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丑陋的本人——病态与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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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岛由纪夫是二十世纪日本第一流的作家。他有一篇小说牡丹，在岛内好评如潮。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孤僻的老翁，青年时代曾参加侵华战争。他除了培植数百株牡丹花以外，别无所好。究其原因，每一株牡丹都象征着一名当年被他所杀害的年轻美丽的中国姑娘。就是这样一个变态的魔王，在三岛笔下却成为安享审美愉悦的艺术大师。纵观人类数千个族群，唯有丑陋的日本人才能宁静超然地欣赏这片丑陋的牡丹花。
——余杰丑陋的牡丹花，丑陋的日本人（中国当代作家）
日本于1867年推行的“明治维新”运动，其在日本历史上的价值，仿佛中国的“商鞅变法”让日本彻底脱离了野蛮、落后的状态。明治维新引进了西方国家的尖端科技，引进了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使日本的硬件有了高度改良，促使日本物质经济的发展一跃千里，势不可挡。可日本在软件上的改良，在思想上的提升，却没能跟上硬件的步伐。这种软件和硬件的先天失调，就导致了日本以后发展的病态和畸形。
明治维新，至上而下，对日本国民进行了一个彻底的洗脑，全面灌输“军国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导致，在明治维新后仅仅七年，日本的病态就开始有了显性发作。1875年，日本派兵入侵朝鲜，进而制造“江华岛事件”次年威逼朝鲜与之签署江华岛条约，开始了朝鲜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从那时起，直到1945年，日本的病态大脑被美国原子弹猛敲两下为止，这七十年间，日本从来就没停止过对邻居乃至世界各国的侵略和骚扰。
在“军国主义”思想的腐蚀下，日本的男人和女人都呈现出令人发冷的病态。为了实现“大东亚共荣圈”这种自欺欺人的幻梦，日本男人可以义无反顾到战场上充当炮灰；为了捍卫日本天皇的荣誉，日本男人可以毫不犹豫切腹自杀。日本女人的病态和疯狂也绝不逊色于日本男人。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有些日本妇女为了向帝国效劳，甘愿做慰安妇。例如，在1942年春天，中国远征军攻打被日本占领的缅甸公路上的一座大桥，守卫的日本兵让80名慰安妇撤离，她们说，我们是日本人，我们为了效忠国家，慰劳士兵才到前线来，我们要和士兵同生共死，绝不临阵脱逃。结果，这些慰安妇全部战死。还有一个更病态的事例，1931年，日本一个中尉井上清一在日本大阪新婚燕尔后，眷恋老婆，不想回前线了，猜他妻子井上千代子怎么做的？这个女人看在眼里，就在井上清一出发的前夜，躺在丈夫旁边，用小刀悄悄切开自己的喉咙，由于刀法不熟悉，这种残酷的举止持续了很长时间，她始终坚持一声不吭，直到黎明前才默默死去。她死前，在神龛前留下了一封题为“军人妻子之鉴”的万言遗书，说她为了大日本帝国圣战的胜利，为了激励丈夫英勇抗战，为了不拖累丈夫以绝其后顾之忧，只有一死以尽责。这个井上清一发现妻子仍旧有余温的尸体，看完遗书，没留一滴眼泪，默默收拾行李，将妻子的后事托付给家人，马不停蹄赶回中国。到中国战场上后，他成为最凶残的日本指挥官之一。1932年，200多名鬼子和宪兵队包围了辽宁抚顺的平顶山村，把全村3000多名男女老少逼到平顶山下的一片草地上，用六顶机枪疯狂扫射，村民无一生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罪魁祸首就是这个井上清一日本的男人和女人被腐蚀成这样，国家又怎能有正常行为呢？
南京大屠杀中，日本人砍下的中国人头颅
