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面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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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谎言无法避免，我们就只能直面它。
这篇文章整理自新周刊。
一、人为什么爱说谎？
人人说过谎，这没什么不得了的。
人人面对的是一个不诚信的世界，这是大问题。
鉴别泛滥的谎言，已成为中国人必备的生存技能。
中国人为什么爱说谎？缘于文化基因？教育方式？体制环境？生存需要？
历史学者吴思说：一个说谎的、收益很高、成本很低的历史制度，注定会出现大规模地说谎。他们生产谎言，我们伪装相信。
心理医生李子勋说：文化决定了中国人有独特的婉转的语言表达，而这种表达并不是说谎。
少年作家蒋方舟说：撒谎是中国父母的天职，粉饰世界为孩子维系一个无菌环境。
无论什么动机，说谎总是为了趋利避害。
假冒伪劣商品危害到了公众的衣食住行，虚假信息传播透支了传媒公信，体制中的不良反应伤害了人民的幸福与尊严，无所不在的中国式谎言恶化了人际关系。
因为说谎，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信任危机。最后，我们将满怀戒心，剩下孤独的自己。
在诚信社会形成之前，全民的幸福与尊严，可望而不可即。
二、说真话为什么这么难？
谎言的中国语法，也是诚实的潜规则。被社会规范化的谎言其实是一种真话——说者口是心非，听者心知肚明，以致谎言与真话殊途同归——诚实成了一种反社会行为，谎言成了熟人社会的通行证。
文/黄俊杰
中国人说谎话的最高境界，是把谎话说成真话——你撒的谎所有人都相信，它就是真话；或者，你撒的谎所有人都不相信，撒了等于没撒，它也是真话。
中国人说真话的最高境界，是把真话说成谎话——每个字都是真话，但真相截头截尾，真话变成谎言。这又叫“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杂文选刊有文章发表观点，认为中国的谎言文化滥觞于“讲价”梁实秋也在讲价里写过善讲价者的犀利：他有政治家的脸皮，外交家的嘴巴，杀人的胆量，钓鱼的耐心，坚如铁石，韧似牛皮，只为战胜待价而沽的奸商。
讲价和谎言有共同的乐趣，在于“猜”：首先，都知道牌子上的价钱是假的，这是潜规则；然后，都明白自己有权利知道实价，但非要猜得不亦乐乎，这是文化；最后，都坚决认为不讲价就买不到好东西，这是迷信——其实“讲价逻辑”在生活中无处不在，这和中国人看电视购物频道、读最新统计数据、听领导讲话的情景，是一致的。
中国人善猜。最含蓄的表达，也有最懂人情世故的听众去明白它的意思。美国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有个观点，说监狱里的罪犯识别谎言能力较高，是生存环境充满谎言磨练出来的。一个中国人能成为识别谎言的大师，也是同理——中国人早已熟习格式化的谎言（套话）、善意化的谎言（情话）、礼节性的谎言（鼓励话）和废话性的谎言（官话），谎言与反谎言是生活中最习以为常的博弈，正所谓与人斗其乐无穷。
所以中国人最怕被人骗。中国曾有相亲节目和真人秀动用测谎仪，人气高涨，最后不得不被广电总局叫停；但人们对淘宝上自称可检验爱情的测谎仪依然热情不减“民用微型测谎仪”卖到断市，正如真情实感一直缺货。
那么，最怕被骗的中国人，为什么又不爱说真话？
谎言的中国语法：非真话不是谎言
有段子道尽中国人的口是心非——说股票是毒品，都在玩；说金钱是罪恶，都在捞；说美女是祸水，都想要；说高处不胜寒，都在爬；说烟酒伤身体，就不戒；说天堂最美好，都不去。
有帖子道尽新闻联播的成熟语法——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问题没有不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在西方法庭上有一个“真话原则”：宣誓时必须保证所言是事实且为事实的全部。但中国人写文章，春秋笔法方算登峰造极；中国人讨生活，难得糊涂才是金玉良言。在我们的人生语法中，不说真话往往不是恶习，是智慧，也是美德——兵家说兵不厌诈；儒家说“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红楼梦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俗话说“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在熟人社会，说谎要讲究圈子。五常中的“仁义礼智信”“信”字排最末。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有一个说法，中国人的家里人是最小的圈子，亲戚、熟人、同乡、同窗、同道、同种、同天下是越来越大的圈子——一旦稍有压力，仁义之心就一层一层向内收缩，成员自觉维护集团利益，共同造假互不揭发、同行之间传授造假技术、服从自己的小圈子、对局外人说谎，是道德也是情感圈子的潜规则。
曾有中国传统的谎言文化与中国人的避讳观念一文，认为欧美创造最重要学问就是追求真理的“科学”中国没诞生科学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有不说真话的传统。其实，中国诞生的重要学问不是“科学”而是考验情商的“人学”
“人学”有独立的“语法”中文的表达习惯也适合撒谎——中国的语言是艺术，欲拒还迎，欲扬先抑，要当状元先考八股，千年锤炼下来，中国的语言最懂得骗人。所以，西方人喜欢把观点写在文章段落第一句，但中国人喜欢把态度写在文章最后，未到最后，谁也不知道你的态度。
门口有保安，就是“管家式服务”；门口没有保安，就是“和谐的邻里关系”中文胜在表达灵活，因此“非真话”也种类繁多——出发点善良的是成全，基本无害的是情趣，欺骗敌人的是智慧，讨别人开心的是礼仪，阳奉阴违的是手段，为大局着想的是高尚，自欺欺人的是阿q精神。至于只有损人利己的，我们叫犯罪；损人不利己的，我们叫犯贱——在中国人看来，犯罪的和犯贱的，毋庸置疑地才是真正的谎言。
诚实的潜规则：看条件说真话
