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凌兰事件到凌兰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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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朋友善意地把我这次拯救凌兰的行为比喻为"堂吉柯德斗风车"，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多少有些悲壮的意味。我曾把自己比喻成冰冷的黑暗中的一只小小的荧火虫，四周都是厚厚的壁垒，我和一些同样热心善良的虫子，在这黑暗中徒劳地飞来撞去，也无力改变壁垒坚实的现实，最终不是被撞死，怕也冷死了！那天，对着重庆电视台的摄影机镜头，我说了这段话，那是我第一次在媒体面前流泪。
凌兰的事件发展至今，很多网站转载了，很多媒体报道了，然而收到的全部捐款，至今只有五万多元！除掉已用于治疗的费用，现在只剩区区两万多元！
关注的人多，行动的人少！
我想起过去一些报纸报道过的落水事件，有人落水了，围观者众多，却没有一个人跳下去救人，最终落水者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水流淹没难道这么多围观者都那么冷漠无情吗？其实很多人都想跳下去，然而又总是寄希望别人会跳下去，大家都抱着这样的想法，结果没有一个人付诸行动。
有人把这归于传统文化的问题。
在西方基督教的文化里，人生来就是有罪的，我们来到这世上，是来赎罪的，否则死后就无法进入天堂。所以，在国外就有很多富豪非常热心于慈善事业，比尔。盖茨公开声明，死后只给子女留2000万的财富，其余的全部捐献给社会。钢铁大王卡耐基在自己死后，也把自己全部财富捐献给了社会。而中国的富人们则会认为这些钱都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我没有义务把自己手里的东西拱手送给别人，而要为自己的子孙创下所谓千秋万代的基业！在他们的骨子里，根本没有回馈社会的意识！假如中国某个千万富豪声称自己要“裸捐”大家会觉得他脑子进水了！也许，这就是我们中国有钱人为富不仁的根源所在吧。
另一方面，在大多数中国人的传统意识里，说起慈善，很多人都会想到那是富人的事情。所以，每当媒体报道这类事件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这下好了，报纸都报道了，一定会有某个大富豪或大企业站出来了。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那些富人们，我相信也并非个个都为富不仁，富人其实也有富人的难处，尤其是中国的富人，有多少人是打肿脸充胖子啊！需要救助的人那么多，大家都盯着几个富人，作为富人，也有压力，救了一个，下一个怎么办？下下一个怎么办？救得过来吗？而在西方国家，慈善，不只是富人的事情，而是全民的慈善。美国有20万个慈善机构，美国的这20万的慈善机构，百分之八十的捐款，都来自并不富有的人。
这里又想到一个关于社会救助体制的问题。我们从小在学校里就接受了许多关于“学雷锋”“助人为乐”的教育，然而这些年来，我们却看到了太多关于“好人不得好报”的报道。如几天前很多媒体都报道了一个见义勇为，救了19个落水者的重庆农民，因为救人而染病，最后却因无钱医治而不幸身亡的新闻。当时我看到这则报道忍不住背脊发凉，今天我这么奋力地救我的朋友，假如有一天我遭遇了凌兰那样的不幸，是否还有另一个人象我今天救凌兰那样不顾一切地来救我呢？我相信，有过我这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
目前中国的救助模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最传统的模式，那就是通过一些企业和个人的赞助建立基金会，如深圳富士康集团每年都给慈善机构捐献300万。然而据我说了解，仅仅是广州市，每年的重症儿童就有600名左右，一个10万，600个就是6000万，那些资金根本就远远不够！就好象再生障碍性贫血，不断的输血，骨髓却没有造血功能。在美国，大的慈善机构，资金管理都有一整套非常完善的机制，基金会的负责人，都相当于一个跨国公司的ceo，以一种相当科学严谨的手段运做资金，并且能够尽量做到不亏损。而在中国，这种模式尚处于非常原始初级的阶段，从而举步艰难。
第二种模式就是上海模式，1997年朱熔基在位时，采用强制的手段，每个中小学生每年交纳48元的费用，一旦某学生出现重症，就可以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该基金运转至今，已经累积了18亿的资金，非常成功。然而这种模式只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后来一些城市也效仿过，然而由于不再能够采用行政强制的手段操作了，因此也难以为继。
