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K是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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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被弄到地方军队司令部。旅长正在为什么事发脾气,军帽未戴,上装未穿,衬衣在军裤里。看见门口英国来的记者和他的翻译,就改成一副笑脸,站起来欢迎,让他们进屋坐,两匹马被人牵去喂饲料。屋子一看就是个财主的家,客厅陈设讲究,连桌椅都油光水亮,和镇上其他破败不堪的房子一比,就太堂皇了。
“你的报道想必会公正,说明我军靖难平乱的成就。”旅长抽着烟,尽可能说出最文绉绉的语言。
朱利安对这个家伙说,他作为记者的最高职责就是公正客观地报道,希望长官提供条件,让他上前线去,实地勘查。
旅长坐下,摇摇头,吐出一口烟。然后说,早就没有战事,红军已经全部歼灭,剿匪已经胜利。只是此处乃共匪旧日所占,地方上倒是很不安宁,小股散匪还在偷袭杀人,所以既不能让朱利安他们住下,也不能让他们继续前进: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
他们来回磨了很长时间,最后旅长同意,弄几个战俘给他们采访,以提供材料,报道国军的胜利。
旅长想想,叫身边一个副官,陪他们去监狱。他把副官拉到一边,吩咐了几句。
好一点的平房里都住满军人。地里高粱玉米稀稀拉拉,野草冒得高高的,荒荒的。下午两三点,太阳热旺旺的,空气中有股浓烈的尸臭。远处冒着炊烟的地方,不知什么人在田里做饭。
跨过山涧上的木板索桥后,进入一个加固的大型碉堡。他们转进一个院子,走到一个阴暗的地下室,里面只有几张凳子和一张桌子。石墙上有许多污迹,有火烤的烟迹。一股霉味夹着说不出的腥臭。副官请他们坐下,点上一盏煤油灯,使里面亮多了。
一看就明白,这儿是监牢,这儿就是审讯室。囚犯被一个个带进来,都非常年轻,衣衫破烂,有的还带着伤,却都套着沉重的木枷。一个士兵端着枪站在门口石梯上。这些人全是穿着农民服装,大部分人光着脚,从外表难以分辨是红军还是村民。
副官说,都是在近日被抓捕来的红军散落士兵,应当说是战俘。
中国内战,战俘一向被用来补充部队,听了几个人的口述,就明白这些人卷入了地方的政治,有了命案。易说很难听清楚这些人的当地土腔,他们说得太快又太紧张。他听几句,叫对方停下,然后给朱利安翻译,也等于解释。
故事都差不多,都是地方上的农家子,被共产党动员起来举行土地暴动,杀了本地地主全家男丁,分田地分牲畜分房子,还分妻妾。这样,没多久每个村子就分裂成不共戴天的两大阶级阵营,红军派与白军派。家里一人参加杀土豪分田地的,全家包括近亲都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属于红军派,反之亦然。
“你杀人了吗?”
他们都坚决地摇头,而且连哭带说,一大串冤枉故事,被认错人,抓错人。他们明显把采访当做审讯。
朱利安有点失望了,觉得问不出什么内容,无法了解情况。他刚想停止,解进来的这个犯人,年龄更小,根本是个少年,十四五岁左右,只穿了脏烂的裤衩,营养不良,条条肋骨毕现,精瘦。他一进来就昂头挺胸,一被问,就发表宣告似的说他砍了地主少爷的头。村党代表鼓励他们造反,问他敢不敢领头?他当然敢做,打土豪,由他砍跟他年龄一样大的地主少爷,第一刀没把头砍下来,少爷杀猪般叫。一旁的政治委员鼓励他再砍一刀。
“为什么要砍死他们?”
“闹红就是砍脑壳嘛,这还用问。”少年说“砍了几刀,少爷的头还是粘在颈子上,只是叫不出来了,吊在胸口,没滚下地。”少年脸上有些遗憾地说,他看看自己被枷住的瘦弱的双臂。
听到这里,朱利安突然控制不住,想呕吐,他跌跌撞撞冲出审问室,推开警卫,跑上一坡石梯。院子里光线太强烈,他眼花了,蹲在地上,干呕着,喘着气。
易走到他身后,问:“怎么啦?”