心理学家李子勋在微软做心理培训，微软的一个老板问他，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爱说谎？因为他所有的下属永远都对他说yes，没有人说no，但做起事来全按no的一套办。李子勋就建议，让他设一个奖励制度，给讲no的人来点物质奖励——你来点“礼仪”中国人才知道你是真心想他说no。
说谎是中国成功学的重要部分，八面玲珑的韦小宝是职场偶像，潜伏里的余则成也是。有职场生存术认为潜伏是白领阶层人际危机的反映，号召向余则成学习，平日说话九真一假——因为只有平时不说谎的人，才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刻骗到所有人。
老舍曾在1936年发表在益世报的小说中杜撰“说谎会”的邀请信，讽刺中国人说谎的理由：“没有谎就没有文化。我们怀疑一切，只是不疑心人人事事都说谎这件事。历史是谎言的记录薄，报纸是谎言的播音机。巧于说谎的人有最大的幸福，因为会说谎就是智慧。一天之内，要是不说许多谎话，得打多少回架；夫妻之间，不说谎怎能平安地度过12小时。我们的良心永远不谴责我们在情话情书里所写的——一片谎言！”
爱情逼人撒谎。女人憎恨欺骗，男人热爱说谎。有研究发现男人比女人爱说谎，原因往往只为争取更多自由。有心理测验要你看10段视频，识别10对正在说“我爱你”的男女是否真实情侣，答对越多，你的爱情段位越高。但不少人抱怨这个测验根本不准——其实男人和女人之间，最大的谎言就是“我爱你”谁又敢说自己全部看得穿。
商业逼人撒谎。有搬家公司在广州日报的分类广告上用黑体大字写自己搬过神舟五号，没人信这是真的，但搬家公司生意依然爆满。广东的服务行业有约定俗成的员工手册，逢人都必须叫靓仔靓女。其实靓仔的是人民币，而不是全国人民。
教育逼人撒谎。小学生接受新闻联播访问，就懂得配合说很黄很暴力。中国的学生是格式化的学生——考卷上永远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天马行空的作文往往零分。浙江有较真的语文老师认为小学课本里爱迪生救妈妈的文章是杜撰的，其实老师收到的小学生文章里的情感又何尝不是杜撰的。
官场逼人撒谎。有担任政府局机关秘书的人在发帖介绍写作技巧：“明明是单位没有什么进步，我却写成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明明是对下岗充满困惑和恐慌，我却写成了大家认清了形势、从容地面对下岗现在大家对假话习以为常，真有人对假话计较起来，不但领导不买账，就连群众也会嘲笑他不识时务。”
科学逼人撒谎。手机中费老说：“还是农业社会好啊，那个时候，交通啊，通信啊，都不发达。你进京赶考，几年不回，回来以后，你说啥子都是成立的。”但不要忽略，qq发明了“隐身”山寨手机发明了“彩话”（例如你可选择通话背景音是马路嘈杂声还是菜市嘈杂声），说谎科技层出不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梅尔潘柯斯特说过一句话：“说实话会让你得到解脱，但首先它会让你变得很讨人厌。”我们的诚实总是找不到市场，所以我们不得不网游怕人妖、短信怕骗钱、qq交友怕酒托、找工作怕传销团伙、学雷锋做好事怕资助了骗子——有人细数中国社会的十大谎言，包括：网站说我们是免费的、电信说我们是亏本的、警察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女孩说这是我第一次、客车司机说准时出发、商人说出血大甩卖、明星说我们只是朋友关系其实这已经说不上谎言，因为大家已经约定俗成地不去相信。
在西方“印钞机”伍兹一直生活在好好先生的谎言之中，但真相立马让拥有他赞助商股票的股民损失大约120亿美元；在中国“音速小子”郭敬明被曝抄袭，依然受到粉丝拥戴，荣登福布斯名人榜。老实说，人们心如明镜：再盛大的奥运开幕也有假唱，再清纯的玉女也有艳照，再坦诚的朋友也经不起真话。人们连巴金的真话集都要怀疑，认为里面全是假话。
诚实是一种“他人的美德”鲁迅指出中国人的“瞒和骗”柏杨则警告人们远离传统的“酱缸文化”和“谎言文化”“造假者决心痛改前非，大家为他举起了酒杯，可惜酒杯里的全是假酒。喝了假酒必须求医问药，可惜吃下去的还是假药。嫉妒和谎言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的心理疾病或精神缺陷，而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空气。”余秋雨人生哲言中如是写道。
说中国人是“最爱撒谎的民族”的大多是中国人。最了解中国人的是中国人自己，中国最了解的人也只有自己——因为任何渴望真诚的关系，都是从虚伪的客套开始；任何不带欺瞒的、内心赤裸的相交，往往是关系崩溃的开始。是的，我们自欺欺人，把自己给骗了；疑神疑鬼，把自己给毁了。
真话成为了最稀缺的社会资源。减肥广告是骗人的，餐桌是危险的，经济学家是不靠谱的，统计数据是“全世界都不相信的”股民是被谎言套牢的，房地产的利润是永远保持神秘的。即使远离现实社会，逃到网络世界，依然发现，即使在虚拟世界，越多人脱下假面，就越多人戴上假面；越多人揭穿谎言，就越多人制造谣言。
中国人必须为自己的诚实找到解决方案——2010年两会，66岁的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抨击官场不正风气，认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他的底线是在任何工作场合都不说假话，但是“看条件说真话”
太诚实是反社会行为？
文汇报曾写过一个故事：有陶艺家到陕北的一村子，发现在政府的支持下，村子里的乡土文化遗存特别丰富，处处可接触到面花、剪纸、年画、信天游、民间故事，连多神教的神像都在新修的庙里被供养起来。但七八天后，消除了戒心的农民突然对她说了大实话——其实民俗早在“十年动乱”后就荡然无存，她所见的都是一个大学教授带着小组，将陕北各地的民俗搜罗过来，手把手地教给当地农民的——这是一个最美丽的谎言“连农民腰鼓队穿的衣服都是参照秦腔的戏服复制的”
在此时此地，谎言也是生产力。泡沫文化没有带来泡沫经济，它带来的是真金白银：村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上了报、上了电视，每年光旅游收入就有好几百万，几十年来一直靠政府救济的村子一下子脱贫了。
这条村子发生的故事，有如当代中国谎言体制的一个寓言。“潜规则概念之父”吴思去看中国历史，发现有一个容易产生谎言的体制“它成本很低，收益很高”“在这样一个说谎的、收益很高、成本又很低的制度下，从最高层开始，就注定了会出现大规模地说谎”
