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东郭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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狼是东郭，东郭是狼如此丑陋，谁敢帮忙
我在三十三岁一九六八年时候，发生了柏杨（郭衣洞）案，冤狱发生前后，我义助柏杨，做了一些事，前后持续七年之久。我对怕杨的义助，主要乃基于同情与人权，而不在他是一位作家，从作家标准上看，我从来深信：凡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都不足论。柏杨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当然也不例外。柏杨的专精和博学训练都很差，他没有现代学问底子，作品实在缺乏深度、广度与强打度。柏杨的文字有一股格局，不外是口口声声"糟老头"啦、"赌一块钱"啦一再重复的滥套，他的存货和新货都是很贫乏的，所以只能靠耍嘴皮来做秀，谈不到深度和广度。至于强打度方面，他攻击的上限比何凡高一点，他敢攻击警察总监，于是就"三作牌"得周而复始。我真奇怪一些读者怎么受得了他那点翻来覆去的老调儿，我真怀疑这些读者的水准！杂文以外，他的历史作品写得很热闹，但是颇多错误，给他同一水平的读者看可以，给专家看就会笑，这是因为他的历史基础有问题的缘故。凭他那点历史基础还要翻译资治通鉴，司马光何辜啊！
我与柏杨相识于一九六五年，并无深交，到了一九六七年，偶有来往。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晚上十点半，他突然打电话给我，很神秘、很急迫他说，无论如何要我去他家一趟，于是我去了。他请我到他书房里，神色很是不安。他知道我曾一再被治安机关"约谈"过，经验丰富，乃反复问我被"约谈"的细节，并说他出了一点麻烦。原来一九六七年五月，他的太太艾玫应中华日报社长楚崧秋之聘，主编中华日报家庭版。家庭版中刊有"大力水手"
（popeye）卡通。艾玫事忙，编务有时由柏杨代办，柏杨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到十三日刊出的卡通中，选登译文，出了纰漏－被调查局认定有"侮辱元首"之嫌。于是，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这天，艾玫被"约谈"，一连十多个小时后，还没消息，柏杨慌了，乃电话请我去他家，特别对被"约谈"的一般情况，详为打听。我当时只觉得怪怪的，怪柏杨为什么老是间这些问题，并不知道艾玫已被请去，柏杨也没透露。到了十二点，我打算告辞了，忽然楼下有汽车声，接着艾玫开门，踉跄而入，大哭大叫，连说："他们审我一连十五个小时啊！他们连我上厕所都要跟着看啊"经柏杨照顾了好一阵子，艾玫情绪才稍稍平静，最后柏杨才向我说出"大力水手"事件的全部情形，并问我意见。我说，看来国民党来意不善，你要有心理准备，柏杨深以为然。我对他们加以安慰后，已是夜里两点，就回家了。第二天清早，果然不出我所料，柏杨也被请去"约谈"了。"约谈"长达二十七个小时，事后（三月二日）柏杨有长信给孙观汉，备述始未，其中一段谈到我：
向先生突然报告这坏消息，实在遗憾，但又怕以后不能再向先生修函，则趁此时机，且做最后一叙，想一想我真是个老天真，见识且不如李敖这个年轻人，李敖先生经常携带一小衣箱及洗脸漱口用具，准备随时被捕，我常讥笑他小人之心，把台湾合法政府看成什么了？诚如先生言，社会上多少总有公道，想不到我和艾玫突然受此，不但无颜对祖先、且无颜对李敖
柏杨是二日中午放出来的。这封信是二日下午见过我以后写的。我在日记上说："早为柏老办事（向调查局抗议等），午始放出。下午见一面。"见面后柏杨问我意见，我说："他们这次放你，只是观察你被放后一时反应或跟什么人联络，我看事情还没过去，你要交代的，就先妥为交代吧！"他听了，决定采纳我的意见，写信给孙观汉，并向艾玫交代"身后事。"他留了一封长信给艾玫，艾玫拿来听我意见，我也做了一些建议。柏杨信中"外务找祖光、李敖"、售出版社"请左焕文、李敖介绍"、"书则赠李敖"、"但盼告寒爵、申虹、紫忱、李敖，俟有机会，为文"等话，前两点是杂务，都由屠申虹他们料理了。柏杨的藏书我一本也没收受，我向艾玫说：
"这些藏书是柏老的心血，请给他完整保存，等他回来享用。
我是不敢收的。"最后一点倒是我最关心的，但是我已被同民党完全封锁，实在没有机会为文，因此，我决定向海外设法。
我的方式有三项：
一、尽量把有关案情的一切文件，偷运到海外，其中最重要的是柏杨自己的答辩书。因为我告诉过柏杨，人一入狱，要想合法传出手写的东西，就难难难；但是若以答辩状等法律文书偷关漏税，则或许能有漏网的机会。因为给律师参考的法律文书，为诉讼所必需，理应放行才是。我相信柏杨会记得我的话，他下笔又勤又快，牢中无事，把自己冤狱详细道来，必然精彩。柏杨入狱后，我请艾玫再做这一暗示给柏杨，果然柏杨就把答辩书陆续供应出来了。我主要通过我的美同朋友梅心怡等的协助，流传海外，使柏杨冤情和知名度，大显于天下。
二、尽量把柏杨冤狱新闻，转达给外同记者。在这方面，我王要通过美同记者魏克曼（fredaricwakeman。jr。）等的协助。在他们的协助下，纽约时报在一九六九年七月三日和九月七日，都有长篇报道；新共和（thenewrepublic）在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六日，也有长篇报道。这样更使怕杨的冤情和知名度，大显于天下。
三、尽量展开营救行动。在这方面，我主要通过孙观汉。
孙观汉是美闰匹兹堡大学物理学博士，是用闪烁计数器测定中子的第一人，也是用陨石粒子测出月球自行发光的第一入，拥有在美注册的四十种以上的专利。曾任台湾清华大学原子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美国西屋公司放射线与核子研究所所长。
