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犹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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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上中学的时候，有一位平素学习并不是太好的男同学在作文里写道：“人活一世，不能流芳百世，就应遗臭万年！”老师在课堂上一读，全班哗然。我却觉得这话说得极有学问，从此对他刮目相看了。后来才知道这并非他原创，是借用了东晋大司马桓温的话。晋书桓温传记载说：“（桓温）或卧对亲僚曰：‘为尔寂寂，将为文景所笑。’众莫敢对。既而抚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以此来证明他早有篡逆之心。传末评语在赞扬他“挺雄豪之逸气，韫文武之奇才，见赏通人，夙标令誉”之后，就批评他“挟震主之威，蓄无君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处仲而思齐，睥睨汉廷，窥觎周鼎”依我看，天下并非一家一姓之天下，雄才大略的臣下摊上昏愦无能的主子，一点也没想过篡逆倒是不正常的。
但是，让我感兴趣的，不是他在杀父仇人的丧礼中“诡称吊宾，得进，刃彪于庐中，并追二弟杀之”从而为父报仇的侠行，不是他“结阵而前，亲被甲督弟冲及诸将奋击”英雄气概，也不是他三次北伐并一度收复关中、洛阳的卓著功绩。而是他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浓浓的柔情。
中国的男人，一旦进入政治圈，体内的情感激素的分泌就会大减少，仅有的一点，也只限于亲人、情人、和朋友。对于大自然，对于动物和植物，除了用实用的眼光去打量、用审美的眼光去欣赏，它们无法以平等的姿态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缺乏最起码的尊重，更惶论敬畏了。然而桓温这个男人是个例外。世说新语黜免：“桓公入蜀，至三峡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缘岸哀号，行百余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绝。破其腹中，肠皆寸寸断。公闻之怒，命黜其人。”一个权高位重的男人，在战场上纵横驰骋，见惯了伏尸遍野、流血成河的惨象，心的质地应该磨砺得如山崖上的石头一般坚硬而粗糙了吧？他怎么还会保持着如此柔软的心地，竟然为了一个小动物悲惨的死亡而惩罚人？除了他，我在历史上再找不到第二位了。这该是怎样一个满腔柔情的善良男人啊！这是一个人性的奇迹。
太和四年四月，桓温率五万步骑从江陵出发，开始了第三次北伐，目标是前燕。大军行经金城时，桓温看到自己三十年前做琅邪太守时亲手所种的柳树都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他来到树下，拉了拉那柔软的树枝，又折下一根已经萌芽的柳条，两行清泪潸然而下。
二百多年之后，庾信在枯树赋里说：“桓大司马闻而叹曰：‘昔年移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里并非简单地用典。晋书里说桓公“种柳”而非“移柳”季节为春而非秋，泣柳为树长大而非叶摇落。这是庾信的假想而已。这样一个锦心绣手的才子，正当壮年的时候，却从草长莺飞的江南，流落至遥远荒僻的北地，眼看着一年年大雁南归，自己却终于绝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等等一连串的显要官职，对他人或许是治疗郁闷一帖良药，可在他，却始终无法抓住那个躲在心之下、膈之上，撕扯着他的心，听着他的呻吟而冷笑的小人儿。他如一棵柳树，被从澄澈安详的水边粗暴地拔下，栽在风狂雨骤的荒野，所有能做的只是沉默地枯萎了。
但是，桓大司马却没有任何理由如此地感伤啊！他不曾有庾信那样沉痛的家国之思。这样一个男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官位显赫，爱情美满，功成名就，还有什么需要无法满足呢？然而，他却就是那样，身后站着五万雄赳赳气昂昂的步兵和骑兵，他拉着一棵柳树枝，潸然泪下。
也许，感伤一种与生俱来的疾病，我们一生追求名誉，事业，爱情，享受，都只是为了治疗它？可到头来，却发现一切都是徒劳。这感伤如同地下的泉水，只要找到一丝缝隙，就会顽强地冒出头来，汩汩而流，源源不断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济慈说得更具体：“在辽阔世界的岸边上，我站着并且沉思，直到爱情和名誉沉入那虚无之乡。”滔滔东去的河水让我们看到生命的虚无。
树让我们看到生命的实在。弹指一挥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在生命长河中悄无声息地逝去了，只在记忆里留下深深浅浅的痕迹。而一棵树，却从一株细弱的小苗长成让我们仰面惊心的参天大树。