“大规模地说谎”的历史文化，让谎言在中国自成一种体制、一种文明。前捷克共和国总统哈维尔说：“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所以，在中国，说真话有时要付出代价——尴尬者如奥运冠军周洋，因为得奖后没有先感谢国家而是先感谢父母而遭批评，后来不得不改口，将父母的排名从第一位降到第五位；无辜者如西安农民田茂林，在领导视察时说了句“心里话”就被乡镇干部以“影响领导的情绪”为由，打成了脑震荡；天真者如哈尔滨小学生才童童，发现有女老师趁监考老师不注意之时给其他学生扔小纸条，事后对监考老师说出所见一切，就被作弊的老师打了两大耳光，外加拳打脚踢。
“为什么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里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后，身不由己。”柏杨1984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演讲，就如是说道。
因此，中国的行政文化最重视的是集体性而不是法律性，最缺的是知情权和透明度。哈尔滨因松花江水污染而停水，政府只说“管网检修、临时停水”；阜阳多名婴儿因为手足口病死亡，医院和幼儿园门口已挂上“怎样预防手足口病”的宣传单，但政府依旧反应迟钝地宣称“确有几名婴幼儿因患春季呼吸道疾病相继夭折，这几例病没有相互传染联系”——问题是，这些“善意的谎言”都没有拯救这两个城市，人们依旧陷入了恐慌和怀疑之中。
中国人不敢说真话的原因，人际交往的禁忌是一种，政治的禁忌是另一种。但是，谎言放之男女，只是情趣；谎言放之市井，只是小聪明；谎言放之商场，只是假冒伪劣；谎言放之官场，只是勾心斗角。老公可以对老婆撒谎，但国家不应该对公民撒谎——如果官员只会看条件说真话，如果新闻发言人睁着眼睛说瞎话，公信力又如何建立？
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中国人而言，是一个新的坐标。但是，2009年，发改委刚明确表示近期不会上调油价，3天后就又发出通知，柴油价格每吨均提高400元；2010年，国家统计局称2009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售价同比上涨1。5%，就有政协委员说“全世界人民都不会相信”时至今日“70码”、“躲猫猫”、“俯卧撑”依然作为经典的托词广泛传播。
一个国家能扛得住多少谎言？论语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古代中国“官”与“民”之间的信息传送是单向的“民”是“愚民”；但在网络发达和传媒发达的现代社会，不实信息只会带来随时被揭发的风险，封闭信息只会带来更多的谣言。
曾有清算谎言经济学一书，揭露美国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崩溃的真正原因——结果表明元凶多聚集在充满谎言的华盛顿，而不是华尔街。因谎言而能带来的生产力，是泡沫的生产力；因谎言而带来的表面风光，是短暂风光；因谎言而带来的繁荣，是虚假繁荣。也许，到最后我们会发现，真话才是生产力——无论一个企业还是一个社会，诚信度越低、透明度越低，运行成本就越高，效率就越低下。
有文章美国人诚实，中国人爱说谎？认为，本性上讲很难说美国人或中国人谁更诚实，富裕本身提高了欺诈的门槛，但不能杜绝欺诈——只是美国健全的法律和信用体系使一般欺诈行为大大提高成本，个人欺诈会导致信用破产，直接结果是：申请不到信用卡、租不到房子、买车买房贷不到款，因此美国人才小心翼翼。
“如果制度改变成了一个民选的政府，变成了老百姓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之间的一个交易，那就是一个交易的体制，就不是一个产生谎言的体制。而且在这个交易的体制之中，各方面一定盯着，你是不是违约了，你是不是诚实地履约了。于是这个体制恰好是一个消灭谎言的体制，一旦你违约，肯定是得不偿失的。”吴思如是说。
皇帝的新衣里的诚实孩子会使得沉默的人、说谎的人有负罪感，要坚持讲真话的成年人，要有挑战体制的勇气。
在充满谎言的生活中，你大脑眩晕，想寻回作为一个“人”的立场和尊严，想说一句真话，但当你先看时机、看场合、看情况，再看对方背景，终于，你不得不放弃。
中国有一个谎言共同体，所有的人都是共犯。如果一个社会默认诚实背后有潜规则，谎言也就有了语法。如果一个社会自上而下流行着谎言的语法，诚实就成了一种反社会行为，谎言就成了熟人社会的通行证。
不得不说，被社会规范化的“谎言”早已成了“真话”——说者口是心非，听者心知肚明，以致谎言与真话殊途同归——这听起来像句喜剧台词，但背后潜藏的是中国社会的文化悲剧。
三、他们生产谎言，我们伪装相信
“说谎”能够降低统治成本，提高统治收益，能够形成对被统治者内心全面的约束。这样一个说谎的、收益很高、成本又很低的历史制度，注定会出现大规模的谎言。
吴思先后任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副社长、总编辑。著有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等作品，引起广泛影响，被称为“潜规则概念之父”
采访/胡赳赳
有一种体制容易生产谎言
新周刊：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我不知道“伪”能不能理解成“谎言”？
吴思：可以。或者是伪君子，或者是谎言，都行。
新周刊：这就存在历史观的问题，什么样的历史是真实的？
吴思：事实就是，有一种体制特别容易生产谎言、制造谎言，而且制造谎言是合理、合算的。你看咱们历史上的这个体制：一个皇帝，下面一堆官僚，面对全部农民，农民信息渠道不通。打天下、坐江山的这个人，不管是秦始皇、朱元璋，还是刘邦，他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坐江山？最高层的统治者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用赤裸裸的暴力，强制；一个是用说服力，德政。这两者还有不同的搭配比例。单凭着暴力坐江山，这个江山是很脆的，不容易长久，或者说长期收益不看好。于是就部分采用儒家的那种方式，说服、劝导，让你内心认可。