“军国主义”的思想在日本国内遍地开花，就连文学作品也成了国家洗脑人民的工具。中国当代作家余杰在其书铁与犁——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中说：“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写过一篇名叫牡丹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性格孤僻的老翁，青年时代曾参加过侵华战争。这个老人除了精心栽培几百棵牡丹花之外，似乎再没有别的爱好。后来，人们才知道，老人对牡丹花的喜爱与他早年的战争经历有关，在老人的眼睛里，每一棵牡丹花都象征着一名当年被他所杀害的美丽的中国姑娘。一大片牡丹花丛，就是他屠杀的一群中国少女。这个老兵丝毫不为当年的杀戮感到悔恨，相反却把昔日的暴行审美化了。他觉得，那是他的骄傲，那是他的特权。”杀戮也成了美，这种病态的审美观，也只有在日本这个病态的国家才能滋生。日本的病态之美还体现在其整体国民所酷爱的运动上——相扑运动。日本的相扑手犹如肥猪，根本就没被当成是“人”来培养，他们仅仅是国民们茶余饭后娱乐消遣的工具。肥笨的相扑手，将布条嵌入股沟，在台上推拉撕扯，竟让日本众多“相扑迷”如痴如醉，如同欣赏世界杯般欢呼、嗷叫，这多少折射出日本病态、扭曲的心灵。
日本人这种病态、扭曲的心灵还体现在日本的“耻感文化”上。研究日本的美国专家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中分析说，日本人不是罪感文化，而是耻感文化下的奴隶。所谓罪感文化就是，心里有内疚感，并且愿意承认错误。德国就是罪感文化的代表，德国总理可以在被杀害的犹太人墓碑前下跪，因为他感到德国有罪。而耻感文化是，只要把做的坏事隐瞒起来，就相当于没发生。像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篡改历史教科书，把侵略和杀戮说成进入，共荣，亲善。日本这种喜欢蒙着头说瞎话，做了坏事，也挨了揍，但撂爪就忘的愚顽之性，简直无耻至极。“耻感文化”的代表就是日本的右翼集团，他们玩命呼吁呐喊着否认侵华历史。在日本国内，登记在册的右翼集团就有1000多个，共十万人之多，他们分布在政界，商界，外交界，学术界，教育界等重要领域，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日本的思潮。
日本“耻感文化”的症状，早在二战时就强烈凸显出来了。二战中，日本人认为当了俘虏很耻辱，所以很少投降，甚至逃跑时还要冠冕堂皇，害怕场面被别人拍成录像宣传丑化。日本人认为，自己投降固然可耻，敌人投降也可耻，因此他们对俘虏毫不客气。美国海军陆战队袭击太平洋马京岛时，被俘虏的美国兵全被日本人砍了头。在米尔恩湾，日本兵用刺刀捅死澳大利亚俘虏，割下yīn茎，包皮缝在嘴唇上，在他们头上挂着牌子，上写：死也不让死得痛快。这种残忍的兽行简直超出了人类的想象。但是日本的国民可不知道，他们始终认为，大日本黄军是正义之师，为了拯救亚洲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方才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听说一个有良知的日本教师，把当年日本军队的兽行讲给学生听，学生回家向父母说，父母认为课堂上讲的东西太过残忍，竟不允许老师再讲。这不是对他们残忍，这是对别国人残忍，他们就受不了，且不愿面对，典型“耻感文化”的心态。
“耻感文化”的症状说明了，日本人不是不知羞耻，而是怕别人看到他们的无耻。日本人爱好清洁，却不愿面对本国历史中的污秽；日本人重视名誉，却用遮掩事实的方法来维护自尊。日本人急需用“耻感文化”来制造一块遮羞布，在遮羞布下毫无廉耻，做尽坏事！有人说，剥开俄国人的皮是鞑靼人，剥开中国人的皮是家畜，剥开日本人的皮则是海盗。日本人靠海上战争和抢劫发家，以前有海上倭寇，骚扰沿海国家；近代有铁甲舰队，发动甲午战争，侵略中国；二战时有成群的航空母舰，向世界进军；现在又有海上自卫队，直接霸占中国钓鱼岛不放，像条疯狗，连叫都不叫一声，上来就咬人。说句戏话，没有遮羞布，日本人还有人样吗？所以遮羞布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
