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江良访谈凭着良知孤独写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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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袖优秀作家专访]第一期：卢江良——凭着良知孤独写作卢江良的小说狗小的自行车将上央视荧屏 关注、贴近、倾诉，加强读编写三者交流，不薄名家，厚待新人。通过访问的形式，让大家在认知认可作者的同时，再一次谈小说、读小说、解小说。这是我们短篇小说组的首次访谈，访谈将以每周一访的流程走下去，欢迎大家以跟贴回复的方式对被访人进行续访。 ——题记 卢江良，本名卢钢粮，曾用笔名晨旭，男，1972年11月出生于绍兴，现居杭州。杭州市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浙江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以“凭着良知孤独写作，关注人性、关注命运、关注社会最底层”为基点，创作出了一批独具魅力的乡土小说，被著名文学评论家张柠誉为“当代中国乡村的发现者” 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创作，在当代中国作家小说月报等报刊发表、转载作品200余篇，已结集出版小小说、散文集最后一场马戏、短篇小说集狗小的自行车。曾荣获“贝塔斯曼杯”第三届全球网络原创文学作品大赛优秀短篇小说奖、首届“西湖”文学奖优秀创作奖和荣登“2004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 短篇小说在街上奔走喊冤和狗小的自行车相继被改编成电视电影和数字电影，分别在西安电视台和将在中央电视台播映。长篇小说城市蚂蚁入选“2005年度浙江现实主义文学精品工程” 朱航军：5年前，你的短篇小说要杀人的乐天在三九文学网刊载后，即被中国作家编辑部相中，这是你第一次在全国性的大型纯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有了这良好的开端，你的好运仿佛接踵而至，同年，另一篇小说在街上奔走喊冤参加“榕树下”网站举办的“贝塔斯曼杯”第三届全球网络原创文学作品大赛，在上万篇的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受到了几位文坛大家的一致好评，在评审中获得了最高分，一举摘得了“优秀短篇小说奖”可不可以这样说，若没有网络的推波助澜作用，你的成功也许没那么快发现，甚而你的才华也会被埋没？当然，并不否定你在接触网络之前，所付出的努力与坚持。为此请简单谈谈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异存处、及利弊处，以及两者对你的影响。卢江良：首先我认为写作不等同于买彩票，特别像我这样没地位和背景的作者，不存在好运与坏运之说，要在中国作家上发表文章，能在文学大赛中获奖，不是靠运气能决定的，关键看你的作品质量如何。其次，我承认网络对我的出名（不能用成功这个字眼，成功是一件遥运的事情），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不至于夸张到不借助网络才华被埋没的程度，在接触网络之前，我已在报刊发表了不少作品，在当地已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对于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之间的区别，对我而言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我的网络文学基本等同于传统文学，只是网络文学比传统文学在传播的形式上显得活泼些。朱航军：你的短篇米大是一个贼，给我阅读的感觉是它的荒诞性是可以用百字笑话概括的，也就是说它可能是一则笑话的放大，不排除有时的虚构比现实生活更有趣。那么你的小说素材来源是“耳闻目睹”多些，还是“身体力行”多些？卢江良：如果说米大是一个贼中的荒诞性给你的感觉可以用百字笑话来概括，它可能是一则笑话的放大，那只能说明你完全忽视了该小说的内涵。荒诞性在该小说中的体现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对人性的拷问和对现实的批判。我的小说素材的来源自然“耳闻目睹”比“身体力行”多些，要不就不叫小说叫纪实文学了。朱航军：你的谁打瘸了村支书家的狗和一座没有赌徒的村庄，同在矛盾下，产生妥协与不妥协的最终结果。通过对你几篇小说的阅读，以及你的简介说明，不难发现你是从昔日打工仔到如今的文字专业工作者的，这个经历的过程中定有不少矛盾与曲折处。是文学改变了你的命运，请谈谈你这个被改变的过程，另外，你是如何把握文学与现实生活中的妥协与不妥协的？卢江良：这两篇小说的最终结果好像不是妥协与不妥协，而是全都妥协。在文学与现实生活中，我都在一定程度地妥协，这是现实决定的，它决定我的生活，也决定我的文学。但我承认文学改变了我的命运，但这种改变不表示我对现实的不妥协，而是在妥协过程中寻找到了一种出路。朱航军：你的小说大多取材于乡村，也有少数以都市为背景的。我个人觉得你的都市小说没有你的乡村小说好看耐读，你是怎么看待的？请说说小说中的环境与你现实中的环境之间的联系，以及作用。卢江良：我觉得自己的都市小说跟乡村小说一样好看耐读。我小说中的环境就是我现实中的环境，我的现实中的环境决定我小说中的环境。朱航军：“由于花城出版社迟迟不批书号，老那说定1月出版的设计打破了，春节前肯定不成问题的诺言也成空话。到了2005年3月1日，我在qq上问出版情况，老那告月底一定行。3月9日，我收到博奥文化的封面小样，书名竟然未经我同意，擅自改成了狗小的自行车。我断言拒绝。这不是说我不喜欢狗小的自行车这篇短篇小说，而是我觉得在街上奔走喊冤更能体现我的小说的风格。老那出面来作我的工作，他说这是出版社的要求，他们认为原来那个书名太敏感。他甚至说，社负责人建议他损失一点，放弃出版这本尖锐的书。