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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怕我的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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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上只有儿子怕老子,哪有老子怕儿子的?有,我就是。

    如果儿子已经成人,当了高官或者做了大亨,自己却老了,怕儿子也不稀奇。他才三岁哪,上街要我背,夜里还要我给端尿。那么点大还让老子怕。有这样的事吗?有。

    也许有人猜,儿子的爷爷奶奶,或是外公外婆是高官大亨,老人宠着孩子。不是的。也许有人猜,儿子得了笔意外之财,老子想着那笔飞来横财享荣华富贵。也不是

    日历往回翻。那年“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响彻云霄之后,是场轰轰烈烈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运动。我带着儿子下乡去了。

    一辆没有车窗的货车,一天才簸颠到了那滔滔河水边。彤云密布,呼啸着北风,长长的茅草被寒风压迫得抬不起头来;乌鸦在空中盘旋,与寒风合唱着凄厉的冬之歌。

    河水白浪滔滔,茫茫一片,比“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还让“断肠人”断肠。我面对滔滔江水,和儿子站在河岸的高坡上。茂密的茅草几乎和我一般高;“乌云蔽日兮,滔滔江水水流急;茫茫茅草兮,远村蒙蒙都不见”

    听说虎狼最爱藏在茅草丛里。望无际的茅草颤抖,听茅草唰唰声,想象“天苍苍,野茫茫中”中风吹草低现“虎狼”虎狼来了怎么办?退则“茅草茫茫无退处”进则“村落蒙蒙乱流外”

    儿子很听话,穿着那件堂姐堂哥已经穿不下了的小风衣,我们叫它做“狗皮大衣”我都觉着冷,他没叫冷也不叫饿,悄悄地站在我身边,有时抱紧我的双腿,把小脑袋埋在我的双腿间。

    才三岁呵!他的听话使我宽慰,也使我内疚;我站在堤岸的茅草丛边,脑子里像是放着电影,镜头不断的闪烁。身边的茅草——母校的高楼——灰沉沉的天空——手提档案袋报到——茫茫的河水——正在写着大字报——迷迷朦朦的对岸村落——街上喇叭的喧嚣声——批斗会的口号声、狂叫声和一两下冷枪声——领导被反剪着双手

    送我来的汽车卸完行李便摇摇晃晃的回去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南山已见雾昏昏,便合潜身不出门;直到半途风雨横,仓皇何处觅前村?”

    天空正一分钟一分钟的黑下来。“此时风物正愁人,怕到黄昏,忽地就黄昏”一分钟一分钟的过去变成了一秒钟一秒钟的过去。幸好有一小船往对岸驶去,答应去生产队告诉一声。我的心脏似乎是在和时钟比赛,也嘀嗒嘀嗒的跳动着。

    天几乎完全黑下来的时候,迷蒙的对岸终于传来了说话声。真是“溪回谷转疑无路,忽有桃花一两支”渐渐地听到了划水声,又渐渐地现出了朦胧的船影,再渐渐听见有人说话声,心里那块石头终于落地。

    从此我和儿子相依为命,我起床他也起床,我吃饭他也吃饭,我去锄地、挑草,他也跟着去。他妈妈来过一段时间,没逗留多久。她要回矿,那里“抓革命、促生产”正在热火朝天。

    房子是位老贫农土改时分的,房间没有窗子,只一个小洞,不足一块砖那么大。也许是防贼防盗防野兽吧。屋子里黑黢黢,顶棚上漏下一滴滴比酱油还浓的黑水,一群老鼠穿梭而过。

    一个月只能供应半斤煤油,白天是不能点灯的,晚上也只好早些睡觉。睡不着时便自寻快乐,黑灯瞎火中和儿子逗趣。

    我瞎编一些故事。比如美国佬买冰棒,把一盒冰棒捧回家变成了一盒水。那时,可不能说人家先进,否则“东风”和“西风”的位置便没有摆正,凡坏人坏事都安在“美国佬”头上,这是时代文化。

    该休息了便讲那老掉牙的:山上有一座庙,庙里一个和尚讲故事,和尚说,山上有一座庙,庙里一个和尚讲故事如此反反复复。或者是一架飞机往北京飞,呜呜儿子总问,怎么还没有到?我回答说,远着呢,接着呜呜儿子睡着了为止。

    儿子喜欢农村,不几天便有了许多新朋友,水猫、牛娃子、金水他把一只木桶装的玩具全拿出来给他们玩,也就是铁皮小汽车、小铃铛、自己削的小手枪和纸盒玻璃瓶一类。儿子早玩腻了,那些倒玩得津津有味。他们则抓些小鱼小虾送给我儿子。

    一次山洪爆发,一个个浪花往门前滚过来,霎那间便进了家门。我惊呆了,幸好房间的地板高,我和儿子退到房间里,水再往上涨便上床。一向活泼好动的儿子惊呆了,呆呆的看着水滔波涌。

    鸡扑腾着乱飞。地板下有只狗,大概是前主人的,惊得乱窜乱吠,真正是鸡飞狗跳。儿子呼着黄狗:“黄狗溜溜快到这里来!”中午水才退了一些,我穿上长筒雨靴到厨房去,把泥炉垫高了做饭。

    离题了——我该说的是一次正在大队部学习,念完“领导我们事业的”挥手祝完老人家万寿无疆,开始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时,儿子跑过来,抱着我的双腿,头贴在我身上。歌一唱完,他竟张着怀疑的眼睛问我:“爸爸,你没唱?”

    乍地把我吓了一跳,不知道我的脸是不是变成了青白色。赶紧板着脸悄悄地说:“别乱讲,我声音小。”看看周围没有人在意,才把心放下来。我确实嗓音小,唱歌时嗓子还发毛,所以常常光嘴唇皮动。

    又一次背儿子上街,来回二十里远,带他去玩,也买些馒头回来吃。那时候,吃馒头就象现在吃奶油蛋糕和巧克力饼干的美味。

    正买时,一老人走过来摸摸我儿子的头说:“这娃儿真好玩。”我看见老人挺和善,便要儿子叫伯伯。儿子眼睛瞪着。老人转身去后,突然瞪着眼睛对我说:“那是地主,你要我叫他伯伯!”

    我心里咯噔一下。我没见过这人,那人并不面目可憎,哪里想到是阶级敌人。当然“阶级斗争的弦”确实没绷得很紧,没有时刻牢记“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的教导,只看做是一般的老人。于是,我又一次被三岁的孩子惊吓了。

    后来我小心多了,儿子老那么一惊一乍。抓“小辫子”的人已经够多的,不能让孩子也抓了“小辫子”有时骂了他,,那是后来,他居然骜烈地对抗,说他是吃毛主席的,又没吃我的。我敢说什么呢?

    下乡前朋友帮装了个小收音机,外壳是木工朋友做的,只能收两个台。听了几天后有人悄悄地提醒我,上面有人打听我家有收音机的事。只好撂在角落里不听了。

    听说有的父母就是因为孩子而锒铛入狱的,那么点大似懂非懂,万一把事情说拧了岂不倒霉。尤其我有个这样的儿子。别人也许不怕,我怕的。

    想想也怪自己,是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可不这样灌输又能怎样,是这样的社会气氛。

    儿子成年后我才买了个像样的收音机。现在想听什么便听什么,再没有人关心,也不用人提醒,儿子也已经成人,不会再一惊一乍的,况且,我又一大把年纪,没什么好怕的了。“如梦,如梦,残月落花烟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