他不能表现比易还脆弱,就迅速站起来,走回去,好像什么事也没有。竟走错门,走进一间空屋,里面堆满了刑具,铁钳,镣铐,大铁剪子,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家什,上面沾了猩红的东西。一定是临时从审讯室里搬出来堆在这儿,以便把那一间弄得干净点,让他们做采访。苍蝇围着那些刑具嗡嗡叫飞旋。朱利安翻胃更厉害,赶紧出来,回到一片阳光的院子中间。哪间房他都不去,不想看到更残忍的东西。
易对跟上来的副官说:“太热,天气太热。”
他们在士兵的护送下,原路回到地方军队司令部。旅长已经不在,但吩咐了副官给他们准备晚餐,找了个客栈住下。
傍晚吃了顿不错的饭,有肉,但两人都吃不下,吃完饭去客栈。说是客栈,只有他们两个旅客。两层楼的木板房,进去黑暗暗的。主人是个老太婆,见朱利安样子,吓了一大跳,眼睛只盯着这洋鬼子,也不提收钱的事。
房间里有两张床,没有被子枕头。副官叫士兵扛来新的军用寝具。天气很热,只盖被单遮蚊虫就可。“很运气了,”易咕哝了一声,安慰朱利安“一路上就冲着你这张洋脸,土匪和军队都没敢找事。”
这个客栈面临大街,镇上惟一的一条像街的街。木窗敞开,除了巡夜的士兵脚步,躲在暗处的蛐蛐儿。老太婆的黑影子移进屋来,伸手把油灯小小的灯芯拧灭。
屋里漆黑一片,过了好几秒,微见天光。
易在那张床上翻身。朱利安还是不想说话,为今天失态,一直到这刻心里也不好受。战争就是战争,革命就是革命,杀人哪有什么好杀法的?从一离开武汉,他一直在祈祷上帝,让他顺利找到长征的红军,加入革命。可只看到一点点革命的痕迹,他身体本能地抗拒,丢脸透了。
房间空气畅通,天也凉了些。他胸口堵得慌,不知下一步怎么办?
第二天大清早,客栈窗外突然传来锣鼓声,把朱利安和易敲醒了。街上已是喧嚣一片。荷枪实弹的军人,在街上两旁排成队列,上了刺刀。把熙熙攘攘的人群拦在街边。这个地方几乎被战争打烂,竟还有那么多人,太不可思议,可能附近几个镇子的人都来了,大概是个集市日子。
他们赶快从窗口探头。这房间正好在二层楼上,可以清楚看到,三辆牛车载了二十多人,都套着重枷。有几个就是昨天见过的。牛车拉得很慢,在街上示众,每辆车两旁都走着没什么表情的刽子手,扛着白闪亮的大刀。人群里有人哭泣,有叫骂的,大部分只是默默地旁观。
街本来不长,走到头又往回走,刑场在街中央,差不多就在客栈正对面。军人用刺刀分批把犯人逼下牛车,一个军官用拖长的四川话,宣布赤匪杀人犯验明正身,就地处决,以儆效尤。
跪着的犯人,早吓得浑身哆嗦,脸色惨白。军人先开锁脱枷,助手拉住头,露出颈子。然后刽子手,举起大刀,围观的人轰然喊叫,听不出是吓得惨叫或是看戏般喊好。易坐回他自己的床,簌簌发抖。“关窗,”易大声说:“求你关上窗!”
朱利安早就离开窗前,未料到,易反应比他还糟,他只得去关窗。但窗太旧,关不严,他用力,又怕将窗扳断。这时,他听见一个细弱的声音在喊:“革命万岁!红军万岁!”是昨天那个供认杀人的少年。就他一个英雄,不过也许就他一个是真正杀了人的。朱利安不由得朝下一看,满地是血,人头和断尸。他闭上眼,那少年刚发出“革命——”就被一种刀切的钝声打断。朱利安从窗口倒退三步,仿佛是躲避那飞溅的鲜血,他落在了地板上。
“哦,”他恶心得有火在喷燃,呼吸困难。“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要如此不必要地残酷!不管革命或反革命。为什么都一样残酷?”
他们俩无言地在房间里坐着。客栈主人,那个老太婆呆痴痴地经过他们房间,不认识他们似的,也不觉得房间里有人。
不行,朱利安想,这不是我的革命。我不会赞同这种靠煽动阶级仇恨,互相屠杀来进行的革命。中国农民很穷,工人也很穷,但还没有到想革命的程度。即使真的要革命,又有什么必要这么血腥?有什么必要靠加深仇恨推进革命?