日本人不但病态，而且极度自私，他们总想一股脑占光别人的便宜。自私倒也罢了，但日本人的表现行为却笨得出奇，全国上下一条心，都在勤勤恳恳做笨事，结果没捞到多少便宜，却找来不少揍。
吃原子弹以前，日本人耀武扬威，不识大体，笨事主题是“军事侵略”四面树敌，八方纵火，最后玩火自焚。二战晚期，日本溃败，针对美国即将在日本本土登陆的情况，日本的口号是“一亿玉碎”宁愿日本人绝种，也不愿承认罪过，投降忏悔。美国迫于无奈，只得扔了两个原子弹，这才让日本军国主义彻底绝望，不再负隅顽抗。用几十万人的生命，提醒日本人不能再疯狂，挽救了一亿人，这种残酷其实是一种仁慈。现在，日本国民一提起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就义愤填膺，好像原子弹是无缘无故凭空而降，他们从来就不知思考和反省，这可是他们南京大屠杀之后所受的报应，日本人就是这么笨，不可救药。
吃原子弹以后，日本灰头土脸爬起来，笨事主题变为“经济侵略”依旧不识大体，不顾国际贸易的平衡，爱占别国便宜，惹人积恨。在日本，一流的产品卖给国内，是三流产品的价格，二流的产品卖给欧美，是二流产品的价格，三流的次品卖给中国，却是一流产品的价格。在中国，日本所产的本田汽车竟从中间断裂，真是不可思议。再例如，中国人拼命在本土勘探资源，日本却笃定依靠进口，绝不开发本土资源，甚至买中国的煤去填海造地，为可持续性发展积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但是，日本人对于海洋中流动的鱼类，包括保护类鲸鱼，却毫不留情捕杀，捕鱼量世界第一，捕鲸量世界第一！绿色和平保护组织的强烈抗议丝毫不能约束日本。为什么？鱼是流动资源，我不捞，别人捞完了怎么办？这种心态，十足证明了日本是个很自私的民族。
从个体的角度来评判，日本人的素质很高。在日本，早已达到了100 ％的小学教育以及100 ％的初中教育，大学入学率也已高达40 ％，远远超越中国。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精髓，学得精熟，对仁、义、礼、智、信等做人原则，落实得不折不扣。可这些高贵的品质却只局限在自个国家内，在面对他国时，日本就会露出狰狞的嘴脸，丑态迭出，呈现出怪诞的病状。
目前，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的主旋律，在此大背景下，虽然日本的病态已没有显性发作的机会，但却时时阴性发作。日本政要，包括首相，屡次参拜靖国神社，淡化和美化侵略史，霸占钓鱼岛，暗中支持台独，拒不承认中国二战受害劳工和齐齐哈尔毒气受害者，侮辱并称要遣送在东京的中国人，日本右翼分子开车撞击我国驻日本大阪总领事馆，并公然说：中国和朝鲜遭受日本侵略是由于自己不争气，活该，日本并无道德上的责任。日本军舰驱赶中国保钓船只并非法拘留保钓人士，日本企业向三峡工程提供劣质钢材，日本东芝公司向大陆消费者出售劣质笔记本电脑“立邦漆”正在毒害亿万中国人民，日航风波、丰田广告事件以及三菱汽车事件，举不胜举。
可见，在和平年代里，日本病态而自私的本性变换了展现的外在形式，但换汤不换药，本质上并没有丝毫改变。日本这种寡廉鲜耻的诸多行为，又怎能得到别人的原谅？有人提倡“中日友谊”这种说法多少有点一厢情愿。厚黑学创始人李宗吾曾分析说，百年来，日本对中国有两种外交方式“妓女式”和“强盗式”：时而甜言蜜语，曲结欢心，等于娼妓媚客，结的盟约，毫不生效，等于妓女之海誓山盟，是谓娼妓式外交；时而横行无忌，明火抢劫，是谓强盗式外交。狼之毒，狐之媚，二者具备。试问，妓女和嫖客之间还有什么友谊可谈？只有利害关系，只要占便宜和吃亏的关系。除非日本忏悔昔日的罪行，消除变态的心理，否则一切“中日友谊”的提法都是梦幻泡影，白日做梦，可日本当前的表现却不容世界人民乐观。所以，对中日友好抱有幻想的人，请不要忘记美国预言家乔治。弗里德曼的忠告：“日本从来就不是让人信服的和平主义国家。作为一个国家，它从来言行不一。”更要谨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一位副国务卿乔治。鲍尔所说的话：“谁也不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会发疯。”
