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头前的卷发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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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西瓜的那个钓鱼人用手抓自己裤子的裤裆，说，战争期间我在一个小村子，忘掉村子叫什么了。我看见一个窗户里一个女人坐在缝纫机旁，她在缝一个花边窗帘，窗帘垂挂在地上。我敲门，说给我点水喝。那女人拖着窗帘打开门。水桶里挂着一个长柄木勺。我一勺又一勺地把水喝光。喝的时候我看着她的小腿肚，又粗又白。我只向水桶里看，我看见她赤裸着站在水里。水是凉的，我的上腭是热的，我的脖子在耳朵里砰砰跳动。她把我拽到地上，她的裙子里面没有内裤。窗帘的花边刺得发痒。她的肚子没有底。她什么也没说。我经常想，我当时没有听到她出过声。我也什么都没说。直到后来我重又回到街上时，我才对自己说给我点水喝。
吃葵花子的那个钓鱼人用牙齿咬掉汗衫边上的一根线。原因在小腿，他说，我趴在我老婆身上时，她的叫唤会弄得邻居深更半夜砸墙，大喊，快住手，不要打她。她的叫唤不表明任何意思，我早就知道了，她的睡衣下面全是冰凉的，只是嘴巴在干叫。我趴在她上面，等习惯了黑暗后，我看见她睁大的双眼，她高高在上的额头，灰中泛黄如月亮一般，还有她下垂的下巴。我看见她咧开的嘴巴，我完全可以用鼻子撞进她睁开的眼睛里，但是我没有这样做。她叫唤，就好像一个人不得不抬一个大柜子，而不像一个人喜欢干这事。她的肋骨异常坚硬，连心脏都因此而枯萎了，她的腿一天比一天细，从脚踝骨向上一直到小腿肚子没有一点肉。她全身的肉都长到肚子上去了。肚子是圆的，滚滚的如同一只肥嘟嘟的绵羊。
钓鱼人脱下鞋子，把鞋子翻过来，抖了抖，一个樱桃核儿掉到地上。有的时候，月亮会站在屋角的天花板和墙壁之间，他说。他有一道熨烫出来的褶纹，我能看见玻璃柜里酒杯上的图案和地毯的须穗。我用眼睛临摹地毯的须穗，让一天从脑海中走过。那个光头戴帽子的钓鱼人拔出一根草秸塞进嘴里嚼。草秸在嘴里来回晃动。让一天从脑子里走过，吃葵花子的钓鱼人说，要不了多长时间，杨树，河流。今天晚上要长一点，今天晚上我有女服务员。
嘴里叼草秸的钓鱼人笑了，还有吉卜赛人，他说。今天晚上时间要长一些，吃葵花子的钓鱼人说，睡着用的时间要更长。我听见了外面的蟋蟀。床在摇晃，因为睡衣脱光了。蟋蟀在唧唧叫，它们在给一根深色的线打结，它们啃噬了我的安宁。它们可能在房子的下面。我屏住呼吸，我感觉到蟋蟀正背着房子，穿过草丛，越过长长的平地，把房子背到多瑙河边。我睡着了以后，会梦见自己走出房子，走到街上。但是外面没有街道。我穿着睡衣，光着脚，站在河边，冻得哆嗦。我必须逃跑，我必须越过多瑙河逃到南斯拉夫去。但是我不会游泳。
河对岸有两个男人坐在一张凳子上，他们穿西服。他们的耳朵在灯光下是透明的。他们像树叶一样并排坐着。其中一个扎着一条红蓝斑点的领带。长凳的一头横着一块黑影，可能是一件大衣，没有袖子，没有领子，没有口袋。这是一件当光线落在下一个树枝上便会不存在的大衣。这两个人都在吃葵花子。瓜子壳急速飞向河里。风掀动树枝，大衣变小了。
那个光头戴帽子的钓鱼人用眼角瞟着那两个男人，吐出叼在嘴里的草秸。知道对面的那些鸟吗，他问。我真的不会水，吃葵花子的钓鱼人说。他耸耸肩，说话声音很轻。
