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阅读明末军事史悖论论李成梁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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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明末的军事史的悖论：论李成梁和戚继光
说起明朝后期的军事史，不能不提两个著名将领，那就是戚继光和李成梁。
戚继光是抗击倭寇的民族英雄，自不待言。李成梁（1526-1615）是明朝后期的辽东总兵。在隆庆、万历年间，李守辽东，戚戍蓟北，都是朝廷重臣，只是李成梁的官要比戚继光高的多。
据史料来看，这两个人都很能打仗，但是他们的风格完全不同。
戚继光无论到哪里，总是用最直接了当的方式解决问题：到南方，用鸳鸯阵歼灭倭寇；到北方，用长城，火器，再加上毁灭性的攻击力去压服蒙古人。所以他镇守过的地方，在很长时间内是不再会有战争的。
李成梁的打仗方式跟戚继光完全不同。他总是拉一个打一个，而且要给被打得半死的敌人留下后路。好比说先拉着甲打去乙，把乙打的半残之后，再扶植一个丙回来打甲，然后等丙壮大了，再带着养好伤的乙去打丙。他从来不去真正彻底的消灭某个威胁，只是车轱辘战来回打----这种方法可以确保战事连绵不绝，而且全是胜仗。用个成语形容，可以叫“养贼邀功”
他们两人的风格不同，结果也不一样，戚继光靠着张居正的赏识，镇守蓟北，十多年基本无战事。长期的和平对于一个帝国来讲，肯定是好事，但对于戚继光个人来讲，却绝对不是好事。因为长久没有战争，戚继光无战功可立，从而无法封侯晋爵，而且皇帝和朝中大臣也感受不到他的重要性，等张居正一死，马上被人排挤、打击、诬陷、夺职，最后郁郁而终，到死家境也不富裕。
而李成梁呢？前后统治辽东三十多年，打的大小胜仗不计其数，捷报一封封传到北京，弄得皇帝动辄就要去祭告郊庙，受群臣贺，于是皇帝赐给李成梁蟒袍金冠、财宝岁币无数。明史上说：“（李成梁）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最后他自己官当到太傅，全家封爵，连奴仆都成了显贵。李家的财富也多的不计其数，整个辽东的军资赋税，全由李家一手把控，号称“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
个人的结果不同，给国家带来的结果也不同。戚继光去南方打倭寇，从此中国沿海再也没有倭寇了，去北方戍边，直到明朝灭亡，蒙古人再也没敢侵犯长城。而李成梁呢？打了几十年仗，弄得东北民生凋敝，各少数民族都痛恨朝廷。最后还扶植起来了一个儿女亲家--努尔哈赤--去当少数民族的头领，后来那个人被称为：大清太祖高皇帝。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李成梁去世，时年90岁。次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举行开国大典，自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定国号为金，建元天命。从此，一个辖地数千里、臣民数十万的叛乱政权，成为了明朝命中的魔星。
读史至此，总是有一点莫名的感慨。为什么要是这样呢？如果历史再来一次，事情会不会变得好一点？能不能让戚继光官居太傅，让李成梁郁郁而终？
然而仔细想想，就算历史真的重来了，似乎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我们当然可以歌颂戚继光，痛骂李成梁，然而道德上的批判，是不能解决什么具体问题的。这就跟骂贪官一样，越骂越多，因为社会的博弈机制必然会导致这种结果，不是骂几句能解决的。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我觉得，问题不在李成梁，而是出在朝廷的制度上面。
古代的将领要升官发财，从来就是一条路：“论功行赏”这听起来是一条很符合逻辑的规矩。有功劳，大奖赏，有苦劳，小奖赏。不是很合理吗？
问题就在于这里了：因为逻辑的合理不等于事实的合理！差得远了！
朝廷的论功行赏有两个根本的问题。第一，有功才赏，意味着“有功劳”是将军的最优先选择。有功劳，首先就不能少了敌人，因为战争游戏至少有两个人才能玩的下去，朝廷没有设计一个人自己玩也能升级的游戏。戚继光把敌人灭光了，那他再度立功的难度就很大了，灭了倭寇，灭了蒙古，没人陪他玩了，他自己也该出局了。
记得曾经看过一篇题为魔鬼的阿拉伯短篇小说。
