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们跟人家想的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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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欧论坛”的运作使中国和欧洲的学者、官员和百姓有一个持续的民间交流平台，体现平等、民主、分享等欧洲精神的核心价值观念。这种交流是思想层面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是欧洲和中国知识界、学术界和官员阶层最关心的问题。然而，在中国和欧洲文化背景差异下，意识形态层面的相互对话不能代替百姓的文化身份认同和文化感知差异。本文关注一些中国人和欧洲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体验。
1、法国大餐和中国茶
法国大餐如同中国美食一样享誉全世界。中国人到法国之后，都会尝试吃一顿法国大餐。中国人中流传着法国人喜欢吃牡蛎、蜗牛、龙虾、鹅肝酱、奶酪、牛排、棍子面包等等。踏上法国的土地，品尝这些令人神往的“美食”之后，很多中国人对缺盐少味的“法国大餐”敬而远之。除龙虾外，其它的美食对中国人而言简直难以下咽。奶酪是中国人最难接受的美味，只能勉强从“微笑的牛”（lavachequirit）开始学习接受欧洲人的最爱；带着血水的牛排令许多中国人害怕；棍子面包被中国人评价为“把腮帮子嚼痛了”；生吃的牡蛎、放满蒜茸的蜗牛和夹在面包中的鹅肝酱也大出中国人的意外。此外，沙拉、土豆泥、生吃的咸肉、蔬菜汤等等欧洲人的主要食谱，都得不到中国人的认同。对奶酪做的空心粉、面食之类的美味如同嚼腊一般。最令中国人不能接受的是如同“子弹”一样的米饭，这些只在锅里煮了十分钟的米，对中国人来说是“生米”简直难以下咽。因此，移民海外的许多中国人还保留着他们在中国大陆时的“胃”海外中国人戏称“胃”是最爱国的身体的组成部分。
中国美食也吸引了无数欧洲人到中国探险。感叹于中国层出不穷的美食之后，对中国人什么都敢吃和花样翻新的吃法同样难以接受。“醉虾”是比较难接受的中国美味，他们开玩笑说：吃一只在胃里爬，会肚子痛；吃两只在胃里打架，会把肠子踢断；吃三只以上就是战争，一定无药可救了。吃狗肉是绝对不能容忍的野蛮行为；对卤猪头、卤猪脚、卤猪舌头之类的中国人的下酒菜不能接受；对豆腐的态度如同中国人对奶酪，不同的是他们认为豆腐没有味道。最不能接受每餐结束时没有甜点，而开始时是一碗汤，特别是一些养生汤更被认为是奇怪。甜的和咸的放在一起吃，让欧洲人不习惯，西餐最后一道菜才是甜的。面条、稀饭、米粉等也让西方人很难适应。来中国旅行的欧洲人也会尽情回忆比萨饼的淳厚，奶酪的浓烈和生菜的清香。如同中国人回忆叉烧肉、东坡肘子、回锅肉和小白菜一样。
茶是中国的符号和记忆。中国人品茶看重茶的产地、采摘的季节、加工的水平等等，即茶具有的色、香、味，还有就是泡茶的水的来源，最讲究的是好茶、好水和志同道合的品茶人。一袋茶、一壶水和一套茶具传达中国人的传统和修省的境界，是一种中国人交流和沟通的方式。来到欧洲，带着中国的上等好茶和朋友聚会，当他们拿出咖啡壶，把茶叶放进去，象煮咖啡一样的泡茶，会心痛地感叹：可惜了我的好茶。即使遇到一个用开水泡茶的，当他（她）往茶里加糖或牛奶时，中国人会象遇见外星人一样的问：这是喝茶吗？更有人把杯子放在微波炉里加热泡茶的水，中国人对茶的诸多情感和联系都无从谈起。茶就成了中西方文明中最相似和最难以同化的一个主题。
我们从小在生存的环境中主动和被动地学习，形成一种后天的习惯，这些习惯自然而然，甚至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成年以后，异域生活的体验，才认识到后天的习惯是如此的不同。在没有生存威胁的前提下，我们是否需要改变自己适应新的环境？或是更深一步去接受异域的后天习得性，把对人和文化的理解从“胃”开始？
2、排队、预约和等待
