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节台湾的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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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期刊是个日月催迫的事，那二十多年间，兰熙和我这顾问之间的热线电话从来没有停过。电话解决不了的时候我们便须见面，譬如书稿的编排，与新的译者见面，分享好文章的发现，文字推敲的喜悦等。一九七八年底。林文月和我参加教授访韩团期间，结成谈心的朋友，回台后也常参加我和兰熙的小聚，不久林海音也常来。十余年间，每月或隔月聚会，每聚都兴高采烈地说最近写了什么，译了什么，颇有各言尔志的舒坦和快乐。
林文月和我在台大同事，她在中文系，我在外文系，结成好友却是由于书缘。我最早读她的京都一年，印象很深，认为那才是一个读书女子该写的游记。有一天下午我在文学院十六教室上课，回廊上有一位女老师穿着一双黑色的半统靴子走过，后来学生告诉我，她就是京都一年的作者——林文月老师。创立比较文学学会的时候，她和郑惊、叶庆炳先生是中文系的发起人。初期开理事会，她和我常常坐在一起，出去开会也因为只有我们两位女士，都安排在一间客房。到韩国访问第一天，车行出汉城郊外，旅馆旁有农家，大白菜和萝卜堆在墙旁，待做渍菜，令我想起童年在东北家乡看着长工运白菜入窖，准备过冬。晚上与文月谈起我们的母亲，虽已倦极，竟谈至夜深仍感叹不已。教授访韩团之后。我们又同去日本，十余天中，两个人休戚与共，有许多的感想与看法可谈。
一九七二年起，她沉潜六年，精译的日本经典之作源氏物语。由中外文学以五册形式初版，应是中文首次完整的学术译本，令我甚为佩服。文人好谈不朽，这才是不朽的功业。在我们聚会的四人中，文月很少有激昂慷慨的样子，常常是那个“你爱谈天，我爱笑”的笑者。发表意见，也是语调沉稳，不着急的样子，也许是因为她比我年轻十岁吧！源氏物语之后，她接续译成伊势物语、枕草子。就在我们四人一次餐聚时，海音说要帮她出版新译的和泉式部日记。下个月再聚时，初校本已印出来了，海音问她可否在一星期内初校完成，我在旁说:“大概三天就会校好。”果然，这本雅致的书，加上郭豫伦先生的封面设计，不到两个月。纯文学出版社最后的纪念本已经问世了。
不久兰熙病了，失去记忆。在文月随夫移居美国之前，我们经常在两家之间，和平东路与新生南路口，一家名为“法哥里昂”的咖啡店小聚，除了说不完的话，她还帮我做笔会季刊的封面等等。我们常坐的桌子在大玻璃窗前，人们走来走去，互相看着，倒都是一闪即过罢了。有一天，窗外一个人站着往里看，然后走进店来，是主编中央日报副刊的诗人梅新。他走到我们桌前说:“我们常常在想，你们两个人都说些什么呢？”那天正好我们正忙着季刊一百期纪念号的封面，文月正帮我剪许多桂树的叶子，贴成一个桂冠花环，中间嵌上刊名，chinesepen100"。不久梅新病逝，我们觉得那天好似来作告别。
文月至今出版散文和随笔已有二十多本，举凡阅读、交谈、生活、旅行或访旧怀人，无不委婉真挚。一九九九年出版饮膳札记，从一些宴客菜单追忆家人、师友相聚情景。此书兴起台湾“饮膳文学”之风，大约也记录了国富民安后的生活趣味。其实她的虞意是在记录人生每场聚会后，分散的惆怅吧。
文月离开台北后，海音也卧病，客厅灯也熄了。
我从台中搬到台北后，最早受邀到同街巷的琦君和李唐基先生家，餐后梁实秋先生签赠他悼亡妻的槐园梦忆，很多人颇为他伤心，那是我对台湾文坛的第一个记忆。那些年，海音和何凡（夏承槛）的客厅，经常高朋满座，隐地称之为“台湾一半的文坛”有国语日报、联合报和纯文学月刊和出版社的朋友，在这里也遇到几位早期的女作家，其中我最想多了解的是孟瑶和我始终最佩服的潘人木。
孟瑶自以心园成名以后，二十年间有四十多本小说问世，书店都以显著地位摆着她的新书，如浮云白日、这一代、磨剑等。相当受读者欢迎。
