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为文学做间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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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教会女子寄宿学校时，于堇报的名就是jeanhubert。注定是天意，他的姓hubert来自他的法国父亲，法文念成“于培尔”他的中文名字就叫于培福――命中注定跟于堇同姓。但是他从来不想让于堇叫他父亲。从婚姻失败后，他对女人就失去了兴趣，对家庭也抱同样态度，早就打算做一辈子单身汉，根本没有想到一个孩子会冒然进入自己的生活。妻子的不幸流产，使他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做一个父亲。
不过，一个天性聪明的孩子，什么都记得清楚，又什么都情愿忘掉，几乎过早地进入成人心态。她没有和他提过一次自己的父母或家里的事，这令他敬畏。于堇完全记得自己的身世，不过不管是在表里还是心里，都是把他当惟一信赖的人，他们喜欢彼此只叫小名“jean”和“fred”
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孩子好像见风就长。他越来越喜爱这孩子，而且发现自己对孩子很有耐心。他仍住在原来的一幢房子里，屋顶阳台上放了许多花盆，由于堇挑选的花，她喜欢一片色一种花，比如兰花和茉莉，一式白洁清香，但是玫瑰和菊花却总是嫩黄，像一片锦绣。
先前，他半心半意地开这家旧书店，只是为了消磨时光，免于陷入病态悲观。于堇上学后，就不得不一本正经地做起这生意，要从中赚出于堇昂贵的学费来。亏得店面就在四马路热闹之处一条街口，他的家在店面楼上，附近还有一些报馆书店。他稍稍注意一点生意经，打了几次广告，居然也成为上海书业的一个特色店。他认识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以及住在上海的西方读者。
于堇毕业后到了联华歌舞演艺学校，做了职业演员。休伯特感觉于堇远了。于堇成名后，他自己的生活却朝相反的方向变化，变得更加深藏，他觉得生命再次变得空空落落。他预感到危机来临，却不知道如何救出自己。
那是在1935年的春天，他得了忧郁症，一个经常来跑旧书定新书、也经常卖书给他的美国领事馆职员，约他到霞飞路的罗宋面包房吃个便饭聊聊天。
夕照西斜，他们按约定时间走进餐馆，选了一个僻静的桌子坐下。玻璃杯放得很讲究，铺了一浅一深的两条绿色餐巾。
那是上海一二八抗战之后，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而希特勒纳粹党势力正在德国兴起。谈到了汇集在上海的各国侨民，谈到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在上海的活动。那人放下烟斗，郑重其事地问他：“世界在碎裂，魔鬼在肆虐，你还能只管旧书吗？”“只有书才能给我们保存一点文化。”休伯特还是那句老话。这餐馆居然演奏爵士乐，而且很地道，布置也舒适，老板做事认真，俄国女招待热情备至，他喜欢这种气氛。
“那么，亲爱的弗雷德，为了世界文明，能不能为我们注意收集一下日军的动向？”他惊呆了。他一直有个感觉，这个小职员似乎太聪明了一些，原来这人是个间谍，没准比美国驻上海领事地位都重要。看来此人注意他已经很久了，对他的家庭背景了解得透澈。