我不清楚这是老那的推辞还是真有其事？不信老那吧，花城出版社旗下的花城杂志，此前因发表了一部中篇小说，确实出了点问题，在这方面难免会谨慎一点”这是你在你的出书难中的一些感受，那么，请结合“小说与社会的群治关系”谈谈你是如何看待小说标题，以及小说内容对社会的影响与作用的？卢江良：我要求自己的小说集用在街上奔走喊冤，而不是狗小的自行车，这不光光是换一个标题那样简单的事情，我要求用在街上奔走喊冤做标题，其目的是告诉读者这篇小说是我这个阶段的代表作，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也就是告诉读者我的创作理念和坚守的方向。朱航军：强烈的现实感与批判性，人文精神烛照下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是你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你觉得你小说的总体特点是什么，大多又靠什么取胜？卢江良：我小说的总体特点是：批判、荒诞。我的小说靠其内在的力量取胜。朱航军：浙江省作家协会也将你的长篇小说签约为“浙江现实主义文学精品工程”作品，而你的小说大多是尖锐表现出的现实种种，你认为什么是“现实主义小说”又如何把小说打造成“现实主义文学精品”？卢江良：这个问题很简单，关注现实的就是现实小说。至于如何把小说打造成精品，这里面有很多因素存在，一时难以说清，但要付出无穷的努力是肯定的。当然，我这里所说的“精品”不等同“浙江现实主义文学精品工程”中的那个“精品”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朱航军：文学，注定不是绝对的大众化的。在创作过程中多少会受到一些限制，限制总是有的，这是难免的，没有了限制其实也是一种限制。若一切失去了限制，一切都将失去意义。再者，局限本就是一种助力。比如风是阻力，但没有风，鸟儿就不能飞翔。具体到文学创作，限制不是因素，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创作智慧还有待提高，文学能提升的空间还是相当大的。那么，你的创作有无局限性，有无“边缘写作”倾向，有时会不会有一时失语的恐慌感？ 卢江良：你要我回答的问题你已经回答了，每一个作者的创作都有局限性。以前我不认为有“边缘写作”的倾向，一直认为自己写的应该是“中心”但现在我承认有了，因为由于现实的限制太多，让“中心”产生了位移，竟然也变成了“边缘”朱航军：一般长篇小说作品在报纸上连载，没有众多的悬念是不能吸引到人的。小说的成败在于悬念的设置。好的小说设下悬念让人不看下去不行，看得入瘾。有的小说很畅销，有的小说很枯燥，区别就是悬念的设置。一个小故事里要有悬念，一个小故事还可以有多个悬念。请谈谈你对“悬念的设置”的看法，并结合你的某篇小说内容说明下你对悬念的把握。卢江良：我觉得小说的成败不能简单地归功（过）于悬念的设置，如果照你这种说法，以悬念见长的推理小说都是成功的小说了？当然悬念对于一篇小说而言是重要的，他往往是吸引读者往后读的磁石。我在在街上奔走喊冤中未说破的“冤屈”就是一个悬念，它吸引着读者往下读，但最终小说没有写那个“冤屈”是怎么样的“冤屈”让读者读完后仍沉浸在那个悬念中。朱航军：在读罢你的谁打瘸了村支书家的狗，再读在街上奔走喊冤后，我发现一种叫“异曲同工”的东西，两者不过是同一水平线上另立的高度，其妙不必言。就构思与结局上看，象是同是“冤”结哀怒的兄弟篇，后者似乎是前者的另一种解构。这似乎又在间接告诉我们：一个小说事件的发展过程，在同一作家之手中所导致的结果在合理性上可以有n种可能性。那么，你在布局谋篇，顺理成章的过程中，内心有过一次甚而多次的辩驳与斗争吗？卢江良：谁打瘸了村支书家的狗比在街上奔走喊冤后写，所以不存在一篇是另一篇解构的问题，而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小说。至于作者写小说时在布局谋篇过程中，内心的辩驳与斗争肯定存在的，这也导致一篇小说完稿后其结局可能跟未动笔前的构思时完全不同。朱航军：文学不是为评论家而创作的。但任何一篇小说的发表，作者都是强烈希望被社会各届关注的。这个被关注的结果难免会生出褒贬不一的评论性文字或片言只语。你是如何看待别人对你文字的赞誉与批评的？你常常又是以什么样的立场去评价他人文字的？卢江良：我很关注社会各届对自己作品的评价，会吸取自己认为是中肯的建议，摒弃自己认为不正确的意见。我去评价他人文字的时候，往往会忘记自己作者的身份，站在一个普通读者的立场上去评判，因为我的职业是编辑，去评价一篇作品的时候，必须具有包容性，而不是单凭个人的喜好。朱航军：你的小说在叙述上大多都相当冷静，语言自然直白，无赘语，使得故事一目了然。在叙述中有时你也会以旁观者出来说话，像是戏剧中的说白。用平静的笔调展开一个个令人唏嘘的故事，到高潮处嘎然而止，不强加任何议论，给读者留下了一定的思考空间，给阅读带来久久不能平静感。叙述文字，枯燥最易，出彩最难，这大概是写作者公认的。一个写作者的功力如何，就看看他如何把握叙述，在某种程度上你做到了。“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意显”满纸涂鸦，一片漆黑，不如留下点空白，也就有了想象的空间。此譬同于画理。正因了你从容、轻松的叙述语调，你的小说里才多了耐人寻味、令人琢磨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小说与故事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小说比故事更有品味些。那么，请你谈谈小说与故事在叙述上的区别，它们有无调和性？卢江良：首先一部好的小说必须有一个好的故事，这里的“好”不是指好看，而是意义层面上的。小说与故事的区别在于小说必须蕴含作者心灵的印记，和能留给读者广阔的想象空间和思考的欲望，以及具有丰富的内涵。但故事未必要有这些，它只要把一件事情讲清楚就行。朱航军：你的短篇小说在街上奔走喊冤和狗小的自行车都被改编成电视电影了，这仅是你的幸运，以及采用者对你作品的认可吗？卢江良：我不认为这是我的幸运，如果光是幸运的话，就不可能有不同地方的导演看好我的作品了，这只能说明我的作品具备有足够吸引他们的潜质。