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四十七章决堤前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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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十一年，抗战前夕，土肥原的特务生涯走到尽头，他忽然奉调回国并且改任军职。西方观察家对此大惑不解，在他们看来，土肥原指挥的满洲特务机关日趋活跃，其特殊作用无可替代，日本军部何以将其调离担任并不擅长的军职呢？多年后内幕曝光，正是土肥原权力太大为所欲为令东京大本营深感恼火，于是奏请天皇将他调任回国。改任军职的特务头子失去用武之地，他先被任命担任东京近卫师团指挥官，后任第十四师团中将师团长。土肥原的意外调职使得他的死对头，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据说蒋介石闻知此事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竟一连声说了三个“好”字。
第十四师团在日本中部的宇都宫市编成，亦称“宇都宫”师团， 是“七。七事变”后最早登陆华北的主力部队。当时华北守军多是些战斗力不强的杂牌队伍，比如原西北军、东北军等等，特工出身的土肥原指挥第十四师团一路攻城略地势如破竹，把一份份胜利捷报源源不断地发往华北派遣军和东京大本营。按照命令，隶属于第一军的土肥原师团作战范围当止于黄河北岸的豫北，其任务是屏护徐州作战的侧翼安全。所以直到徐州会战临近尾声，这支三万人的大军才慢吞吞地抵达豫、鲁交界的濮阳县城，此时他们距离硝烟弥漫的徐州城尚有数百里地之遥。
但是一份急电改变队伍的前进方向。
渡过黄河，坚决占领菏泽
这位不速之客就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先生。
蒋介石当场愤怒地砸碎一只玻璃水杯。
但是这种国际援助并不能说明德国是个主持正义的国家，国际交往没有是非，更没有永远不变的立场，惟一的原则是利益使然。当初德国人反对日本侵华，目的并非主持公道而是为了避免“使他们的战略野心发展到一个错误的方向”也就是妨碍未来轴心国联盟的全球战略计划，所以当“卢沟桥事变”爆发德国大使立即投入全力斡旋，据说希特勒亲自带口信给日本天皇，试图说服日本不要在中国扩大战事，而应将注意力用于对付“来自北边的危险敌人——共产党苏俄”
但是这一切努力随着南京陷落而化为泡影。
当然在外交场合中这种失态并不是力量的象征，因为任何不符合外交礼仪的言行都将被视为对文明的冒犯和亵渎。其实蒋介石很清楚，德国人离开只是一个信号，表明中国在未来国际社会中的处境将会越来越艰难。国际社会果然对德国人撕毁合同背信弃义反应平淡，一位正在喝下午茶的英国外交官用懒洋洋的腔调评论说：是吗？希特勒干吗要帮中国人的忙他们早该离开了。
根据战后公布的文件，抗战爆发前的1937年，中国政府的财政预算仅有四亿美元，以四亿五千万人口而论，人均不足一美元。而不到一亿人口的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则为六十六亿六千万美元，是中国的十五倍多，人均为中国的七十倍其中仅军费开支就达九亿二千万美元，超过中国全部政府预算的二倍多而日本钢铁产量是中国的二百倍，石油提炼为中国的一百五十倍，年生产飞机近二千架，中国为零；大口径火炮七百四十四门，中国为零；坦克三百三十辆，汽车九千五百辆，造船能力四十七万吨，造军舰五万吨，已拥有战舰二百余艘，其中大型航空母舰六艘，位列世界第三，如此等等。
1938年，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前往白宫拜会罗斯福总统。当时美国刚刚走出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的阴影，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恰好成为加速美国经济复苏的有力杠杆。中国外长对美国政府长期卖给日本人军火，还有数量巨大的废钢铁、石油和战略物资表示强烈不满，罗斯福总统则以他一惯的睿智和安详表情回答中国客人道：欢迎贵国也来参加购买，我们美国人做生意从来一视同仁啊。中国外长说：但是我们没有美元，请问总统先生能不能贷款给国民政府，或者同意以农产品相抵？罗斯福哈哈一笑说：
历史惩罚了自私自利的西方人。
外交会见尴尬收场，德国大使蒙受羞辱，为此提出相应的口头抗议。但是随后一件更加令人难堪的事情发生了，蒋介石当场啐了一口，骂出那句著名的粗话，然后扔下客人拂袖而去。会见险些酿成外交事件。好在德国人背信弃义在先，撕毁合同在先，卑鄙无耻不讲信用在先，两国既已做不成朋友，蒋介石就是有不文明不礼貌的举动也都无所谓了。