我通过孙观汉营救柏杨的事，值得特别细说一下。我在柏杨被捕二十四天后（三月二十八日），托梅心怡转秘件给孙观汉，其中说：
去年读先生写的李敖和天才等论我的文字，以及先生给我的信，我就早想写封长信
关于长信的内容，现在还得退后说，我得先说柏杨的事。
从艾玫被传，到柏杨一放再捕，我都是最接近这件事的一个人。从艾玫被传那天晚上，柏杨约我"商身后事"起，我一直在旁帮了一些忙。如今柏杨失去自由已经二十多天，官方刻意"做案"的态度已极明显，宪法、提审法、刑事诉讼法等保障基本人权的条文已被忽略得不成样子，我觉得我必须发出这封自柏杨出事以来我一直想写给先生的信，向先生提供一个也许可行的方法。
我的意见其实先生在给艾玫和寒雾的信中，也呼之欲出了的，那就是请先生出面，以先生声望和号召力，尽快联名李政道等，发表一公开信，投诸thenewyorktimes等报，对国民党政府施以压力——这个政府目前只有海外舆论的压力，可以稍对它的爱面子心理有点警惕作用。除此之外，实无他法。这个方法对救雷震等人无效，因雷震已使他们"咬牙切齿"，所以只有不要脸，不买海外的账；但这个方法对救柏杨却可能有效，因为柏杨只不过使他们"疾首蹙頞"而已，所以他们可能还肯为了爱面子而放开血手一下。公开信方法即使无效，也可收"暴其恶"的效果，同时可使柏杨不做无名英雄，也是给他一种安慰。
三月十六号thenewyorktimes星期日版第七页，有专栏论"文星事件"，也论到我被迫害等事，先生便中不妨参考。我的意思是柏杨事件当向海外报章揭出真相，使做恶者至少知道休想再认为可做恶而无人知－我觉得这是海外知识人至少该联合起来做的一件事。
设想每在国民党政府做恶一次或有一次违背自由民主的记录的时候，海外知识界就联名发表一次宣示，这该是起码可行的事，也是起码对在苦难中国人的一点声援。不要沉默抗议，也不要写信求情，沉默和求情对这个政权是无效的，也是软弱的。我们要使做恶者知道：只要他们不厌于做恶，海外知识人就不倦于揭发，形成这么一个习惯或"连锁反应"并使他们知道，日子久了，应该就有效果了！
柏杨事件，纯是冤狱。柏杨并非"殉道式"人物，也绝非"敢"讽刺他们父子的人物，而竟阴错阳差，被比照"犯上作乱"者处理，硬逼他做英雄，这真是这小岛上的大怪事！
咳，观汉先生，我们知心的朋友，您以为如何
孙观汉在收到我的信后，曾在七月七日有信回我，这封信当时我未能看到，而是八年以后－我出狱后－才看到的，原来他竟反其道行之，仍旧向当政者求情，"求求你释放柏杨先生"，结果证明无效。五年以后，一九七三年六月，孙观汉在香港发表李敖谈柏杨的冤狱，公开了我给他的秘件和他的回信，他公开表示了他营救方向的错误。他说直到一九七一年李敖被捕了，他才觉悟过来：
这是五年前的事了，现在回头看来，李敖先生有二点先见之明。第一，他说求情是无效的，我却仍去求情，结果被事实证明无用。第二，他主张把压制自由的事件公开发表，我却怕风怕势地因循了好久，才了解公开发表的需要。
为什么我在给孙观汉的信中指出柏杨并非"殉道式"人物，也绝非"敢"讽刺他们父子的人物呢？实在是因为我深知他是国民党"文学侍从之臣"出身，他离开国民党核心，不再得宠，原因是桃色事件，不是思想事件。他即使是在入狱前夜，还深信他的国民党老上司李焕和蒋经国可以帮他妻子出境，他留给艾玫长信中口口声声"可找李焕先生或径找蒋主任，哀诉，必可获助"、口口声声"蒋主任是热情忠厚之人，李焕先生一向对我关爱"、口口声声"蒋经国主任是一代英雄，是非必明要求出境，英雄必热情，当无问题"这些话，无一不显示了他的基本心态，也显示了他跟国民党的深厚关系。柏杨非但不是"讽刺他们父子的人物"，并且其依恋钦慕之情，还大大溢于言表呢！柏杨一九六八年八月四日的答辩书中，有这样一段：
自幼受学生集中训练及从事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对总统有一种婴儿对亲长的依恋之情，至于对蒋部长，只举一件事来做说明，台湾中部横贯公路十二景是我定的，在定景当中，有一个蒋部长所住过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后来被命名为"日新冈"），我特地定名为"甘棠植爱"，这份钦慕的心意，惟天可表。
而最讽刺对比的，是他在被捕之日，还在自立晚报上发表响应蒋夫人的号召（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呢！不但马屁咚咚朝父子身上拍，还贾其余屁，直奔蒋婆呢！所以，我才说："凡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都不足论。"柏杨"攻击的上限比何凡高一点，他敢攻击警察总监"而已。柏杨入狱，是"阴错阳差"，并不是真的反对国民党，更别提反对党中央了。可笑的是，柏杨竟被某些浑人硬当做反国民党的政治犯，这不是怪事吗？
柏杨在十年冤狱家破人老以后，回到台北，公然表示原谅并同情迫害他的特务、检察官等人；另外在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五日的"中国时报上，以悼蒋经国先生为题，大做肉麻的吹嘘，举凡"杰出"也、"英明"也、"衷心的祝福蒋经国先生在天之灵"也，全部出笼；又在第二天一月十六日的中央日报上，以永怀哀思免于恐惧的自由为题，再做肉麻的吹嘘，举凡后悔没单独与蒋经国"合照"也、"值得称赞"也、"功德"也、"蒋经国先生领导上开明、宽容的胸襟"也，也全部亮相。这种置蒋经国整他、使他十年冤狱家破人老的杰作于不问，反倒殷殷以马屁报怨的作风，古人的以德报怨，又算老几呀！柏杨一方面向蒋经国重抬旧屁，一方面已经变成一个吓破了胆的人，连"警察总监"都不敢碰了。远流出版公司为他印白话资治通鉴广告，广告中印了区区"借古讽今"字样，柏杨都坚持一一涂去，令远流出版公司的同人叹息不置，他们没想到柏杨的胆量，竟已一至于此！