由于一直以来，我们国家都缺乏一种完善的社会救助机制，所以导致了中国现在大多数老百姓求医难的局面。就拿血液病来说，中国目前的血液病患者有400多万例，而且以每年4万例的速度递增，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九十！而这百分之九十的死亡者，绝大多数都是因为没钱医治而回家等死！凌兰事件，不过是中国社会众多悲惨事件的一个缩影。
最初我救凌兰，只是出于不忍，然而做到现在，其意义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凌兰本身。从正面意义上讲，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单纯的一个没钱治病的事情，还看到了许多人性的光辉：忠贞不渝的爱情，患难与共的友情，不计回报的热心帮助，面对病魔的坚强，面对死亡的从容和平静从反面意义来看，则凸显出众多社会问题，如医疗体制问题，社会救助机制问题，社会捐款公信力问题，政府职能问题
从小的方面来讲，凌兰事件，唤起了很多人的灵魂。其实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只是由于我们见过太多这类不幸而悲惨的事件，渐渐的，大家都麻木了。以前有部美国大片拯救大兵瑞恩，付出那么大代价，死了那么多人去拯救一名普通士兵，值得吗？值得！他们拯救的，不只是一个名叫瑞恩的大兵，而是一种尊重每一个人生命的价值观！我们拯救的，不只是一个名叫凌兰的患者，而是我们日渐沦丧的社会道德！从大的方面来讲，两会刚刚闭幕，政府正在倡导共建和谐社会，然而假如老百姓总是无钱治病等死，那么作为患者和家属及那些善良的关注者，自然会从心里产生对这个社会的憎恨，这种憎恨不断累积，和谐就无从谈起。
一个现代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连一个人起码的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又谈何民族精神，谈何爱国主义？我爱我的祖国，可是我的祖国，你爱我吗？
有一个到医院看望过凌兰的网友对我说，凌兰事件，给他最深的感受就是压力！从患者和家属的角度来说，没钱治病是沉重的压力。从善良热心的人的角度来说，想帮助他们，却力不从心，也是压力。再反过来看看自己，其实我们大多数人，生存能力都是非常薄弱的。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我们几乎不堪一击！从凌兰的遭遇，我们看到了自己！
令我欣慰的是，在这一个多月的拯救行动中，我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和鼓励。从某种意义上讲，凌兰的拯救行动无论成败，对她个人和我们这些参与行动的人，应该没有什么遗憾了。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凌兰事件能够成为一个契机，就象当初孙志刚事件一样，引发社会各界关于社会体制的更多，更深层次的思考，政府和社会把更多关注的目光投向贫困弱势群体，关注普通老百姓的生存问题。孙志刚死了，他的死，引发了中国收容遣返制度的重大变革。就算凌兰的生命最终没有挽回，假如能够引发一场社会救助机制的变革，那么，今后会有千千万万的人从中受益。
扶贫是一项长远而艰巨的工程，而最有效的扶贫，应该是制度化的扶贫。
有朋友善意地把我这次拯救凌兰的行为比喻为"堂吉柯德斗风车"，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多少有些悲壮的意味。我曾把自己比喻成冰冷的黑暗中的一只小小的荧火虫，四周都是厚厚的壁垒，我和一些同样热心善良的虫子，在这黑暗中徒劳地飞来撞去，也无力改变壁垒坚实的现实，最终不是被撞死，怕也冷死了！那天，对着重庆电视台的摄影机镜头，我说了这段话，那是我第一次在媒体面前流泪。
凌兰的事件发展至今，很多网站转载了，很多媒体报道了，然而收到的全部捐款，至今只有五万多元！除掉已用于治疗的费用，现在只剩区区两万多元！
关注的人多，行动的人少！
我想起过去一些报纸报道过的落水事件，有人落水了，围观者众多，却没有一个人跳下去救人，最终落水者在众目睽睽之下被水流淹没难道这么多围观者都那么冷漠无情吗？其实很多人都想跳下去，然而又总是寄希望别人会跳下去，大家都抱着这样的想法，结果没有一个人付诸行动。
有人把这归于传统文化的问题。
在西方基督教的文化里，人生来就是有罪的，我们来到这世上，是来赎罪的，否则死后就无法进入天堂。所以，在国外就有很多富豪非常热心于慈善事业，比尔。盖茨公开声明，死后只给子女留2000万的财富，其余的全部捐献给社会。钢铁大王卡耐基在自己死后，也把自己全部财富捐献给了社会。而中国的富人们则会认为这些钱都是我辛辛苦苦挣来的，我没有义务把自己手里的东西拱手送给别人，而要为自己的子孙创下所谓千秋万代的基业！在他们的骨子里，根本没有回馈社会的意识！假如中国某个千万富豪声称自己要“裸捐”大家会觉得他脑子进水了！也许，这就是我们中国有钱人为富不仁的根源所在吧。