新周刊：然后这又变成统治者的一套谎言。
吴思：这就是一套理论。如果统治者真的遵循这个理论，它就不是谎言，至少谎言的成分不高。如果他不遵循这个理论，我们就可以说这是谎言。
那他遵循不遵循这个东西呢？他一定不遵循——也不是说完全不遵循，一方面要求你完全遵循，一方面自己不完全遵循。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听。我的义务就是你享受的权利，而你的义务也是我享受的权利，咱们俩是对应的。虽然你的权利偏大，我的义务比较多，但是你是君，我是臣，你的责任也大。我认这个账。这就是儒家的三纲五常，听起来也说得过去。不过在实际上，强势的那一方不愿意受约束，很难甘心就范，也很容易堕落，经常是不仁不慈。很少有仁君，历史上明君的比例很低。不过，我不仁，不许你不义，不容你不忠。这就不能太讲理了。需要王霸道杂，儒表法里，表面上是儒家，说得很好听，很有说服力，讲究各方面对应的规范，实际上让你就范，我不就范。我不仁慈还不能让你知道，还要宣扬我如何仁慈。如果有人跟我叫板，二话不说就灭了他。实际上行的是霸道。
你看这个体制，说服力是很重要的，能够降低统治成本，提高统治收益，能够形成对人们内心的约束，对被统治者内心全面的约束。而且，整个的这个体制，还能带来神圣的、辉煌的感觉。这个说服力是如此重要，自然不能放弃。
具体说来，成本收益如何计算呢？就是臣民自觉遵守规范，成本就是自己遵守规范，以身作则。以德治国的收益非常大，靠说服治国，动动嘴皮子天下就太平了一半，这笔收益要照单全收。至于成本，以身作则的成本很高，不能照单全付，又要显得全付，甚至超额地付，还不许人家揭穿老底，于是以身作则的成本就转化为暗自收拾几个人，把反对意见，或者揭老底的人给封喉。至于吹牛拍马的，不招自来，不用操心。在这样一个说谎的收益很高、成本又很低的制度下，从最高层开始，就注定了会出现大规模地说谎。
谎言共同体的形成
新周刊：第一个最大的谎言就是君权神授，所有下面的谎言都是从这个根上来的。
吴思：说得没错。君权神授这句话本身就包含了谎言，但这个谎言也是讲条件的。不是说老天一次性永久授权于你，正宗的表达是天命所归，归于有德的人，不是谁都可以当天子。你有这个德，天命归你。你无这个德，那天命还可以扭转，还可以革命。那你就要伪装有德。然而，恭恭敬敬地祭祀上天还不够，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是通过老百姓来看到你感受你的，于是就要对全民撒谎，显得你有德。然后天命就归你，觊觎权位者也死心了。利益所在，大势所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这是谎言必定出现的制度。
新周刊：最后谎言在中国形成了一个谎言共同体，从上到下基本上每个人都有说不出的秘密，有时撒谎不是为害别人，是为保护自己。
吴思：不乱说，不让人抓住把柄攻击你。
新周刊：我们登过一篇文章，是吴晓波写的，名字叫钱学森，你的伟大只欠一个道歉，文章说这个原子弹之父当年写过一篇亩产放卫星的科学文章——那现在来看这算不算是一个谎言呢？
吴思：他跟毛泽东还有更具体的对话。毛泽东说我看你的文章了。钱学森说，我那个也是随便写的，有个数据还没算准。毛泽东马上就说，啊，你也是冒叫一声。毛泽东跟他讨论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稍微含糊了一下，退了一下。即使他算得很准，在理论上不是谎言，但也包含了产生谎言的空间：理论上的可能，不等于技术所能实现的可能。无论如何，他的那个计算，太阳能按照百分之多少的转换率，亩产就能多少万斤，的确是对毛泽东有很真实的影响。
后来有人问过毛泽东，说你是农家出生，还不知道究竟能亩产多少吗？毛泽东就说，我看过钱学森的文章，科学家都那么说的。——至少钱学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他确实欠一个伟大的道歉。不是伟大，欠一个应有的适度的道歉。
新周刊：知识分子这个系统里头，如果我们可以分几类，比如说一类是比较人文的、社科的知识分子，一类就是自然科学、技术类的知识分子，还有一类是官僚知识分子。你觉得这三类当中，哪一种知识分子更容易生产谎言？
吴思：官家知识分子肯定是。
新周刊：他日常所需。
吴思：对，这是统治的必要，但还要看具体的时代。比如说在毛泽东时代，尤其是1953年以前，官家知识分子的主观感觉是，他们掌握了真理，不是谎言。他们信心百倍地去改造别人。而那时自由知识分子是改造对象，很多人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说一些违心的话。究竟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谎言，在主观标准上似乎很有利于官方。等到了大跃进之后，谎言破灭，造成了极其惨重的后果。那时候，即使从主观标准上说，官家知识分子也是谎言的主要生产者。但是那时候，心里明白的自由知识分子照样不敢说三道四，反右之后压力太大。于是他们从另一个角度生产谎言——伪装相信。
谎言与人格分裂
新周刊：后来巴金写随想录，说要说真话，你怎么看他的这样一种作为？
吴思：巴金说了一点真话，他私下说——我忘了在哪儿看到的——说我也就说那么一点儿真话，没敢全说真话。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尺度再宽一点儿，说得再狠一点儿，就发表出不来了，或者是，出来了也要被掩盖住。这个真话也有一个尺度问题，十分的真话，三分的真话，还是一分的真话？他那个真话能说到五六分，就算很不错了，比起一两分时肯定进步了。不说假话就是进步。
新周刊：容易产生谎言的体制在中国为什么能保持这么长时间？
吴思：它成本很低，收益很高。这个体制的核心是打天下、坐江山的那批人，要低成本地、有效地行使统治，那他采用这种策略是非常自然的了。另外，所谓谎言，无非是说这个统治或制度多么合乎民心。如果这个制度改变成了一个民选政府的制度，变成了老百姓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之间的一个交易，那就是一个交易的体制，当选的自然合乎民心，就用不着编造谎言了。而且在这个交易的体制之中，各方面一定盯着你是不是诚实地履约了。于是这个体制恰好是一个消灭谎言的体制，如果你违约，还撒谎，一般是得不偿失的。
新周刊：生活在这样一个谎言体制里，我自己都有感觉，就是你的人格是分裂的。