树也让我们看到自身生命的虚无。也许，同样是青春年少，栽树的人和乘凉的人却已经隔世。也许，是同一双手，为它培土浇水，抚着它粗糙壮大的枝干而潸然泪下，当年的青丝红颜已然“尘满面，鬓如霜”
另类的生命，是我们的生命之源。是我们的生命伴侣。是我们的生命镜子。
还是上中学的时候，有一位平素学习并不是太好的男同学在作文里写道：“人活一世，不能流芳百世，就应遗臭万年！”老师在课堂上一读，全班哗然。我却觉得这话说得极有学问，从此对他刮目相看了。后来才知道这并非他原创，是借用了东晋大司马桓温的话。晋书桓温传记载说：“（桓温）或卧对亲僚曰：‘为尔寂寂，将为文景所笑。’众莫敢对。既而抚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以此来证明他早有篡逆之心。传末评语在赞扬他“挺雄豪之逸气，韫文武之奇才，见赏通人，夙标令誉”之后，就批评他“挟震主之威，蓄无君之志，企景文而慨息，想处仲而思齐，睥睨汉廷，窥觎周鼎”依我看，天下并非一家一姓之天下，雄才大略的臣下摊上昏愦无能的主子，一点也没想过篡逆倒是不正常的。
但是，让我感兴趣的，不是他在杀父仇人的丧礼中“诡称吊宾，得进，刃彪于庐中，并追二弟杀之”从而为父报仇的侠行，不是他“结阵而前，亲被甲督弟冲及诸将奋击”英雄气概，也不是他三次北伐并一度收复关中、洛阳的卓著功绩。而是他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浓浓的柔情。
中国的男人，一旦进入政治圈，体内的情感激素的分泌就会大减少，仅有的一点，也只限于亲人、情人、和朋友。对于大自然，对于动物和植物，除了用实用的眼光去打量、用审美的眼光去欣赏，它们无法以平等的姿态进入我们的视野。我们缺乏最起码的尊重，更惶论敬畏了。然而桓温这个男人是个例外。世说新语黜免：“桓公入蜀，至三峡中，部伍中有得猿子者。其母缘岸哀号，行百余里不去，遂跳上船，至便即绝。破其腹中，肠皆寸寸断。公闻之怒，命黜其人。”一个权高位重的男人，在战场上纵横驰骋，见惯了伏尸遍野、流血成河的惨象，心的质地应该磨砺得如山崖上的石头一般坚硬而粗糙了吧？他怎么还会保持着如此柔软的心地，竟然为了一个小动物悲惨的死亡而惩罚人？除了他，我在历史上再找不到第二位了。这该是怎样一个满腔柔情的善良男人啊！这是一个人性的奇迹。
太和四年四月，桓温率五万步骑从江陵出发，开始了第三次北伐，目标是前燕。大军行经金城时，桓温看到自己三十年前做琅邪太守时亲手所种的柳树都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他来到树下，拉了拉那柔软的树枝，又折下一根已经萌芽的柳条，两行清泪潸然而下。
二百多年之后，庾信在枯树赋里说：“桓大司马闻而叹曰：‘昔年移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这里并非简单地用典。晋书里说桓公“种柳”而非“移柳”季节为春而非秋，泣柳为树长大而非叶摇落。这是庾信的假想而已。这样一个锦心绣手的才子，正当壮年的时候，却从草长莺飞的江南，流落至遥远荒僻的北地，眼看着一年年大雁南归，自己却终于绝望。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等等一连串的显要官职，对他人或许是治疗郁闷一帖良药，可在他，却始终无法抓住那个躲在心之下、膈之上，撕扯着他的心，听着他的呻吟而冷笑的小人儿。他如一棵柳树，被从澄澈安详的水边粗暴地拔下，栽在风狂雨骤的荒野，所有能做的只是沉默地枯萎了。
但是，桓大司马却没有任何理由如此地感伤啊！他不曾有庾信那样沉痛的家国之思。这样一个男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官位显赫，爱情美满，功成名就，还有什么需要无法满足呢？然而，他却就是那样，身后站着五万雄赳赳气昂昂的步兵和骑兵，他拉着一棵柳树枝，潸然泪下。
也许，感伤一种与生俱来的疾病，我们一生追求名誉，事业，爱情，享受，都只是为了治疗它？可到头来，却发现一切都是徒劳。这感伤如同地下的泉水，只要找到一丝缝隙，就会顽强地冒出头来，汩汩而流，源源不断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济慈说得更具体：“在辽阔世界的岸边上，我站着并且沉思，直到爱情和名誉沉入那虚无之乡。”滔滔东去的河水让我们看到生命的虚无。
树让我们看到生命的实在。弹指一挥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在生命长河中悄无声息地逝去了，只在记忆里留下深深浅浅的痕迹。而一棵树，却从一株细弱的小苗长成让我们仰面惊心的参天大树。
树也让我们看到自身生命的虚无。也许，同样是青春年少，栽树的人和乘凉的人却已经隔世。也许，是同一双手，为它培土浇水，抚着它粗糙壮大的枝干而潸然泪下，当年的青丝红颜已然“尘满面，鬓如霜”
另类的生命，是我们的生命之源。是我们的生命伴侣。是我们的生命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