他想起自己带着氰化钾。对中国革命的估计,他的确想得太简单了,他自己可以一了百了,他怎么做得了那种鼓励少年杀人的政治委员?
那么,他在中国革命中,还有什么角色可演?窗外的喧哗尚未彻底结束,朱利安已经明白,他的中国革命之梦会在这个山镇结束,在一个夏天的清晨,一个莫名其妙的客栈。
当他们骑着马离开镇子时,老城门口已经挂上二十多颗新的人头,朱利安不想回头去看一眼。他们一口气来到河滩,渡过河,穿过那一片绿绿的树林,朱利安只想离那地方越远越好。
他们到达一个不小的县城是中午时分,到处都生长着夹竹桃树,花开得蔫蔫的。当地人头裹着布,背着长竹篓。但朝东走的近路悬崖栈道刚出事,早上突然坍塌,掉下去几个人和马。他们只得改路线。他安慰自己,他并不是个逃兵,这不是英国式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东方国家的革命或许就是这样,他不是东方人,不值得让自己的双手浸泡在血里,哪怕事业正义,但还是有东西方文化之分。他不可能跨过这个鸿沟。
他们越是往南走,林的声音和形象越是反复在他脑子里出现,渐渐清晰起来。他又开始想念她,尤其夜里,夜里她的声音笑貌很明确。
他们找到一个清静的小餐馆。等着饭菜到时,朱利安从背包里找到林的手帕,黄丝缎暗纹的竹叶,这柔软的质感,和他的手贴在一起,就像林的皮肤和他贴在一起。手帕边角的k,他看着,心一惊,记得好像是六世纪,在叙利亚或者巴勒斯坦的一本犹大经书里说,k是那个能左右生命的字母。
是的,她就是能主宰他生命的人,只要和她能永久地生活在一起,不管在哪里,北京,香港,英国,美国都行,像她说的一样,她本来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要向她证明,他不是她想象的那么自私无情,他从未改变过爱她,他爱她,以他的方式,但是,也可以做到以她想要的方式来爱她。
这想法一旦形成,他相信他一直就是这么想的,就是这样的。他否认不了这个事实:林的确了不起,她把他喜欢的一个世界——战场还给了他,她也能够把他从那个战场重新将他带走。
他想起来,林在这个文化中,也是例外的人物。若按白虎星克夫的说法,那么,程还是一个能排除俗见的知识分子,这点不错;但反过来,程因为是知识分子,也就不信林的“入相女子”一说,甚至对整个房中术很反感。林在床上是如此神采飞扬,花样无穷,在程面前,肯定一招也不敢拿出来:这样的夫妻,还有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林在这个文化中,上下为难,陷入无人理解的困境。他这才弄清,林为什么对他那么依恋。他作为外国人,反而超脱了:既可以不信中国民间的歧视,又可以不在乎中国现代“进步观念”对房中术,他能享受的,就信,不然,就当好玩事听着。
而且,母亲对“不正规”的性,还特别偏爱,她找了一个双性恋者做终身伴侣,几乎无人能理解。或许,林就是为他而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在四川农村,一九三六年夏末,朱利安感到他像一个梦游人突然醒来,发现在中国,惟有林的爱情才是珍贵的。当初她邀请他到北京,实际上是邀请他畅游她的内心世界,她长期被抑止的渴望,和一直埋在心底的爱情,当她把她的肉体展现给他看,她同时也将她的世界——那个文化最深刻的底蕴,没有保留地揭示给他看。
而他渡过痛苦宽阔的河岸,才看清楚只有她站在岸边,一直在等着他。
再过两年,他就三十,迈入中年,他们这个家族的男人有些是大器晚成。他会有一个不错的前景的,他们会有孩子。只要能和她在一起,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度过他们的诗人生涯,忘却所有的喧哗和仇恨,这将是他理想的生活。
