位于文人之前，首先是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独立的思考者出现的，是超然的，而不是一个热心于政治的爱好者，不是站在某个对立面去辩驳另一个对立面的问题。
鲁讯先生的文学，一直试图唤醒的是“国民劣根性和奴性”引导国民独立的思考，倡导每一个人都能具有独立意识，销毁掉中国几千年来封建社会、权贵阶级对普通民众进行的本我意识的压制，自我意识的束缚。同样，拯救人的灵魂，启发国民的智慧，当然也完全可以不用依附于任何的政治形式。这才是鲁讯视自己作为文人的首要责任。独立思考，无疑是“人”的终极价值的体现。
仔细地分析鲁迅先生的人格精神乃至著作，我们会发现，鲁讯先生的思想坚决地摆脱并超越了中国传统文人思想的“学而优则仕”这一具有小个体忧患意识思想的束缚，更加贴近了西方先哲的思考方式，保持理性，捍卫自己的良知，站到了一个中国文人从没有过的绝对高度，站在了一个独立的个体生命的位置，审视国人的灵魂。也只有这样，才更能体现出一个文人的价值，文学的价值，更才保持了知识份子的完整的独立的人格。从此，我们也才知道、才明白中国历史，是一个“吃人的历史”！
鲁迅先生的这思想这行为也的确符合了其早年接触的托尔斯泰的博爱思想与尼采的超人哲学。
思考者思想的终极价值，必定超越阶级及文明，以良知为起点，用人道主义精神怀疑宇宙中一切值得怀疑的一切并探索。也只有以良知为起点，思考者的思想才能完整以及独立。但这在中国思想家的身上则不然。中国思想家的思考历来的载体是政治，脱离了政治，思考者的价值就必然无从显现。如此，这思维方式造成一个独一无二、荒谬绝伦的逻辑。即：若想保持文人的完整的独立的人格与文人的良知，必须依附政治或与政治嫁接。必需以政治为载体传播思想救世济民。
这其中谬论我阐述如下：中国文人完整独立的人格——“真正的完整”必须是依附政治立场所代表的正义之后的“完整”；“真正的独立”则是依附于政治立场所代表之后的正义的“独立”脱离政治所代表的正义，那么无论你多有学识，多有文化，也还是不完整，不独立，当然没有学识，没有正义，人们甚至可以骂你“苟且”并且，也是因为你具备这依附于政治所代表的正义之后完整和独立，那么你也才具备“人格”！这被称颂为忧患意识。最典型的莫过于“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句。姑不论谁人之“国事”谁人之“天下”这思考仍然是君本位的思考，但在质疑之后，必需还是要从另外一个角度钦佩这些人之大义行为。
在这大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思想的背后，毫无疑问的，思想者和统治者都把民众的当成刍狗，把民众的思想当成刍狗的思想。
不用查字典，就大家在传统教育和感知认识的基础上“完整”和“独立”两个词汇大家也都明白“完整”、“独立”一定是不依附于任何外力的。完整的独立的人格，完整与独立一定不是寄托在某个你有个人情意参杂其中的客体上的，也可以说你一旦将自身依托在某个伟大的客体上，那么你已经丧失了完整与独立、完整与独立的人格。依托在政治上的人格绝对不是完整的独立的，相反是狭义的。完整的独立的思想只能是依托人的良知。
谈到“完整”、“独立”这两个词汇，我突然觉得可怕。似乎整个国人对“完整”和“独立”这两个词汇本身所具有的含意，已经被圣人思想、强权手段给桎梏了。我们的大脑，是谁的大脑？而今，我们所理解的“完整”和“独立”的意义，已经不是字典上的本意了，而是强权者所灌输给我们的“完整”和“独立”这样的“完整”和“独立”我们已经习惯多少代了？
良知，究竟是谁人的良知？思想，究竟是为谁人的思想？
