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特区和苏区央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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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艘载满布匹的民船溯江而上，驶近赣州下游一处时，船长让船在西岸停了下来等候向导。突然，东岸响起“哒哒哒”的机枪声。“快将船驶向东岸！”船长吩咐道。船工们拔起竹篙刚将船驶近东岸尚未停稳，岸上等候多时的苏区江口贸易分局的工作人员便跳上船来。船长与他们打过招呼，便急忙高声叫着“红军打劫了”弃船“逃”回赣州。回去后，船长对布庄老板说：“不好了，一船布被红军给‘抢’走了！”老板不仅不着急，反而赞扬船长干得好。过不了几天，这船布匹的货款便一文不少地送到了布庄。老板一算，整整赚了几千银元。而船长呢，还格外得到贸易局付给的数百块银元的酬谢费。
这奇特的场面，在当年苏区和国统区毗邻的区域屡见不鲜。实际上，这是苏区与国统区之间的一种特殊贸易方式。
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失败后，加紧对中央苏区进行经济封锁，断绝了苏区和国统区之间的贸易。苏区的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卖不出去，价格一跌再跌，急需的食盐、布匹、煤油、西药等也运不进来。一时间，苏区一些物品的价格高涨，人心惶惶，直接影响了群众和红军的生活，影响了人民对政府的信心。
政府认识到这是关系到中央苏区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专门成立了中央国民经济部，下设对外贸易总局，负责发展对外贸易。同时出台了一系列符合实际情况的灵活政策：奖励私人商业经营各种苏区必需的商品；对某些日用品和军需品实行减税；国营商业尽量利用私人资本与合作社资本，同他们实行多方面的合作；鼓励国统区的商人到苏区来做生意；从苏区秘密派人到国统区开设商店和采购站等。
“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以苏区多余的生产品（谷米、钨砂、木材、烟、纸等）与白区的工业品（食盐、布匹、洋油等）实行交换，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枢纽。”18在毛泽东的贸易大方针之下，毛泽民也积极参与进来。他认为苏区的输出物资价格便宜，利润丰厚，国统区商人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不仅如此，他还同时利用军阀的贪婪和内部矛盾，和他们进行地下交易。为了支持对外贸易，国家银行从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中，拨出100万作为外贸资金。
1931年冬季的一天，瑞金县城的老百姓围着政府贴出的一张告示议论纷纷：“苏区地域，遍布宝藏。一旦开掘，国富民强。军民报矿，一概有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
有人说：“瑞金县的县名，取自‘合生瑞气，挖地得金’，地下宝藏肯定不少。”另一人接过话：“举报有奖，谁不想得，快点去找吧！”
几天过后，毛泽民收到红军送来的一封信和一块乌黑发亮的石头。信里说有个叫“铁山垅”的地方产钨矿，在红军之前有广东商人在那里开矿，国外洋人说有多少要多少。毛泽民立即做了调查，一担钨砂能卖8块大洋，而一担稻谷才2块，这简直就是苏区的聚宝盆！毛泽民喜出望外，这下国家银行要成财主了！
赣南号称“钨都”有大小钨矿上百个。钨钢是制造枪械的关键材料，在国际上很抢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各个参战国争相扩充军备，钨矿成了重要的战略物资，洋人和地方军阀垄断钨矿的收购，不计其数的钨砂被源源不断地倾销到海外。
红军如果掌握了钨矿这样的战略物资，就有了和国统区讨价还价的本钱，将会在苏区的封锁线上撕开一个裂口，给苏区带来巨大收入。