柏杨不但对蒋经国发贱，以德报怨，同时对李敖却一反其道，以怨报德。他出狱后，写活该他喝酪浆一书，扉页题的是："谨将本书献给余纪忠先生暨夫人感谢对我的照顾和爱护"；他写按牌理出牌一书，扉页题的是："谨将本书赠给罗祖光先生暨夫人感谢患难中对我的帮助"；他写大男人沙文主义一书，扉页题的是："谨将本书赠给史紫忱先生暨夫人感谢对我深挚的友情"从国民党中常委到国民党大特务，一律即溶咖啡式快速感恩不绝，而此辈中常委与大特务，却是在他受难时理都不理他的，试问李敖这种在他真正"患难中"对他"帮助"的、"照顾和爱护"的，是不是也该有点次于献书、赠书的待遇呢？被柏杨献书、赠书，与国民党中常委大特务为伍，固不足为李敖之辈光宠，但是柏杨出狱多年，对李敖无一言之感、一字之谢、一语之褒、一饭之赏、一册之赠，反倒在李敖陪萧孟能太太朱婉坚去花园新城找萧孟能履行民法第一00一条"夫妻互负夫妻同居之义务"时，左袒萧孟能及其"女朋友"，开车亲送其第三任夫人于楼下，由其第三任夫人上楼助阵试问柏杨这种道德标准，岂不大离奇了吗？另一方面，在忘恩负义的林正杰及其手下，联合国特诽谤李敖的时候，柏杨竟在背后怂恿"快快出专书整李敖啊"！可见此公道德标准之离奇，甚至不是普通的离奇呢！
由于当年孙观汉跟我"同谋"营救柏扬，我乃在一九八四年二月三日写公开信给孙观汉，要他表态。孙观汉不负所望，终于在五十天后，给了我公开指教。他的指教登在四月十日的自立晚报上，标题竟是将相和，我看了以后，认为孙观汉又糊涂又伪善，因此提出反驳，我指出：
将相和的第一条件是"将"的方面要负荆请罪，"将"本人有此觉悟最好，本人若没有，他的好友要以大义相责，督促他有此觉悟。孙观汉先生是"深明大义"的人，又是柏杨的好友，他不以大义相责柏杨，督促柏杨向李敖谢罪，却把"将相和"的责任，要蔺相如一起分担，这是大错特错的
廉颇虽然对蔺相如嫉妒"将"对"相"虽然不和，却绝无忘恩负义。双方"和"的条件，基础上是平等的。但是"柏李二位"却不如此。柏杨当年是阶下囚的地位，我既辛苦、又冒险去救他（孙观汉先生救柏杨，因是在美国遥救，辛苦异常，但是无险可冒），最后且变成我坐牢的黑罪状之一。警总保安处处长吴彰炯少将他们追问我种种细节，并追查"国际奸人"，我曾饱受刑求，我的朋友梅心怡等"国际奸人"，直到今天还不准再来台湾。我在柏杨受难之时，前后七年，援之以手，身受其害如今孙观汉先生"深知李敖营救柏杨内幕"，却按下不表，不施善人，反为忘恩负义者隐恶，把大义凛然的"将相和"，弄成是非隐晦的"将相和"、糊里糊涂的"将相和"、和稀泥式的"将相和"这种"将相和"，只是拖着蔺相如一起打屁股的大义、只是要义人为不义者"牛排分担"的大义、只是私人吵架又和好了的大义，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营救柏杨的入中，除我以外，至今还有两个人，一直不被正人君子们所提起，那就是柏杨的第二任太太艾玫和称柏杨做老师的屠申虹。在柏杨被捕时，艾玫只是在校的大学生，并在中国广播公司任职。柏杨被捕后的第二天（还没被起诉），柏杨的四十年老友、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假基督徒黎世芬，就强迫艾玫辞职，很快的，艾玫发现黎世芬不是一个，而是许多个，原来所谓几十年的老友，都一个个躲开了，除了海外的孙观汉和岛上的屠申虹和柏杨新友李敖外，大家都识时务者为俊杰了。
这年九月九日的国民党中央社参考消息里，有这样的内部文件：
纽约时报诬我压制知识分子中央社纽约八日专电纽约时报星期杂志今日刊载有关军事法庭判决柏杨徒刑十二年的台北报道。
该报道刊载于第五页，标题为：台湾小说家被判徒刑十二年——在限制知识分子的运动中曾被秘密审问。
该报声称，在一次庭讯中，柏杨"推翻了他曾参加东北共党间谍学校的供词。他说，此项供词系在长时间和疲劳侦讯之后所获得"
同时，该报道提及彭明敏及李敖案件。
据悉，彭明敏既不能获得一份职业，也不能获得前往美国的护照。"他数年前已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奖学金。他及他的家属经常被监视。当友人访问他们之时，常被阻止，并加查询。"
至于李敖，"已被禁止出版任何新书。为了谋生计，目前他以买卖旧电气用具为业。"
这一秘密文件中提到的柏杨"推翻了他曾参加东北共党问谍学校的供词"一事，是全案的一个关键。因为据柏杨的答辩书，提到该间谍学校叫"民主建设学院"，如果证明根本无此学校，则可推翻所有罪状。柏杨在自诬过程中，留下了这一个可以查证的活扣，以期翻案，这是他的聪明处。九月五日，艾玫特别找到我，这时我已经五个多月没有见到她了，不知她已搬到了泰顺街。她拿出柏杨的谷辩书给我看，要我表示意见。我一眼就看出柏杨留下的这个活扣，我说，我在日本有一位朋友，就是联合报驻日特派员司马桑敦，他是吉林双城人，为共产党坐过牢，又是东京大学硕士，他博闻强记，也许可以帮忙查一查。艾玫听了，欣然色喜，就请我写信给司马桑敦。我在八月六日要跑支票，就在八月七日清早三点起，写信给司马桑敦，并于午前亲送去给艾玫过目，艾玫认为可以，就由她发出了。不料我高估了司马桑敦，他不但无能为力，甚至连信都不敢回。到了第二年五月十四日，胡金铨、王敬羲约我去"国宾"楼下吃消夜，我去了，见到艾玫在座，我问了一些柏杨的事，她说柏杨还好。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据我所知，虽然柏杨入狱前有"不必记挂我"、"另行改嫁，不必指望我，以误青春"、"不必给我来信"等"身后事"的书面交代，但是艾玫的确努力在等待、在挣扎，最后，她虽然没有再苦等下去，但她为了营救柏杨，的确也尽过不少力量。说风凉话的人们，不该为了她的为情不卒，就抹杀了她的努力。多年以后，记者问到她和柏杨的事，她说：
