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中国不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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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品性中不“中庸”的一面，使中国人要么成为病态的道德卫士，如提倡“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宋明理学家，提倡“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之臣；要么成为杀人如麻、视人草芥的魔王，如屠尽蜀人的张献忠，杀光洋人的义和团所以中国人叫了五千年的“中庸”口号，却始终不走中间正道，要么左倾，要么右斜！
——笔者语录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倡“中道”之说，他认为德行是牵涉到选择时的一种性格状况，一种适中和恰到好处。每种德行都是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道，例如，勇敢是懦怯与鲁莽之间的中道；磊落是放浪与猥琐之间的中道；不亢不卑是虚荣与卑贱之间的中道；机智是滑稽与粗鄙之间的中道；谦逊是羞涩与无耻之间的中道。人性中固有一些偏激的因子，如果调整不好，就有可能使人产生极端的行为。所以亚里士多德想通过提倡“中道”之说，约束国民不要在行为上走向极端，走向邪恶。
相较于亚里士多德，中国人对“中道”之说，阐释的更加透彻，精细。数千年来，中国的老祖宗一直提倡“中庸之道”据说，中国之所以称为“中”国，蕴含提倡“中庸之道”之国的含义。以此看来，在思想伦理上，中国人对“中庸之道”相当重视。重视归重视，可中国人对“中庸之道”的实践却相当之差。宋明理学家程颐解释“中庸”二字：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可翻遍中国的历史，却很难发现中国人走中间“正道”的记录，不左即右，喜走极端。
一、死亡与爆发
中国的国民自古以来就喜欢在两极间摆动，要么极端没种，像个逆来顺受的软蛋；要么极端有种，像个挺身而斗的屠夫。正如文学家林语堂所说：中国老百姓忍受压迫的能力可谓独步天下。他们在忍受限度之内出奇地忍辱负重，从不向迫害他们的暴虐政府争取权益或讨还公道，使统治者感受不到变革的必要。可当生命受到威胁时，他们就会挺而走险，拿起武器，用暴力手段推翻政府，其暴力手段有时甚至比统治者还残忍百倍。
试看，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不断，哪一次农民起义不是因民不聊生而起？哪一次农民起义，起义军对统治者不是“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不单消灭统治者的肉体，有时甚至会摧毁人类文明的传承载体，焚烧前朝的辉煌建筑和文化史册。在这种极端两极的交替中，中华文明总是在废墟上重组，然后在下一次战乱中变成新的废墟，恶性循环下去，在新的废墟上，胜利者又会组建新的文明，而这种所谓新的文明，只是被催毁文明的简单重复，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总之，中华文明总是在“皇朝建立——走向腐败——饥民造反——兵荒马乱——改朝换代”的循环中内耗。所以，五千年发展的中国，竟比不上两百年发展的美国，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理念杀人
中国人在伦理价值观念上，更喜欢走极端。中国先人提出了“仁、义、礼、智、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等伦理信条，树立起一个走向圣人的最高标准，让天下黎民百姓净化自我，提升人格，这本是件大好事，可中国人却喜欢把最高道德标准降落为最低道德底线。尤其到了宋明时期，理学家们提出了秋风瑟瑟的伦理观念，让人冷意浓浓，例如“妇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等价值观念。这些极端的道德条框束缚着后代人们的思想，扼杀了许多年轻的花季生命。20世纪20年代初的新青年杂志中有一篇题目为一个贞烈的女孩子的文章。文章描写一个14岁的望门寡，被她父亲关在屋里强迫自杀，惨状触目惊心：