文学所考虑的思想是以引导人而出现的，与人交流是以一种平行的姿态出现；政治思想则以一种强势的姿态迷惑或要求群众服从，是自上而下的强权意识。
（四）
可以确定“学而优则仕”是中国思想的主流文化。尽管春秋百家争鸣，异彩纷呈。但围绕儒法之间，终不过是阶级利益的争斗，终也未有人能跳出这一君本位思想。如此这思想就流毒祸害了两千年，翻开历史，看见整个华夏土地上都满是“爬行动物”的生命足迹！亦如鲁讯先生早年曾非常痛苦地告诫中国的青少年“要少读，甚至不读中国书”
我相信，部分人的政治与文学有关理论，在某一方面是受到“学而优则仕”理论的影响，历经几千年的事例、事理导致了所有人主观思维的定向性，主观思考的被动性。这种传统之下，似乎有知识若不为政客所用，就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学识。一方面则是人类政治力量无可匹敌的强势姿态、政客的霸权摧毁了这些人的主动思维。中国文人就恪守于这一光明的价值理论，着眼费心于“制人”
学而优则仕就是文人参政，文人参政之后，思考则或多或少的站在统治者的角度迎合当政者的喜好，写下看似大同的思考，由当政者去实施这思想，奴役人民。
从老子的“是以圣人之治，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常使民无知无欲使夫智者不敢为也。为无为，则无不治。”“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儒家孔子的道德体系先以“亲亲”为立足点的“仁”再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从而维护统治阶级的立场使得“民德归厚”对统治者“莫敢不敬”政治体系则“存名证实”实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统的天命论。君子生而知之，小人生而下愚，企图永远地将真理划分到统治者的一面，维护千秋万载的王朝。
再看之后墨家、兵家、法家、名家、玄学、佛学、理学，这其中的林林总总的理论无不是站在新旧统治者的角度，不断变换着面目奴役人民，施以小惠，麻痹并迷惑民众的思想，使民众失去自我存在的思考，稳固政权。这样的文人思想，本就是奴才的思考，根本失去了一个思考者应有的“超然”的地位。
这林总的思想先从人本位的角度自大地站在了宇宙的中心，再以君本位的立场卑恭地跪在了帝王的膝前。这些思想的碰撞无疑更像是一场卖身的角逐，角逐到底谁的思想更能贴近当政者的所忧，更能符合当政者的价值思考，更能满足当政者的欲望，更能驯化天下之“乱民”伏于王土。更是一场以民众利益为口实的颠覆。新旧阶级的改朝换代，有了这些思想理论的指导，从而才能获取更为壮大的声音。如此，天下熙熙者也。
一个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思想家，我们固然能看到其伟大的一面，即：将自己对人民苦难的思考总结出一套更为符合当政者执行的与民共乐的政治思想，来挽救人民。但是真的挽救人民么？不，其实是奴役，奴役人民。他先是一个思考者，然后用思考过渡升级为一个官员，最后归附于一个“臣子”
他一方面用他的思想去取悦于当政者；一方面用他的思想去取悦于民众；但实际上他的本质目的是——传播他的思想，并用这思想去当政者手中获取奴役别人的权力。
你可以审视，中国历朝历代的知识人士的所作所为？对其价值进行总结，不过悲喜而已。这，是中国知识人士的根深蒂固的奴才本性和劣根性。
你再审视，当政者经过他们的帮助与改造，中国人就这样在一小群虎狼的特定思维下，像羊一样的被圈定，被奴役。