采用者自然认可我的作品，要是不认可干嘛花钱花大力气来投拍我的作品？朱航军：写作越来越能影响一个人的生活，它能让人由理性变为感性，也能让人由感性变为理性，而写作的人大部分却是理性与感性相互的矛盾复合体。现实生活中，你是怎样的一个人，是现实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还是综合？卢江良：写作和生活中，我都是现实主义者，一贯以理性为重的。朱航军：毕淑敏多半以作家身份出现在公共场合，同时她还兼着医生、心理咨询师的身份。她在谈到自己的这种特殊身份时曾说过“对待同一个问题，不同专业的眼光会有不同的考量角度，文学、医学、心理学三者在我这里交汇成一个点，我以它作为进入文学世界的武器，实现我的文学理想。”文学与写作者的职业没有多大关系，但思想却可以使一个写作者具备多种身份。或许，毕淑敏那三种职业视角构筑起来的文学世界，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而作为一个专业文字工作者的你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卢江良：我认同毕淑敏的说法。如果一个写作者在现实生活中单以写作者的身份呈现的话，是可笑的。我的邻居都不知道我是搞写作的，只知道我是一个坐办公室的。朱航军：阅读作品本身是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与再创作的过程，这因读者的阅历和经历不同，对作品的感悟也不同。有时你可能较好地理解了作者的创作思路，并更进一步使其升华；有时也可能误读了作者的作品。而不同的时间与情景内阅读，其感受也是有差别的。那么，当你写完一篇作品，确切地说，当你发表了一篇作品后，你是如何回头审视你自己作品的？并谈谈你的阅读与写作习惯。 卢江良：我自己的每一篇作品发表后，隔段时间就会回过头去读，这种时候我会发现其中的很多不足，但这些不足在当时的写作中肯定是无法避免的，而这样的发现对今后的创作很有帮助。我没有特别的阅读和写作习惯。朱航军：你的小说大多是批判性的，你也说过你不喜欢批判人，但喜欢批判这个社会。我们需要清醒的是：批判是一种教育，而歌颂也同样是一种教育。那么在你“审丑”的同时考虑过小说也需要“审美”式的歌颂吗？卢江良：我想过小说也需要“审美”式的歌颂，但我更喜欢“审丑”式的批判，所以我坚持“审丑”朱航军：你的小说可谓不是篇篇经典，却也是篇篇精彩。你觉得小说的可读性与耐读性有什么不同？卢江良：可读性是让读者能轻松地读完小说，并明白小说里面讲了什么，我不赞成在阅读上设置障碍；耐读性是让读者读了有想象和思考的空间和欲望。朱航军：就小说而言，多元性、丰富性、探索性也是其基本特征，厚重的生活体验，灵动飘逸的诗情，楚辞狂放的想象力，强烈的现代感和时代气息，随处可见。我们既可看到对历史深邃的理性阐释，对社会现实冷峻的思索和批判，也可看到都市文学对市民情感方式的关注，以及对大自然和人类关系的深刻观照，既有先锋性的形式探索，也有不懈的平民化的追求。那么，你的小说写作追求与目标是什么？卢江良：我的小说写作追求与目标是：写出来的小说让读者读了内心产生巨大的震撼。朱航军：很多人都会有怀才不遇之感，在那次浙江中华少年文学网招聘文学编辑需要本科生的应聘中，只有高中文化的你凭着写作特长硬是在同时参加应聘的百人中一马当先，就这件事情，你可以给我们谈谈面对就业难，是文凭重要还是能力重要呢？假如当初你没被选中的话，你的生活及写作状态又会怎样？卢江良：进单位前文凭比能力重要，进了单位后能力比文凭重要。当初如果没被中华少年文学网站聘用，我的生活及写作状态跟现在也不会有很大的改变，因为我的生活状态是由我自己去选择的，而生活状态决定于写作状态。 朱航军：你的诱惑之殇告诉我们一个人是如何被欲望裹挟着赶路，最终成为欲望的牺牲品。你是如何看待或处理生活与写作中的欲望的？ 卢江良：人必须有欲望，欲望有时是前进的推动力，问题是如何去把握一个度。欲望太强烈，推动力太大，往往会翻车；反之，则会滞疑不前，一事无成。朱航军：你的一个懒汉的成长历程中“弟弟”牢牢抓住修电脑偷懒。生活中你是一个懒散的人吗？我看你并不是一个高产的作家，你是怎么看“懒散”与“字疏”的？卢江良：我在生活中不是一个懒散的人。不高产并不意识着懒散，不高产有时是对自己作品严格的表现。高产而高质是很难做到的，既然这点很难做到，我们只能在高产低质与低产高质两者中选择，而我选择的正好是后者。朱航军：你的小说土匪的隐秘女人里竭力阐述的是另一种精神之爱。可有些人说，爱情，有时不过是一个简单与庸俗的举动，如同两个人的肉跟肉互相碰了一下。而你也说过在你的认识里文学是心灵与现实碰撞的产物。你对小说中的爱情与现实中的爱情各持什么态度？卢江良：“爱情，有时不过是一个简单与庸俗的举动，如同两个人的肉跟肉互相碰了一下。”这只是有些人的看法，我一直认为爱情是神圣的，我在小说中的爱情与现实中的爱情的看法是保持一致。因为无论在小说还是现实中，我对爱情从来都没有失望过。“两个人的肉跟肉互相碰了一下”那不是爱情，是肉欲。朱航军：作为七十年代写作的你，是如何看80后写作的？卢江良：80后很有才气，但还缺乏思想。朱航军：任何一个写作者在他写作历程中，多少都会受到“退稿待遇”你是如何看待这个现象的？就这点上有无让你难过或感动的一回？卢江良：退稿很正常，就像一个人有时难免跌倒，所以没必要将其看得很严重，跌倒了就爬起来再走嘛。跌倒了自然会难过一下的，但光难过不行，得思考自己为什么会跌倒？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跌倒的次数就会少些。但有些“跌倒”不是作者的原因，而是杂志社或出版社的原因，作者自己应该分得清。朱航军：你的“凭着良知孤独写作”意味着什么？你认为什么是“温暖的文字”什么又是“不温暖的文字”？如何保持写作上的清醒与自觉？卢江良：“凭着良知孤独写作”指的是，写作的时候作者必须有自己的良知，不能违背良心写东西。“孤独”是写作的一种姿态，也是作者镇静自如的体现。朱航军：作为一个专业写作者，你是怎么看待“文如其人”和“文人相轻”的？卢江良：我还不算专业写作者。文章是作者心灵的产物，作文先作人，如果做人不行，那做出来的文肯定也会存在问题，除非作者在伪心灵写作。至于“文人相轻”这个问题，我觉得去“轻视”别人，一无助于提高自己，二还跟自己的快乐过不去，得不偿失，无疑是一种可笑之举。朱航军：目前你自认为写得比较满意的作品是哪几篇？