一位名叫赛姆昂的人，每天奔波于黎巴嫩北部山村中，教村民们摆脱魔鬼的纠缠。他与魔鬼日夜搏斗，坚持正义，从不厌倦。有一天，他在路上遇到了身受重伤奄奄一息的魔鬼，但是他非但没有加害魔鬼，反而卷起袖子，把魔鬼背回家去救治。原因就在于魔鬼对他说了这样的话：我是永恒的魔鬼。我是万恶之源。罪孽灭绝了，同罪恶搏斗的人也便不见了，你也随之隐没，你的子子孙孙、同事友人也将销声匿迹。我是万恶之源，难道你愿意以我之死换取罪孽的消亡？
是啊，罪孽消灭了，那下一个要被消灭的，就是那些消灭罪恶的人。难怪淮阴侯在临终之时发出了回响千古的感慨：“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戚继光灭了狡兔和飞鸟，于是只好无可奈何的接受命运的安排。
第二，胜利永远是由过去的、相对的成绩，而不是未来的、绝对的成绩来决定的。
戚继光破敌，这是胜利。而李成梁破敌，这也是胜利。朝廷的封赏是一样的，然而这种封赏都是对过去和现在状态的奖赏，而不是对将来状态的奖赏。
而实际上，一场战争的价值，不光包括已取得的成果，还应该包括未来的成效。然而朝廷不会因为蒙古人不再反叛而年年封赏戚继光，也不会因为女真的一再叛乱而惩罚李成梁。
难怪古人都说：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
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有过一段经典论述，大意是每个人都有追求私利的权利，而每个人的逐利行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基础。——这个观念曾经在很长时间内都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
亚当斯密他老人家大概不知道李成梁和戚继光的故事，不然不会做此论断的。戚继光为国家利益而努力，结果是个人利益的崩盘，李成梁为个人利益而努力，结果是国家利益的崩盘。而且可怕的是，戚继光不是个纯粹的利他主义者，他也在追求个人利益，李成梁也未尝不愿意为国尽忠，明朝灭亡对他李家没什么好处。他们都是希望同时获得国家和个人利益的。
也许，很多人世间的事，本来就是这么充满悖论的吧。完全从理性出发的行为，最后未必能获得最大的利益，有时候还会得到很坏的结果——上帝果然还是掷骰子的啊
ps：悖论，是一种奇特的逻辑矛盾。悖论的奇特之处在于当人们按常规推理要肯定某件事或某种道理时，却在不知不觉之间又把它们否定了。大家试着破解一下下面这个悖论：
18世纪，荷兰的曼德维尔博士在蜜蜂的寓言一书中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一群蜜蜂为了追求豪华的生活，大肆挥霍，结果这个蜂群很快兴旺发达起来。而后来，由于这群蜜蜂改变了习惯，放弃了奢侈的生活，崇尚节俭，结果却导致了整个蜜蜂社会的衰败！
原文：明末的军事史的悖论：论李成梁和戚继光
说起明朝后期的军事史，不能不提两个著名将领，那就是戚继光和李成梁。
戚继光是抗击倭寇的民族英雄，自不待言。李成梁（1526-1615）是明朝后期的辽东总兵。在隆庆、万历年间，李守辽东，戚戍蓟北，都是朝廷重臣，只是李成梁的官要比戚继光高的多。
据史料来看，这两个人都很能打仗，但是他们的风格完全不同。
戚继光无论到哪里，总是用最直接了当的方式解决问题：到南方，用鸳鸯阵歼灭倭寇；到北方，用长城，火器，再加上毁灭性的攻击力去压服蒙古人。所以他镇守过的地方，在很长时间内是不再会有战争的。
李成梁的打仗方式跟戚继光完全不同。他总是拉一个打一个，而且要给被打得半死的敌人留下后路。好比说先拉着甲打去乙，把乙打的半残之后，再扶植一个丙回来打甲，然后等丙壮大了，再带着养好伤的乙去打丙。他从来不去真正彻底的消灭某个威胁，只是车轱辘战来回打----这种方法可以确保战事连绵不绝，而且全是胜仗。用个成语形容，可以叫“养贼邀功”
他们两人的风格不同，结果也不一样，戚继光靠着张居正的赏识，镇守蓟北，十多年基本无战事。长期的和平对于一个帝国来讲，肯定是好事，但对于戚继光个人来讲，却绝对不是好事。因为长久没有战争，戚继光无战功可立，从而无法封侯晋爵，而且皇帝和朝中大臣也感受不到他的重要性，等张居正一死，马上被人排挤、打击、诬陷、夺职，最后郁郁而终，到死家境也不富裕。
而李成梁呢？前后统治辽东三十多年，打的大小胜仗不计其数，捷报一封封传到北京，弄得皇帝动辄就要去祭告郊庙，受群臣贺，于是皇帝赐给李成梁蟒袍金冠、财宝岁币无数。明史上说：“（李成梁）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最后他自己官当到太傅，全家封爵，连奴仆都成了显贵。李家的财富也多的不计其数，整个辽东的军资赋税，全由李家一手把控，号称“全辽商民之利，尽笼入己”