父亲让女儿饿死。饿到第四天，女孩哭着喊饿，她的父亲循循善诱地说："阿毛，你怎么这样的糊涂？我自从得了吴家那孩子的死信，就拿定主意叫你殉节。又叫你娘苦口劝你走这条路，成你一生名节，做个百世流芳的贞烈女子。又帮你打算叫你绝粒。我为什么这样办呢？因为上吊服毒跳井那些办法，都非自己动手不可，你是个14岁的孩子，如何能够办到的？我因为这件事情，很费了踌躇，后来还是你大舅来，替我想出这个法子，叫你坐在屋子里从从容容地绝粒而死。这样殉节，要算天底下第一种有体面的事，祖宗的面子，都添许多的光彩，你老子娘沾你的光，更不用说了。你要明白，这样的做法，不是逼迫你，实在是成全你，你不懂得我成全你的意思，反要怨我，真真是不懂事极了！"
饿到第六天，她的母亲不忍心了，劝她父亲干脆送点毒药进去，早早"成全"算了。她父亲却说："你要晓得我们县里的乡风。凡是绝粒殉节的，都是要先报官。因为绝粒是一件顶难能而又顶可贵的事，到了临死的时候，县官还要亲自去上香敬酒，行三揖的礼节，表示他敬重烈女的意思，好教一般妇女都拿来做榜样。有这个成例在先，我们也不能不从俗。阿毛绝粒的第二天，我已托大勇爷禀报县官了。现在又叫她服毒，那服过毒的人，临死的时候，脸上要变青黑色，有的还要七窍流血。县官将来一定是要来上香的，他是常常验尸的人，如何能瞒过他的眼？这岂不是有心欺骗父母官吗？我如何担得起？"
阿毛在第七天饿死了。县官送来一块匾，上题四个大字－一"贞烈可风"。
这种极端怪事，只有在号称拥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华大地上，只有在不走“正道”的中国本土内，才可能酿成。
三、尊古与灭古
中国的圣贤之书论语。述而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在中国人眼中，没有外国人所说的佛陀、耶稣等神明，中国人不信仰这个，认为这是迷信。可中国人眼中并不是没有保护神，他们往往把自己的祖先视为保护神，并把祖先的箴言当成教条定理来遵守，任何人不得提出异议。如宋朝的史学家司马光就说过“先王之法，不可变也”并竭力抵制王安石的变法运动，置大宋国体的羸弱而不顾。近代文学家鲁迅更是激烈批评中国人的因循保守、不思权变的劣根性，他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可当中国人发现老祖宗的教条在关键时刻无法帮助他们度过难关时，中国人开始慌乱了，立刻来个180度的大转弯，把老祖宗的东西来个全盘否定，丢得一干二净，对老祖宗前后的态度，判若云泥。
试看，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倍受世界各帝国的侵略，国民一次次遭受残酷的杀戮。在内忧外患中，中国人感觉老祖宗的东西无法挽救国家于狂澜之中，于是便开始对传统文化怀疑，甚至鞭笞，从奉为硅藻，到视如糟粕。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打到孔家店，开始全盘否定文言文，抛弃传统文化。由此，蕴藏在文言文中的传统文化也就与世隔绝了。与此同时，西方的自由和民主思想输入到中国，并成为主流思想。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阶层便在西方自由和民主思想的源泉中大量汲取养分，并以此作为抨击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依据。在一轮一轮的猛烈批判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几近于体无完肤，被贴上了“劣等文化”的标签，中国大众的脖子上也挂上了“劣等人类”的牌子。这就为西方国家未来的文化和经济侵略做好了伏笔，当今流行的一些中国系列书籍，例如中国站起来，中国不高兴，中国没有榜样等，对此有了很深刻的剖析。