吴思：分裂的可能是这样的：你必须说一些你不赞成的话，你又完全知道它是说谎，可是你还要说，这就形成了分裂。这样做，你必须处理说谎问题，把它合理化，找到那么一种内心的、精神上的策略。这是容易分裂的。还有一种状态：虽然要求说谎，但是我不说谎，我就说真话。到了那个必须说谎的领域，我不能说真话了，我就不吭气了。这也可以不分裂。我走到我力所能及的地方，然后我就站住不动。
新周刊：你自己对待说真话的态度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从不撒谎，尽量不撒谎，还是偶尔撒撒谎，还是怎样？
吴思：咱们得把这个局限在政治问题，就是国内政治观点，我就是说真话。说不了真话的，不说假话，就是这样。你要说平常，比如问你病好了没有，明明病着，别让爹娘着急，就说好了。这样所谓善意的谎言，是免不了的。
既然谎言无法避免，我们就只能直面它。
这篇文章整理自新周刊。
一、人为什么爱说谎？
人人说过谎，这没什么不得了的。
人人面对的是一个不诚信的世界，这是大问题。
鉴别泛滥的谎言，已成为中国人必备的生存技能。
中国人为什么爱说谎？缘于文化基因？教育方式？体制环境？生存需要？
历史学者吴思说：一个说谎的、收益很高、成本很低的历史制度，注定会出现大规模地说谎。他们生产谎言，我们伪装相信。
心理医生李子勋说：文化决定了中国人有独特的婉转的语言表达，而这种表达并不是说谎。
少年作家蒋方舟说：撒谎是中国父母的天职，粉饰世界为孩子维系一个无菌环境。
无论什么动机，说谎总是为了趋利避害。
假冒伪劣商品危害到了公众的衣食住行，虚假信息传播透支了传媒公信，体制中的不良反应伤害了人民的幸福与尊严，无所不在的中国式谎言恶化了人际关系。
因为说谎，中国社会存在着严重的信任危机。最后，我们将满怀戒心，剩下孤独的自己。
在诚信社会形成之前，全民的幸福与尊严，可望而不可即。
二、说真话为什么这么难？
谎言的中国语法，也是诚实的潜规则。被社会规范化的谎言其实是一种真话——说者口是心非，听者心知肚明，以致谎言与真话殊途同归——诚实成了一种反社会行为，谎言成了熟人社会的通行证。
文/黄俊杰
中国人说谎话的最高境界，是把谎话说成真话——你撒的谎所有人都相信，它就是真话；或者，你撒的谎所有人都不相信，撒了等于没撒，它也是真话。
中国人说真话的最高境界，是把真话说成谎话——每个字都是真话，但真相截头截尾，真话变成谎言。这又叫“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杂文选刊有文章发表观点，认为中国的谎言文化滥觞于“讲价”梁实秋也在讲价里写过善讲价者的犀利：他有政治家的脸皮，外交家的嘴巴，杀人的胆量，钓鱼的耐心，坚如铁石，韧似牛皮，只为战胜待价而沽的奸商。
讲价和谎言有共同的乐趣，在于“猜”：首先，都知道牌子上的价钱是假的，这是潜规则；然后，都明白自己有权利知道实价，但非要猜得不亦乐乎，这是文化；最后，都坚决认为不讲价就买不到好东西，这是迷信——其实“讲价逻辑”在生活中无处不在，这和中国人看电视购物频道、读最新统计数据、听领导讲话的情景，是一致的。
中国人善猜。最含蓄的表达，也有最懂人情世故的听众去明白它的意思。美国心理学家保罗埃克曼有个观点，说监狱里的罪犯识别谎言能力较高，是生存环境充满谎言磨练出来的。一个中国人能成为识别谎言的大师，也是同理——中国人早已熟习格式化的谎言（套话）、善意化的谎言（情话）、礼节性的谎言（鼓励话）和废话性的谎言（官话），谎言与反谎言是生活中最习以为常的博弈，正所谓与人斗其乐无穷。
所以中国人最怕被人骗。中国曾有相亲节目和真人秀动用测谎仪，人气高涨，最后不得不被广电总局叫停；但人们对淘宝上自称可检验爱情的测谎仪依然热情不减“民用微型测谎仪”卖到断市，正如真情实感一直缺货。
那么，最怕被骗的中国人，为什么又不爱说真话？
谎言的中国语法：非真话不是谎言
有段子道尽中国人的口是心非——说股票是毒品，都在玩；说金钱是罪恶，都在捞；说美女是祸水，都想要；说高处不胜寒，都在爬；说烟酒伤身体，就不戒；说天堂最美好，都不去。
有帖子道尽新闻联播的成熟语法——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鼓掌没有不热烈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看望没有不亲切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问题没有不是历史原因造成的。
在西方法庭上有一个“真话原则”：宣誓时必须保证所言是事实且为事实的全部。但中国人写文章，春秋笔法方算登峰造极；中国人讨生活，难得糊涂才是金玉良言。在我们的人生语法中，不说真话往往不是恶习，是智慧，也是美德——兵家说兵不厌诈；儒家说“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红楼梦说“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俗话说“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
在熟人社会，说谎要讲究圈子。五常中的“仁义礼智信”“信”字排最末。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有一个说法，中国人的家里人是最小的圈子，亲戚、熟人、同乡、同窗、同道、同种、同天下是越来越大的圈子——一旦稍有压力，仁义之心就一层一层向内收缩，成员自觉维护集团利益，共同造假互不揭发、同行之间传授造假技术、服从自己的小圈子、对局外人说谎，是道德也是情感圈子的潜规则。
曾有中国传统的谎言文化与中国人的避讳观念一文，认为欧美创造最重要学问就是追求真理的“科学”中国没诞生科学的原因，是因为中国人有不说真话的传统。其实，中国诞生的重要学问不是“科学”而是考验情商的“人学”
“人学”有独立的“语法”中文的表达习惯也适合撒谎——中国的语言是艺术，欲拒还迎，欲扬先抑，要当状元先考八股，千年锤炼下来，中国的语言最懂得骗人。所以，西方人喜欢把观点写在文章段落第一句，但中国人喜欢把态度写在文章最后，未到最后，谁也不知道你的态度。
门口有保安，就是“管家式服务”；门口没有保安，就是“和谐的邻里关系”中文胜在表达灵活，因此“非真话”也种类繁多——出发点善良的是成全，基本无害的是情趣，欺骗敌人的是智慧，讨别人开心的是礼仪，阳奉阴违的是手段，为大局着想的是高尚，自欺欺人的是阿q精神。至于只有损人利己的，我们叫犯罪；损人不利己的，我们叫犯贱——在中国人看来，犯罪的和犯贱的，毋庸置疑地才是真正的谎言。