个人的结果不同，给国家带来的结果也不同。戚继光去南方打倭寇，从此中国沿海再也没有倭寇了，去北方戍边，直到明朝灭亡，蒙古人再也没敢侵犯长城。而李成梁呢？打了几十年仗，弄得东北民生凋敝，各少数民族都痛恨朝廷。最后还扶植起来了一个儿女亲家--努尔哈赤--去当少数民族的头领，后来那个人被称为：大清太祖高皇帝。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李成梁去世，时年90岁。次年正月，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举行开国大典，自称“覆育列国英明汗”定国号为金，建元天命。从此，一个辖地数千里、臣民数十万的叛乱政权，成为了明朝命中的魔星。
读史至此，总是有一点莫名的感慨。为什么要是这样呢？如果历史再来一次，事情会不会变得好一点？能不能让戚继光官居太傅，让李成梁郁郁而终？
然而仔细想想，就算历史真的重来了，似乎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
我们当然可以歌颂戚继光，痛骂李成梁，然而道德上的批判，是不能解决什么具体问题的。这就跟骂贪官一样，越骂越多，因为社会的博弈机制必然会导致这种结果，不是骂几句能解决的。
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我觉得，问题不在李成梁，而是出在朝廷的制度上面。
古代的将领要升官发财，从来就是一条路：“论功行赏”这听起来是一条很符合逻辑的规矩。有功劳，大奖赏，有苦劳，小奖赏。不是很合理吗？
问题就在于这里了：因为逻辑的合理不等于事实的合理！差得远了！
朝廷的论功行赏有两个根本的问题。第一，有功才赏，意味着“有功劳”是将军的最优先选择。有功劳，首先就不能少了敌人，因为战争游戏至少有两个人才能玩的下去，朝廷没有设计一个人自己玩也能升级的游戏。戚继光把敌人灭光了，那他再度立功的难度就很大了，灭了倭寇，灭了蒙古，没人陪他玩了，他自己也该出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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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名叫赛姆昂的人，每天奔波于黎巴嫩北部山村中，教村民们摆脱魔鬼的纠缠。他与魔鬼日夜搏斗，坚持正义，从不厌倦。有一天，他在路上遇到了身受重伤奄奄一息的魔鬼，但是他非但没有加害魔鬼，反而卷起袖子，把魔鬼背回家去救治。原因就在于魔鬼对他说了这样的话：我是永恒的魔鬼。我是万恶之源。罪孽灭绝了，同罪恶搏斗的人也便不见了，你也随之隐没，你的子子孙孙、同事友人也将销声匿迹。我是万恶之源，难道你愿意以我之死换取罪孽的消亡？
是啊，罪孽消灭了，那下一个要被消灭的，就是那些消灭罪恶的人。难怪淮阴侯在临终之时发出了回响千古的感慨：“狡兔死，走狗烹。飞鸟尽，良弓藏。敌国灭，谋臣亡”戚继光灭了狡兔和飞鸟，于是只好无可奈何的接受命运的安排。
第二，胜利永远是由过去的、相对的成绩，而不是未来的、绝对的成绩来决定的。
戚继光破敌，这是胜利。而李成梁破敌，这也是胜利。朝廷的封赏是一样的，然而这种封赏都是对过去和现在状态的奖赏，而不是对将来状态的奖赏。
而实际上，一场战争的价值，不光包括已取得的成果，还应该包括未来的成效。然而朝廷不会因为蒙古人不再反叛而年年封赏戚继光，也不会因为女真的一再叛乱而惩罚李成梁。
难怪古人都说：太平本是将军定，不许将军见太平。
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里有过一段经典论述，大意是每个人都有追求私利的权利，而每个人的逐利行为，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基础。——这个观念曾经在很长时间内都是经济学的基础理论。
亚当斯密他老人家大概不知道李成梁和戚继光的故事，不然不会做此论断的。戚继光为国家利益而努力，结果是个人利益的崩盘，李成梁为个人利益而努力，结果是国家利益的崩盘。而且可怕的是，戚继光不是个纯粹的利他主义者，他也在追求个人利益，李成梁也未尝不愿意为国尽忠，明朝灭亡对他李家没什么好处。他们都是希望同时获得国家和个人利益的。
也许，很多人世间的事，本来就是这么充满悖论的吧。完全从理性出发的行为，最后未必能获得最大的利益，有时候还会得到很坏的结果——上帝果然还是掷骰子的啊
ps：悖论，是一种奇特的逻辑矛盾。悖论的奇特之处在于当人们按常规推理要肯定某件事或某种道理时，却在不知不觉之间又把它们否定了。大家试着破解一下下面这个悖论：
18世纪，荷兰的曼德维尔博士在蜜蜂的寓言一书中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一群蜜蜂为了追求豪华的生活，大肆挥霍，结果这个蜂群很快兴旺发达起来。而后来，由于这群蜜蜂改变了习惯，放弃了奢侈的生活，崇尚节俭，结果却导致了整个蜜蜂社会的衰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