随着传统伦理文化的丧失，中国人遭受的浩劫接连不断。文化大革命在十年间把文化浩劫推向了历史的最高潮，使中国的文化阶层变成了“臭老九”中国的传统文化被粗暴地践踏在地上，各种荒谬怪相横生迭出，像孔子头上写着“头号大混蛋”佛像身上写着“什么佛经，尽放狗屁”学生暴打老师，儿子批斗老爸整个国家成了文化沙漠，在这期间生长起来的一批作家，缺少足够的思想养分，酿出的作品更有先天营养不良的普遍性。而在这些毫无文化底蕴的作品滋润下成长起来的八零后、九零后少年，更是思想苍白，伦理扭曲，甚至被讽刺为“脑残”的一代这形成了一种文化上的恶性循环。
发展到今天，中国的线装书早已被快餐文化书所代替。新生代的中国人早已不知弟子规，无视四书五经，更何谈二十四史，他们眼中只有过把瘾就死，一点都不正经，想的是“一脱成名”“攻击传统”“贬低宗教”放眼文化界，尽是沽名钓誉的文化炒作，哪里还有陶冶情操的文化争鸣！世风日下，于今尤烈，在这五色使人迷，五欲使人醉的花花世界中，一些人开始迷惑起来，甚至不知如何找准自己的人生定位。有些人曾戏谑得说：
这年头，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
精神危机累积到极点，已经开始爆发了。现如今，大众已经感觉精神世界的苍白，生活情趣的乏味，信仰领域的恐慌。很多人开始反思，开始检讨，或许曾经被我们丢弃的传统文化，正是充裕我们精神世界的资粮。否定文言文，抛弃传统文化，是中国人走的又一次极端，我们已经品尝到这次不走“正道”的恶果。
回想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发展历程，这种不走“正道”的恶果，不仅扭曲了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像文化大革命，反右运动等事件，且衍生出物质经济世界中许多荒谬绝伦的怪相。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满目疮痍、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中国人却想一步登天，赶超英美“大跃进”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种违背常理的极端做法，代之而来的结果就是数千万的饿殍遍野，生存环境遭到极其恶劣的破坏。当中国人意识到这种做法的不切实际时，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后，中国把经济发展列为一切国务的核心。在国家的这种大方针指向下，市场经济成为主导，拜金主义开始盛行。像深圳、东莞等经济技术开发区，确实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显露出国民精神世界的荒芜。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浪潮中，绑架事件“杀人越货”事件，甚至“杀人取肾”事件层出不穷在中国这个具有五千年伦理文化的国度里，这些怪相的出现，对中国人而言，是一个强大的讽刺。而这一切，归根结底皆是中国人把传统文化抛弃、毫无信仰的价值皈依的原因。
当中国人极端地抛弃传统文化之时，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却一直传承着华夏民族的悠久文化，并以此造福其国之民。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滋润下，这些国家的国民生活在物质世界的丰富和精神世界的满足之中。相比之下，中国却是唯一放弃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家。中国人自认中国的一切都是劣等的，西方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仿佛洋奴一般，丢弃老祖宗的宝贵遗产，却到外国去捡破烂，这真有点“捧着金碗讨饭吃”的滑稽。
西方哲学家蒙田说：猛病需要霸药来医治。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需要强而有力的理论来力挽狂澜，矫正人心，甚至不惜矫枉过正。打到孔家店，提倡白话文，乃至提倡全盘西化，这些都是治疗“猛病”的“霸药”可当那个时代过去，当“猛病”已经消除，我们的国家还在吃着“霸药”身体又岂能受得了？
