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一十一章心黑脸皮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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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虽然不敢进攻河北，但总还是要找一点不进攻的理由，并且提一点对他们有利的条件。
不进攻的理由当然不会比制造进攻的借口难，他们说，因为现在中央军按他们的要求撤离河北，又把日军提出的责任人都撤了职，所以，日军可以不对河北采取军事行动。“皇军是爱好和平的”！
这样从面子上讲，日军算是讲得过去了。但如果因为中央军的撤离，而把河北、京津交给共济会了，这对日军也太不利了！于是日军就又活动开了，他们对南京政府提出，要傅作义的晋绥军或者商震的三十二军来驻守河北，最不济也要二十九军作为河北的守军，不许用共济会及其民众武装控制河北及京津地区。
日军以为这样提了，以为可以让晋绥军、三十二军和二十九军、抗五军等互相去争夺河北这块大肥肉。如果华人们能够互相打起来，那就更好了；不行的话，至少可以让一些部队离开河北，如果以后日军要攻打华北，压力也小一点。
日军对中央使了压，让他们来压抗五军。中央一看日军说可以不打河北，但是要求不让抗五军和共济会控制河北和京津，而让傅作义、商震或者宋哲元来驻扎河北。这在中央政府看来也不是什么坏事，共济会的势力已经太大了，河北当然不如给商震、傅作义或者宋哲元来掌控。看来这件事上，中央与日军方面方向是一致的。
于是，他们就开始做才弥先生的工作，并且与宋哲元、傅作义等人协商。以中央来选，当然是商震来当河北省的主席为最好，这些人中，他与中央的关系最好一点。这傅作义现在还是察哈尔的主席，而宋哲元名义上已经不是省主席了，所以，可以让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人来当北平、天津的警备司令。
南京政府方面想过，共济会就算自己不派人当河北省主席，至少也会讨价还价让宋哲元、傅作义当，因为宋、傅与他们的关系好，这样商震就只能当北平或者天津的司令了。中央没想到，才弥先生马上同意了他们由商震当河北省主席的提议！财迷历来是低调的，对这种官位不是很在意的，而且他现在对商震的印象挺好。不过宋哲元他们是怎么想的？财迷就没怎么考虑到。
经过协商，抗五军因为要加强热河的兵力，所以，二十九军又调两个师来到河北。抗五军在河北留了两个师，都算是二十九军的编制。东北军的那个师，也留在了河北，算是新的保安师，反正这个师确实是新成立的。傅作义最好商量，晋绥军的那个师就回到了绥远，当然共济会也给了他们一些经济奖励。
商震没有打任何仗，官升一级，算是白得的。不过财迷觉得他能主动违抗中央的命令，留下抗日，已经是相当难得了。当然，商震与共济会的关系也变得相当好了。
宋哲元和二十九军接到了天上掉下的大元宝，一下就得到了北平、天津和河北的部分地方作为驻地，二十九军名义上有了六个师的编制！
东北军也算有点收获，这样就多了一个保安师(三个团)的编制，也算是白捡的。
共济会也多了两个“二十九军”下属师的编制，军费可以从中央多要一点，更重要的是京津、河北的不少地方官员由共济会的人来担任了。这是与商震、宋哲元他们商量的结果，二十九军的人也知道，他们在行政、经济管理上的水平是比不上共济会的。
这时，理论上说，地方税收要上交中央，然后中央拨发驻军的军费等开支。但实际上的操作是倒过来的，这些军费是要从河北和京津等地的税收中来，有多的，才给一点上缴中央。如果你收的钱不够军费，想要从中央要，怕也是要不到的。所以，在管辖的地区发展经济、收取合理的税收，是很重要的事情。这样的事，让共济会来做，肯定会比那些军队方面的人做得好。
就这样，共济会与二十九军、三十二军、晋绥军商量没几天，就公布了结果。把河北当前的总兵力撤走了五个师，抗五军的四个师加上晋绥军一个师，而新加入两个从察哈尔调入的二十九军的师。对外宣称抗五军全部撤到热河了，实际上三个师到了热河，一个师到了山西灵丘，这是山西离涞源最近的地方，号称就是撤下去的三十六师。
地方低级官员的调整还没怎么开始，能看到的只是军队的安排和省主席等的任命，看上去这样也算是符合日军的要求了，日喷方面也只能接受了这个结果。
于是，天津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上海日大使有吉明分别发表声明：冀察事件结束，希望中国对于全国排日风潮之禁绝，更作进一步之努力。