"我已经仁至义尽。上帝会证明一切。"柏杨出狱前，还有过"出狱前夕寄前妻倪明华"的大作，最后四句是："感君还护覆巢女，魂绕故居涕棘荆，我今归去长安道，相将一拜报君情。"但在出狱后，柏杨"报君情"的，竟是公然写文章说艾玫"她正伤心我的平安归来"（爱书人一九七七年七月一日）！艾玫为柏杨奔走营救，辛苦"还护覆巢女"多年，最后得到的评语，竟是如此十个大字，我想艾玫心木再坏，也不会坏到为柏杨，平安归来"而不开心吧？这样子说一个曾经同甘共苦过的、含辛茹苦过的第二任妻子，柏杨的道德标准，真是我辈浅人不能测其高深了！柏杨的第三任太太，是柏杨出狱以后结识的，我幸会一次，只见到一脸横肉，扑人而来，深感去艾玫远矣！这位第三任太太曾有"诗"云"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其实柏杨在火烧岛上的时候，她爱的人，别有其人，并且在台湾。台湾"诗人"作品之易引错觉也，由此可见。她又写过半通不通的"单程票"（给柏杨）一"诗"，其中说："而险如夷、惊已安我们俩注定会守望到北极星的悬升在命运苍茫的曙色里。"艾玫不幸，她没福气坐享其成，在文字上消受"而险如夷、惊已安"的风凉；她只能在行动上，与柏杨共度惊险的岁月，共度那又惊又险的岁月。最后，"在命运苍茫的曙色里"，她一阵泫然、一片沉默，抱着柏杨的十字评语，妄想"上帝会证明一切"。
与我的内容中，只能看得到浮面的花花草草，而完全没有触及到柏杨受难事件前后约半年之久的那一段沉痛过程；也正因为如此，在这本文集中，只有"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那种凭空想象式的感性诗句，而完全没有柏杨被捕期间的那一份惊悸惶栗、哀告无门的眼泪
屠申虹又写道：
比较起来，柏杨先生比李敖幸运，在他入狱之后，还有李敖和我可以为他料理一些善后。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和李敖除了要为柏杨师设法摆平留下来的"支票款，以及出版社的杂务，更要强颜欢笑地安慰整天泪眼婆娑的柏杨夫人（艾玫女士）和当时才七八岁的女儿佳佳。由于那一段痛苦的日子，实在让人难忘，因此，在我的内心，对艾玫所受到的伤害，亦就难免有着一份较为偏袒的同情。在这一个事件过去后的十年，在柏杨师脱难回到台北的当天，自立晚报总编辑罗祖光先生和我陪柏杨师吃饭，在饭桌上，柏杨先生对艾玫的未曾等他出狱团聚极不谅解，讲了一些相当愤慨的埋怨话，我当时为艾玫讲了几句很持平的公道话
不料这几句持平的公道话，就被柏杨怀恨在心，从此，屠申虹也出局了。后来屠申虹对我摇头苦笑，说："我们当年那样又冒险又辛苦的帮柏老忙，下场竟是你李敖被诬赖为好夫、艾玫被诬赖为淫妇、我屠申虹被诬赖为账目不清。想来真是窝囊。"我说："柏杨的可恶、可恨与可耻，在他摧毁了人类最高贵的一项道德。朋友有难，凡是袖手旁观的，都没事；反倒是援之以手的，都遭殃，都被诬赖成好夫、淫妇、账目不清。柏杨这种恩将仇报，无异警告了人类：在朋友有难时，你绝对不可帮忙，这种义助的道德是要予以摧毁的，而柏杨公然摧毁了它。柏杨此人其他的卑鄙不足论，但他公然摧毁了人类的道德可就太差劲了。"古书有中山狼传，说赵简子在中山打猎，追逐一狼，狼向东郭先生求救，脱险后反咬恩人，这是中国有名的忘恩负义故事。如今柏杨公然摧毁了人类的道德，千载以还，恐怕一切都要改写，狼固是狼，东郭也是狼，因为照柏杨这样菜的做人，人人都是狼了，没人要帮别人，也没人敢帮别人了。
与柏杨朋友一场，有两点他帮我的，虽事情不大，我仍感念。第一是我一九六七年同汤炎光、屠申虹办文风杂志，签约时他惠予见证。第二是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人日，我自警总保安处移送军法处，即从台北博爱路移送景美秀朗桥下。第二天，看守所同意我可以用书面向看守所图书室申请借书证，同房的袁耀权也同时申请，可是晚上书来的时候，却只有我申请的先发下，借书证上登记的笔迹，一看就是柏杨的，同时还为我选了一本书——雷马克的生命的光辉，是以德国集中营为背景的一部小说，在苦难中读了，令人鼓舞。
我很感谢柏杨给我这次无声的优先服务，我至今不能忘记。那时柏杨正在做全所图书室主管，是"外役区"的肥缺，白天可以自由活动，如果想办法的活，也有机会照顾到我们这些整天在"押区"的难友，可是我始终没有得到他的任何照顾。
到了四月，柏杨被移送绿岛了。过了两年，"押区"的刁德善他们也要移送绿岛，我秘密请刁德善带了点礼物送柏杨，并另一个一直不被正人君子提起的屠申虹，在我写文章揭发柏杨后，他写了追忆，提到他收到一本祝贺柏杨六十岁生日的书－柏杨与我：
在这本花团锦簇的祝寿丈集中，到底欠缺了什么它欠缺了几个人的名字。由于欠缺了这几个人的名字，于是，在整个事件的串连上，就发现了缺失，正好像在过去国民党的革命史上，故意遗漏了汪兆铭（精卫）一一样，让很多史实，都得不到合理的衔接。但是却又故意的增添了某些人物，于是在事件的发展上，又多出了一些可笑的枝节。
这其中所欠缺的几个名字：第一个是艾玫（柏杨先生的第二任夫人）、第二个是李敖、第三个是我－屠申虹。
由于在这本文集中，漏失了这三个名字，于是在柏杨转告柏杨我为他奔走的种种细节，包括国际笔会开会，宣读在狱作家名字时，柏杨都名列其中等事，希望能给他一点安慰。我并请刁德善他们特别照顾他。
柏杨出狱后，托林紫耀间接转话给我，希望把我藏书中他的著作借给他，可是我的藏书，在我多年坐牢期间，经过治安机关的洗劫和亲朋的打劫，已经散失不全，柏杨作品也在散失之列，我对柏杨，只好据实转告，歉未应命。我结婚后，胡茵梦提议请柏杨吃饭，我同意了。不料她电话打去，柏杨表示他饭局很多之意，这一请客，也就作罢了。后来得知，我已被他不分青红皂白、打成好夫了。我生平义助朋友也不在少，但义助下场如此含冤莫白、如此倒胃透顶的，倒是第一遭，每一想起，就会痛恨"柏小人"也。
由于我对"柏小人"这种国民党文人的卑视，衍生出另一种情结，就是我非常讨厌我的名字和他们连在一起。有一次远流出版公司的王荣文写了一篇文章，中有一段说："读史以识世局、决大势。我们更乐意看到更多位如李敖、高阳、柏杨等，勤于耕耘史学的优秀作者。"我读了，深感未甘。