四、文化的断层与续接
中国人动辄宣称“拥有五千年中华文明”并视为其骄傲的资本，可如果不把文言文的宝藏挖掘出来，继承先辈之文化传统，现代中国人所谓的“中华文明”从白话文运动算起，还不到一百年，有何值得骄傲之处？在如此浅薄的历史文化基础上，何谈有大的成就？佛教净空法师说：文言文是老祖宗为了传递优良传统的，因为口语始终变化。可惜，现在人把老祖宗的东西给丢了。面对当今的精神危机，中华民族现在已到认祖归宗的时候了。中国人不但要在身体上站起来，而且要在思想上站起来，走出两极交替的怪圈，放弃不左即右的选择，走“中庸”之正道。认祖归宗，才能天下大治；遵守中庸之道，才能共创和谐社会。
国学大师梁漱溟说：儒家思想在最近的将来要复兴。期盼他的预言早点实现。
中国人品性中不“中庸”的一面，使中国人要么成为病态的道德卫士，如提倡“妇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宋明理学家，提倡“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之臣；要么成为杀人如麻、视人草芥的魔王，如屠尽蜀人的张献忠，杀光洋人的义和团所以中国人叫了五千年的“中庸”口号，却始终不走中间正道，要么左倾，要么右斜！
——笔者语录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提倡“中道”之说，他认为德行是牵涉到选择时的一种性格状况，一种适中和恰到好处。每种德行都是两个极端之间的中道，例如，勇敢是懦怯与鲁莽之间的中道；磊落是放浪与猥琐之间的中道；不亢不卑是虚荣与卑贱之间的中道；机智是滑稽与粗鄙之间的中道；谦逊是羞涩与无耻之间的中道。人性中固有一些偏激的因子，如果调整不好，就有可能使人产生极端的行为。所以亚里士多德想通过提倡“中道”之说，约束国民不要在行为上走向极端，走向邪恶。
相较于亚里士多德，中国人对“中道”之说，阐释的更加透彻，精细。数千年来，中国的老祖宗一直提倡“中庸之道”据说，中国之所以称为“中”国，蕴含提倡“中庸之道”之国的含义。以此看来，在思想伦理上，中国人对“中庸之道”相当重视。重视归重视，可中国人对“中庸之道”的实践却相当之差。宋明理学家程颐解释“中庸”二字：不偏谓之中，不易谓之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可翻遍中国的历史，却很难发现中国人走中间“正道”的记录，不左即右，喜走极端。
一、死亡与爆发
中国的国民自古以来就喜欢在两极间摆动，要么极端没种，像个逆来顺受的软蛋；要么极端有种，像个挺身而斗的屠夫。正如文学家林语堂所说：中国老百姓忍受压迫的能力可谓独步天下。他们在忍受限度之内出奇地忍辱负重，从不向迫害他们的暴虐政府争取权益或讨还公道，使统治者感受不到变革的必要。可当生命受到威胁时，他们就会挺而走险，拿起武器，用暴力手段推翻政府，其暴力手段有时甚至比统治者还残忍百倍。
试看，中国历史上农民起义不断，哪一次农民起义不是因民不聊生而起？哪一次农民起义，起义军对统治者不是“以牙还牙，以血还血”？不单消灭统治者的肉体，有时甚至会摧毁人类文明的传承载体，焚烧前朝的辉煌建筑和文化史册。在这种极端两极的交替中，中华文明总是在废墟上重组，然后在下一次战乱中变成新的废墟，恶性循环下去，在新的废墟上，胜利者又会组建新的文明，而这种所谓新的文明，只是被催毁文明的简单重复，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步。总之，中华文明总是在“皇朝建立——走向腐败——饥民造反——兵荒马乱——改朝换代”的循环中内耗。所以，五千年发展的中国，竟比不上两百年发展的美国，也就不足为怪了。
二、理念杀人
中国人在伦理价值观念上，更喜欢走极端。中国先人提出了“仁、义、礼、智、信”“妇德、妇言、妇容、妇功”等伦理信条，树立起一个走向圣人的最高标准，让天下黎民百姓净化自我，提升人格，这本是件大好事，可中国人却喜欢把最高道德标准降落为最低道德底线。尤其到了宋明时期，理学家们提出了秋风瑟瑟的伦理观念，让人冷意浓浓，例如“妇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等价值观念。这些极端的道德条框束缚着后代人们的思想，扼杀了许多年轻的花季生命。20世纪20年代初的新青年杂志中有一篇题目为一个贞烈的女孩子的文章。文章描写一个14岁的望门寡，被她父亲关在屋里强迫自杀，惨状触目惊心：