这次事件中，得分的是共济会，失分的是南京政府。实际上，抗五军这次没有打仗，就在河北扩大了势力，也是有收获的。新编了三个师的部队就不解散了，又从各地方有经验的干部中抽一些到河北，不够的再从共济会政务干部班的学员中调入、补充。最主要的是抗五军名声又大了，国内进步报纸都说，日军不敢与英勇的抗五军打仗，这么多的中央军不敢与日军打，而抗五军去了，日军就当了缩头乌龟了！而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中央军的不战而逃，特别是东北军也跟着逃，都给人骂得体无完肤！蒋中才、张少帅名声都臭了一层。
不过南京政府的水平也是相当高的，他们也开动了宣传机器，说现在河北事件取得和平解决，完全是中央的功劳！是中央军的忍让，是政府的忍让，以及外交交涉，才保住了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忍让是华人的美德，是以柔克刚的好办法。现在列强强大，我们只有忍让！只有牺牲！和平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放弃！
对民众来说，和平总比战争要好，只要不打仗，人民就不会流血牺牲。你们看，共济会捅了娄子，还不是我们中央政府以忍让的精神，最后取得了和平友好的结果？说明中央的和平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当然，政府不是说东北爱国民众武装对日军的抗击、一些爱**队在长城的防守是不对的，中央不是这个意思。不过武装争斗只是手段，最终还是要以谈判来解决问题的！这次事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也充分证明中央实施的和平政策是对的！今后，中央要继续执行与日军的“和平政策”要与“友邦”“睦邻友好”下去。希望全国爱**民，都要坚定地站在中央的正确政策下，听从命令，共同努力，不要私自乱说乱动，破坏了中央的步骤，对人民造成麻烦，甚至是灾难！
可以看出来，政府是在影射抗五军、共济会是麻烦制造者。
当时因奇文厚黑学而名噪一时的李宗吾先生就在报纸上发文章说，他创建“厚黑学”是让国人学来对付列强，特别是东洋人的。政府学了去，只是用错了方向。他要政府对国外心要黑，对国内脸皮要厚，可是现在政府用反了！
不过有些人还是听进了政府的宣传的，他们认为抗五军毕竟还是太毛燥了，打是打得痛快了，可是屁股还不是蒋中才的中央来擦的！
还有人说，这是中央和共济会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唱得好啊唱得妙！
日军虽然不敢进攻河北，但总还是要找一点不进攻的理由，并且提一点对他们有利的条件。
不进攻的理由当然不会比制造进攻的借口难，他们说，因为现在中央军按他们的要求撤离河北，又把日军提出的责任人都撤了职，所以，日军可以不对河北采取军事行动。“皇军是爱好和平的”！
这样从面子上讲，日军算是讲得过去了。但如果因为中央军的撤离，而把河北、京津交给共济会了，这对日军也太不利了！于是日军就又活动开了，他们对南京政府提出，要傅作义的晋绥军或者商震的三十二军来驻守河北，最不济也要二十九军作为河北的守军，不许用共济会及其民众武装控制河北及京津地区。
日军以为这样提了，以为可以让晋绥军、三十二军和二十九军、抗五军等互相去争夺河北这块大肥肉。如果华人们能够互相打起来，那就更好了；不行的话，至少可以让一些部队离开河北，如果以后日军要攻打华北，压力也小一点。
日军对中央使了压，让他们来压抗五军。中央一看日军说可以不打河北，但是要求不让抗五军和共济会控制河北和京津，而让傅作义、商震或者宋哲元来驻扎河北。这在中央政府看来也不是什么坏事，共济会的势力已经太大了，河北当然不如给商震、傅作义或者宋哲元来掌控。看来这件事上，中央与日军方面方向是一致的。
于是，他们就开始做才弥先生的工作，并且与宋哲元、傅作义等人协商。以中央来选，当然是商震来当河北省的主席为最好，这些人中，他与中央的关系最好一点。这傅作义现在还是察哈尔的主席，而宋哲元名义上已经不是省主席了，所以，可以让宋哲元和二十九军的人来当北平、天津的警备司令。
南京政府方面想过，共济会就算自己不派人当河北省主席，至少也会讨价还价让宋哲元、傅作义当，因为宋、傅与他们的关系好，这样商震就只能当北平或者天津的司令了。中央没想到，才弥先生马上同意了他们由商震当河北省主席的提议！财迷历来是低调的，对这种官位不是很在意的，而且他现在对商震的印象挺好。不过宋哲元他们是怎么想的？财迷就没怎么考虑到。