抗战爆发，日本人攻势凶猛，接连占领河北、山西全境，进而威胁郑州，位于郑州城北花园口的黄河铁路桥就成为扼守京汉线的惟一咽喉要道。黄河铁路桥全长近五千米，桥墩多达一百座，全钢架结构，由比利时公司设计建造，素有“天下第一桥”之称。如果该桥被敌人夺取，不仅郑州大门洞开无险可据，而且敌人还将沿京汉铁路直趋中国抗战心脏武汉，于是大本营命令一支番号为新八师的贵州部队紧急开赴郑州，担任大桥守备任务。
蒋在珍认出来，他就是令人敬畏的蒋委员长。
这时候意外敌情忽然发生了。
后来蒋介石一行来到黄河南岸桥头，这里竖有一座清光绪年间的铸铁纪念碑，刻有纪念碑文曰：大清国铁路总公司建造。京汉铁路，由必国公司助工。工成之日，朝廷特派太子少保、前工部左侍郎盛宣怀，一品顶戴、署理商部左丞唐绍仪行告成典礼，谨镌以志。时在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六日。蒋介石表情沉重，短暂伫立于铁碑跟前，旋即登车离去。
民国二十七年农历清明刚过，笼罩大别山区西马寨的千古宁静就被一声巨大的爆炸打破了。一个放羊娃亲眼看见一架翅膀上涂了膏药的日本飞机像只黑色大鸟掠过明亮的天幕，然后拖着长长的尾巴撞在山头上。当得到消息的村民赶到后山时，飞机已经摔得七零八落，树林里到处散落着大大小小的飞机碎片。村民找到两个驾驶员的尸体，他们都变得血肉模糊不成人形，但是其中一人手腕上牢牢锁着一根铁链，与铁链相连的则是一只完好无损的黑色皮包。
飞机撞山的消息很快传到山下乡公所，乡长大人亲自坐着滑杆赶进山来，他责令村民把死人和战利品统统都送到县里去。西马寨距离县城足足有一天路程，村民花费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死人和一只飞机尾巴抬出深山老林，半道上有人想起那只黑皮包，于是又从草丛里捡出来交给政府。
村民获得一笔抗战奖金。
日本人发现飞机失踪后，立即派出侦察机到处寻找，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发现失事飞机的下落。
武汉大本营十万火急派来专家对这份天上掉下来的礼物进行检查，他们喜出望外地发现，原来这架意外坠毁的日本飞机竟然是一架信使专机。抗战之初，无线电通讯易遭监听破译，一般重要文件往往都由飞行信使专门传递，那个把自己同公文包锁在一起的日本人就是一名来自东京的飞行信使。当时徐州会战还在激烈进行，东京大本营向中国前线发布一道绝密命令，内容为徐州会战结束之后，两大派遣军各自巩固战线，不再扩大战面。
文件被火速送往武汉。
中国大本营如获至宝。经情报机构分析鉴定，确认文件属实，排除敌人投送假情报的可能性。战略家一致认为，这道东京命令至少说明下面两个问题：第一是日军战线过长，战力疲软，暂时无力发动新攻势。第二是不排除存在和谈的可能性，表明日本内部仍有和谈的声音在起作用。日本人这一最新动向无疑给激战正酣的中国战场带来种种变数，透露出某种战事趋缓的微妙迹象，中国高层透过硝烟看到一线停战希望，有人甚至开始对战争前景恢复乐观态度。
徐州会战尚未结束，蒋介石急飞郑州召集军事会议。
会议由第一战区总司令程潜主持，总参谋长何应钦代表大本营宣布武汉会战纲要。与会将领均来自北方各战场，他们不由得面面相觑迷惑不解，不明白部署武汉会战为何不选在南方的武汉战区却在北方的郑州战区，否则不该叫做“中原会战”更恰当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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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十一年，抗战前夕，土肥原的特务生涯走到尽头，他忽然奉调回国并且改任军职。西方观察家对此大惑不解，在他们看来，土肥原指挥的满洲特务机关日趋活跃，其特殊作用无可替代，日本军部何以将其调离担任并不擅长的军职呢？多年后内幕曝光，正是土肥原权力太大为所欲为令东京大本营深感恼火，于是奏请天皇将他调任回国。改任军职的特务头子失去用武之地，他先被任命担任东京近卫师团指挥官，后任第十四师团中将师团长。土肥原的意外调职使得他的死对头，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大大地松了一口气，据说蒋介石闻知此事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竟一连声说了三个“好”字。
第十四师团在日本中部的宇都宫市编成，亦称“宇都宫”师团， 是“七。七事变”后最早登陆华北的主力部队。当时华北守军多是些战斗力不强的杂牌队伍，比如原西北军、东北军等等，特工出身的土肥原指挥第十四师团一路攻城略地势如破竹，把一份份胜利捷报源源不断地发往华北派遣军和东京大本营。按照命令，隶属于第一军的土肥原师团作战范围当止于黄河北岸的豫北，其任务是屏护徐州作战的侧翼安全。所以直到徐州会战临近尾声，这支三万人的大军才慢吞吞地抵达豫、鲁交界的濮阳县城，此时他们距离硝烟弥漫的徐州城尚有数百里地之遥。
但是一份急电改变队伍的前进方向。
渡过黄河，坚决占领菏泽
这位不速之客就是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先生。
蒋介石当场愤怒地砸碎一只玻璃水杯。