1932年春，苏区成立了中华钨矿公司，领导与组织苏区的钨矿生产。毛泽民兼任钨矿总经理。中华钨矿公司是苏区组建的第一家“国营企业”支撑着整个苏区的财政运转。
当时，国民党许多军政要员都有自己的买卖。毛泽民便派人和赣州城内他们经营的贸易百货商场取得了联系。广东军阀陈济棠，既炒黄金，又收钨砂。他听说有新的发财之路，喜出望外，立刻派亲信与苏区代表进行秘密谈判。临行前，陈济棠郑重嘱咐：“忍辱负重，只许成功。”
毛泽民也来到赣州城，亲自部署钨砂出口事宜。利用粤军急于发财的想法，经过几轮讨价还价，硬是将钨砂价格从最初的每担8块大洋抬高了将近7倍，谈到了52块大洋！很快，双方达成了钨砂交易秘密协定：苏区进口货物由驻防在赣州的军阀部队护送，从广东运入苏区，再从苏区把钨砂运回。双方各得其便。
陈济棠在赣州做上钨砂生意后，其他粤军军官也都急红了眼，蒋委员长的训令早被抛在脑后，纷纷同苏区做起买卖来，用食盐和布匹交换苏区的钨砂和农副产品。中华钨矿公司生产的钨砂，被贴上印有“国防物资”的大封条，大摇大摆地由民团护送出境，换回了根据地急需的食盐、布匹、西药、军火等，还有白花花的银元。
就这样，中华钨矿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销售量大增。1932～1934年，中华钨矿公司共生产钨砂4193吨，财政收入400多万元，成为当时苏区最重要的经济来源，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央企”钨矿收入对粉碎蒋介石的经济封锁和四次“围剿”充实国家银行家底，起了巨大作用。
苏区政府除了充分利用战略物资打开贸易渠道外，还在苏区边界、交通运输比较方便的地方建立起苏区的“经济特区”税收减半，动员和吸引国统区商贩与苏区进行贸易。通过发动和依靠苏区群众，建立坚强可靠的商品采购队伍；通过建立与赣州大商号的秘密贸易关系，冲破了国民党的层层经济封锁。
为了充分调动个体商户搞贸易的积极性，苏维埃政府同样给予保护和鼓励。规定：“保证商业自由，不应干涉经常的商品市场关系”“肩挑小贩及农民直接卖出其剩余生产者，一律免收商业税。商业资本两百元以下的一律免税”因此，中央苏区的一些小商小贩不仅在苏区的城镇摆摊设点，而且经常潜入国统区采购紧缺物资。
同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围绕货币与食盐也展开斗法。
国民党对苏区发行的银币非常恼火，于是派遣铸币专家，潜入中央苏区，指挥当地土匪采用红铜镀银的办法铸造劣质假银币。一时间，市场上假币伪钞泛滥成灾，商人们拒绝接受苏区铸造的银币。苏区政府立刻做出反应，组建假币侦破组，重拳出击，彻底端掉了国民党安插在苏区心脏的假币制造窝点。
赣州商人发现苏区政府支付的银元，都是苏区土造，质量不高，在国统区难以流通，所以他们只接受墨西哥的“鹰洋”国家银行偏偏又生产不出“鹰洋”毛泽民通过开明商人，从上海购进了一台“鹰洋”铸币机和一批钢模用材，中央造币厂放弃铸造只能在苏区境内流通的1元银币，重点改铸国统区通行的“鹰洋”于是对外贸易又开始节节攀升，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俗话说：“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其中食盐更是不可或缺的商品，因此被蒋介石用来作为对付共产党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国民党政府在江西南昌设立了食盐火油管理局，对苏区周边各县下设食盐火油公卖委员会，推行所谓的“计口售盐”的办法，对超量购买食盐或知情不报者以“资匪通敌”治罪。
国民党的这一招非常厉害，因为苏区不产盐，而每月食盐需求量至少也要15万斤以上，一时之间，苏区食盐供应空前紧张，盐价暴涨。
为了应对这一困局，苏区政府派遣一批人化装成乞丐到白区要饭，买了盐装在讨米袋里带回来。苏区政府还发动老百姓把粪桶做成双层，利用到国统区挑粪的机会，将盐放在底层挑回来，甚至把棺材改做双层，上层放一些臭猪肠，下层放盐，让一些人装作送葬，过关时，国民党士兵远远闻着臭味，就让运盐的“送葬队伍”通过了。
中央苏区实行对外贸易与发展个体商业并举，使苏区商业出现繁荣景象，对于打破封锁和促进苏区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惊叹道：“1933年，中央苏区对外出口贸易，超过1200万元，他们闯破国民党的封锁，大获其利。”