早一分钟见到她比什么都重要,现在几乎是心急火燎。易去解手过了一段时间才回来。桌上的绿豆稀饭,锅贴饺子,生椒炒豆皮丝,通通扫荡光。一吃完饭,他对易说想尽快回武汉。
他们骑上马,背对着小餐馆,在一片灿烂的阳光中。
他们被弄到地方军队司令部。旅长正在为什么事发脾气,军帽未戴,上装未穿,衬衣在军裤里。看见门口英国来的记者和他的翻译,就改成一副笑脸,站起来欢迎,让他们进屋坐,两匹马被人牵去喂饲料。屋子一看就是个财主的家,客厅陈设讲究,连桌椅都油光水亮,和镇上其他破败不堪的房子一比,就太堂皇了。
“你的报道想必会公正,说明我军靖难平乱的成就。”旅长抽着烟,尽可能说出最文绉绉的语言。
朱利安对这个家伙说,他作为记者的最高职责就是公正客观地报道,希望长官提供条件,让他上前线去,实地勘查。
旅长坐下,摇摇头,吐出一口烟。然后说,早就没有战事,红军已经全部歼灭,剿匪已经胜利。只是此处乃共匪旧日所占,地方上倒是很不安宁,小股散匪还在偷袭杀人,所以既不能让朱利安他们住下,也不能让他们继续前进:无法保证他们的安全。
他们来回磨了很长时间,最后旅长同意,弄几个战俘给他们采访,以提供材料,报道国军的胜利。
旅长想想,叫身边一个副官,陪他们去监狱。他把副官拉到一边,吩咐了几句。
好一点的平房里都住满军人。地里高粱玉米稀稀拉拉,野草冒得高高的,荒荒的。下午两三点,太阳热旺旺的,空气中有股浓烈的尸臭。远处冒着炊烟的地方,不知什么人在田里做饭。
跨过山涧上的木板索桥后,进入一个加固的大型碉堡。他们转进一个院子,走到一个阴暗的地下室,里面只有几张凳子和一张桌子。石墙上有许多污迹,有火烤的烟迹。一股霉味夹着说不出的腥臭。副官请他们坐下,点上一盏煤油灯,使里面亮多了。
一看就明白,这儿是监牢,这儿就是审讯室。囚犯被一个个带进来,都非常年轻,衣衫破烂,有的还带着伤,却都套着沉重的木枷。一个士兵端着枪站在门口石梯上。这些人全是穿着农民服装,大部分人光着脚,从外表难以分辨是红军还是村民。
副官说,都是在近日被抓捕来的红军散落士兵,应当说是战俘。
中国内战,战俘一向被用来补充部队,听了几个人的口述,就明白这些人卷入了地方的政治,有了命案。易说很难听清楚这些人的当地土腔,他们说得太快又太紧张。他听几句,叫对方停下,然后给朱利安翻译,也等于解释。
故事都差不多,都是地方上的农家子,被共产党动员起来举行土地暴动,杀了本地地主全家男丁,分田地分牲畜分房子,还分妻妾。这样,没多久每个村子就分裂成不共戴天的两大阶级阵营,红军派与白军派。家里一人参加杀土豪分田地的,全家包括近亲都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属于红军派,反之亦然。
“你杀人了吗?”
他们都坚决地摇头,而且连哭带说,一大串冤枉故事,被认错人,抓错人。他们明显把采访当做审讯。
朱利安有点失望了,觉得问不出什么内容,无法了解情况。他刚想停止,解进来的这个犯人,年龄更小,根本是个少年,十四五岁左右,只穿了脏烂的裤衩,营养不良,条条肋骨毕现,精瘦。他一进来就昂头挺胸,一被问,就发表宣告似的说他砍了地主少爷的头。村党代表鼓励他们造反,问他敢不敢领头?他当然敢做,打土豪,由他砍跟他年龄一样大的地主少爷,第一刀没把头砍下来,少爷杀猪般叫。一旁的政治委员鼓励他再砍一刀。
“为什么要砍死他们?”
“闹红就是砍脑壳嘛,这还用问。”少年说“砍了几刀,少爷的头还是粘在颈子上,只是叫不出来了,吊在胸口,没滚下地。”少年脸上有些遗憾地说,他看看自己被枷住的瘦弱的双臂。
听到这里,朱利安突然控制不住,想呕吐,他跌跌撞撞冲出审问室,推开警卫,跑上一坡石梯。院子里光线太强烈,他眼花了,蹲在地上,干呕着,喘着气。
易走到他身后,问:“怎么啦?”