排队买东西是中国上世纪60-80年代的特征，是老一代中国人在物资匮乏年代的记忆。那时候排队是为了买到稀缺的生活必需品，排在后面的人可能什么都买不到，因此，大家就拼命往前挤，或是找熟人“加塞”、脱关系先买等等，希望尽量缩短等待的时间，保证自己赶在最后一个人之前。中国人的“排队文化”沾染了许多失望和焦急的群体底色，对长时间等待失去了耐心，也可以说，中国人是不喜欢排队的。找“关系”就成为中国特色的“排队文化”的副产品。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人的物质供应极大丰富，日常生活用品供大于求，中国人不需要排队就能到买东西了。但是，中国人对排队的认识没有“与时俱进”总是怕排到自己什么都没有了，不能形成耐心等待的排队群体心理，物质稀缺时代的行为习惯还在下一代人中间延续。
初到欧洲，中国人对无所不在的排队，甚至是排大队不太适应。到卢浮宫参观不得不在维纳斯、胜利女神和蒙纳丽沙前面排长队，慢慢地靠近这些艺术瑰宝，还能理解这是全世界人仰慕的结果。但是，当在超市、车站、银行、警察局、学校等等地方都要排队时，对排队就产生了一种浪费时间的感觉，进而感到西方人办事效率低下。仔细想一下，在中国好像也要排队的，但是可以有许多的方法缩短等待的时间。当中国游客开始席卷欧洲的时候，法国拉德芳斯的免税店的业主不得不增加营业员来适应不愿意排队的中国游客，提高销售额。
其实，欧洲人也不喜欢排队，只是没有找到其它的更好的方法替代必要的排队，形成了排队的习惯。因此，西方人形成一种“等待文化”：阅读或做填字游戏。大多数人都会随身携带一本书、报子或杂志，在长时间等待时用来消遣时间：如排队和乘车时。欧洲人的集体公共场所通常比较安静，最典型的是在火车上，几小时的路程中，欧洲人安静地阅读、处理文件或是睡觉，车厢里除了火车发出的声音，基本上听不到其它声响，相邻的人基本上不会相互打扰，旅途结束后也就各奔东西了。中国人的火车上可是人声鼎沸，打扑克、聊天、买东西、小孩哭、大人呵斥的声音刺激人们的神经，想安静的看一会书是比较难的，大家也都加入到制造声音的行列，天南地北地和周围的人熟悉起来，甚至有的情侣就是这样相识和相恋起来。同样是等待，过程和结果都如此的不同。
中国人初到欧洲最难适应的还有预约。在中国，日常工作和学习中是很难见到预约现象的。学生找老师谈学习上的问题、下级找上级反映情况、领导找下属谈话只要到办公室看看有人在，就可以开始进行，没有人会问：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在欧洲，法国老师会拿出预约本说：我马上要接待某某人，你可以约在下星期的某个时间，你有空吗？领导的办公室门上会写着：谈话请在二楼秘书处预约。领导找下属同样需要问下属：某某时间可以谈一下某个问题吗？上医院、银行、警察局和学校各部门办事都要预约，在很多地方看到排队其实只是在拿预约时间。上医院预约看病，如果不是急症，可能要约到2-6个月以后。上警察局预约办居留，可能约到三个月以后。预约可以有效地协调自己和他人的时间安排，使工作和生活更有计划，是一种可以预期结果的等待。因此，欧洲人形成了预约的习惯，人手一本年、月、日、时都标明的记事本（预约本），把某天将要作什么安排得清楚明白。请朋友一起做某事，他会掏出预约本说：看看我什么时候有空。在约定日子的前一天还会收到他的电话：再确认一下约会的时间、地点和内容。开展合作研究，欧洲人很早就和中方合作者商量时间表，今年就计划好了明年和后年的工作。因此，习惯于排队的欧洲人，用预约的方式极大地提高了效率，节约了社会成本，创造了最大的社会财富，在等待时表现出优雅的宁静。
中国人对排队和预约的认识还没有提高到公民社会基本素质的高度，还需要在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完善和提高。特别是预约，普通中国人对预约的认识基本还是空白。由此，日常生活中的许多行为差异，是上一代人曾经的社会生活经验留给下一代的，如何理解这种差异，习惯这种不同，进而理解中-欧文化的社会环境背景差异，建立起基本的文化理解信任。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好恶评价对错、好坏，更或是以经济实力的大小简单的断定先进的和落后的。