国家银行在实践中认识到，苏区政府和国家银行的信用，靠的是物资的供给丰富程度和物价水平，只有保证了物资供应，苏区货币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和拥护。
一艘载满布匹的民船溯江而上，驶近赣州下游一处时，船长让船在西岸停了下来等候向导。突然，东岸响起“哒哒哒”的机枪声。“快将船驶向东岸！”船长吩咐道。船工们拔起竹篙刚将船驶近东岸尚未停稳，岸上等候多时的苏区江口贸易分局的工作人员便跳上船来。船长与他们打过招呼，便急忙高声叫着“红军打劫了”弃船“逃”回赣州。回去后，船长对布庄老板说：“不好了，一船布被红军给‘抢’走了！”老板不仅不着急，反而赞扬船长干得好。过不了几天，这船布匹的货款便一文不少地送到了布庄。老板一算，整整赚了几千银元。而船长呢，还格外得到贸易局付给的数百块银元的酬谢费。
这奇特的场面，在当年苏区和国统区毗邻的区域屡见不鲜。实际上，这是苏区与国统区之间的一种特殊贸易方式。
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失败后，加紧对中央苏区进行经济封锁，断绝了苏区和国统区之间的贸易。苏区的农副产品和土特产品卖不出去，价格一跌再跌，急需的食盐、布匹、煤油、西药等也运不进来。一时间，苏区一些物品的价格高涨，人心惶惶，直接影响了群众和红军的生活，影响了人民对政府的信心。
政府认识到这是关系到中央苏区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专门成立了中央国民经济部，下设对外贸易总局，负责发展对外贸易。同时出台了一系列符合实际情况的灵活政策：奖励私人商业经营各种苏区必需的商品；对某些日用品和军需品实行减税；国营商业尽量利用私人资本与合作社资本，同他们实行多方面的合作；鼓励国统区的商人到苏区来做生意；从苏区秘密派人到国统区开设商店和采购站等。
“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以苏区多余的生产品（谷米、钨砂、木材、烟、纸等）与白区的工业品（食盐、布匹、洋油等）实行交换，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枢纽。”18在毛泽东的贸易大方针之下，毛泽民也积极参与进来。他认为苏区的输出物资价格便宜，利润丰厚，国统区商人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不仅如此，他还同时利用军阀的贪婪和内部矛盾，和他们进行地下交易。为了支持对外贸易，国家银行从300万元经济建设公债中，拨出100万作为外贸资金。
1931年冬季的一天，瑞金县城的老百姓围着政府贴出的一张告示议论纷纷：“苏区地域，遍布宝藏。一旦开掘，国富民强。军民报矿，一概有奖。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毛泽民。”
有人说：“瑞金县的县名，取自‘合生瑞气，挖地得金’，地下宝藏肯定不少。”另一人接过话：“举报有奖，谁不想得，快点去找吧！”
几天过后，毛泽民收到红军送来的一封信和一块乌黑发亮的石头。信里说有个叫“铁山垅”的地方产钨矿，在红军之前有广东商人在那里开矿，国外洋人说有多少要多少。毛泽民立即做了调查，一担钨砂能卖8块大洋，而一担稻谷才2块，这简直就是苏区的聚宝盆！毛泽民喜出望外，这下国家银行要成财主了！
赣南号称“钨都”有大小钨矿上百个。钨钢是制造枪械的关键材料，在国际上很抢手。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各个参战国争相扩充军备，钨矿成了重要的战略物资，洋人和地方军阀垄断钨矿的收购，不计其数的钨砂被源源不断地倾销到海外。
红军如果掌握了钨矿这样的战略物资，就有了和国统区讨价还价的本钱，将会在苏区的封锁线上撕开一个裂口，给苏区带来巨大收入。
1932年春，苏区成立了中华钨矿公司，领导与组织苏区的钨矿生产。毛泽民兼任钨矿总经理。中华钨矿公司是苏区组建的第一家“国营企业”支撑着整个苏区的财政运转。