回到当下，面对今天的世界格局，对于中国的有志青年来说，爱国要用行动展现，要努力为提升国家的整体实力做贡献，要努力为提升整体国民素质做贡献，让中国这头昔日沉睡，现在醒来，却没有站起的东方雄狮真正雄起。在遍地豺狼的世界草原上，中国这头雄狮更要铭记历史，为曾经的屈辱怒吼，方能重塑昔日天朝大国的威严。当中华遍地“狮子吼”又何惧日本等国的“狼子野心”？这也是我曾经写小说大地狮吼的用心所在。
三岛由纪夫是二十世纪日本第一流的作家。他有一篇小说牡丹，在岛内好评如潮。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孤僻的老翁，青年时代曾参加侵华战争。他除了培植数百株牡丹花以外，别无所好。究其原因，每一株牡丹都象征着一名当年被他所杀害的年轻美丽的中国姑娘。就是这样一个变态的魔王，在三岛笔下却成为安享审美愉悦的艺术大师。纵观人类数千个族群，唯有丑陋的日本人才能宁静超然地欣赏这片丑陋的牡丹花。
——余杰丑陋的牡丹花，丑陋的日本人（中国当代作家）
日本于1867年推行的“明治维新”运动，其在日本历史上的价值，仿佛中国的“商鞅变法”让日本彻底脱离了野蛮、落后的状态。明治维新引进了西方国家的尖端科技，引进了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使日本的硬件有了高度改良，促使日本物质经济的发展一跃千里，势不可挡。可日本在软件上的改良，在思想上的提升，却没能跟上硬件的步伐。这种软件和硬件的先天失调，就导致了日本以后发展的病态和畸形。
明治维新，至上而下，对日本国民进行了一个彻底的洗脑，全面灌输“军国主义”的思想，这种思想导致，在明治维新后仅仅七年，日本的病态就开始有了显性发作。1875年，日本派兵入侵朝鲜，进而制造“江华岛事件”次年威逼朝鲜与之签署江华岛条约，开始了朝鲜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从那时起，直到1945年，日本的病态大脑被美国原子弹猛敲两下为止，这七十年间，日本从来就没停止过对邻居乃至世界各国的侵略和骚扰。
在“军国主义”思想的腐蚀下，日本的男人和女人都呈现出令人发冷的病态。为了实现“大东亚共荣圈”这种自欺欺人的幻梦，日本男人可以义无反顾到战场上充当炮灰；为了捍卫日本天皇的荣誉，日本男人可以毫不犹豫切腹自杀。日本女人的病态和疯狂也绝不逊色于日本男人。在二次世界大战时，有些日本妇女为了向帝国效劳，甘愿做慰安妇。例如，在1942年春天，中国远征军攻打被日本占领的缅甸公路上的一座大桥，守卫的日本兵让80名慰安妇撤离，她们说，我们是日本人，我们为了效忠国家，慰劳士兵才到前线来，我们要和士兵同生共死，绝不临阵脱逃。结果，这些慰安妇全部战死。还有一个更病态的事例，1931年，日本一个中尉井上清一在日本大阪新婚燕尔后，眷恋老婆，不想回前线了，猜他妻子井上千代子怎么做的？这个女人看在眼里，就在井上清一出发的前夜，躺在丈夫旁边，用小刀悄悄切开自己的喉咙，由于刀法不熟悉，这种残酷的举止持续了很长时间，她始终坚持一声不吭，直到黎明前才默默死去。她死前，在神龛前留下了一封题为“军人妻子之鉴”的万言遗书，说她为了大日本帝国圣战的胜利，为了激励丈夫英勇抗战，为了不拖累丈夫以绝其后顾之忧，只有一死以尽责。这个井上清一发现妻子仍旧有余温的尸体，看完遗书，没留一滴眼泪，默默收拾行李，将妻子的后事托付给家人，马不停蹄赶回中国。到中国战场上后，他成为最凶残的日本指挥官之一。1932年，200多名鬼子和宪兵队包围了辽宁抚顺的平顶山村，把全村3000多名男女老少逼到平顶山下的一片草地上，用六顶机枪疯狂扫射，村民无一生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罪魁祸首就是这个井上清一日本的男人和女人被腐蚀成这样，国家又怎能有正常行为呢？
南京大屠杀中，日本人砍下的中国人头颅