但是这种国际援助并不能说明德国是个主持正义的国家，国际交往没有是非，更没有永远不变的立场，惟一的原则是利益使然。当初德国人反对日本侵华，目的并非主持公道而是为了避免“使他们的战略野心发展到一个错误的方向”也就是妨碍未来轴心国联盟的全球战略计划，所以当“卢沟桥事变”爆发德国大使立即投入全力斡旋，据说希特勒亲自带口信给日本天皇，试图说服日本不要在中国扩大战事，而应将注意力用于对付“来自北边的危险敌人——共产党苏俄”
但是这一切努力随着南京陷落而化为泡影。
当然在外交场合中这种失态并不是力量的象征，因为任何不符合外交礼仪的言行都将被视为对文明的冒犯和亵渎。其实蒋介石很清楚，德国人离开只是一个信号，表明中国在未来国际社会中的处境将会越来越艰难。国际社会果然对德国人撕毁合同背信弃义反应平淡，一位正在喝下午茶的英国外交官用懒洋洋的腔调评论说：是吗？希特勒干吗要帮中国人的忙他们早该离开了。
根据战后公布的文件，抗战爆发前的1937年，中国政府的财政预算仅有四亿美元，以四亿五千万人口而论，人均不足一美元。而不到一亿人口的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则为六十六亿六千万美元，是中国的十五倍多，人均为中国的七十倍其中仅军费开支就达九亿二千万美元，超过中国全部政府预算的二倍多而日本钢铁产量是中国的二百倍，石油提炼为中国的一百五十倍，年生产飞机近二千架，中国为零；大口径火炮七百四十四门，中国为零；坦克三百三十辆，汽车九千五百辆，造船能力四十七万吨，造军舰五万吨，已拥有战舰二百余艘，其中大型航空母舰六艘，位列世界第三，如此等等。
1938年，中国外交部长王宠惠前往白宫拜会罗斯福总统。当时美国刚刚走出三十年代经济大萧条的阴影，从某种意义上说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恰好成为加速美国经济复苏的有力杠杆。中国外长对美国政府长期卖给日本人军火，还有数量巨大的废钢铁、石油和战略物资表示强烈不满，罗斯福总统则以他一惯的睿智和安详表情回答中国客人道：欢迎贵国也来参加购买，我们美国人做生意从来一视同仁啊。中国外长说：但是我们没有美元，请问总统先生能不能贷款给国民政府，或者同意以农产品相抵？罗斯福哈哈一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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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爆发，日本人攻势凶猛，接连占领河北、山西全境，进而威胁郑州，位于郑州城北花园口的黄河铁路桥就成为扼守京汉线的惟一咽喉要道。黄河铁路桥全长近五千米，桥墩多达一百座，全钢架结构，由比利时公司设计建造，素有“天下第一桥”之称。如果该桥被敌人夺取，不仅郑州大门洞开无险可据，而且敌人还将沿京汉铁路直趋中国抗战心脏武汉，于是大本营命令一支番号为新八师的贵州部队紧急开赴郑州，担任大桥守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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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蒋介石一行来到黄河南岸桥头，这里竖有一座清光绪年间的铸铁纪念碑，刻有纪念碑文曰：大清国铁路总公司建造。京汉铁路，由必国公司助工。工成之日，朝廷特派太子少保、前工部左侍郎盛宣怀，一品顶戴、署理商部左丞唐绍仪行告成典礼，谨镌以志。时在光绪三十一年十月十六日。蒋介石表情沉重，短暂伫立于铁碑跟前，旋即登车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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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被火速送往武汉。
中国大本营如获至宝。经情报机构分析鉴定，确认文件属实，排除敌人投送假情报的可能性。战略家一致认为，这道东京命令至少说明下面两个问题：第一是日军战线过长，战力疲软，暂时无力发动新攻势。第二是不排除存在和谈的可能性，表明日本内部仍有和谈的声音在起作用。日本人这一最新动向无疑给激战正酣的中国战场带来种种变数，透露出某种战事趋缓的微妙迹象，中国高层透过硝烟看到一线停战希望，有人甚至开始对战争前景恢复乐观态度。
徐州会战尚未结束，蒋介石急飞郑州召集军事会议。
会议由第一战区总司令程潜主持，总参谋长何应钦代表大本营宣布武汉会战纲要。与会将领均来自北方各战场，他们不由得面面相觑迷惑不解，不明白部署武汉会战为何不选在南方的武汉战区却在北方的郑州战区，否则不该叫做“中原会战”更恰当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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