经过协商，抗五军因为要加强热河的兵力，所以，二十九军又调两个师来到河北。抗五军在河北留了两个师，都算是二十九军的编制。东北军的那个师，也留在了河北，算是新的保安师，反正这个师确实是新成立的。傅作义最好商量，晋绥军的那个师就回到了绥远，当然共济会也给了他们一些经济奖励。
商震没有打任何仗，官升一级，算是白得的。不过财迷觉得他能主动违抗中央的命令，留下抗日，已经是相当难得了。当然，商震与共济会的关系也变得相当好了。
宋哲元和二十九军接到了天上掉下的大元宝，一下就得到了北平、天津和河北的部分地方作为驻地，二十九军名义上有了六个师的编制！
东北军也算有点收获，这样就多了一个保安师(三个团)的编制，也算是白捡的。
共济会也多了两个“二十九军”下属师的编制，军费可以从中央多要一点，更重要的是京津、河北的不少地方官员由共济会的人来担任了。这是与商震、宋哲元他们商量的结果，二十九军的人也知道，他们在行政、经济管理上的水平是比不上共济会的。
这时，理论上说，地方税收要上交中央，然后中央拨发驻军的军费等开支。但实际上的操作是倒过来的，这些军费是要从河北和京津等地的税收中来，有多的，才给一点上缴中央。如果你收的钱不够军费，想要从中央要，怕也是要不到的。所以，在管辖的地区发展经济、收取合理的税收，是很重要的事情。这样的事，让共济会来做，肯定会比那些军队方面的人做得好。
就这样，共济会与二十九军、三十二军、晋绥军商量没几天，就公布了结果。把河北当前的总兵力撤走了五个师，抗五军的四个师加上晋绥军一个师，而新加入两个从察哈尔调入的二十九军的师。对外宣称抗五军全部撤到热河了，实际上三个师到了热河，一个师到了山西灵丘，这是山西离涞源最近的地方，号称就是撤下去的三十六师。
地方低级官员的调整还没怎么开始，能看到的只是军队的安排和省主席等的任命，看上去这样也算是符合日军的要求了，日喷方面也只能接受了这个结果。
于是，天津日军司令梅津美治郎、上海日大使有吉明分别发表声明：冀察事件结束，希望中国对于全国排日风潮之禁绝，更作进一步之努力。
这次事件中，得分的是共济会，失分的是南京政府。实际上，抗五军这次没有打仗，就在河北扩大了势力，也是有收获的。新编了三个师的部队就不解散了，又从各地方有经验的干部中抽一些到河北，不够的再从共济会政务干部班的学员中调入、补充。最主要的是抗五军名声又大了，国内进步报纸都说，日军不敢与英勇的抗五军打仗，这么多的中央军不敢与日军打，而抗五军去了，日军就当了缩头乌龟了！而南京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中央军的不战而逃，特别是东北军也跟着逃，都给人骂得体无完肤！蒋中才、张少帅名声都臭了一层。
不过南京政府的水平也是相当高的，他们也开动了宣传机器，说现在河北事件取得和平解决，完全是中央的功劳！是中央军的忍让，是政府的忍让，以及外交交涉，才保住了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忍让是华人的美德，是以柔克刚的好办法。现在列强强大，我们只有忍让！只有牺牲！和平不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放弃！
对民众来说，和平总比战争要好，只要不打仗，人民就不会流血牺牲。你们看，共济会捅了娄子，还不是我们中央政府以忍让的精神，最后取得了和平友好的结果？说明中央的和平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当然，政府不是说东北爱国民众武装对日军的抗击、一些爱**队在长城的防守是不对的，中央不是这个意思。不过武装争斗只是手段，最终还是要以谈判来解决问题的！这次事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也充分证明中央实施的和平政策是对的！今后，中央要继续执行与日军的“和平政策”要与“友邦”“睦邻友好”下去。希望全国爱**民，都要坚定地站在中央的正确政策下，听从命令，共同努力，不要私自乱说乱动，破坏了中央的步骤，对人民造成麻烦，甚至是灾难！
可以看出来，政府是在影射抗五军、共济会是麻烦制造者。
当时因奇文厚黑学而名噪一时的李宗吾先生就在报纸上发文章说，他创建“厚黑学”是让国人学来对付列强，特别是东洋人的。政府学了去，只是用错了方向。他要政府对国外心要黑，对国内脸皮要厚，可是现在政府用反了！
不过有些人还是听进了政府的宣传的，他们认为抗五军毕竟还是太毛燥了，打是打得痛快了，可是屁股还不是蒋中才的中央来擦的！
还有人说，这是中央和共济会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唱得好啊唱得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