代表作又是哪篇？卢江良：目前还没写出自己认为满意的，但能代表我现阶段风格的作品应该是在街上奔走喊冤。朱航军：最后，你想对我们的小说编辑、作者，以及广大读者说点什么吗？ 卢江良：谢谢他们一直来对我的关注和支持。卢江良文集：lujiangliang。hongxiu。cn/卢江良博客：blog。sina。cn/u/1443025760 访谈后记： 采访结束了，记得在我整理访谈录的过程中，卢江良对自己的回答是进行过两次校对的，他还说，我的回答不能改，不然就没意思了。我满意地笑了，我觉得卢江良是个有意思的人，这点意思在于他的谨慎与叫真。 古往今来，文章对社会的影响与作用，我们都是无法否定的。什么“文有益于天下”什么“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诸类言教，足以鉴之。文学是一种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作品是反映生活的，生活本身是复杂的，暗藏着矛盾与冲突，而真实的反映生活的作品，就不会是简单的概念的东西了。选择了文学也就选择了孤独和寂寞，说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实在当今物欲横流，以及各种文艺思潮风起云涌下，为文者身处俗世纷争，谁能真正做到情刀欲剑不能伤，名缰利索不能缚！？我们的文人也是人不是神，他们同样是一种夹缝中艰难的行走和生存者。真正的好作品不仅能接受现实眼光的评估，也能经受历史眼光的审视。就这点对作家卢江良及其作品把握而言，无疑不是一种严竣的考验与严格的检验。 契珂夫说过：“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使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负有义务的人，他受自己的责任感和良心的约束。”卢江良就是一位负有义务、责任感和良心的作家。在如今的一些小纯文学堆里不乏编出来的故事，可读性虽有，但有时候未免脱离了生活。而卢江良的小说选材贴近现实，其文字于精细处示恢宏，于芥子中藏大千，在谈笑风生中诠释社会。以小见大，使读者通过个别形象，窥见当代世相。也许，只有在小说这种无禁锢地的环境里，我们说话才能真正宽敞起来，所以写讽刺、批评类的文字，除了要求你思维敏捷、文采飞扬，更重要的是要求你说真话。并且，言人之不敢言，言人之不能言，也是文人良知的所在。用良知，反对一切霸道的、不讲理的、官僚主义的等等丑态百出的东西。我们的文学及事业才能不走或少走弯路。 文章若不从内容上去观察，不注意文章所演的任务，先注目于作为形式的条件之一的体裁，则完全是形式主义的偏见。而卢江良走的是现实主义，只不过是以小说形式，完成了关于生活的种种灼见。他在对现实无情透视与批评的背后，是将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和尊严摆在首位的。可以说，他的文字是平民的文学，他把文字的审判权交给了老百姓。也许在他的眼里，只有老百姓承认是好作品，就是好作品；如果老百姓不愿意看，说不好，就是不好，不用再争辩。他的作品注重语言的内涵，看起来朴素的毫无出彩之处的语言却蕴含了无穷的力量。也许，我们的小说大多都不愿在美丽的、不断闪烁着光亮的言辞下成为俘虏，还是都追究平淡背后的深刻、丑陋背后的真理吧。 说到“当代中国乡村的发现者”我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另一个人来。他就是以平凡的世界获矛盾文学奖的路遥。路遥先生苦心创作六年，用百万字真实的反映了七十年代中国农村十年内的现实生活变化，大到那时期的历史事件，小到一个家庭，一个人的艰难生活，平凡的世界里包含了太多太多的人生哲学，给读者留下的不光是深思启迪，还有一种向上的力量。他的小说是一部伟大而平凡的苦难的结晶。而卢江良关于乡村的文字，是平静的水面河底的暗涌，是用清辙的溪水冲洗过淤泥的河沙，粒粒都会发出黄灿灿的光芒。且带着沙石的质地，只要让它们相互碰撞一下，似乎就能发出脆亮的响声，那声音里夹杂着微体的隐痛。 真正的作家在决定用一生去学习艺术时，总是离不开对生命本源的追问，以及由此波及的个体生命的阵痛。在作品中，我们看到一个自我觉醒的青年作家他不安的、焦灼的思索。这是怎样一种痛苦的觉醒啊！写作，之所以被说成是种子，许是一种破茧而出的痛感吧，它蕴藏着一种生命对永恒的期望，或更准确地说，蕴含着对黑暗与丑陋的反抗，并在不屈不挠下萌芽。我们存在于一个个“现在”但“现在”总是从历史中走出，向未来走去。每个个体的自我都由其记忆中的历史、现在式的判断、预测中的未来所构成。对过去、现在、未来三者的判断，以此为立场，向人们展示赞同与威胁、亲和与压抑的认同或对抗。对历史的反思，无不是对当下与未来道路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辩护。很多小说故事可以告诉我们：同样一件事，如果你说是小说家的虚构，问题就严重，假如说成历史事实，问题就轻微，但还是有问题，假如你说它是高深的隐喻，是玄虚的象征，是思辨的需要，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卢江良懂得情感的收敛，同传统的热情、温情拉开距离，擅长于创造一种特别的感觉世界，从而把一些丑陋的、腐败的等现象，批露并审判。面对如此感觉，你还不能无动于衷，甚而麻木。从另一个角度说，极端的“理性”实际上既不是欣赏也不是诅咒，而是以一个医学家“毫无情感”的眼光，对需要手术的病体进行“冷漠”地阅读并解剖。面对那种看似无情的冷漠，不但不怨恨，反而还会钟爱。这感觉不是一般的感觉，而是与灵魂的深度交流，会有极其轻微的刺激，这种感觉在最为深刻意义上，是心灵的深度的穴位。在尽可能达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又体现出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结合下，当不鸣不平而鸣所以不平，不触腐败而触所以腐败，不针砭时弊而针砭造时弊者，不死盯丑陋的趣闻轶事，着眼于那些已重复经年的社会病态与人类的精神顽疾，做更深入的挖掘。不求体大思精，当如秋风扫叶，露出树干、树枝。 