诚实的潜规则：看条件说真话
心理学家李子勋在微软做心理培训，微软的一个老板问他，为什么中国人这么爱说谎？因为他所有的下属永远都对他说yes，没有人说no，但做起事来全按no的一套办。李子勋就建议，让他设一个奖励制度，给讲no的人来点物质奖励——你来点“礼仪”中国人才知道你是真心想他说no。
说谎是中国成功学的重要部分，八面玲珑的韦小宝是职场偶像，潜伏里的余则成也是。有职场生存术认为潜伏是白领阶层人际危机的反映，号召向余则成学习，平日说话九真一假——因为只有平时不说谎的人，才能够在最关键的时刻骗到所有人。
老舍曾在1936年发表在益世报的小说中杜撰“说谎会”的邀请信，讽刺中国人说谎的理由：“没有谎就没有文化。我们怀疑一切，只是不疑心人人事事都说谎这件事。历史是谎言的记录薄，报纸是谎言的播音机。巧于说谎的人有最大的幸福，因为会说谎就是智慧。一天之内，要是不说许多谎话，得打多少回架；夫妻之间，不说谎怎能平安地度过12小时。我们的良心永远不谴责我们在情话情书里所写的——一片谎言！”
爱情逼人撒谎。女人憎恨欺骗，男人热爱说谎。有研究发现男人比女人爱说谎，原因往往只为争取更多自由。有心理测验要你看10段视频，识别10对正在说“我爱你”的男女是否真实情侣，答对越多，你的爱情段位越高。但不少人抱怨这个测验根本不准——其实男人和女人之间，最大的谎言就是“我爱你”谁又敢说自己全部看得穿。
商业逼人撒谎。有搬家公司在广州日报的分类广告上用黑体大字写自己搬过神舟五号，没人信这是真的，但搬家公司生意依然爆满。广东的服务行业有约定俗成的员工手册，逢人都必须叫靓仔靓女。其实靓仔的是人民币，而不是全国人民。
教育逼人撒谎。小学生接受新闻联播访问，就懂得配合说很黄很暴力。中国的学生是格式化的学生——考卷上永远只有一个正确答案，天马行空的作文往往零分。浙江有较真的语文老师认为小学课本里爱迪生救妈妈的文章是杜撰的，其实老师收到的小学生文章里的情感又何尝不是杜撰的。
官场逼人撒谎。有担任政府局机关秘书的人在发帖介绍写作技巧：“明明是单位没有什么进步，我却写成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明明是对下岗充满困惑和恐慌，我却写成了大家认清了形势、从容地面对下岗现在大家对假话习以为常，真有人对假话计较起来，不但领导不买账，就连群众也会嘲笑他不识时务。”
科学逼人撒谎。手机中费老说：“还是农业社会好啊，那个时候，交通啊，通信啊，都不发达。你进京赶考，几年不回，回来以后，你说啥子都是成立的。”但不要忽略，qq发明了“隐身”山寨手机发明了“彩话”（例如你可选择通话背景音是马路嘈杂声还是菜市嘈杂声），说谎科技层出不穷，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梅尔潘柯斯特说过一句话：“说实话会让你得到解脱，但首先它会让你变得很讨人厌。”我们的诚实总是找不到市场，所以我们不得不网游怕人妖、短信怕骗钱、qq交友怕酒托、找工作怕传销团伙、学雷锋做好事怕资助了骗子——有人细数中国社会的十大谎言，包括：网站说我们是免费的、电信说我们是亏本的、警察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女孩说这是我第一次、客车司机说准时出发、商人说出血大甩卖、明星说我们只是朋友关系其实这已经说不上谎言，因为大家已经约定俗成地不去相信。
在西方“印钞机”伍兹一直生活在好好先生的谎言之中，但真相立马让拥有他赞助商股票的股民损失大约120亿美元；在中国“音速小子”郭敬明被曝抄袭，依然受到粉丝拥戴，荣登福布斯名人榜。老实说，人们心如明镜：再盛大的奥运开幕也有假唱，再清纯的玉女也有艳照，再坦诚的朋友也经不起真话。人们连巴金的真话集都要怀疑，认为里面全是假话。
诚实是一种“他人的美德”鲁迅指出中国人的“瞒和骗”柏杨则警告人们远离传统的“酱缸文化”和“谎言文化”“造假者决心痛改前非，大家为他举起了酒杯，可惜酒杯里的全是假酒。喝了假酒必须求医问药，可惜吃下去的还是假药。嫉妒和谎言不仅仅是一种特殊的心理疾病或精神缺陷，而是一种无处不在的空气。”余秋雨人生哲言中如是写道。
说中国人是“最爱撒谎的民族”的大多是中国人。最了解中国人的是中国人自己，中国最了解的人也只有自己——因为任何渴望真诚的关系，都是从虚伪的客套开始；任何不带欺瞒的、内心赤裸的相交，往往是关系崩溃的开始。是的，我们自欺欺人，把自己给骗了；疑神疑鬼，把自己给毁了。
真话成为了最稀缺的社会资源。减肥广告是骗人的，餐桌是危险的，经济学家是不靠谱的，统计数据是“全世界都不相信的”股民是被谎言套牢的，房地产的利润是永远保持神秘的。即使远离现实社会，逃到网络世界，依然发现，即使在虚拟世界，越多人脱下假面，就越多人戴上假面；越多人揭穿谎言，就越多人制造谣言。
中国人必须为自己的诚实找到解决方案——2010年两会，66岁的全国政协常委、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主任张维庆抨击官场不正风气，认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他的底线是在任何工作场合都不说假话，但是“看条件说真话”
太诚实是反社会行为？
文汇报曾写过一个故事：有陶艺家到陕北的一村子，发现在政府的支持下，村子里的乡土文化遗存特别丰富，处处可接触到面花、剪纸、年画、信天游、民间故事，连多神教的神像都在新修的庙里被供养起来。但七八天后，消除了戒心的农民突然对她说了大实话——其实民俗早在“十年动乱”后就荡然无存，她所见的都是一个大学教授带着小组，将陕北各地的民俗搜罗过来，手把手地教给当地农民的——这是一个最美丽的谎言“连农民腰鼓队穿的衣服都是参照秦腔的戏服复制的”
在此时此地，谎言也是生产力。泡沫文化没有带来泡沫经济，它带来的是真金白银：村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上了报、上了电视，每年光旅游收入就有好几百万，几十年来一直靠政府救济的村子一下子脱贫了。
这条村子发生的故事，有如当代中国谎言体制的一个寓言。“潜规则概念之父”吴思去看中国历史，发现有一个容易产生谎言的体制“它成本很低，收益很高”“在这样一个说谎的、收益很高、成本又很低的制度下，从最高层开始，就注定了会出现大规模地说谎”