将思想嫁接在政治上？乍看你的思想是忧国忧民，但在这忧国忧民之后还有几个能继续保持良知？你到底是先忧一国之君还是先忧天下之民？你忧国忧民的思想是不是终究还是从当政者的价值观念的角度去思考，去审判，去剥夺，去奴役？你的思想又是否正确？或许，在文人仕途上失意的时候，他才会积极的想起思考的价值，将失意之愁苦寄托于文字，用深厚的文学造诣把握住情绪的极致，一个不小心，留给后人永恒的“大江东去“之文字断想。
纵看中国历代文人思想形态，一句“宠辱若惊”可以完全涵盖。如此，争先恐后的将自己的价值观建立在别人的身上，成为活脱脱的奴才。
中国还有一种隐逸文化，美其名曰“耕读传家”但终究还是进而不成退而求其次的一个衔头。有从此埋头著书，但更多的闲人逸士，还是在思想形态上展现“行隐思不隐”之“终南捷径”行为。如此，他们从行为达到了字面意义上的中国式的犬儒主义！
如此这般，老子的“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这二十个字，概括了中国的四千年。
（五）
在中国，真理从来都是有阶级立场的。似乎没有立场的真理就不是真理。事关人的来与去，生命和宇宙的关系，世界万物存在形态的浅规则等等，在中国的思想家眼里，全部的思维都还停留在天的意识上。这分明是自大之后的自欺。且这自欺就那么自然而然的留传了二千年。
在中国，真理一定是有阶级立场的。这真理从来都是横向的无限发展。人与人、阶级与阶级的争斗无休无止，真理就在这斗争中成为整个民族的意识形态，被万人称颂。
有立场的真理，被人为的刻意的添加了杜撰的成份，使得真理变为当政者的真理。如此的真理也能够看见思想者赤裸裸的功利目的。而所谓的思想也狭义的变成派系之间争斗的武器。
2000年前的东方孔子和西方的柏拉图的人生经历有着非常的相似。都是在政治抱负不被当世所用的情况下，而开课授学。就其二者的初始动机和立场，与苏格拉底及古希腊的智者们相比，无疑，他们二者的动机则显得自私许多、卑劣许多。但任谁都不能说苏格拉底及智者们对社会产生的价值不如孔子和柏拉图。
他们二者的学说全部都是站在其各自出身（贵族）的立场上，为统治者进行辩护，以自己的学说为统治者谋求更大的利益，对民众进行更为符合他们学说思想的麻痹。他们如同牧羊犬，民众如同羊群。正因为如此，也才使得他们的思想更为符合虎狼们，也才使得那些虎狼们用其君本位思想来桎梏民众，维护他的江山。
作为思想者，政治生涯的开始，就是思考的结束。试想：孔子若真是当政，那么也不过就是一个吕不韦。柏拉图真的参与政治，了不起也就是和他祖先梭伦论个平级。其政绩必定无后世今日之民众的“顶礼膜拜”吃人家的嘴短，你已经丧失了完整的独立的人格，超然的地位，你的思考变成一种定式。
作为思想者，你无需刻意地去考虑哪种政治形态存在更为合理，而是应该去思考生命个体应该以那种意识形态存在更为积极。试图创造或将自己的思想寄托于某种自以为的完美政治形态，无疑主观唯心的带有一种狭义的精英意识。这精英意识的隐衷干脆就是在“人”这一生命体的属性中划分出阶级，划分出生命的贵贱。我可以役使你，你只能被役使。没有民主。没有自由。
忧患意识也罢，学而优则仕也罢，隐逸也罢，终究不过为张扬满足本我的欲求，打着顺天行道的旗号，获取凌驾奴役他人之权利的一场游戏。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
对利的获取，政治无疑是最为直接有效的手段。对欲的演绎，政治无疑最具有发言权。对于人而言，此二者无疑也是人类欲望表现的极致，最符合文明社会的存在价值。所以，中国思想者的最大特色即是：一方面是平天下的贪婪，一方面是文人的本位。两者合二为一的看，即无鸿鹄之志，亦无燕雀之心。毕生追求的不过是一个高级奴才。