“军国主义”的思想在日本国内遍地开花，就连文学作品也成了国家洗脑人民的工具。中国当代作家余杰在其书铁与犁——百年中日关系沉思录中说：“日本作家三岛由纪夫写过一篇名叫牡丹的小说。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性格孤僻的老翁，青年时代曾参加过侵华战争。这个老人除了精心栽培几百棵牡丹花之外，似乎再没有别的爱好。后来，人们才知道，老人对牡丹花的喜爱与他早年的战争经历有关，在老人的眼睛里，每一棵牡丹花都象征着一名当年被他所杀害的美丽的中国姑娘。一大片牡丹花丛，就是他屠杀的一群中国少女。这个老兵丝毫不为当年的杀戮感到悔恨，相反却把昔日的暴行审美化了。他觉得，那是他的骄傲，那是他的特权。”杀戮也成了美，这种病态的审美观，也只有在日本这个病态的国家才能滋生。日本的病态之美还体现在其整体国民所酷爱的运动上——相扑运动。日本的相扑手犹如肥猪，根本就没被当成是“人”来培养，他们仅仅是国民们茶余饭后娱乐消遣的工具。肥笨的相扑手，将布条嵌入股沟，在台上推拉撕扯，竟让日本众多“相扑迷”如痴如醉，如同欣赏世界杯般欢呼、嗷叫，这多少折射出日本病态、扭曲的心灵。
日本人这种病态、扭曲的心灵还体现在日本的“耻感文化”上。研究日本的美国专家本尼迪克特在菊花与刀中分析说，日本人不是罪感文化，而是耻感文化下的奴隶。所谓罪感文化就是，心里有内疚感，并且愿意承认错误。德国就是罪感文化的代表，德国总理可以在被杀害的犹太人墓碑前下跪，因为他感到德国有罪。而耻感文化是，只要把做的坏事隐瞒起来，就相当于没发生。像日本否认南京大屠杀，篡改历史教科书，把侵略和杀戮说成进入，共荣，亲善。日本这种喜欢蒙着头说瞎话，做了坏事，也挨了揍，但撂爪就忘的愚顽之性，简直无耻至极。“耻感文化”的代表就是日本的右翼集团，他们玩命呼吁呐喊着否认侵华历史。在日本国内，登记在册的右翼集团就有1000多个，共十万人之多，他们分布在政界，商界，外交界，学术界，教育界等重要领域，在相当程度上左右着日本的思潮。
日本“耻感文化”的症状，早在二战时就强烈凸显出来了。二战中，日本人认为当了俘虏很耻辱，所以很少投降，甚至逃跑时还要冠冕堂皇，害怕场面被别人拍成录像宣传丑化。日本人认为，自己投降固然可耻，敌人投降也可耻，因此他们对俘虏毫不客气。美国海军陆战队袭击太平洋马京岛时，被俘虏的美国兵全被日本人砍了头。在米尔恩湾，日本兵用刺刀捅死澳大利亚俘虏，割下yīn茎，包皮缝在嘴唇上，在他们头上挂着牌子，上写：死也不让死得痛快。这种残忍的兽行简直超出了人类的想象。但是日本的国民可不知道，他们始终认为，大日本黄军是正义之师，为了拯救亚洲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方才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听说一个有良知的日本教师，把当年日本军队的兽行讲给学生听，学生回家向父母说，父母认为课堂上讲的东西太过残忍，竟不允许老师再讲。这不是对他们残忍，这是对别国人残忍，他们就受不了，且不愿面对，典型“耻感文化”的心态。
“耻感文化”的症状说明了，日本人不是不知羞耻，而是怕别人看到他们的无耻。日本人爱好清洁，却不愿面对本国历史中的污秽；日本人重视名誉，却用遮掩事实的方法来维护自尊。日本人急需用“耻感文化”来制造一块遮羞布，在遮羞布下毫无廉耻，做尽坏事！有人说，剥开俄国人的皮是鞑靼人，剥开中国人的皮是家畜，剥开日本人的皮则是海盗。日本人靠海上战争和抢劫发家，以前有海上倭寇，骚扰沿海国家；近代有铁甲舰队，发动甲午战争，侵略中国；二战时有成群的航空母舰，向世界进军；现在又有海上自卫队，直接霸占中国钓鱼岛不放，像条疯狗，连叫都不叫一声，上来就咬人。说句戏话，没有遮羞布，日本人还有人样吗？所以遮羞布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
日本人不但病态，而且极度自私，他们总想一股脑占光别人的便宜。自私倒也罢了，但日本人的表现行为却笨得出奇，全国上下一条心，都在勤勤恳恳做笨事，结果没捞到多少便宜，却找来不少揍。