“大规模地说谎”的历史文化，让谎言在中国自成一种体制、一种文明。前捷克共和国总统哈维尔说：“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所以，在中国，说真话有时要付出代价——尴尬者如奥运冠军周洋，因为得奖后没有先感谢国家而是先感谢父母而遭批评，后来不得不改口，将父母的排名从第一位降到第五位；无辜者如西安农民田茂林，在领导视察时说了句“心里话”就被乡镇干部以“影响领导的情绪”为由，打成了脑震荡；天真者如哈尔滨小学生才童童，发现有女老师趁监考老师不注意之时给其他学生扔小纸条，事后对监考老师说出所见一切，就被作弊的老师打了两大耳光，外加拳打脚踢。
“为什么一个中国人，稍微胆大心粗一点，稍微讲一点点实话，就要遭到这种命运？我认为这不是个人的问题，而是中国文化的问题。一个人生活在世上，就好像水泥搅拌器里的石子一样，运转起来之后，身不由己。”柏杨1984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演讲，就如是说道。
因此，中国的行政文化最重视的是集体性而不是法律性，最缺的是知情权和透明度。哈尔滨因松花江水污染而停水，政府只说“管网检修、临时停水”；阜阳多名婴儿因为手足口病死亡，医院和幼儿园门口已挂上“怎样预防手足口病”的宣传单，但政府依旧反应迟钝地宣称“确有几名婴幼儿因患春季呼吸道疾病相继夭折，这几例病没有相互传染联系”——问题是，这些“善意的谎言”都没有拯救这两个城市，人们依旧陷入了恐慌和怀疑之中。
中国人不敢说真话的原因，人际交往的禁忌是一种，政治的禁忌是另一种。但是，谎言放之男女，只是情趣；谎言放之市井，只是小聪明；谎言放之商场，只是假冒伪劣；谎言放之官场，只是勾心斗角。老公可以对老婆撒谎，但国家不应该对公民撒谎——如果官员只会看条件说真话，如果新闻发言人睁着眼睛说瞎话，公信力又如何建立？
2008年5月1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对中国人而言，是一个新的坐标。但是，2009年，发改委刚明确表示近期不会上调油价，3天后就又发出通知，柴油价格每吨均提高400元；2010年，国家统计局称2009年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售价同比上涨1。5%，就有政协委员说“全世界人民都不会相信”时至今日“70码”、“躲猫猫”、“俯卧撑”依然作为经典的托词广泛传播。
一个国家能扛得住多少谎言？论语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在古代中国“官”与“民”之间的信息传送是单向的“民”是“愚民”；但在网络发达和传媒发达的现代社会，不实信息只会带来随时被揭发的风险，封闭信息只会带来更多的谣言。
曾有清算谎言经济学一书，揭露美国房地产和股票市场崩溃的真正原因——结果表明元凶多聚集在充满谎言的华盛顿，而不是华尔街。因谎言而能带来的生产力，是泡沫的生产力；因谎言而带来的表面风光，是短暂风光；因谎言而带来的繁荣，是虚假繁荣。也许，到最后我们会发现，真话才是生产力——无论一个企业还是一个社会，诚信度越低、透明度越低，运行成本就越高，效率就越低下。
有文章美国人诚实，中国人爱说谎？认为，本性上讲很难说美国人或中国人谁更诚实，富裕本身提高了欺诈的门槛，但不能杜绝欺诈——只是美国健全的法律和信用体系使一般欺诈行为大大提高成本，个人欺诈会导致信用破产，直接结果是：申请不到信用卡、租不到房子、买车买房贷不到款，因此美国人才小心翼翼。
“如果制度改变成了一个民选的政府，变成了老百姓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之间的一个交易，那就是一个交易的体制，就不是一个产生谎言的体制。而且在这个交易的体制之中，各方面一定盯着，你是不是违约了，你是不是诚实地履约了。于是这个体制恰好是一个消灭谎言的体制，一旦你违约，肯定是得不偿失的。”吴思如是说。
皇帝的新衣里的诚实孩子会使得沉默的人、说谎的人有负罪感，要坚持讲真话的成年人，要有挑战体制的勇气。
在充满谎言的生活中，你大脑眩晕，想寻回作为一个“人”的立场和尊严，想说一句真话，但当你先看时机、看场合、看情况，再看对方背景，终于，你不得不放弃。
中国有一个谎言共同体，所有的人都是共犯。如果一个社会默认诚实背后有潜规则，谎言也就有了语法。如果一个社会自上而下流行着谎言的语法，诚实就成了一种反社会行为，谎言就成了熟人社会的通行证。
不得不说，被社会规范化的“谎言”早已成了“真话”——说者口是心非，听者心知肚明，以致谎言与真话殊途同归——这听起来像句喜剧台词，但背后潜藏的是中国社会的文化悲剧。
三、他们生产谎言，我们伪装相信
“说谎”能够降低统治成本，提高统治收益，能够形成对被统治者内心全面的约束。这样一个说谎的、收益很高、成本又很低的历史制度，注定会出现大规模的谎言。
吴思先后任炎黄春秋杂志执行主编、副社长、总编辑。著有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等作品，引起广泛影响，被称为“潜规则概念之父”
采访/胡赳赳
有一种体制容易生产谎言
新周刊：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我不知道“伪”能不能理解成“谎言”？
吴思：可以。或者是伪君子，或者是谎言，都行。
新周刊：这就存在历史观的问题，什么样的历史是真实的？
吴思：事实就是，有一种体制特别容易生产谎言、制造谎言，而且制造谎言是合理、合算的。你看咱们历史上的这个体制：一个皇帝，下面一堆官僚，面对全部农民，农民信息渠道不通。打天下、坐江山的这个人，不管是秦始皇、朱元璋，还是刘邦，他们必须解决的问题，就是怎么坐江山？最高层的统治者有两个选择：一个是用赤裸裸的暴力，强制；一个是用说服力，德政。这两者还有不同的搭配比例。单凭着暴力坐江山，这个江山是很脆的，不容易长久，或者说长期收益不看好。于是就部分采用儒家的那种方式，说服、劝导，让你内心认可。
新周刊：然后这又变成统治者的一套谎言。
吴思：这就是一套理论。如果统治者真的遵循这个理论，它就不是谎言，至少谎言的成分不高。如果他不遵循这个理论，我们就可以说这是谎言。