3、学校、学生和教授
有朋友到法国留学带上自己读小学的儿子。一年后要回国了，儿子说：要回国你们回去，我要留在法国读书。仔细对比之后，才觉得小孩子有道理。中国孩子还没有上小学，已经把乘法口诀都背会了，加减法做得和大人一样好。还学了英语、绘画、舞蹈等等，因为要根据孩子的水平来找学校和分班，谁都想自己的孩子进最好的学校和最好的班。中国孩子的竞争已经进了幼儿园，7、8岁的小孩子会感叹：活着真累。法国的小孩子上一年级基本在适应学校生活，学习就象是在做游戏。每星期的课外活动、游戏、阅读等活动，让小孩子不得不喜欢学校。每天还要带巧克力、糖、饼干之类的甜点，下午茶时与同学分享，从小就进行了分享的茶点文化教育。欧洲人办公室里咖啡、点心、巧克力和茶成了必备的自用品，而不是应景的招待客人的摆设。中国的小孩子从上一年级开始，家长和孩子一起辛苦，孩子的作业做到晚上十点还做不完，家长还要检查签字。之后还有什么奥数班、英语班、作文班、写字班、舞蹈班、钢琴、小提琴、琵琶、二胡之类的等着他们，这一天到晚比大人还累。中国人称之为“为了孩子的将来”甚至抬出孔圣人的教导：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学校和家长把孩子对生命的理解变成了枯燥的书本和机械的训练，成绩好坏成了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又如何要求他们在成年后再来学习合作、爱、忠诚、宽容和理解呢？
中国学生都很听老师的话，都很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在国内读本科的学生，都习惯于有统一的教科书，老师布置作业，复习考试等等程序，只要按老师规定的完成，通过考试，都能毕业。学校里有各种规定，学生没有学好，老师有很大的责任。因此，学生对老师、对学校都有很大的依赖性。出国留学，在法国的大学里注册了研究生（der），收到比书还厚的参考文献目录，中国学生就有些无所适从了，由于语言的困难，基本没有能力处理这山一样的文献资料。开始上课后，才知道这些文献是老师讲课的精要，阅读和整理是自己的事。法国大学里的作业有以小组的形式多人合作完成的，小组同学会找时间在一起讨论和分工。每星期都有讨论课和专家报告，重点是开阔视野和提高综合分析的能力。一半以上的学习都要靠自己主动思考，努力进入本学科体系的研究过程。这些对中国学生都很陌生，感觉到有读不完的书，看不完的文献，写不完的报告。其实，学生们合作写作业就是把对不同文献的理解组合到一起，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形成研究的团队精神。
留级在欧洲的学校里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是保证学生质量的有效措施。如果在一年内不能完成学业可以继续注册读同一年级，没有来自家庭、同学、老师、学校和社会的巨大压力。法国学生的助学金就是可以多申请一年的。法律规定16岁以上的学生都可以打半工，很多大学生都是自己打工养活自己，不依赖家庭的经济支持，对学习确实有一定的影响，留级得到大家的理解和认同。法国规定博士学习是三年，如果三年不能毕业可以申请两年的延期，两年后只要理由充分还可以申请延长，许多博士是边工作边读书的。他们读博士是为了兴趣和爱好而学习，是热爱这个专业。由于管理体制的差异，中国国内学生留级是很稀少的现象，普遍认为留级是不认真学习的结果，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留级的学生是很难找到正式工作的。孩子到国外之后，中国家长都竭尽全力支持孩子在国外学习的费用，希望孩子能专心学习，毕业后找到好的工作，不理解自己的孩子为什么老是博士不毕业。中国学生是为学习而学习，为父母而学习，为学位而学习，很少问自己：我热爱这个专业吗？