荡寇志里林冲凌迟高衙内的方法，是割一块就说明这一块所以被割去的理由，痛快淋漓。而面对卢江良的小说，我也只能在无法割爱中痛快地叫声：好！但我无法准确地究全好的理由所在，毕竟我的眼睛不是显微镜，仅用“尖锐”、“现实”等字眼作为钥匙去理解卢江良，显然是不够的。我也不能强拿一把尺子横在他的小说，与杂文式批判之间。创作可能是多种状态的汇合吧，它的可能在于你对它把握不大的时候恰巧把握了。只用眼睛看，真实和虚幻的，眼睛都能看见，只不过我们逃避分辨。如果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依然只顾自己个人的人生出路，这个社会就永远不会有普照的阳光。对任何一位能为社会做出点贡献的写作人来说，我们都不能只批判其写作在时代面前暴露的一丝缺点，更多的应是去继承他所留给我们的财产。 好的小说，不读则完全不知其意，读后则如啜苦茗，芬香在细咀之后。好的批判小说，应当无孔不入，无坚不摧，无远不往，无深不至，无污不涤最后，愿卢江良的短篇小说再精短些，再活泼些，再俏皮些，再锋利些，再隽永些
2006-12-11
[红袖优秀作家专访]第一期：卢江良——凭着良知孤独写作卢江良的小说狗小的自行车将上央视荧屏 关注、贴近、倾诉，加强读编写三者交流，不薄名家，厚待新人。通过访问的形式，让大家在认知认可作者的同时，再一次谈小说、读小说、解小说。这是我们短篇小说组的首次访谈，访谈将以每周一访的流程走下去，欢迎大家以跟贴回复的方式对被访人进行续访。 ——题记 卢江良，本名卢钢粮，曾用笔名晨旭，男，1972年11月出生于绍兴，现居杭州。杭州市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浙江省作家协会签约作家。以“凭着良知孤独写作，关注人性、关注命运、关注社会最底层”为基点，创作出了一批独具魅力的乡土小说，被著名文学评论家张柠誉为“当代中国乡村的发现者” 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创作，在当代中国作家小说月报等报刊发表、转载作品200余篇，已结集出版小小说、散文集最后一场马戏、短篇小说集狗小的自行车。曾荣获“贝塔斯曼杯”第三届全球网络原创文学作品大赛优秀短篇小说奖、首届“西湖”文学奖优秀创作奖和荣登“2004年度中国小说排行榜” 短篇小说在街上奔走喊冤和狗小的自行车相继被改编成电视电影和数字电影，分别在西安电视台和将在中央电视台播映。长篇小说城市蚂蚁入选“2005年度浙江现实主义文学精品工程” 朱航军：5年前，你的短篇小说要杀人的乐天在三九文学网刊载后，即被中国作家编辑部相中，这是你第一次在全国性的大型纯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有了这良好的开端，你的好运仿佛接踵而至，同年，另一篇小说在街上奔走喊冤参加“榕树下”网站举办的“贝塔斯曼杯”第三届全球网络原创文学作品大赛，在上万篇的参赛作品中脱颖而出，受到了几位文坛大家的一致好评，在评审中获得了最高分，一举摘得了“优秀短篇小说奖”可不可以这样说，若没有网络的推波助澜作用，你的成功也许没那么快发现，甚而你的才华也会被埋没？当然，并不否定你在接触网络之前，所付出的努力与坚持。为此请简单谈谈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之间的异存处、及利弊处，以及两者对你的影响。卢江良：首先我认为写作不等同于买彩票，特别像我这样没地位和背景的作者，不存在好运与坏运之说，要在中国作家上发表文章，能在文学大赛中获奖，不是靠运气能决定的，关键看你的作品质量如何。其次，我承认网络对我的出名（不能用成功这个字眼，成功是一件遥运的事情），起到一定的作用，但不至于夸张到不借助网络才华被埋没的程度，在接触网络之前，我已在报刊发表了不少作品，在当地已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对于网络文学和传统文学之间的区别，对我而言没有本质的区别，因为我的网络文学基本等同于传统文学，只是网络文学比传统文学在传播的形式上显得活泼些。朱航军：你的短篇米大是一个贼，给我阅读的感觉是它的荒诞性是可以用百字笑话概括的，也就是说它可能是一则笑话的放大，不排除有时的虚构比现实生活更有趣。那么你的小说素材来源是“耳闻目睹”多些，还是“身体力行”多些？卢江良：如果说米大是一个贼中的荒诞性给你的感觉可以用百字笑话来概括，它可能是一则笑话的放大，那只能说明你完全忽视了该小说的内涵。荒诞性在该小说中的体现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对人性的拷问和对现实的批判。我的小说素材的来源自然“耳闻目睹”比“身体力行”多些，要不就不叫小说叫纪实文学了。朱航军：你的谁打瘸了村支书家的狗和一座没有赌徒的村庄，同在矛盾下，产生妥协与不妥协的最终结果。通过对你几篇小说的阅读，以及你的简介说明，不难发现你是从昔日打工仔到如今的文字专业工作者的，这个经历的过程中定有不少矛盾与曲折处。是文学改变了你的命运，请谈谈你这个被改变的过程，另外，你是如何把握文学与现实生活中的妥协与不妥协的？卢江良：这两篇小说的最终结果好像不是妥协与不妥协，而是全都妥协。在文学与现实生活中，我都在一定程度地妥协，这是现实决定的，它决定我的生活，也决定我的文学。但我承认文学改变了我的命运，但这种改变不表示我对现实的不妥协，而是在妥协过程中寻找到了一种出路。朱航军：你的小说大多取材于乡村，也有少数以都市为背景的。我个人觉得你的都市小说没有你的乡村小说好看耐读，你是怎么看待的？请说说小说中的环境与你现实中的环境之间的联系，以及作用。卢江良：我觉得自己的都市小说跟乡村小说一样好看耐读。我小说中的环境就是我现实中的环境，我的现实中的环境决定我小说中的环境。朱航军：“由于花城出版社迟迟不批书号，老那说定1月出版的设计打破了，春节前肯定不成问题的诺言也成空话。到了2005年3月1日，我在qq上问出版情况，老那告月底一定行。3月9日，我收到博奥文化的封面小样，书名竟然未经我同意，擅自改成了狗小的自行车。我断言拒绝。这不是说我不喜欢狗小的自行车这篇短篇小说，而是我觉得在街上奔走喊冤更能体现我的小说的风格。老那出面来作我的工作，他说这是出版社的要求，他们认为原来那个书名太敏感。他甚至说，社负责人建议他损失一点，放弃出版这本尖锐的书。