吃原子弹以前，日本人耀武扬威，不识大体，笨事主题是“军事侵略”四面树敌，八方纵火，最后玩火自焚。二战晚期，日本溃败，针对美国即将在日本本土登陆的情况，日本的口号是“一亿玉碎”宁愿日本人绝种，也不愿承认罪过，投降忏悔。美国迫于无奈，只得扔了两个原子弹，这才让日本军国主义彻底绝望，不再负隅顽抗。用几十万人的生命，提醒日本人不能再疯狂，挽救了一亿人，这种残酷其实是一种仁慈。现在，日本国民一提起广岛，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就义愤填膺，好像原子弹是无缘无故凭空而降，他们从来就不知思考和反省，这可是他们南京大屠杀之后所受的报应，日本人就是这么笨，不可救药。
吃原子弹以后，日本灰头土脸爬起来，笨事主题变为“经济侵略”依旧不识大体，不顾国际贸易的平衡，爱占别国便宜，惹人积恨。在日本，一流的产品卖给国内，是三流产品的价格，二流的产品卖给欧美，是二流产品的价格，三流的次品卖给中国，却是一流产品的价格。在中国，日本所产的本田汽车竟从中间断裂，真是不可思议。再例如，中国人拼命在本土勘探资源，日本却笃定依靠进口，绝不开发本土资源，甚至买中国的煤去填海造地，为可持续性发展积累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但是，日本人对于海洋中流动的鱼类，包括保护类鲸鱼，却毫不留情捕杀，捕鱼量世界第一，捕鲸量世界第一！绿色和平保护组织的强烈抗议丝毫不能约束日本。为什么？鱼是流动资源，我不捞，别人捞完了怎么办？这种心态，十足证明了日本是个很自私的民族。
从个体的角度来评判，日本人的素质很高。在日本，早已达到了100 ％的小学教育以及100 ％的初中教育，大学入学率也已高达40 ％，远远超越中国。日本人对中国文化的精髓，学得精熟，对仁、义、礼、智、信等做人原则，落实得不折不扣。可这些高贵的品质却只局限在自个国家内，在面对他国时，日本就会露出狰狞的嘴脸，丑态迭出，呈现出怪诞的病状。
目前，和平与发展已成为世界的主旋律，在此大背景下，虽然日本的病态已没有显性发作的机会，但却时时阴性发作。日本政要，包括首相，屡次参拜靖国神社，淡化和美化侵略史，霸占钓鱼岛，暗中支持台独，拒不承认中国二战受害劳工和齐齐哈尔毒气受害者，侮辱并称要遣送在东京的中国人，日本右翼分子开车撞击我国驻日本大阪总领事馆，并公然说：中国和朝鲜遭受日本侵略是由于自己不争气，活该，日本并无道德上的责任。日本军舰驱赶中国保钓船只并非法拘留保钓人士，日本企业向三峡工程提供劣质钢材，日本东芝公司向大陆消费者出售劣质笔记本电脑“立邦漆”正在毒害亿万中国人民，日航风波、丰田广告事件以及三菱汽车事件，举不胜举。
可见，在和平年代里，日本病态而自私的本性变换了展现的外在形式，但换汤不换药，本质上并没有丝毫改变。日本这种寡廉鲜耻的诸多行为，又怎能得到别人的原谅？有人提倡“中日友谊”这种说法多少有点一厢情愿。厚黑学创始人李宗吾曾分析说，百年来，日本对中国有两种外交方式“妓女式”和“强盗式”：时而甜言蜜语，曲结欢心，等于娼妓媚客，结的盟约，毫不生效，等于妓女之海誓山盟，是谓娼妓式外交；时而横行无忌，明火抢劫，是谓强盗式外交。狼之毒，狐之媚，二者具备。试问，妓女和嫖客之间还有什么友谊可谈？只有利害关系，只要占便宜和吃亏的关系。除非日本忏悔昔日的罪行，消除变态的心理，否则一切“中日友谊”的提法都是梦幻泡影，白日做梦，可日本当前的表现却不容世界人民乐观。所以，对中日友好抱有幻想的人，请不要忘记美国预言家乔治。弗里德曼的忠告：“日本从来就不是让人信服的和平主义国家。作为一个国家，它从来言行不一。”更要谨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的一位副国务卿乔治。鲍尔所说的话：“谁也不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会发疯。”
回到当下，面对今天的世界格局，对于中国的有志青年来说，爱国要用行动展现，要努力为提升国家的整体实力做贡献，要努力为提升整体国民素质做贡献，让中国这头昔日沉睡，现在醒来，却没有站起的东方雄狮真正雄起。在遍地豺狼的世界草原上，中国这头雄狮更要铭记历史，为曾经的屈辱怒吼，方能重塑昔日天朝大国的威严。当中华遍地“狮子吼”又何惧日本等国的“狼子野心”？这也是我曾经写小说大地狮吼的用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