昔初唐四杰，有"王（王勃）、杨（杨炯）、卢（卢照邻）、骆（骆宾王）"之称，杨炯闻之，却说："吾愧居卢前，耻居王后！"
今我耻居高、柏诸人之前，这种国民党文人的名字，跟在我屁股后面，我的屁股都引以为耻啊！正因为我考虑到我屁股的感觉，凡是有人写文章或讲话把我和国民党文人扯在一起，必犯我的大忌。当年胡适在美国，报章一登，常常有胡适、于斌如何如何。我想胡适心里一定不爽：于斌是什么东西啊！老跟我连在一起！人间无端之事，此为一端。
狼是东郭，东郭是狼如此丑陋，谁敢帮忙
我在三十三岁一九六八年时候，发生了柏杨（郭衣洞）案，冤狱发生前后，我义助柏杨，做了一些事，前后持续七年之久。我对怕杨的义助，主要乃基于同情与人权，而不在他是一位作家，从作家标准上看，我从来深信：凡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都不足论。柏杨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当然也不例外。柏杨的专精和博学训练都很差，他没有现代学问底子，作品实在缺乏深度、广度与强打度。柏杨的文字有一股格局，不外是口口声声"糟老头"啦、"赌一块钱"啦一再重复的滥套，他的存货和新货都是很贫乏的，所以只能靠耍嘴皮来做秀，谈不到深度和广度。至于强打度方面，他攻击的上限比何凡高一点，他敢攻击警察总监，于是就"三作牌"得周而复始。我真奇怪一些读者怎么受得了他那点翻来覆去的老调儿，我真怀疑这些读者的水准！杂文以外，他的历史作品写得很热闹，但是颇多错误，给他同一水平的读者看可以，给专家看就会笑，这是因为他的历史基础有问题的缘故。凭他那点历史基础还要翻译资治通鉴，司马光何辜啊！
我与柏杨相识于一九六五年，并无深交，到了一九六七年，偶有来往。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晚上十点半，他突然打电话给我，很神秘、很急迫他说，无论如何要我去他家一趟，于是我去了。他请我到他书房里，神色很是不安。他知道我曾一再被治安机关"约谈"过，经验丰富，乃反复问我被"约谈"的细节，并说他出了一点麻烦。原来一九六七年五月，他的太太艾玫应中华日报社长楚崧秋之聘，主编中华日报家庭版。家庭版中刊有"大力水手"
（popeye）卡通。艾玫事忙，编务有时由柏杨代办，柏杨在一九六七年十月六日到十三日刊出的卡通中，选登译文，出了纰漏－被调查局认定有"侮辱元首"之嫌。于是，一九六八年二月二十九日这天，艾玫被"约谈"，一连十多个小时后，还没消息，柏杨慌了，乃电话请我去他家，特别对被"约谈"的一般情况，详为打听。我当时只觉得怪怪的，怪柏杨为什么老是间这些问题，并不知道艾玫已被请去，柏杨也没透露。到了十二点，我打算告辞了，忽然楼下有汽车声，接着艾玫开门，踉跄而入，大哭大叫，连说："他们审我一连十五个小时啊！他们连我上厕所都要跟着看啊"经柏杨照顾了好一阵子，艾玫情绪才稍稍平静，最后柏杨才向我说出"大力水手"事件的全部情形，并问我意见。我说，看来国民党来意不善，你要有心理准备，柏杨深以为然。我对他们加以安慰后，已是夜里两点，就回家了。第二天清早，果然不出我所料，柏杨也被请去"约谈"了。"约谈"长达二十七个小时，事后（三月二日）柏杨有长信给孙观汉，备述始未，其中一段谈到我：
向先生突然报告这坏消息，实在遗憾，但又怕以后不能再向先生修函，则趁此时机，且做最后一叙，想一想我真是个老天真，见识且不如李敖这个年轻人，李敖先生经常携带一小衣箱及洗脸漱口用具，准备随时被捕，我常讥笑他小人之心，把台湾合法政府看成什么了？诚如先生言，社会上多少总有公道，想不到我和艾玫突然受此，不但无颜对祖先、且无颜对李敖
柏杨是二日中午放出来的。这封信是二日下午见过我以后写的。我在日记上说："早为柏老办事（向调查局抗议等），午始放出。下午见一面。"见面后柏杨问我意见，我说："他们这次放你，只是观察你被放后一时反应或跟什么人联络，我看事情还没过去，你要交代的，就先妥为交代吧！"他听了，决定采纳我的意见，写信给孙观汉，并向艾玫交代"身后事。"他留了一封长信给艾玫，艾玫拿来听我意见，我也做了一些建议。柏杨信中"外务找祖光、李敖"、售出版社"请左焕文、李敖介绍"、"书则赠李敖"、"但盼告寒爵、申虹、紫忱、李敖，俟有机会，为文"等话，前两点是杂务，都由屠申虹他们料理了。柏杨的藏书我一本也没收受，我向艾玫说：
"这些藏书是柏老的心血，请给他完整保存，等他回来享用。
我是不敢收的。"最后一点倒是我最关心的，但是我已被同民党完全封锁，实在没有机会为文，因此，我决定向海外设法。
我的方式有三项：
一、尽量把有关案情的一切文件，偷运到海外，其中最重要的是柏杨自己的答辩书。因为我告诉过柏杨，人一入狱，要想合法传出手写的东西，就难难难；但是若以答辩状等法律文书偷关漏税，则或许能有漏网的机会。因为给律师参考的法律文书，为诉讼所必需，理应放行才是。我相信柏杨会记得我的话，他下笔又勤又快，牢中无事，把自己冤狱详细道来，必然精彩。柏杨入狱后，我请艾玫再做这一暗示给柏杨，果然柏杨就把答辩书陆续供应出来了。我主要通过我的美同朋友梅心怡等的协助，流传海外，使柏杨冤情和知名度，大显于天下。
二、尽量把柏杨冤狱新闻，转达给外同记者。在这方面，我王要通过美同记者魏克曼（fredaricwakeman。jr。）等的协助。在他们的协助下，纽约时报在一九六九年七月三日和九月七日，都有长篇报道；新共和（thenewrepublic）在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六日，也有长篇报道。这样更使怕杨的冤情和知名度，大显于天下。
三、尽量展开营救行动。在这方面，我主要通过孙观汉。
孙观汉是美闰匹兹堡大学物理学博士，是用闪烁计数器测定中子的第一人，也是用陨石粒子测出月球自行发光的第一入，拥有在美注册的四十种以上的专利。曾任台湾清华大学原子研究所第一，任所长、美国西屋公司放射线与核子研究所所长。