甚至比他自己还清楚：比如休伯特的父亲十年前在河边滑了一跤中风去世，母亲三年后在当地医院住了半年，思念丈夫成疾而亡。只有一个表姐在俄亥俄，大他两岁，是个老姑娘。他什么时候从美国到牛津大学，上的是什么学院得过什么奖，修过那些科目，学了几门外语，此人如数家珍，了若指掌。他们认为他天生的注意细节，他的脾性，低姿态，他的职业，包括他未老先衰的外貌，都是最佳间谍人选。
“想知道你离婚的英国妻子，后来嫁到何处吗？”“我不想知道。”休伯特脸色都白了，说实话，那个女人长相，他都忘干净了，但是很多事却比她的模样难忘。
那人看看他，就转过话头：“当然我们也知道你的明星女儿对你如何重要。”“她不是我的女儿！”休伯特脸色更白了，心跳加快，说话的声音都变了。
那人似乎没有听到他的抗议，继续说下去：“为了你所爱的人，你不能再置身事外！”休伯特沉默了，这个家伙知道他的弱点。
那正是于堇去当电影演员，很快走红之际，也是她刚开始交男朋友的时候，他心里担心之极。于堇从小到大都很少住在和旧书店几乎连在一起的“家”里，周末回家，像是两人的节日。连亲密的朋友都不知道于堇和他的关系，在学校在剧团电影厂，于堇一直自称是孤儿出身。
“这个特务恶棍！”休伯特不高兴地想。他不喜欢别人打听他的隐私，当然他也不喜欢做专事偷窥的间谍。他想马上站起，离席而去。
但立马表示愤怒，不是他的习惯。女招待殷勤地上着罗宋汤炸猪排、土豆红肠色拉。又端来烘烤热乎乎的面包。她漂亮的手斟了红葡萄酒。对方向他举杯。他推说，身体不舒服，不能喝酒。
对方觉察出他的神情，忽然就换了个题目，提起一个无藉藉之名的捷克德语作家卡夫卡的小说，仿佛是投休伯特所好，不过果然让他高兴：几乎没有人欣赏这个奇怪的作家。
休伯特笑了。卡夫卡的第一本书，对了，就是观察出版社用一种非同寻常的大号字体排的那个版本，类似古代的感恩刻板，只有九十九页，仅仅印刷了八百本，今天已经罕见这个珍本。小职员说，他也有这本书，十一年前，也就是1924年，卡夫卡病逝在维也纳基尔灵疗养院，他当时调去维也纳任职，本想见一见这个怪人，结果，他打听到的是卡夫卡的死讯，成了一生遗憾。但是他读过他的手稿，印象很深。
小职员和休伯特就卡夫卡死后被发表出来的小说是否忠实于原著，争执起来，各不相让。他们那天就没有重新回到参与谍报工作的题目上来，喝完了咖啡也未提半个字。
只有在最后道别时，对方说：“亲爱的弗雷德，我等你仔细考虑的答复，需要等多少天就等多少天。”对此，休伯特无法不点头。他其实只想了三天，就同意参加工作。他想到的是卡夫卡那样犹太人的处境。
上教会女子寄宿学校时，于堇报的名就是jeanhubert。注定是天意，他的姓hubert来自他的法国父亲，法文念成“于培尔”他的中文名字就叫于培福――命中注定跟于堇同姓。但是他从来不想让于堇叫他父亲。从婚姻失败后，他对女人就失去了兴趣，对家庭也抱同样态度，早就打算做一辈子单身汉，根本没有想到一个孩子会冒然进入自己的生活。妻子的不幸流产，使他认为自己没有资格做一个父亲。
不过，一个天性聪明的孩子，什么都记得清楚，又什么都情愿忘掉，几乎过早地进入成人心态。她没有和他提过一次自己的父母或家里的事，这令他敬畏。于堇完全记得自己的身世，不过不管是在表里还是心里，都是把他当惟一信赖的人，他们喜欢彼此只叫小名“jean”和“fred”
随着时间一年年过去，孩子好像见风就长。他越来越喜爱这孩子，而且发现自己对孩子很有耐心。他仍住在原来的一幢房子里，屋顶阳台上放了许多花盆，由于堇挑选的花，她喜欢一片色一种花，比如兰花和茉莉，一式白洁清香，但是玫瑰和菊花却总是嫩黄，像一片锦绣。
先前，他半心半意地开这家旧书店，只是为了消磨时光，免于陷入病态悲观。于堇上学后，就不得不一本正经地做起这生意，要从中赚出于堇昂贵的学费来。亏得店面就在四马路热闹之处一条街口，他的家在店面楼上，附近还有一些报馆书店。他稍稍注意一点生意经，打了几次广告，居然也成为上海书业的一个特色店。他认识了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以及住在上海的西方读者。