那他遵循不遵循这个东西呢？他一定不遵循——也不是说完全不遵循，一方面要求你完全遵循，一方面自己不完全遵循。比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听。我的义务就是你享受的权利，而你的义务也是我享受的权利，咱们俩是对应的。虽然你的权利偏大，我的义务比较多，但是你是君，我是臣，你的责任也大。我认这个账。这就是儒家的三纲五常，听起来也说得过去。不过在实际上，强势的那一方不愿意受约束，很难甘心就范，也很容易堕落，经常是不仁不慈。很少有仁君，历史上明君的比例很低。不过，我不仁，不许你不义，不容你不忠。这就不能太讲理了。需要王霸道杂，儒表法里，表面上是儒家，说得很好听，很有说服力，讲究各方面对应的规范，实际上让你就范，我不就范。我不仁慈还不能让你知道，还要宣扬我如何仁慈。如果有人跟我叫板，二话不说就灭了他。实际上行的是霸道。
你看这个体制，说服力是很重要的，能够降低统治成本，提高统治收益，能够形成对人们内心的约束，对被统治者内心全面的约束。而且，整个的这个体制，还能带来神圣的、辉煌的感觉。这个说服力是如此重要，自然不能放弃。
具体说来，成本收益如何计算呢？就是臣民自觉遵守规范，成本就是自己遵守规范，以身作则。以德治国的收益非常大，靠说服治国，动动嘴皮子天下就太平了一半，这笔收益要照单全收。至于成本，以身作则的成本很高，不能照单全付，又要显得全付，甚至超额地付，还不许人家揭穿老底，于是以身作则的成本就转化为暗自收拾几个人，把反对意见，或者揭老底的人给封喉。至于吹牛拍马的，不招自来，不用操心。在这样一个说谎的收益很高、成本又很低的制度下，从最高层开始，就注定了会出现大规模地说谎。
谎言共同体的形成
新周刊：第一个最大的谎言就是君权神授，所有下面的谎言都是从这个根上来的。
吴思：说得没错。君权神授这句话本身就包含了谎言，但这个谎言也是讲条件的。不是说老天一次性永久授权于你，正宗的表达是天命所归，归于有德的人，不是谁都可以当天子。你有这个德，天命归你。你无这个德，那天命还可以扭转，还可以革命。那你就要伪装有德。然而，恭恭敬敬地祭祀上天还不够，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天是通过老百姓来看到你感受你的，于是就要对全民撒谎，显得你有德。然后天命就归你，觊觎权位者也死心了。利益所在，大势所趋，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这是谎言必定出现的制度。
新周刊：最后谎言在中国形成了一个谎言共同体，从上到下基本上每个人都有说不出的秘密，有时撒谎不是为害别人，是为保护自己。
吴思：不乱说，不让人抓住把柄攻击你。
新周刊：我们登过一篇文章，是吴晓波写的，名字叫钱学森，你的伟大只欠一个道歉，文章说这个原子弹之父当年写过一篇亩产放卫星的科学文章——那现在来看这算不算是一个谎言呢？
吴思：他跟毛泽东还有更具体的对话。毛泽东说我看你的文章了。钱学森说，我那个也是随便写的，有个数据还没算准。毛泽东马上就说，啊，你也是冒叫一声。毛泽东跟他讨论到这个东西的时候，他稍微含糊了一下，退了一下。即使他算得很准，在理论上不是谎言，但也包含了产生谎言的空间：理论上的可能，不等于技术所能实现的可能。无论如何，他的那个计算，太阳能按照百分之多少的转换率，亩产就能多少万斤，的确是对毛泽东有很真实的影响。
后来有人问过毛泽东，说你是农家出生，还不知道究竟能亩产多少吗？毛泽东就说，我看过钱学森的文章，科学家都那么说的。——至少钱学森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他确实欠一个伟大的道歉。不是伟大，欠一个应有的适度的道歉。
新周刊：知识分子这个系统里头，如果我们可以分几类，比如说一类是比较人文的、社科的知识分子，一类就是自然科学、技术类的知识分子，还有一类是官僚知识分子。你觉得这三类当中，哪一种知识分子更容易生产谎言？
吴思：官家知识分子肯定是。
新周刊：他日常所需。
吴思：对，这是统治的必要，但还要看具体的时代。比如说在毛泽东时代，尤其是1953年以前，官家知识分子的主观感觉是，他们掌握了真理，不是谎言。他们信心百倍地去改造别人。而那时自由知识分子是改造对象，很多人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说一些违心的话。究竟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谎言，在主观标准上似乎很有利于官方。等到了大跃进之后，谎言破灭，造成了极其惨重的后果。那时候，即使从主观标准上说，官家知识分子也是谎言的主要生产者。但是那时候，心里明白的自由知识分子照样不敢说三道四，反右之后压力太大。于是他们从另一个角度生产谎言——伪装相信。
谎言与人格分裂
新周刊：后来巴金写随想录，说要说真话，你怎么看他的这样一种作为？
吴思：巴金说了一点真话，他私下说——我忘了在哪儿看到的——说我也就说那么一点儿真话，没敢全说真话。按他自己的说法就是尺度再宽一点儿，说得再狠一点儿，就发表出不来了，或者是，出来了也要被掩盖住。这个真话也有一个尺度问题，十分的真话，三分的真话，还是一分的真话？他那个真话能说到五六分，就算很不错了，比起一两分时肯定进步了。不说假话就是进步。
新周刊：容易产生谎言的体制在中国为什么能保持这么长时间？
吴思：它成本很低，收益很高。这个体制的核心是打天下、坐江山的那批人，要低成本地、有效地行使统治，那他采用这种策略是非常自然的了。另外，所谓谎言，无非是说这个统治或制度多么合乎民心。如果这个制度改变成了一个民选政府的制度，变成了老百姓和公共服务的提供者之间的一个交易，那就是一个交易的体制，当选的自然合乎民心，就用不着编造谎言了。而且在这个交易的体制之中，各方面一定盯着你是不是诚实地履约了。于是这个体制恰好是一个消灭谎言的体制，如果你违约，还撒谎，一般是得不偿失的。
新周刊：生活在这样一个谎言体制里，我自己都有感觉，就是你的人格是分裂的。
吴思：分裂的可能是这样的：你必须说一些你不赞成的话，你又完全知道它是说谎，可是你还要说，这就形成了分裂。这样做，你必须处理说谎问题，把它合理化，找到那么一种内心的、精神上的策略。这是容易分裂的。还有一种状态：虽然要求说谎，但是我不说谎，我就说真话。到了那个必须说谎的领域，我不能说真话了，我就不吭气了。这也可以不分裂。我走到我力所能及的地方，然后我就站住不动。
新周刊：你自己对待说真话的态度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从不撒谎，尽量不撒谎，还是偶尔撒撒谎，还是怎样？
吴思：咱们得把这个局限在政治问题，就是国内政治观点，我就是说真话。说不了真话的，不说假话，就是这样。你要说平常，比如问你病好了没有，明明病着，别让爹娘着急，就说好了。这样所谓善意的谎言，是免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