另一方面，在大多数中国人的传统意识里，说起慈善，很多人都会想到那是富人的事情。所以，每当媒体报道这类事件的时候，大家都会想，这下好了，报纸都报道了，一定会有某个大富豪或大企业站出来了。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而那些富人们，我相信也并非个个都为富不仁，富人其实也有富人的难处，尤其是中国的富人，有多少人是打肿脸充胖子啊！需要救助的人那么多，大家都盯着几个富人，作为富人，也有压力，救了一个，下一个怎么办？下下一个怎么办？救得过来吗？而在西方国家，慈善，不只是富人的事情，而是全民的慈善。美国有20万个慈善机构，美国的这20万的慈善机构，百分之八十的捐款，都来自并不富有的人。
这里又想到一个关于社会救助体制的问题。我们从小在学校里就接受了许多关于“学雷锋”“助人为乐”的教育，然而这些年来，我们却看到了太多关于“好人不得好报”的报道。如几天前很多媒体都报道了一个见义勇为，救了19个落水者的重庆农民，因为救人而染病，最后却因无钱医治而不幸身亡的新闻。当时我看到这则报道忍不住背脊发凉，今天我这么奋力地救我的朋友，假如有一天我遭遇了凌兰那样的不幸，是否还有另一个人象我今天救凌兰那样不顾一切地来救我呢？我相信，有过我这样想法的人不在少数。
目前中国的救助模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最传统的模式，那就是通过一些企业和个人的赞助建立基金会，如深圳富士康集团每年都给慈善机构捐献300万。然而据我说了解，仅仅是广州市，每年的重症儿童就有600名左右，一个10万，600个就是6000万，那些资金根本就远远不够！就好象再生障碍性贫血，不断的输血，骨髓却没有造血功能。在美国，大的慈善机构，资金管理都有一整套非常完善的机制，基金会的负责人，都相当于一个跨国公司的ceo，以一种相当科学严谨的手段运做资金，并且能够尽量做到不亏损。而在中国，这种模式尚处于非常原始初级的阶段，从而举步艰难。
第二种模式就是上海模式，1997年朱熔基在位时，采用强制的手段，每个中小学生每年交纳48元的费用，一旦某学生出现重症，就可以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该基金运转至今，已经累积了18亿的资金，非常成功。然而这种模式只是当时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后来一些城市也效仿过，然而由于不再能够采用行政强制的手段操作了，因此也难以为继。
由于一直以来，我们国家都缺乏一种完善的社会救助机制，所以导致了中国现在大多数老百姓求医难的局面。就拿血液病来说，中国目前的血液病患者有400多万例，而且以每年4万例的速度递增，死亡率高达百分之九十！而这百分之九十的死亡者，绝大多数都是因为没钱医治而回家等死！凌兰事件，不过是中国社会众多悲惨事件的一个缩影。
最初我救凌兰，只是出于不忍，然而做到现在，其意义其实已经远远超出了凌兰本身。从正面意义上讲，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单纯的一个没钱治病的事情，还看到了许多人性的光辉：忠贞不渝的爱情，患难与共的友情，不计回报的热心帮助，面对病魔的坚强，面对死亡的从容和平静从反面意义来看，则凸显出众多社会问题，如医疗体制问题，社会救助机制问题，社会捐款公信力问题，政府职能问题
从小的方面来讲，凌兰事件，唤起了很多人的灵魂。其实大多数人都是善良的，只是由于我们见过太多这类不幸而悲惨的事件，渐渐的，大家都麻木了。以前有部美国大片拯救大兵瑞恩，付出那么大代价，死了那么多人去拯救一名普通士兵，值得吗？值得！他们拯救的，不只是一个名叫瑞恩的大兵，而是一种尊重每一个人生命的价值观！我们拯救的，不只是一个名叫凌兰的患者，而是我们日渐沦丧的社会道德！从大的方面来讲，两会刚刚闭幕，政府正在倡导共建和谐社会，然而假如老百姓总是无钱治病等死，那么作为患者和家属及那些善良的关注者，自然会从心里产生对这个社会的憎恨，这种憎恨不断累积，和谐就无从谈起。
一个现代的社会，应该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连一个人起码的生存权都得不到保障，又谈何民族精神，谈何爱国主义？我爱我的祖国，可是我的祖国，你爱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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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欣慰的是，在这一个多月的拯救行动中，我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和鼓励。从某种意义上讲，凌兰的拯救行动无论成败，对她个人和我们这些参与行动的人，应该没有什么遗憾了。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凌兰事件能够成为一个契机，就象当初孙志刚事件一样，引发社会各界关于社会体制的更多，更深层次的思考，政府和社会把更多关注的目光投向贫困弱势群体，关注普通老百姓的生存问题。孙志刚死了，他的死，引发了中国收容遣返制度的重大变革。就算凌兰的生命最终没有挽回，假如能够引发一场社会救助机制的变革，那么，今后会有千千万万的人从中受益。
扶贫是一项长远而艰巨的工程，而最有效的扶贫，应该是制度化的扶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