他不能表现比易还脆弱,就迅速站起来,走回去,好像什么事也没有。竟走错门,走进一间空屋,里面堆满了刑具,铁钳,镣铐,大铁剪子,还有一些叫不出名字的家什,上面沾了猩红的东西。一定是临时从审讯室里搬出来堆在这儿,以便把那一间弄得干净点,让他们做采访。苍蝇围着那些刑具嗡嗡叫飞旋。朱利安翻胃更厉害,赶紧出来,回到一片阳光的院子中间。哪间房他都不去,不想看到更残忍的东西。
易对跟上来的副官说:“太热,天气太热。”
他们在士兵的护送下,原路回到地方军队司令部。旅长已经不在,但吩咐了副官给他们准备晚餐,找了个客栈住下。
傍晚吃了顿不错的饭,有肉,但两人都吃不下,吃完饭去客栈。说是客栈,只有他们两个旅客。两层楼的木板房,进去黑暗暗的。主人是个老太婆,见朱利安样子,吓了一大跳,眼睛只盯着这洋鬼子,也不提收钱的事。
房间里有两张床,没有被子枕头。副官叫士兵扛来新的军用寝具。天气很热,只盖被单遮蚊虫就可。“很运气了,”易咕哝了一声,安慰朱利安“一路上就冲着你这张洋脸,土匪和军队都没敢找事。”
这个客栈面临大街,镇上惟一的一条像街的街。木窗敞开,除了巡夜的士兵脚步,躲在暗处的蛐蛐儿。老太婆的黑影子移进屋来,伸手把油灯小小的灯芯拧灭。
屋里漆黑一片,过了好几秒,微见天光。
易在那张床上翻身。朱利安还是不想说话,为今天失态,一直到这刻心里也不好受。战争就是战争,革命就是革命,杀人哪有什么好杀法的?从一离开武汉,他一直在祈祷上帝,让他顺利找到长征的红军,加入革命。可只看到一点点革命的痕迹,他身体本能地抗拒,丢脸透了。
房间空气畅通,天也凉了些。他胸口堵得慌,不知下一步怎么办?
第二天大清早,客栈窗外突然传来锣鼓声,把朱利安和易敲醒了。街上已是喧嚣一片。荷枪实弹的军人,在街上两旁排成队列,上了刺刀。把熙熙攘攘的人群拦在街边。这个地方几乎被战争打烂,竟还有那么多人,太不可思议,可能附近几个镇子的人都来了,大概是个集市日子。
他们赶快从窗口探头。这房间正好在二层楼上,可以清楚看到,三辆牛车载了二十多人,都套着重枷。有几个就是昨天见过的。牛车拉得很慢,在街上示众,每辆车两旁都走着没什么表情的刽子手,扛着白闪亮的大刀。人群里有人哭泣,有叫骂的,大部分只是默默地旁观。
街本来不长,走到头又往回走,刑场在街中央,差不多就在客栈正对面。军人用刺刀分批把犯人逼下牛车,一个军官用拖长的四川话,宣布赤匪杀人犯验明正身,就地处决,以儆效尤。
跪着的犯人,早吓得浑身哆嗦,脸色惨白。军人先开锁脱枷,助手拉住头,露出颈子。然后刽子手,举起大刀,围观的人轰然喊叫,听不出是吓得惨叫或是看戏般喊好。易坐回他自己的床,簌簌发抖。“关窗,”易大声说:“求你关上窗!”
朱利安早就离开窗前,未料到,易反应比他还糟,他只得去关窗。但窗太旧,关不严,他用力,又怕将窗扳断。这时,他听见一个细弱的声音在喊:“革命万岁!红军万岁!”是昨天那个供认杀人的少年。就他一个英雄,不过也许就他一个是真正杀了人的。朱利安不由得朝下一看,满地是血,人头和断尸。他闭上眼,那少年刚发出“革命——”就被一种刀切的钝声打断。朱利安从窗口倒退三步,仿佛是躲避那飞溅的鲜血,他落在了地板上。
“哦,”他恶心得有火在喷燃,呼吸困难。“为什么,为什么他们要如此不必要地残酷!不管革命或反革命。为什么都一样残酷?”
他们俩无言地在房间里坐着。客栈主人,那个老太婆呆痴痴地经过他们房间,不认识他们似的,也不觉得房间里有人。
不行,朱利安想,这不是我的革命。我不会赞同这种靠煽动阶级仇恨,互相屠杀来进行的革命。中国农民很穷,工人也很穷,但还没有到想革命的程度。即使真的要革命,又有什么必要这么血腥?有什么必要靠加深仇恨推进革命?