有一次在那个多瑙河的梦里我看见了我老婆，他说。我刚到河边，她就已经到了。她认不出我了。她提问的方式就如同一个陌生的女人在问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她问，你也要逃跑吗。她离开鹅卵石，离开河边，朝另外一个方向走去。那儿有柳树丛和榛子树丛。她在喊，河水太急了，我要先吃点东西。她在灌木下寻找。那儿只有水草，于是她搜寻树枝。她将榛子连枝带叶一块儿撇下来。榛子还没到采摘的时候，还包着绿色的外壳。她用一块圆石头砸榛子。她吃榛子，榛子的白浆从她的嘴里淌出来。我转过视线，目光落在水里。主啊，天上地下无处不在的主啊，我说。我每说一个字都能听到我的嘴里在冒出石头的敲击声。我无法继续祈祷下去，我感觉自己变痴了。上天在听石头，听榛子，唯独不听我。我朝她转过身，大声叫喊，声音大得感觉扎自己的眼：过来吧，我逃不了的，我不会水。
独裁者的额头上坐着一只蚜虫在装死。
阿迪娜经常到这家咖啡馆，因为它在河边，因为公园每年都会长高一个手臂，这些才半年的木头一直到了晚夏仍然是浅嫩的。因为人们从老树枝上能看出来，正在过去的这一年仍然还在晃悠。树皮的颜色黯淡，坚硬，树叶的叶脉粗糙，表明夏天不会那么快就走到尽头。霜冻一旦来临，那就是十月了。它会在一夜之间打光树叶，如同一场事故。
由于公园的空气中悬浮着恐惧的气息，因此人们的脑筋会变得迟缓，在别人所说和所做的一切中看见自己的生命。人们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所想的会变成一个大声的句子呢，还是脖子里的一个节。或者只是鼻翼的一掀一合。
在恐惧的气息中，人们的听觉变得灵敏。
铁丝厂的烟囱飘出烟雾，直到仅剩下夏日老人的画面时才散去。下面是腐烂的痛风的衣裙。
每当阿迪娜习惯了恐惧的气息，摸自己膝盖的感觉和摸椅子便不一样了。于是静静的权力大街便会作为最后一节车厢挂在桥上的有轨电车上。被牵引进城市，牵引进郊区，牵引进脏兮兮的仆人大街。通过那些地方已经干燥的烂泥可以看出来，孩子们长大离家了，男人们入土了。窗户是用旧报纸糊起来的。寡妇们朝前伸出双手，逃进权力大街。
在咖啡馆坐时间长了，恐惧会停下来等待。人们第二天再来的时候，它会早早地在人们坐的地方等候。它是人们脑子里的一个蚜虫，不肯离去。人们坐的时间长了，它会装死。
克拉拉在摇椅子，她掀起裙子，腿上刚刚刮过毛，皮肤非常光滑，每个毛孔里都有一个红色的雀斑。昨天领导命令她去数铁丝卷，玛拉说，今天厂长把她叫过去，厂长靠在窗户上，自己把铁丝卷又数了一遍。数完后，他说，你的腿就像鹿。玛拉脸红了，说了声谢谢。厂长接着又说，长着像鹿一样的毛。
有四个女人在河上划船。她们肩膀上的肌肉像肚子一样凸鼓。第五个女人嘴前举着一个喇叭筒，她在朝喇叭筒里喊，她的目光不是对着划船的女人，而是在对着水面喊。
克拉拉沿着杨树大道朝城里走去。她的鞋子在河边发出踢踏踢踏的声响。额头前的卷发看见喇叭筒里的喊叫声穿插在克拉拉的脚步声中。
光头戴帽子的钓鱼人在用口哨吹一支歌。
系红蓝斑点领带的男人从长凳上站起身，边走边把领带塞进衣服里，边走边朝河里吐葵花子壳，边走边在台阶上梳理头发。他站在桥上，跟在克拉拉的腿后面，她的夏裙在飘舞。他边走边点燃一支香烟。
阿迪娜打开一个白色信封，保尔将报纸端在脸前。他大拇指的指甲裂了。食指上的皮肤是黄色的，上面因抽烟而长出了一片烟叶。信是里弗写的，里面是一张邀请卡，图案是两个套在一起的戒指。
里弗是保尔的同学，在南方一个小村庄当教师已经两年了。多瑙河在那里阻隔而过，田野与天际相连，凋零的飞廉将白絮撒入多瑙河。村里的农民都是先喝酒，再到田里干活，然后才吃早饭，这是里弗说的。女人们给鹅填塞抹了油的玉米。警察、牧师、市长、老师，人人嘴里都有金牙。
罗马尼亚的农民吃得太多喝得太多，因为他们拥有的太少，这是里弗说的，他们说得太少，因为他们知道得太多。他们不相信陌生人，哪怕是和他们吃的一样喝的一样的陌生人，因为他们嘴里没有金牙。陌生人在这里很孤单，这是里弗说的。