许多中国家长认为欧洲的大学比中国的好。这些大学到底好在那里恐怕没有人去深究。在法国学习几年之后，深刻的体会到，欧洲大学的质量是由他们优秀的大学教师群体决定的。申请做法国大学教师的资格首先是博士毕业成绩为优，并且通过大学教师资格考试，每个教师职位都会有几十、上百的人来竞争，通过层层筛选后，留下来的都是年轻一代中最优秀的研究和教育人才，一定是对专业研究有一定造诣的人，而且热爱本专业。法国大学评教授是比较难的一件事，一般是自己申请，由大区教育部门组织专家评审团，各大学教授参加的公开答辩，并当众宣布结果。一般要有很扎实的研究成果才能申报，而不是以年限来衡定。因此，教授一定是在某个领域有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的人。这些教授们的工资是由国家负担的，他们从事科学研究只能得到较少的、由学校支付的补贴。擅自取得现金收入是违法的，比如受邀请做报告而收取报酬，要事先向自己的学校提出同意收取报酬的申请，否则是不能收取的。因此，他们从事研究是为科学的目的和个人对专业的热爱，一些人甚至把自己的工资、积蓄和财产都用到自己的研究之中，去实现自己人生的科学理想。这样的大学教师群体必然创造优秀的学校、教出优秀的学生。进而，欧洲教授和学者阶层成为社会思想的源泉，维持着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他们也赢得社会的普遍尊重，成为欧洲社会的榜样阶层。对于“学术腐败”这样沉重的话题也会听到，但是，这样的学者和教授基本没有生存的空间。
因此，在第二界中欧论坛的台前幕后，我们看到、听到和体会到中欧精英阶层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是不同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进而产生对未来和前途感知的认同差异。简单的评价好坏，或是先进与落后似乎都不妥当。
写这篇文字的想法产生于参与第二界中欧论坛的过程中。交流和理解的最大障碍是我们不知道彼此的不同是如何形成的，进而不能接受这种差异。人都是以过去生活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来判断事物的对错和好坏“习惯”成为理解和对话的最大敌人。面对探寻的目光，欧洲的人文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思想是联系论坛上千学者的纽带。面对中国人对未来的憧憬，更深切地感到世界公民的责任已经历史性地需要中国人来参与。中国人做好这种准备了吗？
来源：但文红的博客——理解的细节
“中欧论坛”的运作使中国和欧洲的学者、官员和百姓有一个持续的民间交流平台，体现平等、民主、分享等欧洲精神的核心价值观念。这种交流是思想层面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是欧洲和中国知识界、学术界和官员阶层最关心的问题。然而，在中国和欧洲文化背景差异下，意识形态层面的相互对话不能代替百姓的文化身份认同和文化感知差异。本文关注一些中国人和欧洲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文化体验。
1、法国大餐和中国茶
法国大餐如同中国美食一样享誉全世界。中国人到法国之后，都会尝试吃一顿法国大餐。中国人中流传着法国人喜欢吃牡蛎、蜗牛、龙虾、鹅肝酱、奶酪、牛排、棍子面包等等。踏上法国的土地，品尝这些令人神往的“美食”之后，很多中国人对缺盐少味的“法国大餐”敬而远之。除龙虾外，其它的美食对中国人而言简直难以下咽。奶酪是中国人最难接受的美味，只能勉强从“微笑的牛”（lavachequirit）开始学习接受欧洲人的最爱；带着血水的牛排令许多中国人害怕；棍子面包被中国人评价为“把腮帮子嚼痛了”；生吃的牡蛎、放满蒜茸的蜗牛和夹在面包中的鹅肝酱也大出中国人的意外。此外，沙拉、土豆泥、生吃的咸肉、蔬菜汤等等欧洲人的主要食谱，都得不到中国人的认同。对奶酪做的空心粉、面食之类的美味如同嚼腊一般。最令中国人不能接受的是如同“子弹”一样的米饭，这些只在锅里煮了十分钟的米，对中国人来说是“生米”简直难以下咽。因此，移民海外的许多中国人还保留着他们在中国大陆时的“胃”海外中国人戏称“胃”是最爱国的身体的组成部分。