他想起自己带着氰化钾。对中国革命的估计,他的确想得太简单了,他自己可以一了百了,他怎么做得了那种鼓励少年杀人的政治委员?
那么,他在中国革命中,还有什么角色可演?窗外的喧哗尚未彻底结束,朱利安已经明白,他的中国革命之梦会在这个山镇结束,在一个夏天的清晨,一个莫名其妙的客栈。
当他们骑着马离开镇子时,老城门口已经挂上二十多颗新的人头,朱利安不想回头去看一眼。他们一口气来到河滩,渡过河,穿过那一片绿绿的树林,朱利安只想离那地方越远越好。
他们到达一个不小的县城是中午时分,到处都生长着夹竹桃树,花开得蔫蔫的。当地人头裹着布,背着长竹篓。但朝东走的近路悬崖栈道刚出事,早上突然坍塌,掉下去几个人和马。他们只得改路线。他安慰自己,他并不是个逃兵,这不是英国式的自由主义社会主义,东方国家的革命或许就是这样,他不是东方人,不值得让自己的双手浸泡在血里,哪怕事业正义,但还是有东西方文化之分。他不可能跨过这个鸿沟。
他们越是往南走,林的声音和形象越是反复在他脑子里出现,渐渐清晰起来。他又开始想念她,尤其夜里,夜里她的声音笑貌很明确。
他们找到一个清静的小餐馆。等着饭菜到时,朱利安从背包里找到林的手帕,黄丝缎暗纹的竹叶,这柔软的质感,和他的手贴在一起,就像林的皮肤和他贴在一起。手帕边角的k,他看着,心一惊,记得好像是六世纪,在叙利亚或者巴勒斯坦的一本犹大经书里说,k是那个能左右生命的字母。
是的,她就是能主宰他生命的人,只要和她能永久地生活在一起,不管在哪里,北京,香港,英国,美国都行,像她说的一样,她本来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他要向她证明,他不是她想象的那么自私无情,他从未改变过爱她,他爱她,以他的方式,但是,也可以做到以她想要的方式来爱她。
这想法一旦形成,他相信他一直就是这么想的,就是这样的。他否认不了这个事实:林的确了不起,她把他喜欢的一个世界——战场还给了他,她也能够把他从那个战场重新将他带走。
他想起来,林在这个文化中,也是例外的人物。若按白虎星克夫的说法,那么,程还是一个能排除俗见的知识分子,这点不错;但反过来,程因为是知识分子,也就不信林的“入相女子”一说,甚至对整个房中术很反感。林在床上是如此神采飞扬,花样无穷,在程面前,肯定一招也不敢拿出来:这样的夫妻,还有什么意思呢?
实际上,林在这个文化中,上下为难,陷入无人理解的困境。他这才弄清,林为什么对他那么依恋。他作为外国人,反而超脱了:既可以不信中国民间的歧视,又可以不在乎中国现代“进步观念”对房中术,他能享受的,就信,不然,就当好玩事听着。
而且,母亲对“不正规”的性,还特别偏爱,她找了一个双性恋者做终身伴侣,几乎无人能理解。或许,林就是为他而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在四川农村,一九三六年夏末,朱利安感到他像一个梦游人突然醒来,发现在中国,惟有林的爱情才是珍贵的。当初她邀请他到北京,实际上是邀请他畅游她的内心世界,她长期被抑止的渴望,和一直埋在心底的爱情,当她把她的肉体展现给他看,她同时也将她的世界——那个文化最深刻的底蕴,没有保留地揭示给他看。
而他渡过痛苦宽阔的河岸,才看清楚只有她站在岸边,一直在等着他。
再过两年,他就三十,迈入中年,他们这个家族的男人有些是大器晚成。他会有一个不错的前景的,他们会有孩子。只要能和她在一起,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度过他们的诗人生涯,忘却所有的喧哗和仇恨,这将是他理想的生活。
早一分钟见到她比什么都重要,现在几乎是心急火燎。易去解手过了一段时间才回来。桌上的绿豆稀饭,锅贴饺子,生椒炒豆皮丝,通通扫荡光。一吃完饭,他对易说想尽快回武汉。
他们骑上马,背对着小餐馆,在一片灿烂的阳光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