我通过孙观汉营救柏杨的事，值得特别细说一下。我在柏杨被捕二十四天后（三月二十八日），托梅心怡转秘件给孙观汉，其中说：
去年读先生写的李敖和天才等论我的文字，以及先生给我的信，我就早想写封长信
关于长信的内容，现在还得退后说，我得先说柏杨的事。
从艾玫被传，到柏杨一放再捕，我都是最接近这件事的一个人。从艾玫被传那天晚上，柏杨约我"商身后事"起，我一直在旁帮了一些忙。如今柏杨失去自由已经二十多天，官方刻意"做案"的态度已极明显，宪法、提审法、刑事诉讼法等保障基本人权的条文已被忽略得不成样子，我觉得我必须发出这封自柏杨出事以来我一直想写给先生的信，向先生提供一个也许可行的方法。
我的意见其实先生在给艾玫和寒雾的信中，也呼之欲出了的，那就是请先生出面，以先生声望和号召力，尽快联名李政道等，发表一公开信，投诸thenewyorktimes等报，对国民党政府施以压力——这个政府目前只有海外舆论的压力，可以稍对它的爱面子心理有点警惕作用。除此之外，实无他法。这个方法对救雷震等人无效，因雷震已使他们"咬牙切齿"，所以只有不要脸，不买海外的账；但这个方法对救柏杨却可能有效，因为柏杨只不过使他们"疾首蹙頞"而已，所以他们可能还肯为了爱面子而放开血手一下。公开信方法即使无效，也可收"暴其恶"的效果，同时可使柏杨不做无名英雄，也是给他一种安慰。
三月十六号thenewyorktimes星期日版第七页，有专栏论"文星事件"，也论到我被迫害等事，先生便中不妨参考。我的意思是柏杨事件当向海外报章揭出真相，使做恶者至少知道休想再认为可做恶而无人知－我觉得这是海外知识人至少该联合起来做的一件事。
设想每在国民党政府做恶一次或有一次违背自由民主的记录的时候，海外知识界就联名发表一次宣示，这该是起码可行的事，也是起码对在苦难中国人的一点声援。不要沉默抗议，也不要写信求情，沉默和求情对这个政权是无效的，也是软弱的。我们要使做恶者知道：只要他们不厌于做恶，海外知识人就不倦于揭发，形成这么一个习惯或"连锁反应"并使他们知道，日子久了，应该就有效果了！
柏杨事件，纯是冤狱。柏杨并非"殉道式"人物，也绝非"敢"讽刺他们父子的人物，而竟阴错阳差，被比照"犯上作乱"者处理，硬逼他做英雄，这真是这小岛上的大怪事！
咳，观汉先生，我们知心的朋友，您以为如何
孙观汉在收到我的信后，曾在七月七日有信回我，这封信当时我未能看到，而是八年以后－我出狱后－才看到的，原来他竟反其道行之，仍旧向当政者求情，"求求你释放柏杨先生"，结果证明无效。五年以后，一九七三年六月，孙观汉在香港发表李敖谈柏杨的冤狱，公开了我给他的秘件和他的回信，他公开表示了他营救方向的错误。他说直到一九七一年李敖被捕了，他才觉悟过来：
这是五年前的事了，现在回头看来，李敖先生有二点先见之明。第一，他说求情是无效的，我却仍去求情，结果被事实证明无用。第二，他主张把压制自由的事件公开发表，我却怕风怕势地因循了好久，才了解公开发表的需要。
为什么我在给孙观汉的信中指出柏杨并非"殉道式"人物，也绝非"敢"讽刺他们父子的人物呢？实在是因为我深知他是国民党"文学侍从之臣"出身，他离开国民党核心，不再得宠，原因是桃色事件，不是思想事件。他即使是在入狱前夜，还深信他的国民党老上司李焕和蒋经国可以帮他妻子出境，他留给艾玫长信中口口声声"可找李焕先生或径找蒋主任，哀诉，必可获助"、口口声声"蒋主任是热情忠厚之人，李焕先生一向对我关爱"、口口声声"蒋经国主任是一代英雄，是非必明要求出境，英雄必热情，当无问题"这些话，无一不显示了他的基本心态，也显示了他跟国民党的深厚关系。柏杨非但不是"讽刺他们父子的人物"，并且其依恋钦慕之情，还大大溢于言表呢！柏杨一九六八年八月四日的答辩书中，有这样一段：
自幼受学生集中训练及从事三民主义青年团工作，对总统有一种婴儿对亲长的依恋之情，至于对蒋部长，只举一件事来做说明，台湾中部横贯公路十二景是我定的，在定景当中，有一个蒋部长所住过的"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后来被命名为"日新冈"），我特地定名为"甘棠植爱"，这份钦慕的心意，惟天可表。
而最讽刺对比的，是他在被捕之日，还在自立晚报上发表响应蒋夫人的号召（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呢！不但马屁咚咚朝父子身上拍，还贾其余屁，直奔蒋婆呢！所以，我才说："凡是跟着国民党走的作家，都不足论。"柏杨"攻击的上限比何凡高一点，他敢攻击警察总监"而已。柏杨入狱，是"阴错阳差"，并不是真的反对国民党，更别提反对党中央了。可笑的是，柏杨竟被某些浑人硬当做反国民党的政治犯，这不是怪事吗？
柏杨在十年冤狱家破人老以后，回到台北，公然表示原谅并同情迫害他的特务、检察官等人；另外在一九八八年一月十五日的"中国时报上，以悼蒋经国先生为题，大做肉麻的吹嘘，举凡"杰出"也、"英明"也、"衷心的祝福蒋经国先生在天之灵"也，全部出笼；又在第二天一月十六日的中央日报上，以永怀哀思免于恐惧的自由为题，再做肉麻的吹嘘，举凡后悔没单独与蒋经国"合照"也、"值得称赞"也、"功德"也、"蒋经国先生领导上开明、宽容的胸襟"也，也全部亮相。这种置蒋经国整他、使他十年冤狱家破人老的杰作于不问，反倒殷殷以马屁报怨的作风，古人的以德报怨，又算老几呀！柏杨一方面向蒋经国重抬旧屁，一方面已经变成一个吓破了胆的人，连"警察总监"都不敢碰了。远流出版公司为他印白话资治通鉴广告，广告中印了区区"借古讽今"字样，柏杨都坚持一一涂去，令远流出版公司的同人叹息不置，他们没想到柏杨的胆量，竟已一至于此！柏杨不但对蒋经国发贱，以德报怨，同时对李敖却一反其道，以怨报德。