中国美食也吸引了无数欧洲人到中国探险。感叹于中国层出不穷的美食之后，对中国人什么都敢吃和花样翻新的吃法同样难以接受。“醉虾”是比较难接受的中国美味，他们开玩笑说：吃一只在胃里爬，会肚子痛；吃两只在胃里打架，会把肠子踢断；吃三只以上就是战争，一定无药可救了。吃狗肉是绝对不能容忍的野蛮行为；对卤猪头、卤猪脚、卤猪舌头之类的中国人的下酒菜不能接受；对豆腐的态度如同中国人对奶酪，不同的是他们认为豆腐没有味道。最不能接受每餐结束时没有甜点，而开始时是一碗汤，特别是一些养生汤更被认为是奇怪。甜的和咸的放在一起吃，让欧洲人不习惯，西餐最后一道菜才是甜的。面条、稀饭、米粉等也让西方人很难适应。来中国旅行的欧洲人也会尽情回忆比萨饼的淳厚，奶酪的浓烈和生菜的清香。如同中国人回忆叉烧肉、东坡肘子、回锅肉和小白菜一样。
茶是中国的符号和记忆。中国人品茶看重茶的产地、采摘的季节、加工的水平等等，即茶具有的色、香、味，还有就是泡茶的水的来源，最讲究的是好茶、好水和志同道合的品茶人。一袋茶、一壶水和一套茶具传达中国人的传统和修省的境界，是一种中国人交流和沟通的方式。来到欧洲，带着中国的上等好茶和朋友聚会，当他们拿出咖啡壶，把茶叶放进去，象煮咖啡一样的泡茶，会心痛地感叹：可惜了我的好茶。即使遇到一个用开水泡茶的，当他（她）往茶里加糖或牛奶时，中国人会象遇见外星人一样的问：这是喝茶吗？更有人把杯子放在微波炉里加热泡茶的水，中国人对茶的诸多情感和联系都无从谈起。茶就成了中西方文明中最相似和最难以同化的一个主题。
我们从小在生存的环境中主动和被动地学习，形成一种后天的习惯，这些习惯自然而然，甚至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成年以后，异域生活的体验，才认识到后天的习惯是如此的不同。在没有生存威胁的前提下，我们是否需要改变自己适应新的环境？或是更深一步去接受异域的后天习得性，把对人和文化的理解从“胃”开始？
2、排队、预约和等待
排队买东西是中国上世纪60-80年代的特征，是老一代中国人在物资匮乏年代的记忆。那时候排队是为了买到稀缺的生活必需品，排在后面的人可能什么都买不到，因此，大家就拼命往前挤，或是找熟人“加塞”、脱关系先买等等，希望尽量缩短等待的时间，保证自己赶在最后一个人之前。中国人的“排队文化”沾染了许多失望和焦急的群体底色，对长时间等待失去了耐心，也可以说，中国人是不喜欢排队的。找“关系”就成为中国特色的“排队文化”的副产品。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人的物质供应极大丰富，日常生活用品供大于求，中国人不需要排队就能到买东西了。但是，中国人对排队的认识没有“与时俱进”总是怕排到自己什么都没有了，不能形成耐心等待的排队群体心理，物质稀缺时代的行为习惯还在下一代人中间延续。
初到欧洲，中国人对无所不在的排队，甚至是排大队不太适应。到卢浮宫参观不得不在维纳斯、胜利女神和蒙纳丽沙前面排长队，慢慢地靠近这些艺术瑰宝，还能理解这是全世界人仰慕的结果。但是，当在超市、车站、银行、警察局、学校等等地方都要排队时，对排队就产生了一种浪费时间的感觉，进而感到西方人办事效率低下。仔细想一下，在中国好像也要排队的，但是可以有许多的方法缩短等待的时间。当中国游客开始席卷欧洲的时候，法国拉德芳斯的免税店的业主不得不增加营业员来适应不愿意排队的中国游客，提高销售额。
其实，欧洲人也不喜欢排队，只是没有找到其它的更好的方法替代必要的排队，形成了排队的习惯。因此，西方人形成一种“等待文化”：阅读或做填字游戏。大多数人都会随身携带一本书、报子或杂志，在长时间等待时用来消遣时间：如排队和乘车时。欧洲人的集体公共场所通常比较安静，最典型的是在火车上，几小时的路程中，欧洲人安静地阅读、处理文件或是睡觉，车厢里除了火车发出的声音，基本上听不到其它声响，相邻的人基本上不会相互打扰，旅途结束后也就各奔东西了。中国人的火车上可是人声鼎沸，打扑克、聊天、买东西、小孩哭、大人呵斥的声音刺激人们的神经，想安静的看一会书是比较难的，大家也都加入到制造声音的行列，天南地北地和周围的人熟悉起来，甚至有的情侣就是这样相识和相恋起来。同样是等待，过程和结果都如此的不同。