我不清楚这是老那的推辞还是真有其事？不信老那吧，花城出版社旗下的花城杂志，此前因发表了一部中篇小说，确实出了点问题，在这方面难免会谨慎一点”这是你在你的出书难中的一些感受，那么，请结合“小说与社会的群治关系”谈谈你是如何看待小说标题，以及小说内容对社会的影响与作用的？卢江良：我要求自己的小说集用在街上奔走喊冤，而不是狗小的自行车，这不光光是换一个标题那样简单的事情，我要求用在街上奔走喊冤做标题，其目的是告诉读者这篇小说是我这个阶段的代表作，从某种程度上而言也就是告诉读者我的创作理念和坚守的方向。朱航军：强烈的现实感与批判性，人文精神烛照下的社会责任感和忧患意识，是你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你觉得你小说的总体特点是什么，大多又靠什么取胜？卢江良：我小说的总体特点是：批判、荒诞。我的小说靠其内在的力量取胜。朱航军：浙江省作家协会也将你的长篇小说签约为“浙江现实主义文学精品工程”作品，而你的小说大多是尖锐表现出的现实种种，你认为什么是“现实主义小说”又如何把小说打造成“现实主义文学精品”？卢江良：这个问题很简单，关注现实的就是现实小说。至于如何把小说打造成精品，这里面有很多因素存在，一时难以说清，但要付出无穷的努力是肯定的。当然，我这里所说的“精品”不等同“浙江现实主义文学精品工程”中的那个“精品”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朱航军：文学，注定不是绝对的大众化的。在创作过程中多少会受到一些限制，限制总是有的，这是难免的，没有了限制其实也是一种限制。若一切失去了限制，一切都将失去意义。再者，局限本就是一种助力。比如风是阻力，但没有风，鸟儿就不能飞翔。具体到文学创作，限制不是因素，这只能说明我们的创作智慧还有待提高，文学能提升的空间还是相当大的。那么，你的创作有无局限性，有无“边缘写作”倾向，有时会不会有一时失语的恐慌感？ 卢江良：你要我回答的问题你已经回答了，每一个作者的创作都有局限性。以前我不认为有“边缘写作”的倾向，一直认为自己写的应该是“中心”但现在我承认有了，因为由于现实的限制太多，让“中心”产生了位移，竟然也变成了“边缘”朱航军：一般长篇小说作品在报纸上连载，没有众多的悬念是不能吸引到人的。小说的成败在于悬念的设置。好的小说设下悬念让人不看下去不行，看得入瘾。有的小说很畅销，有的小说很枯燥，区别就是悬念的设置。一个小故事里要有悬念，一个小故事还可以有多个悬念。请谈谈你对“悬念的设置”的看法，并结合你的某篇小说内容说明下你对悬念的把握。卢江良：我觉得小说的成败不能简单地归功（过）于悬念的设置，如果照你这种说法，以悬念见长的推理小说都是成功的小说了？当然悬念对于一篇小说而言是重要的，他往往是吸引读者往后读的磁石。我在在街上奔走喊冤中未说破的“冤屈”就是一个悬念，它吸引着读者往下读，但最终小说没有写那个“冤屈”是怎么样的“冤屈”让读者读完后仍沉浸在那个悬念中。朱航军：在读罢你的谁打瘸了村支书家的狗，再读在街上奔走喊冤后，我发现一种叫“异曲同工”的东西，两者不过是同一水平线上另立的高度，其妙不必言。就构思与结局上看，象是同是“冤”结哀怒的兄弟篇，后者似乎是前者的另一种解构。这似乎又在间接告诉我们：一个小说事件的发展过程，在同一作家之手中所导致的结果在合理性上可以有n种可能性。那么，你在布局谋篇，顺理成章的过程中，内心有过一次甚而多次的辩驳与斗争吗？卢江良：谁打瘸了村支书家的狗比在街上奔走喊冤后写，所以不存在一篇是另一篇解构的问题，而是两个完全独立的小说。至于作者写小说时在布局谋篇过程中，内心的辩驳与斗争肯定存在的，这也导致一篇小说完稿后其结局可能跟未动笔前的构思时完全不同。朱航军：文学不是为评论家而创作的。但任何一篇小说的发表，作者都是强烈希望被社会各届关注的。这个被关注的结果难免会生出褒贬不一的评论性文字或片言只语。你是如何看待别人对你文字的赞誉与批评的？你常常又是以什么样的立场去评价他人文字的？卢江良：我很关注社会各届对自己作品的评价，会吸取自己认为是中肯的建议，摒弃自己认为不正确的意见。我去评价他人文字的时候，往往会忘记自己作者的身份，站在一个普通读者的立场上去评判，因为我的职业是编辑，去评价一篇作品的时候，必须具有包容性，而不是单凭个人的喜好。朱航军：你的小说在叙述上大多都相当冷静，语言自然直白，无赘语，使得故事一目了然。在叙述中有时你也会以旁观者出来说话，像是戏剧中的说白。用平静的笔调展开一个个令人唏嘘的故事，到高潮处嘎然而止，不强加任何议论，给读者留下了一定的思考空间，给阅读带来久久不能平静感。叙述文字，枯燥最易，出彩最难，这大概是写作者公认的。一个写作者的功力如何，就看看他如何把握叙述，在某种程度上你做到了。“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意显”满纸涂鸦，一片漆黑，不如留下点空白，也就有了想象的空间。此譬同于画理。正因了你从容、轻松的叙述语调，你的小说里才多了耐人寻味、令人琢磨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小说与故事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小说比故事更有品味些。那么，请你谈谈小说与故事在叙述上的区别，它们有无调和性？卢江良：首先一部好的小说必须有一个好的故事，这里的“好”不是指好看，而是意义层面上的。小说与故事的区别在于小说必须蕴含作者心灵的印记，和能留给读者广阔的想象空间和思考的欲望，以及具有丰富的内涵。但故事未必要有这些，它只要把一件事情讲清楚就行。朱航军：你的短篇小说在街上奔走喊冤和狗小的自行车都被改编成电视电影了，这仅是你的幸运，以及采用者对你作品的认可吗？卢江良：我不认为这是我的幸运，如果光是幸运的话，就不可能有不同地方的导演看好我的作品了，这只能说明我的作品具备有足够吸引他们的潜质。采用者自然认可我的作品，要是不认可干嘛花钱花大力气来投拍我的作品？朱航军：写作越来越能影响一个人的生活，它能让人由理性变为感性，也能让人由感性变为理性，而写作的人大部分却是理性与感性相互的矛盾复合体。现实生活中，你是怎样的一个人，是现实主义者、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还是综合？