父亲让女儿饿死。饿到第四天，女孩哭着喊饿，她的父亲循循善诱地说："阿毛，你怎么这样的糊涂？我自从得了吴家那孩子的死信，就拿定主意叫你殉节。又叫你娘苦口劝你走这条路，成你一生名节，做个百世流芳的贞烈女子。又帮你打算叫你绝粒。我为什么这样办呢？因为上吊服毒跳井那些办法，都非自己动手不可，你是个14岁的孩子，如何能够办到的？我因为这件事情，很费了踌躇，后来还是你大舅来，替我想出这个法子，叫你坐在屋子里从从容容地绝粒而死。这样殉节，要算天底下第一种有体面的事，祖宗的面子，都添许多的光彩，你老子娘沾你的光，更不用说了。你要明白，这样的做法，不是逼迫你，实在是成全你，你不懂得我成全你的意思，反要怨我，真真是不懂事极了！"
饿到第六天，她的母亲不忍心了，劝她父亲干脆送点毒药进去，早早"成全"算了。她父亲却说："你要晓得我们县里的乡风。凡是绝粒殉节的，都是要先报官。因为绝粒是一件顶难能而又顶可贵的事，到了临死的时候，县官还要亲自去上香敬酒，行三揖的礼节，表示他敬重烈女的意思，好教一般妇女都拿来做榜样。有这个成例在先，我们也不能不从俗。阿毛绝粒的第二天，我已托大勇爷禀报县官了。现在又叫她服毒，那服过毒的人，临死的时候，脸上要变青黑色，有的还要七窍流血。县官将来一定是要来上香的，他是常常验尸的人，如何能瞒过他的眼？这岂不是有心欺骗父母官吗？我如何担得起？"
阿毛在第七天饿死了。县官送来一块匾，上题四个大字－一"贞烈可风"。
这种极端怪事，只有在号称拥有五千年历史文化的中华大地上，只有在不走“正道”的中国本土内，才可能酿成。
三、尊古与灭古
中国的圣贤之书论语。述而说：“子不语怪、力、乱、神。”在中国人眼中，没有外国人所说的佛陀、耶稣等神明，中国人不信仰这个，认为这是迷信。可中国人眼中并不是没有保护神，他们往往把自己的祖先视为保护神，并把祖先的箴言当成教条定理来遵守，任何人不得提出异议。如宋朝的史学家司马光就说过“先王之法，不可变也”并竭力抵制王安石的变法运动，置大宋国体的羸弱而不顾。近代文学家鲁迅更是激烈批评中国人的因循保守、不思权变的劣根性，他说：“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可当中国人发现老祖宗的教条在关键时刻无法帮助他们度过难关时，中国人开始慌乱了，立刻来个180度的大转弯，把老祖宗的东西来个全盘否定，丢得一干二净，对老祖宗前后的态度，判若云泥。
试看，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之际，倍受世界各帝国的侵略，国民一次次遭受残酷的杀戮。在内忧外患中，中国人感觉老祖宗的东西无法挽救国家于狂澜之中，于是便开始对传统文化怀疑，甚至鞭笞，从奉为硅藻，到视如糟粕。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倡白话文，打到孔家店，开始全盘否定文言文，抛弃传统文化。由此，蕴藏在文言文中的传统文化也就与世隔绝了。与此同时，西方的自由和民主思想输入到中国，并成为主流思想。中国的精英知识分子阶层便在西方自由和民主思想的源泉中大量汲取养分，并以此作为抨击中国传统文化的理论依据。在一轮一轮的猛烈批判中，中国的传统文化几近于体无完肤，被贴上了“劣等文化”的标签，中国大众的脖子上也挂上了“劣等人类”的牌子。这就为西方国家未来的文化和经济侵略做好了伏笔，当今流行的一些中国系列书籍，例如中国站起来，中国不高兴，中国没有榜样等，对此有了很深刻的剖析。
随着传统伦理文化的丧失，中国人遭受的浩劫接连不断。文化大革命在十年间把文化浩劫推向了历史的最高潮，使中国的文化阶层变成了“臭老九”中国的传统文化被粗暴地践踏在地上，各种荒谬怪相横生迭出，像孔子头上写着“头号大混蛋”佛像身上写着“什么佛经，尽放狗屁”学生暴打老师，儿子批斗老爸整个国家成了文化沙漠，在这期间生长起来的一批作家，缺少足够的思想养分，酿出的作品更有先天营养不良的普遍性。而在这些毫无文化底蕴的作品滋润下成长起来的八零后、九零后少年，更是思想苍白，伦理扭曲，甚至被讽刺为“脑残”的一代这形成了一种文化上的恶性循环。