中国人初到欧洲最难适应的还有预约。在中国，日常工作和学习中是很难见到预约现象的。学生找老师谈学习上的问题、下级找上级反映情况、领导找下属谈话只要到办公室看看有人在，就可以开始进行，没有人会问：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在欧洲，法国老师会拿出预约本说：我马上要接待某某人，你可以约在下星期的某个时间，你有空吗？领导的办公室门上会写着：谈话请在二楼秘书处预约。领导找下属同样需要问下属：某某时间可以谈一下某个问题吗？上医院、银行、警察局和学校各部门办事都要预约，在很多地方看到排队其实只是在拿预约时间。上医院预约看病，如果不是急症，可能要约到2-6个月以后。上警察局预约办居留，可能约到三个月以后。预约可以有效地协调自己和他人的时间安排，使工作和生活更有计划，是一种可以预期结果的等待。因此，欧洲人形成了预约的习惯，人手一本年、月、日、时都标明的记事本（预约本），把某天将要作什么安排得清楚明白。请朋友一起做某事，他会掏出预约本说：看看我什么时候有空。在约定日子的前一天还会收到他的电话：再确认一下约会的时间、地点和内容。开展合作研究，欧洲人很早就和中方合作者商量时间表，今年就计划好了明年和后年的工作。因此，习惯于排队的欧洲人，用预约的方式极大地提高了效率，节约了社会成本，创造了最大的社会财富，在等待时表现出优雅的宁静。
中国人对排队和预约的认识还没有提高到公民社会基本素质的高度，还需要在物质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完善和提高。特别是预约，普通中国人对预约的认识基本还是空白。由此，日常生活中的许多行为差异，是上一代人曾经的社会生活经验留给下一代的，如何理解这种差异，习惯这种不同，进而理解中-欧文化的社会环境背景差异，建立起基本的文化理解信任。而不是根据自己的好恶评价对错、好坏，更或是以经济实力的大小简单的断定先进的和落后的。
3、学校、学生和教授
有朋友到法国留学带上自己读小学的儿子。一年后要回国了，儿子说：要回国你们回去，我要留在法国读书。仔细对比之后，才觉得小孩子有道理。中国孩子还没有上小学，已经把乘法口诀都背会了，加减法做得和大人一样好。还学了英语、绘画、舞蹈等等，因为要根据孩子的水平来找学校和分班，谁都想自己的孩子进最好的学校和最好的班。中国孩子的竞争已经进了幼儿园，7、8岁的小孩子会感叹：活着真累。法国的小孩子上一年级基本在适应学校生活，学习就象是在做游戏。每星期的课外活动、游戏、阅读等活动，让小孩子不得不喜欢学校。每天还要带巧克力、糖、饼干之类的甜点，下午茶时与同学分享，从小就进行了分享的茶点文化教育。欧洲人办公室里咖啡、点心、巧克力和茶成了必备的自用品，而不是应景的招待客人的摆设。中国的小孩子从上一年级开始，家长和孩子一起辛苦，孩子的作业做到晚上十点还做不完，家长还要检查签字。之后还有什么奥数班、英语班、作文班、写字班、舞蹈班、钢琴、小提琴、琵琶、二胡之类的等着他们，这一天到晚比大人还累。中国人称之为“为了孩子的将来”甚至抬出孔圣人的教导：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学校和家长把孩子对生命的理解变成了枯燥的书本和机械的训练，成绩好坏成了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又如何要求他们在成年后再来学习合作、爱、忠诚、宽容和理解呢？
中国学生都很听老师的话，都很认真完成老师布置的任务。在国内读本科的学生，都习惯于有统一的教科书，老师布置作业，复习考试等等程序，只要按老师规定的完成，通过考试，都能毕业。学校里有各种规定，学生没有学好，老师有很大的责任。因此，学生对老师、对学校都有很大的依赖性。出国留学，在法国的大学里注册了研究生（der），收到比书还厚的参考文献目录，中国学生就有些无所适从了，由于语言的困难，基本没有能力处理这山一样的文献资料。开始上课后，才知道这些文献是老师讲课的精要，阅读和整理是自己的事。法国大学里的作业有以小组的形式多人合作完成的，小组同学会找时间在一起讨论和分工。每星期都有讨论课和专家报告，重点是开阔视野和提高综合分析的能力。一半以上的学习都要靠自己主动思考，努力进入本学科体系的研究过程。这些对中国学生都很陌生，感觉到有读不完的书，看不完的文献，写不完的报告。其实，学生们合作写作业就是把对不同文献的理解组合到一起，既有分工又有合作，形成研究的团队精神。