卢江良：写作和生活中，我都是现实主义者，一贯以理性为重的。朱航军：毕淑敏多半以作家身份出现在公共场合，同时她还兼着医生、心理咨询师的身份。她在谈到自己的这种特殊身份时曾说过“对待同一个问题，不同专业的眼光会有不同的考量角度，文学、医学、心理学三者在我这里交汇成一个点，我以它作为进入文学世界的武器，实现我的文学理想。”文学与写作者的职业没有多大关系，但思想却可以使一个写作者具备多种身份。或许，毕淑敏那三种职业视角构筑起来的文学世界，正是我们所需要的。而作为一个专业文字工作者的你是这么看待这个问题的？ 卢江良：我认同毕淑敏的说法。如果一个写作者在现实生活中单以写作者的身份呈现的话，是可笑的。我的邻居都不知道我是搞写作的，只知道我是一个坐办公室的。朱航军：阅读作品本身是读者对作品的理解与再创作的过程，这因读者的阅历和经历不同，对作品的感悟也不同。有时你可能较好地理解了作者的创作思路，并更进一步使其升华；有时也可能误读了作者的作品。而不同的时间与情景内阅读，其感受也是有差别的。那么，当你写完一篇作品，确切地说，当你发表了一篇作品后，你是如何回头审视你自己作品的？并谈谈你的阅读与写作习惯。 卢江良：我自己的每一篇作品发表后，隔段时间就会回过头去读，这种时候我会发现其中的很多不足，但这些不足在当时的写作中肯定是无法避免的，而这样的发现对今后的创作很有帮助。我没有特别的阅读和写作习惯。朱航军：你的小说大多是批判性的，你也说过你不喜欢批判人，但喜欢批判这个社会。我们需要清醒的是：批判是一种教育，而歌颂也同样是一种教育。那么在你“审丑”的同时考虑过小说也需要“审美”式的歌颂吗？卢江良：我想过小说也需要“审美”式的歌颂，但我更喜欢“审丑”式的批判，所以我坚持“审丑”朱航军：你的小说可谓不是篇篇经典，却也是篇篇精彩。你觉得小说的可读性与耐读性有什么不同？卢江良：可读性是让读者能轻松地读完小说，并明白小说里面讲了什么，我不赞成在阅读上设置障碍；耐读性是让读者读了有想象和思考的空间和欲望。朱航军：就小说而言，多元性、丰富性、探索性也是其基本特征，厚重的生活体验，灵动飘逸的诗情，楚辞狂放的想象力，强烈的现代感和时代气息，随处可见。我们既可看到对历史深邃的理性阐释，对社会现实冷峻的思索和批判，也可看到都市文学对市民情感方式的关注，以及对大自然和人类关系的深刻观照，既有先锋性的形式探索，也有不懈的平民化的追求。那么，你的小说写作追求与目标是什么？卢江良：我的小说写作追求与目标是：写出来的小说让读者读了内心产生巨大的震撼。朱航军：很多人都会有怀才不遇之感，在那次浙江中华少年文学网招聘文学编辑需要本科生的应聘中，只有高中文化的你凭着写作特长硬是在同时参加应聘的百人中一马当先，就这件事情，你可以给我们谈谈面对就业难，是文凭重要还是能力重要呢？假如当初你没被选中的话，你的生活及写作状态又会怎样？卢江良：进单位前文凭比能力重要，进了单位后能力比文凭重要。当初如果没被中华少年文学网站聘用，我的生活及写作状态跟现在也不会有很大的改变，因为我的生活状态是由我自己去选择的，而生活状态决定于写作状态。 朱航军：你的诱惑之殇告诉我们一个人是如何被欲望裹挟着赶路，最终成为欲望的牺牲品。你是如何看待或处理生活与写作中的欲望的？ 卢江良：人必须有欲望，欲望有时是前进的推动力，问题是如何去把握一个度。欲望太强烈，推动力太大，往往会翻车；反之，则会滞疑不前，一事无成。朱航军：你的一个懒汉的成长历程中“弟弟”牢牢抓住修电脑偷懒。生活中你是一个懒散的人吗？我看你并不是一个高产的作家，你是怎么看“懒散”与“字疏”的？卢江良：我在生活中不是一个懒散的人。不高产并不意识着懒散，不高产有时是对自己作品严格的表现。高产而高质是很难做到的，既然这点很难做到，我们只能在高产低质与低产高质两者中选择，而我选择的正好是后者。朱航军：你的小说土匪的隐秘女人里竭力阐述的是另一种精神之爱。可有些人说，爱情，有时不过是一个简单与庸俗的举动，如同两个人的肉跟肉互相碰了一下。而你也说过在你的认识里文学是心灵与现实碰撞的产物。你对小说中的爱情与现实中的爱情各持什么态度？卢江良：“爱情，有时不过是一个简单与庸俗的举动，如同两个人的肉跟肉互相碰了一下。”这只是有些人的看法，我一直认为爱情是神圣的，我在小说中的爱情与现实中的爱情的看法是保持一致。因为无论在小说还是现实中，我对爱情从来都没有失望过。“两个人的肉跟肉互相碰了一下”那不是爱情，是肉欲。朱航军：作为七十年代写作的你，是如何看80后写作的？卢江良：80后很有才气，但还缺乏思想。朱航军：任何一个写作者在他写作历程中，多少都会受到“退稿待遇”你是如何看待这个现象的？就这点上有无让你难过或感动的一回？卢江良：退稿很正常，就像一个人有时难免跌倒，所以没必要将其看得很严重，跌倒了就爬起来再走嘛。跌倒了自然会难过一下的，但光难过不行，得思考自己为什么会跌倒？解决了这个问题，以后跌倒的次数就会少些。但有些“跌倒”不是作者的原因，而是杂志社或出版社的原因，作者自己应该分得清。朱航军：你的“凭着良知孤独写作”意味着什么？你认为什么是“温暖的文字”什么又是“不温暖的文字”？如何保持写作上的清醒与自觉？卢江良：“凭着良知孤独写作”指的是，写作的时候作者必须有自己的良知，不能违背良心写东西。“孤独”是写作的一种姿态，也是作者镇静自如的体现。朱航军：作为一个专业写作者，你是怎么看待“文如其人”和“文人相轻”的？卢江良：我还不算专业写作者。文章是作者心灵的产物，作文先作人，如果做人不行，那做出来的文肯定也会存在问题，除非作者在伪心灵写作。至于“文人相轻”这个问题，我觉得去“轻视”别人，一无助于提高自己，二还跟自己的快乐过不去，得不偿失，无疑是一种可笑之举。朱航军：目前你自认为写得比较满意的作品是哪几篇？代表作又是哪篇？卢江良：目前还没写出自己认为满意的，但能代表我现阶段风格的作品应该是在街上奔走喊冤。朱航军：最后，你想对我们的小说编辑、作者，以及广大读者说点什么吗？ 卢江良：谢谢他们一直来对我的关注和支持。卢江良文集：lujiangliang。hongxiu。cn/卢江良博客：blog。sina。cn/u/1443025760 访谈后记： 采访结束了，记得在我整理访谈录的过程中，卢江良对自己的回答是进行过两次校对的，他还说，我的回答不能改，不然就没意思了。我满意地笑了，我觉得卢江良是个有意思的人，这点意思在于他的谨慎与叫真。 古往今来，文章对社会的影响与作用，我们都是无法否定的。什么“文有益于天下”什么“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诸类言教，足以鉴之。