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历史的窠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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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有一段历史特别强调了阶级，形成了a阶级就必然凶残，b阶级就必然善良的定式，就像孩童思想中的坏人和好人的概念一样，让人觉得很滑稽。因为这种简化和扭曲了人性的滑稽带着一种强势的政治色彩，于是无形中就给了人们思想模式的一种强势误导。这样，在文学领域，人们无论是写作还是赏读，都必然会步入这种时代的窠臼。在人们的思想得到彻底解放的今天，仍有必要强调：我们必须从这个时代的窠臼中走出来。
下面，我想用我教学生涯中对戏剧作品雷雨的赏读经历来谈谈必须强调从这个时代窠臼走出来——从单纯的所谓阶级分析法里走出来的重要性。
曹禺先生的雷雨入选了中学语文教材时间很早，那个时代的教科书大都深深地刻下了时代烙印，那就是对戏剧的矛盾冲突用阶级的矛盾冲突一言以蔽之，对不同的人物都按他们的情形一一贴上阶级的标签。在教学中尽管觉得并没有真正挖掘出作品的真谛，有时候甚至觉得言不由衷，但面对时代强势的政治误导，不是觉得人微言轻，就是觉得大可不必去拿鸡蛋碰石头。在人们的思想得到了彻底解放的今天，曹禺先生的雷雨入选了中学语文实验教科书，为了吃透教材，我再次拜读了曹禺先生的剧本雷雨和他为雷雨所作的序。然后又对照该剧本修改前后的不同版本进行了研究，我愈加觉得那个时代的窠臼不仅严重地束缚了教学的正常思路，而且大大地降低了作品的艺术造诣。因为雷雨不是意在暴露大家庭的罪恶，也不是意在对所谓阶级的刻画与分析，它只是一出命运的悲剧，它淋漓尽致地向人们展示着人性的精髓。阶级和人性本是两个不可比较的概念，但，如果硬要把它们放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人性大于阶级，因为无论何种阶级的人都有其人性，虽有差异，却也不乏共性。
如曹禺先生自己所说：雷雨所显示的是天地间的“残忍”是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在这斗争的背后或许有一个主宰来使用它的管辖，这一主宰，希伯来的先知们赞它为“上帝”希腊的戏剧家们称它为“命运”既然它是一出命运悲剧，剧中人物就大多是惨酷命运的牺牲品了。因而对其中的戏剧冲突，冠之以阶级的矛盾冲突，无疑是以偏概全的；对其中形形色色的人物都给他们贴不同阶级的标签，显然是浅薄的。因为这样做，就忽略了作为描写对象的人——人作为一种极其复杂又无时不充满矛盾的生灵，必然有人性的弱点，有人性的阴暗面，而人性复杂的内涵是绝不能用人物所处的阶级来作机械的解释的，对于人物当然也不是贴几个阶级的标签就能涵盖得了的。
以周朴园与鲁侍萍相认的那一场戏来说，一般认为作为资本家的周朴园是自私、冷酷、伪善的。但我觉得周朴园首先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资本家，他有人性的弱点，他无可避免的有自私的一面，但说其对于鲁侍萍是伪善的，则不尽然。周朴园与鲁侍萍的恩怨发生在30年前，当时的知情者大都过世或者已经忘却，在这情况之下，周朴园若是对鲁侍萍正如那些分析所说是玩弄而不存有真感情，那么他何必保留30年前的旧家俱与侍萍的旧照片呢？而为什么他在30年前娶的那位阔小姐在周朴园的家中已毫无印迹了呢？而他在认出侍萍前后极大的反差，也不能简单认为缘于资本家的冷酷、虚伪。周朴园与鲁侍萍30年未曾相见，在他心中常常思念，不能忘怀的是当年年轻的侍萍，尤其是他与繁漪之间充满矛盾、不和时，他就更思念当年的侍萍。岁月车轮已轧过了30年，但30年前的侍萍的形象在周朴园心中已经定格，他并没有意识到侍萍也和他一样衰老了。所以当鲁侍萍说出自己就是当年的梅侍萍时，现实与想象中的巨大反差，剧烈撞击，使他惊愕，然而他处的社会地位、家庭又绝不允许他与侍萍相认重归于好，更何况眼前的侍萍也绝非是他心中的侍萍。对于周朴园接下来与侍萍的对话，周朴园确实表现得很自私，但这种自私不是资本家特有的，不只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性的特有表现，这是一种作为人的自私，任何人都难免的自私。周朴园不是圣人，他的自私也是正常的，所以把这种单纯归结为资本家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冲突是牵强的。
同样，再来看周朴园与鲁大海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但也绝非是全由两者的阶级对立造成的。当周朴园得知鲁大海是其儿子之后，在他看来鲁大海首先是他的儿子，其次再是矿上闹罢工的工人。所以两人的矛盾无可避免夹杂了父子矛盾，周朴园的想法里，鲁大海的行为不仅触犯其作为资本家的利益，更触犯了父亲的尊威。