发展到今天，中国的线装书早已被快餐文化书所代替。新生代的中国人早已不知弟子规，无视四书五经，更何谈二十四史，他们眼中只有过把瘾就死，一点都不正经，想的是“一脱成名”“攻击传统”“贬低宗教”放眼文化界，尽是沽名钓誉的文化炒作，哪里还有陶冶情操的文化争鸣！世风日下，于今尤烈，在这五色使人迷，五欲使人醉的花花世界中，一些人开始迷惑起来，甚至不知如何找准自己的人生定位。有些人曾戏谑得说：
这年头，教授摇唇鼓舌，四处赚钱，越来越像商人，商人现身讲坛，著书立说，越来越像教授；医生见死不救，草菅人命，越来越像杀手；杀手出手麻利，不留后患，越来越像医生
精神危机累积到极点，已经开始爆发了。现如今，大众已经感觉精神世界的苍白，生活情趣的乏味，信仰领域的恐慌。很多人开始反思，开始检讨，或许曾经被我们丢弃的传统文化，正是充裕我们精神世界的资粮。否定文言文，抛弃传统文化，是中国人走的又一次极端，我们已经品尝到这次不走“正道”的恶果。
回想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的发展历程，这种不走“正道”的恶果，不仅扭曲了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像文化大革命，反右运动等事件，且衍生出物质经济世界中许多荒谬绝伦的怪相。新中国成立之初，在满目疮痍、一穷二白的基础上，中国人却想一步登天，赶超英美“大跃进”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种违背常理的极端做法，代之而来的结果就是数千万的饿殍遍野，生存环境遭到极其恶劣的破坏。当中国人意识到这种做法的不切实际时，就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后，中国把经济发展列为一切国务的核心。在国家的这种大方针指向下，市场经济成为主导，拜金主义开始盛行。像深圳、东莞等经济技术开发区，确实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显露出国民精神世界的荒芜。在市场经济发展的浪潮中，绑架事件“杀人越货”事件，甚至“杀人取肾”事件层出不穷在中国这个具有五千年伦理文化的国度里，这些怪相的出现，对中国人而言，是一个强大的讽刺。而这一切，归根结底皆是中国人把传统文化抛弃、毫无信仰的价值皈依的原因。
当中国人极端地抛弃传统文化之时，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却一直传承着华夏民族的悠久文化，并以此造福其国之民。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滋润下，这些国家的国民生活在物质世界的丰富和精神世界的满足之中。相比之下，中国却是唯一放弃中国传统文化的国家。中国人自认中国的一切都是劣等的，西方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仿佛洋奴一般，丢弃老祖宗的宝贵遗产，却到外国去捡破烂，这真有点“捧着金碗讨饭吃”的滑稽。
西方哲学家蒙田说：猛病需要霸药来医治。在历史的关键时刻，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需要强而有力的理论来力挽狂澜，矫正人心，甚至不惜矫枉过正。打到孔家店，提倡白话文，乃至提倡全盘西化，这些都是治疗“猛病”的“霸药”可当那个时代过去，当“猛病”已经消除，我们的国家还在吃着“霸药”身体又岂能受得了？
四、文化的断层与续接
中国人动辄宣称“拥有五千年中华文明”并视为其骄傲的资本，可如果不把文言文的宝藏挖掘出来，继承先辈之文化传统，现代中国人所谓的“中华文明”从白话文运动算起，还不到一百年，有何值得骄傲之处？在如此浅薄的历史文化基础上，何谈有大的成就？佛教净空法师说：文言文是老祖宗为了传递优良传统的，因为口语始终变化。可惜，现在人把老祖宗的东西给丢了。面对当今的精神危机，中华民族现在已到认祖归宗的时候了。中国人不但要在身体上站起来，而且要在思想上站起来，走出两极交替的怪圈，放弃不左即右的选择，走“中庸”之正道。认祖归宗，才能天下大治；遵守中庸之道，才能共创和谐社会。
国学大师梁漱溟说：儒家思想在最近的将来要复兴。期盼他的预言早点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