文学是一种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作品是反映生活的，生活本身是复杂的，暗藏着矛盾与冲突，而真实的反映生活的作品，就不会是简单的概念的东西了。选择了文学也就选择了孤独和寂寞，说什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其实在当今物欲横流，以及各种文艺思潮风起云涌下，为文者身处俗世纷争，谁能真正做到情刀欲剑不能伤，名缰利索不能缚！？我们的文人也是人不是神，他们同样是一种夹缝中艰难的行走和生存者。真正的好作品不仅能接受现实眼光的评估，也能经受历史眼光的审视。就这点对作家卢江良及其作品把握而言，无疑不是一种严竣的考验与严格的检验。 契珂夫说过：“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使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负有义务的人，他受自己的责任感和良心的约束。”卢江良就是一位负有义务、责任感和良心的作家。在如今的一些小纯文学堆里不乏编出来的故事，可读性虽有，但有时候未免脱离了生活。而卢江良的小说选材贴近现实，其文字于精细处示恢宏，于芥子中藏大千，在谈笑风生中诠释社会。以小见大，使读者通过个别形象，窥见当代世相。也许，只有在小说这种无禁锢地的环境里，我们说话才能真正宽敞起来，所以写讽刺、批评类的文字，除了要求你思维敏捷、文采飞扬，更重要的是要求你说真话。并且，言人之不敢言，言人之不能言，也是文人良知的所在。用良知，反对一切霸道的、不讲理的、官僚主义的等等丑态百出的东西。我们的文学及事业才能不走或少走弯路。 文章若不从内容上去观察，不注意文章所演的任务，先注目于作为形式的条件之一的体裁，则完全是形式主义的偏见。而卢江良走的是现实主义，只不过是以小说形式，完成了关于生活的种种灼见。他在对现实无情透视与批评的背后，是将人之所以为“人”的价值和尊严摆在首位的。可以说，他的文字是平民的文学，他把文字的审判权交给了老百姓。也许在他的眼里，只有老百姓承认是好作品，就是好作品；如果老百姓不愿意看，说不好，就是不好，不用再争辩。他的作品注重语言的内涵，看起来朴素的毫无出彩之处的语言却蕴含了无穷的力量。也许，我们的小说大多都不愿在美丽的、不断闪烁着光亮的言辞下成为俘虏，还是都追究平淡背后的深刻、丑陋背后的真理吧。 说到“当代中国乡村的发现者”我脑海里就会浮现出另一个人来。他就是以平凡的世界获矛盾文学奖的路遥。路遥先生苦心创作六年，用百万字真实的反映了七十年代中国农村十年内的现实生活变化，大到那时期的历史事件，小到一个家庭，一个人的艰难生活，平凡的世界里包含了太多太多的人生哲学，给读者留下的不光是深思启迪，还有一种向上的力量。他的小说是一部伟大而平凡的苦难的结晶。而卢江良关于乡村的文字，是平静的水面河底的暗涌，是用清辙的溪水冲洗过淤泥的河沙，粒粒都会发出黄灿灿的光芒。且带着沙石的质地，只要让它们相互碰撞一下，似乎就能发出脆亮的响声，那声音里夹杂着微体的隐痛。 真正的作家在决定用一生去学习艺术时，总是离不开对生命本源的追问，以及由此波及的个体生命的阵痛。在作品中，我们看到一个自我觉醒的青年作家他不安的、焦灼的思索。这是怎样一种痛苦的觉醒啊！写作，之所以被说成是种子，许是一种破茧而出的痛感吧，它蕴藏着一种生命对永恒的期望，或更准确地说，蕴含着对黑暗与丑陋的反抗，并在不屈不挠下萌芽。我们存在于一个个“现在”但“现在”总是从历史中走出，向未来走去。每个个体的自我都由其记忆中的历史、现在式的判断、预测中的未来所构成。对过去、现在、未来三者的判断，以此为立场，向人们展示赞同与威胁、亲和与压抑的认同或对抗。对历史的反思，无不是对当下与未来道路的正当性与合理性的辩护。很多小说故事可以告诉我们：同样一件事，如果你说是小说家的虚构，问题就严重，假如说成历史事实，问题就轻微，但还是有问题，假如你说它是高深的隐喻，是玄虚的象征，是思辨的需要，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卢江良懂得情感的收敛，同传统的热情、温情拉开距离，擅长于创造一种特别的感觉世界，从而把一些丑陋的、腐败的等现象，批露并审判。面对如此感觉，你还不能无动于衷，甚而麻木。从另一个角度说，极端的“理性”实际上既不是欣赏也不是诅咒，而是以一个医学家“毫无情感”的眼光，对需要手术的病体进行“冷漠”地阅读并解剖。面对那种看似无情的冷漠，不但不怨恨，反而还会钟爱。这感觉不是一般的感觉，而是与灵魂的深度交流，会有极其轻微的刺激，这种感觉在最为深刻意义上，是心灵的深度的穴位。在尽可能达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又体现出逻辑思维与形象思维的结合下，当不鸣不平而鸣所以不平，不触腐败而触所以腐败，不针砭时弊而针砭造时弊者，不死盯丑陋的趣闻轶事，着眼于那些已重复经年的社会病态与人类的精神顽疾，做更深入的挖掘。不求体大思精，当如秋风扫叶，露出树干、树枝。 荡寇志里林冲凌迟高衙内的方法，是割一块就说明这一块所以被割去的理由，痛快淋漓。而面对卢江良的小说，我也只能在无法割爱中痛快地叫声：好！但我无法准确地究全好的理由所在，毕竟我的眼睛不是显微镜，仅用“尖锐”、“现实”等字眼作为钥匙去理解卢江良，显然是不够的。我也不能强拿一把尺子横在他的小说，与杂文式批判之间。创作可能是多种状态的汇合吧，它的可能在于你对它把握不大的时候恰巧把握了。只用眼睛看，真实和虚幻的，眼睛都能看见，只不过我们逃避分辨。如果作为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依然只顾自己个人的人生出路，这个社会就永远不会有普照的阳光。对任何一位能为社会做出点贡献的写作人来说，我们都不能只批判其写作在时代面前暴露的一丝缺点，更多的应是去继承他所留给我们的财产。 好的小说，不读则完全不知其意，读后则如啜苦茗，芬香在细咀之后。好的批判小说，应当无孔不入，无坚不摧，无远不往，无深不至，无污不涤最后，愿卢江良的短篇小说再精短些，再活泼些，再俏皮些，再锋利些，再隽永些
2006-1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