于堇毕业后到了联华歌舞演艺学校，做了职业演员。休伯特感觉于堇远了。于堇成名后，他自己的生活却朝相反的方向变化，变得更加深藏，他觉得生命再次变得空空落落。他预感到危机来临，却不知道如何救出自己。
那是在1935年的春天，他得了忧郁症，一个经常来跑旧书定新书、也经常卖书给他的美国领事馆职员，约他到霞飞路的罗宋面包房吃个便饭聊聊天。
夕照西斜，他们按约定时间走进餐馆，选了一个僻静的桌子坐下。玻璃杯放得很讲究，铺了一浅一深的两条绿色餐巾。
那是上海一二八抗战之后，意大利入侵阿比西尼亚，而希特勒纳粹党势力正在德国兴起。谈到了汇集在上海的各国侨民，谈到墨索里尼的女婿齐亚诺在上海的活动。那人放下烟斗，郑重其事地问他：“世界在碎裂，魔鬼在肆虐，你还能只管旧书吗？”“只有书才能给我们保存一点文化。”休伯特还是那句老话。这餐馆居然演奏爵士乐，而且很地道，布置也舒适，老板做事认真，俄国女招待热情备至，他喜欢这种气氛。
“那么，亲爱的弗雷德，为了世界文明，能不能为我们注意收集一下日军的动向？”他惊呆了。他一直有个感觉，这个小职员似乎太聪明了一些，原来这人是个间谍，没准比美国驻上海领事地位都重要。看来此人注意他已经很久了，对他的家庭背景了解得透澈。
甚至比他自己还清楚：比如休伯特的父亲十年前在河边滑了一跤中风去世，母亲三年后在当地医院住了半年，思念丈夫成疾而亡。只有一个表姐在俄亥俄，大他两岁，是个老姑娘。他什么时候从美国到牛津大学，上的是什么学院得过什么奖，修过那些科目，学了几门外语，此人如数家珍，了若指掌。他们认为他天生的注意细节，他的脾性，低姿态，他的职业，包括他未老先衰的外貌，都是最佳间谍人选。
“想知道你离婚的英国妻子，后来嫁到何处吗？”“我不想知道。”休伯特脸色都白了，说实话，那个女人长相，他都忘干净了，但是很多事却比她的模样难忘。
那人看看他，就转过话头：“当然我们也知道你的明星女儿对你如何重要。”“她不是我的女儿！”休伯特脸色更白了，心跳加快，说话的声音都变了。
那人似乎没有听到他的抗议，继续说下去：“为了你所爱的人，你不能再置身事外！”休伯特沉默了，这个家伙知道他的弱点。
那正是于堇去当电影演员，很快走红之际，也是她刚开始交男朋友的时候，他心里担心之极。于堇从小到大都很少住在和旧书店几乎连在一起的“家”里，周末回家，像是两人的节日。连亲密的朋友都不知道于堇和他的关系，在学校在剧团电影厂，于堇一直自称是孤儿出身。
“这个特务恶棍！”休伯特不高兴地想。他不喜欢别人打听他的隐私，当然他也不喜欢做专事偷窥的间谍。他想马上站起，离席而去。
但立马表示愤怒，不是他的习惯。女招待殷勤地上着罗宋汤炸猪排、土豆红肠色拉。又端来烘烤热乎乎的面包。她漂亮的手斟了红葡萄酒。对方向他举杯。他推说，身体不舒服，不能喝酒。
对方觉察出他的神情，忽然就换了个题目，提起一个无藉藉之名的捷克德语作家卡夫卡的小说，仿佛是投休伯特所好，不过果然让他高兴：几乎没有人欣赏这个奇怪的作家。
休伯特笑了。卡夫卡的第一本书，对了，就是观察出版社用一种非同寻常的大号字体排的那个版本，类似古代的感恩刻板，只有九十九页，仅仅印刷了八百本，今天已经罕见这个珍本。小职员说，他也有这本书，十一年前，也就是1924年，卡夫卡病逝在维也纳基尔灵疗养院，他当时调去维也纳任职，本想见一见这个怪人，结果，他打听到的是卡夫卡的死讯，成了一生遗憾。但是他读过他的手稿，印象很深。
小职员和休伯特就卡夫卡死后被发表出来的小说是否忠实于原著，争执起来，各不相让。他们那天就没有重新回到参与谍报工作的题目上来，喝完了咖啡也未提半个字。
只有在最后道别时，对方说：“亲爱的弗雷德，我等你仔细考虑的答复，需要等多少天就等多少天。”对此，休伯特无法不点头。他其实只想了三天，就同意参加工作。他想到的是卡夫卡那样犹太人的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