这也是里弗为什么要娶一个村子上的女教师的原因，那个女人属于那里。
怕西瓜的那个钓鱼人用手抓自己裤子的裤裆，说，战争期间我在一个小村子，忘掉村子叫什么了。我看见一个窗户里一个女人坐在缝纫机旁，她在缝一个花边窗帘，窗帘垂挂在地上。我敲门，说给我点水喝。那女人拖着窗帘打开门。水桶里挂着一个长柄木勺。我一勺又一勺地把水喝光。喝的时候我看着她的小腿肚，又粗又白。我只向水桶里看，我看见她赤裸着站在水里。水是凉的，我的上腭是热的，我的脖子在耳朵里砰砰跳动。她把我拽到地上，她的裙子里面没有内裤。窗帘的花边刺得发痒。她的肚子没有底。她什么也没说。我经常想，我当时没有听到她出过声。我也什么都没说。直到后来我重又回到街上时，我才对自己说给我点水喝。
吃葵花子的那个钓鱼人用牙齿咬掉汗衫边上的一根线。原因在小腿，他说，我趴在我老婆身上时，她的叫唤会弄得邻居深更半夜砸墙，大喊，快住手，不要打她。她的叫唤不表明任何意思，我早就知道了，她的睡衣下面全是冰凉的，只是嘴巴在干叫。我趴在她上面，等习惯了黑暗后，我看见她睁大的双眼，她高高在上的额头，灰中泛黄如月亮一般，还有她下垂的下巴。我看见她咧开的嘴巴，我完全可以用鼻子撞进她睁开的眼睛里，但是我没有这样做。她叫唤，就好像一个人不得不抬一个大柜子，而不像一个人喜欢干这事。她的肋骨异常坚硬，连心脏都因此而枯萎了，她的腿一天比一天细，从脚踝骨向上一直到小腿肚子没有一点肉。她全身的肉都长到肚子上去了。肚子是圆的，滚滚的如同一只肥嘟嘟的绵羊。
钓鱼人脱下鞋子，把鞋子翻过来，抖了抖，一个樱桃核儿掉到地上。有的时候，月亮会站在屋角的天花板和墙壁之间，他说。他有一道熨烫出来的褶纹，我能看见玻璃柜里酒杯上的图案和地毯的须穗。我用眼睛临摹地毯的须穗，让一天从脑海中走过。那个光头戴帽子的钓鱼人拔出一根草秸塞进嘴里嚼。草秸在嘴里来回晃动。让一天从脑子里走过，吃葵花子的钓鱼人说，要不了多长时间，杨树，河流。今天晚上要长一点，今天晚上我有女服务员。
嘴里叼草秸的钓鱼人笑了，还有吉卜赛人，他说。今天晚上时间要长一些，吃葵花子的钓鱼人说，睡着用的时间要更长。我听见了外面的蟋蟀。床在摇晃，因为睡衣脱光了。蟋蟀在唧唧叫，它们在给一根深色的线打结，它们啃噬了我的安宁。它们可能在房子的下面。我屏住呼吸，我感觉到蟋蟀正背着房子，穿过草丛，越过长长的平地，把房子背到多瑙河边。我睡着了以后，会梦见自己走出房子，走到街上。但是外面没有街道。我穿着睡衣，光着脚，站在河边，冻得哆嗦。我必须逃跑，我必须越过多瑙河逃到南斯拉夫去。但是我不会游泳。
河对岸有两个男人坐在一张凳子上，他们穿西服。他们的耳朵在灯光下是透明的。他们像树叶一样并排坐着。其中一个扎着一条红蓝斑点的领带。长凳的一头横着一块黑影，可能是一件大衣，没有袖子，没有领子，没有口袋。这是一件当光线落在下一个树枝上便会不存在的大衣。这两个人都在吃葵花子。瓜子壳急速飞向河里。风掀动树枝，大衣变小了。
那个光头戴帽子的钓鱼人用眼角瞟着那两个男人，吐出叼在嘴里的草秸。知道对面的那些鸟吗，他问。我真的不会水，吃葵花子的钓鱼人说。他耸耸肩，说话声音很轻。
有一次在那个多瑙河的梦里我看见了我老婆，他说。我刚到河边，她就已经到了。她认不出我了。她提问的方式就如同一个陌生的女人在问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她问，你也要逃跑吗。她离开鹅卵石，离开河边，朝另外一个方向走去。那儿有柳树丛和榛子树丛。她在喊，河水太急了，我要先吃点东西。她在灌木下寻找。那儿只有水草，于是她搜寻树枝。她将榛子连枝带叶一块儿撇下来。榛子还没到采摘的时候，还包着绿色的外壳。她用一块圆石头砸榛子。她吃榛子，榛子的白浆从她的嘴里淌出来。我转过视线，目光落在水里。主啊，天上地下无处不在的主啊，我说。我每说一个字都能听到我的嘴里在冒出石头的敲击声。我无法继续祈祷下去，我感觉自己变痴了。上天在听石头，听榛子，唯独不听我。我朝她转过身，大声叫喊，声音大得感觉扎自己的眼：过来吧，我逃不了的，我不会水。