同理，在周朴园与繁漪、周萍、周冲等人的矛盾中，周朴园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而不只是一个冷酷、自私、伪善、专制的资本家代表和封建家长。
总之，对于命运悲剧雷雨中的人物和戏剧冲突，我想不能只陷于阶级的观点去考虑，而应从人本性的角度去思考，这又正如曹禺先生自述他在创作这一剧本时并没有明确的阶级观念，并没有明显地意识是要讽刺或攻击些什么。
如果说，阶级分析法是我们用来解读文学作品的方法之一，那是不错的；但如果把它作为唯一或者主宰，那是贻害无穷的！
中国现代有一段历史特别强调了阶级，形成了a阶级就必然凶残，b阶级就必然善良的定式，就像孩童思想中的坏人和好人的概念一样，让人觉得很滑稽。因为这种简化和扭曲了人性的滑稽带着一种强势的政治色彩，于是无形中就给了人们思想模式的一种强势误导。这样，在文学领域，人们无论是写作还是赏读，都必然会步入这种时代的窠臼。在人们的思想得到彻底解放的今天，仍有必要强调：我们必须从这个时代的窠臼中走出来。
下面，我想用我教学生涯中对戏剧作品雷雨的赏读经历来谈谈必须强调从这个时代窠臼走出来——从单纯的所谓阶级分析法里走出来的重要性。
曹禺先生的雷雨入选了中学语文教材时间很早，那个时代的教科书大都深深地刻下了时代烙印，那就是对戏剧的矛盾冲突用阶级的矛盾冲突一言以蔽之，对不同的人物都按他们的情形一一贴上阶级的标签。在教学中尽管觉得并没有真正挖掘出作品的真谛，有时候甚至觉得言不由衷，但面对时代强势的政治误导，不是觉得人微言轻，就是觉得大可不必去拿鸡蛋碰石头。在人们的思想得到了彻底解放的今天，曹禺先生的雷雨入选了中学语文实验教科书，为了吃透教材，我再次拜读了曹禺先生的剧本雷雨和他为雷雨所作的序。然后又对照该剧本修改前后的不同版本进行了研究，我愈加觉得那个时代的窠臼不仅严重地束缚了教学的正常思路，而且大大地降低了作品的艺术造诣。因为雷雨不是意在暴露大家庭的罪恶，也不是意在对所谓阶级的刻画与分析，它只是一出命运的悲剧，它淋漓尽致地向人们展示着人性的精髓。阶级和人性本是两个不可比较的概念，但，如果硬要把它们放在一起的话，我觉得，人性大于阶级，因为无论何种阶级的人都有其人性，虽有差异，却也不乏共性。
如曹禺先生自己所说：雷雨所显示的是天地间的“残忍”是宇宙里斗争的残忍和冷酷。在这斗争的背后或许有一个主宰来使用它的管辖，这一主宰，希伯来的先知们赞它为“上帝”希腊的戏剧家们称它为“命运”既然它是一出命运悲剧，剧中人物就大多是惨酷命运的牺牲品了。因而对其中的戏剧冲突，冠之以阶级的矛盾冲突，无疑是以偏概全的；对其中形形色色的人物都给他们贴不同阶级的标签，显然是浅薄的。因为这样做，就忽略了作为描写对象的人——人作为一种极其复杂又无时不充满矛盾的生灵，必然有人性的弱点，有人性的阴暗面，而人性复杂的内涵是绝不能用人物所处的阶级来作机械的解释的，对于人物当然也不是贴几个阶级的标签就能涵盖得了的。
以周朴园与鲁侍萍相认的那一场戏来说，一般认为作为资本家的周朴园是自私、冷酷、伪善的。但我觉得周朴园首先是一个人而不是一个资本家，他有人性的弱点，他无可避免的有自私的一面，但说其对于鲁侍萍是伪善的，则不尽然。周朴园与鲁侍萍的恩怨发生在30年前，当时的知情者大都过世或者已经忘却，在这情况之下，周朴园若是对鲁侍萍正如那些分析所说是玩弄而不存有真感情，那么他何必保留30年前的旧家俱与侍萍的旧照片呢？而为什么他在30年前娶的那位阔小姐在周朴园的家中已毫无印迹了呢？而他在认出侍萍前后极大的反差，也不能简单认为缘于资本家的冷酷、虚伪。周朴园与鲁侍萍30年未曾相见，在他心中常常思念，不能忘怀的是当年年轻的侍萍，尤其是他与繁漪之间充满矛盾、不和时，他就更思念当年的侍萍。岁月车轮已轧过了30年，但30年前的侍萍的形象在周朴园心中已经定格，他并没有意识到侍萍也和他一样衰老了。所以当鲁侍萍说出自己就是当年的梅侍萍时，现实与想象中的巨大反差，剧烈撞击，使他惊愕，然而他处的社会地位、家庭又绝不允许他与侍萍相认重归于好，更何况眼前的侍萍也绝非是他心中的侍萍。对于周朴园接下来与侍萍的对话，周朴园确实表现得很自私，但这种自私不是资本家特有的，不只是资产阶级的阶级性的特有表现，这是一种作为人的自私，任何人都难免的自私。周朴园不是圣人，他的自私也是正常的，所以把这种单纯归结为资本家与劳动人民之间的冲突是牵强的。
同样，再来看周朴园与鲁大海之间的矛盾，是阶级矛盾，但也绝非是全由两者的阶级对立造成的。当周朴园得知鲁大海是其儿子之后，在他看来鲁大海首先是他的儿子，其次再是矿上闹罢工的工人。所以两人的矛盾无可避免夹杂了父子矛盾，周朴园的想法里，鲁大海的行为不仅触犯其作为资本家的利益，更触犯了父亲的尊威。
同理，在周朴园与繁漪、周萍、周冲等人的矛盾中，周朴园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而不只是一个冷酷、自私、伪善、专制的资本家代表和封建家长。
总之，对于命运悲剧雷雨中的人物和戏剧冲突，我想不能只陷于阶级的观点去考虑，而应从人本性的角度去思考，这又正如曹禺先生自述他在创作这一剧本时并没有明确的阶级观念，并没有明显地意识是要讽刺或攻击些什么。
如果说，阶级分析法是我们用来解读文学作品的方法之一，那是不错的；但如果把它作为唯一或者主宰，那是贻害无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