他出狱后，写活该他喝酪浆一书，扉页题的是："谨将本书献给余纪忠先生暨夫人感谢对我的照顾和爱护"；他写按牌理出牌一书，扉页题的是："谨将本书赠给罗祖光先生暨夫人感谢患难中对我的帮助"；他写大男人沙文主义一书，扉页题的是："谨将本书赠给史紫忱先生暨夫人感谢对我深挚的友情"从国民党中常委到国民党大特务，一律即溶咖啡式快速感恩不绝，而此辈中常委与大特务，却是在他受难时理都不理他的，试问李敖这种在他真正"患难中"对他"帮助"的、"照顾和爱护"的，是不是也该有点次于献书、赠书的待遇呢？被柏杨献书、赠书，与国民党中常委大特务为伍，固不足为李敖之辈光宠，但是柏杨出狱多年，对李敖无一言之感、一字之谢、一语之褒、一饭之赏、一册之赠，反倒在李敖陪萧孟能太太朱婉坚去花园新城找萧孟能履行民法第一00一条"夫妻互负夫妻同居之义务"时，左袒萧孟能及其"女朋友"，开车亲送其第三任夫人于楼下，由其第三任夫人上楼助阵试问柏杨这种道德标准，岂不大离奇了吗？另一方面，在忘恩负义的林正杰及其手下，联合国特诽谤李敖的时候，柏杨竟在背后怂恿"快快出专书整李敖啊"！可见此公道德标准之离奇，甚至不是普通的离奇呢！
由于当年孙观汉跟我"同谋"营救柏扬，我乃在一九八四年二月三日写公开信给孙观汉，要他表态。孙观汉不负所望，终于在五十天后，给了我公开指教。他的指教登在四月十日的自立晚报上，标题竟是将相和，我看了以后，认为孙观汉又糊涂又伪善，因此提出反驳，我指出：
将相和的第一条件是"将"的方面要负荆请罪，"将"本人有此觉悟最好，本人若没有，他的好友要以大义相责，督促他有此觉悟。孙观汉先生是"深明大义"的人，又是柏杨的好友，他不以大义相责柏杨，督促柏杨向李敖谢罪，却把"将相和"的责任，要蔺相如一起分担，这是大错特错的
廉颇虽然对蔺相如嫉妒"将"对"相"虽然不和，却绝无忘恩负义。双方"和"的条件，基础上是平等的。但是"柏李二位"却不如此。柏杨当年是阶下囚的地位，我既辛苦、又冒险去救他（孙观汉先生救柏杨，因是在美国遥救，辛苦异常，但是无险可冒），最后且变成我坐牢的黑罪状之一。警总保安处处长吴彰炯少将他们追问我种种细节，并追查"国际奸人"，我曾饱受刑求，我的朋友梅心怡等"国际奸人"，直到今天还不准再来台湾。我在柏杨受难之时，前后七年，援之以手，身受其害如今孙观汉先生"深知李敖营救柏杨内幕"，却按下不表，不施善人，反为忘恩负义者隐恶，把大义凛然的"将相和"，弄成是非隐晦的"将相和"、糊里糊涂的"将相和"、和稀泥式的"将相和"这种"将相和"，只是拖着蔺相如一起打屁股的大义、只是要义人为不义者"牛排分担"的大义、只是私人吵架又和好了的大义，又有什么意义呢？
在营救柏杨的入中，除我以外，至今还有两个人，一直不被正人君子们所提起，那就是柏杨的第二任太太艾玫和称柏杨做老师的屠申虹。在柏杨被捕时，艾玫只是在校的大学生，并在中国广播公司任职。柏杨被捕后的第二天（还没被起诉），柏杨的四十年老友、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假基督徒黎世芬，就强迫艾玫辞职，很快的，艾玫发现黎世芬不是一个，而是许多个，原来所谓几十年的老友，都一个个躲开了，除了海外的孙观汉和岛上的屠申虹和柏杨新友李敖外，大家都识时务者为俊杰了。
这年九月九日的国民党中央社参考消息里，有这样的内部文件：
纽约时报诬我压制知识分子中央社纽约八日专电纽约时报星期杂志今日刊载有关军事法庭判决柏杨徒刑十二年的台北报道。
该报道刊载于第五页，标题为：台湾小说家被判徒刑十二年——在限制知识分子的运动中曾被秘密审问。
该报声称，在一次庭讯中，柏杨"推翻了他曾参加东北共党间谍学校的供词。他说，此项供词系在长时间和疲劳侦讯之后所获得"
同时，该报道提及彭明敏及李敖案件。
据悉，彭明敏既不能获得一份职业，也不能获得前往美国的护照。"他数年前已获美国密歇根大学的研究奖学金。他及他的家属经常被监视。当友人访问他们之时，常被阻止，并加查询。"
至于李敖，"已被禁止出版任何新书。为了谋生计，目前他以买卖旧电气用具为业。"
这一秘密文件中提到的柏杨"推翻了他曾参加东北共党问谍学校的供词"一事，是全案的一个关键。因为据柏杨的答辩书，提到该间谍学校叫"民主建设学院"，如果证明根本无此学校，则可推翻所有罪状。柏杨在自诬过程中，留下了这一个可以查证的活扣，以期翻案，这是他的聪明处。九月五日，艾玫特别找到我，这时我已经五个多月没有见到她了，不知她已搬到了泰顺街。她拿出柏杨的谷辩书给我看，要我表示意见。我一眼就看出柏杨留下的这个活扣，我说，我在日本有一位朋友，就是联合报驻日特派员司马桑敦，他是吉林双城人，为共产党坐过牢，又是东京大学硕士，他博闻强记，也许可以帮忙查一查。艾玫听了，欣然色喜，就请我写信给司马桑敦。我在八月六日要跑支票，就在八月七日清早三点起，写信给司马桑敦，并于午前亲送去给艾玫过目，艾玫认为可以，就由她发出了。不料我高估了司马桑敦，他不但无能为力，甚至连信都不敢回。到了第二年五月十四日，胡金铨、王敬羲约我去"国宾"楼下吃消夜，我去了，见到艾玫在座，我问了一些柏杨的事，她说柏杨还好。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据我所知，虽然柏杨入狱前有"不必记挂我"、"另行改嫁，不必指望我，以误青春"、"不必给我来信"等"身后事"的书面交代，但是艾玫的确努力在等待、在挣扎，最后，她虽然没有再苦等下去，但她为了营救柏杨，的确也尽过不少力量。说风凉话的人们，不该为了她的为情不卒，就抹杀了她的努力。多年以后，记者问到她和柏杨的事，她说：