东方两千年的“独”尊儒术，西方中世纪黑暗的一千年。生命饱受这些极权独裁思想的摧残。文艺复兴了，走了五百年。但中国于两千年培养出来的奴性似乎也必须要用500年的时间让灵魂习惯不再依附，适应真正的自由、独立。
因为人性的恒古不变，又或者人类始终没有好的教条进行驯化，所以社会形态的进化永远只是换个壳子，永远的停留在一个名词的位置上
（六）
当纳粹覆灭的时候，很多没有被苦难折磨致死的人们，却在面对自由的阳光的时候，死了！这其中的死法只有两种。有的人是因为食物，有的人是因为信仰。
2004-8-17
后记：
1、道德体系的崩溃使得许多学者认为现在人应该寻找中国思想的“原点”似乎很有道理。但我试问：经过2000年上百位君主对书籍的销毁撰改义失之后，我们是否还能找到原点？以孔子、老子的思想体系为原点么？（说到这里不得不骂纪晓岚是个王八蛋。他在编译四库全书的时候，去天一阁等民间藏书家哪里搜罗了许多书，再运往北京的时候，他将他认为“不好”的书全部烧掉，将他认为好的书拿回了北京城。这样看来，他烧毁的数量以及书的种类，都是让我们触目惊心的！）
2、还有人提出，西学为器，中学为道。但问题是，谁能阻止或漠视因科学方法论而带来的滚滚地经济利益？怎么可能将西学视为“器”？
3、康德毕生追求的自然律、道德律无疑阐述了人类存在于宇宙的终极价值。固有学者提出，儒家思想的天人合一，视天为自然神，这就是尊重自然律的体现。这是很先进的思想。我试问：儒家尊重自然律的前提是什么？是正名存实。姑且抛开正名的问题，如果今天我们尊重自然律，那么是否可以理解为我们可以不需要再向宇宙纵深探索？而固守于地球。
4、有学者说，中国将来对世界最大的贡献是哲学代替宗教。我决绝地以为，这说法完全背离了人的本性。若人是机器，似乎可以按照哲学的所有逻辑及定律存在；若人不是机器，那么宗教的存在也必然是永远。因为未知，因为已知。
5、人言中国以道德为本位。三纲五常、君君臣臣，似乎如此。但是，这道德体系首先是建立在君本位基础上的。我推想：若是今天的中国依然是封建社会，那么这个以“道德为本位”的思想依然坚挺。
6、西方人因为上帝死了，因为人本位的自由走入了科技所不能解决的思想迷妄的绝境。似乎中国应该避免这个绝境，但是，因为根深蒂固的君本位思想，我们还远远没有资格走入这个绝境。
7、现在人都说法治社会比人治社会好。但我看到了法治社会如欧美国家的等等社会行为却更为的让“人”难以生存。法律并没有解决他们的种种社会危机。人治是集权，法治是迷乱。这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给“自由”下过一个准确的定义，这是因为，我们从来就把道德和自由狭义地看成了敌人。如此，自由才使得生命无所不为，无所顾忌。人治和法治都忽略了道德的力量，没有道德的约束，那么法治所能做的，只有不断扩充拘禁的空间。
8、在今天，有志于成为知识人士的人越来越多。但勇于立志以毕生的精力用知识或思考重构被科学方法论所解构的道德的人却越来越少。志于成为知识精英的人之所以多，是因为知识能够满足人的物质利益最大化，而少于重构道德的人之所以少，或许是因为道德永远和物质利益无关。道德，在今天仅仅是眼睛、心灵被伤害后的一种叹息的伪善。
9、许多人在今天批判道德。但是这些人远远不是从1911年之前生活到今天的。如果说道德伪善，那么道德从来就隐藏着几丝伪善的因素，如果说道德伪善，那么只能说道德今天宽泛了许多，才使得你有关于伪善的思考。只要看人类的道德，那么都必然有伪善之处。但问题是，某些伪善是否能够使生活更为和谐？你见面和我说“吃了么？”我张嘴回句“滚你”这就不仅仅是伪善的问题了，是压根没有道德的问题了。
2004-8-20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