独裁者的额头上坐着一只蚜虫在装死。
阿迪娜经常到这家咖啡馆，因为它在河边，因为公园每年都会长高一个手臂，这些才半年的木头一直到了晚夏仍然是浅嫩的。因为人们从老树枝上能看出来，正在过去的这一年仍然还在晃悠。树皮的颜色黯淡，坚硬，树叶的叶脉粗糙，表明夏天不会那么快就走到尽头。霜冻一旦来临，那就是十月了。它会在一夜之间打光树叶，如同一场事故。
由于公园的空气中悬浮着恐惧的气息，因此人们的脑筋会变得迟缓，在别人所说和所做的一切中看见自己的生命。人们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所想的会变成一个大声的句子呢，还是脖子里的一个节。或者只是鼻翼的一掀一合。
在恐惧的气息中，人们的听觉变得灵敏。
铁丝厂的烟囱飘出烟雾，直到仅剩下夏日老人的画面时才散去。下面是腐烂的痛风的衣裙。
每当阿迪娜习惯了恐惧的气息，摸自己膝盖的感觉和摸椅子便不一样了。于是静静的权力大街便会作为最后一节车厢挂在桥上的有轨电车上。被牵引进城市，牵引进郊区，牵引进脏兮兮的仆人大街。通过那些地方已经干燥的烂泥可以看出来，孩子们长大离家了，男人们入土了。窗户是用旧报纸糊起来的。寡妇们朝前伸出双手，逃进权力大街。
在咖啡馆坐时间长了，恐惧会停下来等待。人们第二天再来的时候，它会早早地在人们坐的地方等候。它是人们脑子里的一个蚜虫，不肯离去。人们坐的时间长了，它会装死。
克拉拉在摇椅子，她掀起裙子，腿上刚刚刮过毛，皮肤非常光滑，每个毛孔里都有一个红色的雀斑。昨天领导命令她去数铁丝卷，玛拉说，今天厂长把她叫过去，厂长靠在窗户上，自己把铁丝卷又数了一遍。数完后，他说，你的腿就像鹿。玛拉脸红了，说了声谢谢。厂长接着又说，长着像鹿一样的毛。
有四个女人在河上划船。她们肩膀上的肌肉像肚子一样凸鼓。第五个女人嘴前举着一个喇叭筒，她在朝喇叭筒里喊，她的目光不是对着划船的女人，而是在对着水面喊。
克拉拉沿着杨树大道朝城里走去。她的鞋子在河边发出踢踏踢踏的声响。额头前的卷发看见喇叭筒里的喊叫声穿插在克拉拉的脚步声中。
光头戴帽子的钓鱼人在用口哨吹一支歌。
系红蓝斑点领带的男人从长凳上站起身，边走边把领带塞进衣服里，边走边朝河里吐葵花子壳，边走边在台阶上梳理头发。他站在桥上，跟在克拉拉的腿后面，她的夏裙在飘舞。他边走边点燃一支香烟。
阿迪娜打开一个白色信封，保尔将报纸端在脸前。他大拇指的指甲裂了。食指上的皮肤是黄色的，上面因抽烟而长出了一片烟叶。信是里弗写的，里面是一张邀请卡，图案是两个套在一起的戒指。
里弗是保尔的同学，在南方一个小村庄当教师已经两年了。多瑙河在那里阻隔而过，田野与天际相连，凋零的飞廉将白絮撒入多瑙河。村里的农民都是先喝酒，再到田里干活，然后才吃早饭，这是里弗说的。女人们给鹅填塞抹了油的玉米。警察、牧师、市长、老师，人人嘴里都有金牙。
罗马尼亚的农民吃得太多喝得太多，因为他们拥有的太少，这是里弗说的，他们说得太少，因为他们知道得太多。他们不相信陌生人，哪怕是和他们吃的一样喝的一样的陌生人，因为他们嘴里没有金牙。陌生人在这里很孤单，这是里弗说的。
这也是里弗为什么要娶一个村子上的女教师的原因，那个女人属于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