"我已经仁至义尽。上帝会证明一切。"柏杨出狱前，还有过"出狱前夕寄前妻倪明华"的大作，最后四句是："感君还护覆巢女，魂绕故居涕棘荆，我今归去长安道，相将一拜报君情。"但在出狱后，柏杨"报君情"的，竟是公然写文章说艾玫"她正伤心我的平安归来"（爱书人一九七七年七月一日）！艾玫为柏杨奔走营救，辛苦"还护覆巢女"多年，最后得到的评语，竟是如此十个大字，我想艾玫心木再坏，也不会坏到为柏杨，平安归来"而不开心吧？这样子说一个曾经同甘共苦过的、含辛茹苦过的第二任妻子，柏杨的道德标准，真是我辈浅人不能测其高深了！柏杨的第三任太太，是柏杨出狱以后结识的，我幸会一次，只见到一脸横肉，扑人而来，深感去艾玫远矣！这位第三任太太曾有"诗"云"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其实柏杨在火烧岛上的时候，她爱的人，别有其人，并且在台湾。台湾"诗人"作品之易引错觉也，由此可见。她又写过半通不通的"单程票"（给柏杨）一"诗"，其中说："而险如夷、惊已安我们俩注定会守望到北极星的悬升在命运苍茫的曙色里。"艾玫不幸，她没福气坐享其成，在文字上消受"而险如夷、惊已安"的风凉；她只能在行动上，与柏杨共度惊险的岁月，共度那又惊又险的岁月。最后，"在命运苍茫的曙色里"，她一阵泫然、一片沉默，抱着柏杨的十字评语，妄想"上帝会证明一切"。
与我的内容中，只能看得到浮面的花花草草，而完全没有触及到柏杨受难事件前后约半年之久的那一段沉痛过程；也正因为如此，在这本文集中，只有"我爱的人在火烧岛上"那种凭空想象式的感性诗句，而完全没有柏杨被捕期间的那一份惊悸惶栗、哀告无门的眼泪
屠申虹又写道：
比较起来，柏杨先生比李敖幸运，在他入狱之后，还有李敖和我可以为他料理一些善后。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和李敖除了要为柏杨师设法摆平留下来的"支票款，以及出版社的杂务，更要强颜欢笑地安慰整天泪眼婆娑的柏杨夫人（艾玫女士）和当时才七八岁的女儿佳佳。由于那一段痛苦的日子，实在让人难忘，因此，在我的内心，对艾玫所受到的伤害，亦就难免有着一份较为偏袒的同情。在这一个事件过去后的十年，在柏杨师脱难回到台北的当天，自立晚报总编辑罗祖光先生和我陪柏杨师吃饭，在饭桌上，柏杨先生对艾玫的未曾等他出狱团聚极不谅解，讲了一些相当愤慨的埋怨话，我当时为艾玫讲了几句很持平的公道话
不料这几句持平的公道话，就被柏杨怀恨在心，从此，屠申虹也出局了。后来屠申虹对我摇头苦笑，说："我们当年那样又冒险又辛苦的帮柏老忙，下场竟是你李敖被诬赖为好夫、艾玫被诬赖为淫妇、我屠申虹被诬赖为账目不清。想来真是窝囊。"我说："柏杨的可恶、可恨与可耻，在他摧毁了人类最高贵的一项道德。朋友有难，凡是袖手旁观的，都没事；反倒是援之以手的，都遭殃，都被诬赖成好夫、淫妇、账目不清。柏杨这种恩将仇报，无异警告了人类：在朋友有难时，你绝对不可帮忙，这种义助的道德是要予以摧毁的，而柏杨公然摧毁了它。柏杨此人其他的卑鄙不足论，但他公然摧毁了人类的道德可就太差劲了。"古书有中山狼传，说赵简子在中山打猎，追逐一狼，狼向东郭先生求救，脱险后反咬恩人，这是中国有名的忘恩负义故事。如今柏杨公然摧毁了人类的道德，千载以还，恐怕一切都要改写，狼固是狼，东郭也是狼，因为照柏杨这样菜的做人，人人都是狼了，没人要帮别人，也没人敢帮别人了。
与柏杨朋友一场，有两点他帮我的，虽事情不大，我仍感念。第一是我一九六七年同汤炎光、屠申虹办文风杂志，签约时他惠予见证。第二是一九七二年二月二十人日，我自警总保安处移送军法处，即从台北博爱路移送景美秀朗桥下。第二天，看守所同意我可以用书面向看守所图书室申请借书证，同房的袁耀权也同时申请，可是晚上书来的时候，却只有我申请的先发下，借书证上登记的笔迹，一看就是柏杨的，同时还为我选了一本书——雷马克的生命的光辉，是以德国集中营为背景的一部小说，在苦难中读了，令人鼓舞。
我很感谢柏杨给我这次无声的优先服务，我至今不能忘记。那时柏杨正在做全所图书室主管，是"外役区"的肥缺，白天可以自由活动，如果想办法的活，也有机会照顾到我们这些整天在"押区"的难友，可是我始终没有得到他的任何照顾。
到了四月，柏杨被移送绿岛了。过了两年，"押区"的刁德善他们也要移送绿岛，我秘密请刁德善带了点礼物送柏杨，并另一个一直不被正人君子提起的屠申虹，在我写文章揭发柏杨后，他写了追忆，提到他收到一本祝贺柏杨六十岁生日的书－柏杨与我：
在这本花团锦簇的祝寿丈集中，到底欠缺了什么它欠缺了几个人的名字。由于欠缺了这几个人的名字，于是，在整个事件的串连上，就发现了缺失，正好像在过去国民党的革命史上，故意遗漏了汪兆铭（精卫）一一样，让很多史实，都得不到合理的衔接。但是却又故意的增添了某些人物，于是在事件的发展上，又多出了一些可笑的枝节。
这其中所欠缺的几个名字：第一个是艾玫（柏杨先生的第二任夫人）、第二个是李敖、第三个是我－屠申虹。
由于在这本文集中，漏失了这三个名字，于是在柏杨转告柏杨我为他奔走的种种细节，包括国际笔会开会，宣读在狱作家名字时，柏杨都名列其中等事，希望能给他一点安慰。我并请刁德善他们特别照顾他。
柏杨出狱后，托林紫耀间接转话给我，希望把我藏书中他的著作借给他，可是我的藏书，在我多年坐牢期间，经过治安机关的洗劫和亲朋的打劫，已经散失不全，柏杨作品也在散失之列，我对柏杨，只好据实转告，歉未应命。我结婚后，胡茵梦提议请柏杨吃饭，我同意了。不料她电话打去，柏杨表示他饭局很多之意，这一请客，也就作罢了。后来得知，我已被他不分青红皂白、打成好夫了。我生平义助朋友也不在少，但义助下场如此含冤莫白、如此倒胃透顶的，倒是第一遭，每一想起，就会痛恨"柏小人"也。
由于我对"柏小人"这种国民党文人的卑视，衍生出另一种情结，就是我非常讨厌我的名字和他们连在一起。有一次远流出版公司的王荣文写了一篇文章，中有一段说："读史以识世局、决大势。我们更乐意看到更多位如李敖、高阳、柏杨等，勤于耕耘史学的优秀作者。"我读了，深感未甘。
昔初唐四杰，有"王（王勃）、杨（杨炯）、卢（卢照邻）、骆（骆宾王）"之称，杨炯闻之，却说："吾愧居卢前，耻居王后！"
今我耻居高、柏诸人之前，这种国民党文人的名字，跟在我屁股后面，我的屁股都引以为耻啊！正因为我考虑到我屁股的感觉，凡是有人写文章或讲话把我和国民党文人扯在一起，必犯我的大忌。当年胡适在美国，报章一登，常常有胡适、于斌如何如何。我想胡适心里一定不爽：于斌是什么东西啊！老跟我连在一起！人间无端之事，此为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