当时，国民党许多军政要员都有自己的买卖。毛泽民便派人和赣州城内他们经营的贸易百货商场取得了联系。广东军阀陈济棠，既炒黄金，又收钨砂。他听说有新的发财之路，喜出望外，立刻派亲信与苏区代表进行秘密谈判。临行前，陈济棠郑重嘱咐：“忍辱负重，只许成功。”
毛泽民也来到赣州城，亲自部署钨砂出口事宜。利用粤军急于发财的想法，经过几轮讨价还价，硬是将钨砂价格从最初的每担8块大洋抬高了将近7倍，谈到了52块大洋！很快，双方达成了钨砂交易秘密协定：苏区进口货物由驻防在赣州的军阀部队护送，从广东运入苏区，再从苏区把钨砂运回。双方各得其便。
陈济棠在赣州做上钨砂生意后，其他粤军军官也都急红了眼，蒋委员长的训令早被抛在脑后，纷纷同苏区做起买卖来，用食盐和布匹交换苏区的钨砂和农副产品。中华钨矿公司生产的钨砂，被贴上印有“国防物资”的大封条，大摇大摆地由民团护送出境，换回了根据地急需的食盐、布匹、西药、军火等，还有白花花的银元。
就这样，中华钨矿公司在很短的时间内，销售量大增。1932～1934年，中华钨矿公司共生产钨砂4193吨，财政收入400多万元，成为当时苏区最重要的经济来源，成了名副其实的“第一央企”钨矿收入对粉碎蒋介石的经济封锁和四次“围剿”充实国家银行家底，起了巨大作用。
苏区政府除了充分利用战略物资打开贸易渠道外，还在苏区边界、交通运输比较方便的地方建立起苏区的“经济特区”税收减半，动员和吸引国统区商贩与苏区进行贸易。通过发动和依靠苏区群众，建立坚强可靠的商品采购队伍；通过建立与赣州大商号的秘密贸易关系，冲破了国民党的层层经济封锁。
为了充分调动个体商户搞贸易的积极性，苏维埃政府同样给予保护和鼓励。规定：“保证商业自由，不应干涉经常的商品市场关系”“肩挑小贩及农民直接卖出其剩余生产者，一律免收商业税。商业资本两百元以下的一律免税”因此，中央苏区的一些小商小贩不仅在苏区的城镇摆摊设点，而且经常潜入国统区采购紧缺物资。
同时，共产党和国民党围绕货币与食盐也展开斗法。
国民党对苏区发行的银币非常恼火，于是派遣铸币专家，潜入中央苏区，指挥当地土匪采用红铜镀银的办法铸造劣质假银币。一时间，市场上假币伪钞泛滥成灾，商人们拒绝接受苏区铸造的银币。苏区政府立刻做出反应，组建假币侦破组，重拳出击，彻底端掉了国民党安插在苏区心脏的假币制造窝点。
赣州商人发现苏区政府支付的银元，都是苏区土造，质量不高，在国统区难以流通，所以他们只接受墨西哥的“鹰洋”国家银行偏偏又生产不出“鹰洋”毛泽民通过开明商人，从上海购进了一台“鹰洋”铸币机和一批钢模用材，中央造币厂放弃铸造只能在苏区境内流通的1元银币，重点改铸国统区通行的“鹰洋”于是对外贸易又开始节节攀升，打破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
俗话说：“百姓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其中食盐更是不可或缺的商品，因此被蒋介石用来作为对付共产党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国民党政府在江西南昌设立了食盐火油管理局，对苏区周边各县下设食盐火油公卖委员会，推行所谓的“计口售盐”的办法，对超量购买食盐或知情不报者以“资匪通敌”治罪。
国民党的这一招非常厉害，因为苏区不产盐，而每月食盐需求量至少也要15万斤以上，一时之间，苏区食盐供应空前紧张，盐价暴涨。
为了应对这一困局，苏区政府派遣一批人化装成乞丐到白区要饭，买了盐装在讨米袋里带回来。苏区政府还发动老百姓把粪桶做成双层，利用到国统区挑粪的机会，将盐放在底层挑回来，甚至把棺材改做双层，上层放一些臭猪肠，下层放盐，让一些人装作送葬，过关时，国民党士兵远远闻着臭味，就让运盐的“送葬队伍”通过了。
中央苏区实行对外贸易与发展个体商业并举，使苏区商业出现繁荣景象，对于打破封锁和促进苏区经济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斯诺在西行漫记中惊叹道：“1933年，中央苏区对外出口贸易，超过1200万元，他们闯破国民党的封锁，大获其利。”
国家银行在实践中认识到，苏区政府和国家银行的信用，靠的是物资的供给丰富程度和物价水平，只有保证了物资供应，苏区货币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和拥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