留级在欧洲的学校里是比较普遍的现象，是保证学生质量的有效措施。如果在一年内不能完成学业可以继续注册读同一年级，没有来自家庭、同学、老师、学校和社会的巨大压力。法国学生的助学金就是可以多申请一年的。法律规定16岁以上的学生都可以打半工，很多大学生都是自己打工养活自己，不依赖家庭的经济支持，对学习确实有一定的影响，留级得到大家的理解和认同。法国规定博士学习是三年，如果三年不能毕业可以申请两年的延期，两年后只要理由充分还可以申请延长，许多博士是边工作边读书的。他们读博士是为了兴趣和爱好而学习，是热爱这个专业。由于管理体制的差异，中国国内学生留级是很稀少的现象，普遍认为留级是不认真学习的结果，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留级的学生是很难找到正式工作的。孩子到国外之后，中国家长都竭尽全力支持孩子在国外学习的费用，希望孩子能专心学习，毕业后找到好的工作，不理解自己的孩子为什么老是博士不毕业。中国学生是为学习而学习，为父母而学习，为学位而学习，很少问自己：我热爱这个专业吗？
许多中国家长认为欧洲的大学比中国的好。这些大学到底好在那里恐怕没有人去深究。在法国学习几年之后，深刻的体会到，欧洲大学的质量是由他们优秀的大学教师群体决定的。申请做法国大学教师的资格首先是博士毕业成绩为优，并且通过大学教师资格考试，每个教师职位都会有几十、上百的人来竞争，通过层层筛选后，留下来的都是年轻一代中最优秀的研究和教育人才，一定是对专业研究有一定造诣的人，而且热爱本专业。法国大学评教授是比较难的一件事，一般是自己申请，由大区教育部门组织专家评审团，各大学教授参加的公开答辩，并当众宣布结果。一般要有很扎实的研究成果才能申报，而不是以年限来衡定。因此，教授一定是在某个领域有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丰富的研究成果的人。这些教授们的工资是由国家负担的，他们从事科学研究只能得到较少的、由学校支付的补贴。擅自取得现金收入是违法的，比如受邀请做报告而收取报酬，要事先向自己的学校提出同意收取报酬的申请，否则是不能收取的。因此，他们从事研究是为科学的目的和个人对专业的热爱，一些人甚至把自己的工资、积蓄和财产都用到自己的研究之中，去实现自己人生的科学理想。这样的大学教师群体必然创造优秀的学校、教出优秀的学生。进而，欧洲教授和学者阶层成为社会思想的源泉，维持着社会发展的基本方向，他们也赢得社会的普遍尊重，成为欧洲社会的榜样阶层。对于“学术腐败”这样沉重的话题也会听到，但是，这样的学者和教授基本没有生存的空间。
因此，在第二界中欧论坛的台前幕后，我们看到、听到和体会到中欧精英阶层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是不同发展阶段的必然产物，进而产生对未来和前途感知的认同差异。简单的评价好坏，或是先进与落后似乎都不妥当。
写这篇文字的想法产生于参与第二界中欧论坛的过程中。交流和理解的最大障碍是我们不知道彼此的不同是如何形成的，进而不能接受这种差异。人都是以过去生活中积累起来的经验来判断事物的对错和好坏“习惯”成为理解和对话的最大敌人。面对探寻的目光，欧洲的人文精神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同思想是联系论坛上千学者的纽带。面对中国人对未来的憧憬，更深切地感到世界公民的责任已经历史性地需要中国人来参与。中国人做好这种准备了吗？
来源：但文红的博客——理解的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