一九八四年，我写了一篇江河汇集成海的六0年代小说分析:“这些篇小说的题材都来自现实人生，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一些生老聚散的人生悲喜剧。孟瑶擅写对话，在流畅的对话中，可以看出那个时代一些代表人物对世事变迁的态度。她小说中的角色塑造以女子见长，多是一种独立性格的人，在种种故事的发展中保有静静的刚强。”也许是她写得太多了，大多是讲了故事，无暇深入，心思意念散漫各书，缺少凝聚的力量，难于产生震撼人心之作。多年来我仍希望，在今日多所台湾文学系所中会有研究生以孟瑶为题，梳理她的作品，找出一九五0至七0年间一幅幅台湾社会的人生现象，可能是有价值的。因为她是以知识分子积极肯定的态度写作，应有时代的代表性。
潘人木和孟瑶几乎是同时在抗战时期毕业于沙坪坝国立中央大学，前者是外文系，后者历史系。潘人木惜墨如金，挞漪表妹一出版即得文艺创作月刊社征文的二奖，虽是“反共小说”却以真正的沉痛写抗战时期青年的愤怒和热狂，政治的巨浪在一个女孩人生举步之际卷走了她，淹没了她的青春，失身、失学、远走延安，再归来已家破人亡。过了三十年再写马兰的故事，以精炼的文字写乡土风光。人物内心的反响，占全书三份之一的篇幅，故事虽不浓烈，全书却是艺术之作。
她后来继唯一的短篇小说集哀乐小天地之后，十年间只创作一、二篇短篇小说，但是一九八六年的（有情袜以及二00六年逝世前两个月创作的一关难渡）。堪称艺术精品。
我从台中“进城”到台北之前，反共小说的政治高xdx潮已过，但是我仍赶上尾声，对于张爱玲秧歌、陈纪滢茨村传和姜贵旋风有及时的认识。其实，对于他们的时代记忆犹新的人仍多，我自己也从那天地中出来。所以能虔心诚意地写我那篇千年之泪和时代的声音。姜贵来台湾时已五十岁，经商失败，妻子久病去世，生活困顿，在真正的家破人亡的创痛中以大叙述之笔，错综复杂地描写从“五四”时期到抗战初期，一个山东大家族在共产党窜起之际的兴衰，他的旋风和重阳必能传世。近半世纪后，此书由九歌出版社重印，我曾写旋风中的绣花鞋详述我对传统中女子的处境最强烈的反思，可是历史上的斑斑血迹，已非今日女性主义者的课题，后来也无暇再作进一步研究。王鼎钧的小说碎琉璃和散文集左心房漩涡是我这一代最精美深刻的文学怀乡作品。他的回忆录四部曲: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和二00九年三月刚出版的文学江湖，真是文人一生梦寐思念得以完成的磅礴力作，也只有王鼎钧的才华和坚强性格才能完成。和记述一九四九年前后苦难的早期出版的王蓝的蓝与黑、赵滋蕃的半下流社会、彭歌的黑色的泪、纪刚的滚滚辽河，都是传世之作。
自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之后，不仅持续读所有的创作新书，我也经常担任联合报、中国时报、吴三连等文学奖评审，一直是个认真读作品的评审。笔会季刊有一个很大的初选来源，使是隐地主持的尔雅出版社年度小说选（一九六八一九九八年）。三十一年间，每年的编选可说是台湾文学点将录，所以仍如当年初编选集时一样心胸——“放眼天下”
隐地是台湾文坛一个令我尊重的出版家，后来也成为好友。他由文艺青年起家，二十多岁主编书评书目月刊，评论水平高，对台湾文学发展有相当影响。凭借一颗爱文学的赤诚之心创办尔雅出版社，三十三年来，每年固定出二十本书，不受时势影响。出版的六百六十本书，清一色是文学创作，诗集、诗评、诗话竟达一百本。隐地涨潮日写父亲由上海来台的种种坎坷和自己童年在台北的困窘，真切坦率，虽是悼念初期流亡族群的遭遇，全书却充满了积极进取的生命力。
相对于大出版公同如联经、时报文化、天下文化、远流等，与尔雅并称为“五小”的洪范、纯文学、大地、九歌出版社，是当年文坛佳话。都是由作家创办经营，专印行高格调文学作品的出版社，对台湾文学的推动有不朽的贡献。他们之间的和谐，见证了一个“文人相重”的良性发展时代。
台湾文学以中文写作，以沈光文结东吟诗社为始（一六八五年），可溯者已长达三百余年。中间虽经日本占据五十年，努力推行日语，台湾人以日语创作之文学流传至今，且得到中译与多方面的研讨者，赖和、吴浊流、龙瑛宗、杨达、吕赫若等，都已获得尊荣定位。而一九四九年后来台的作家，六十年来，写尽了漂流与乡愁，对父祖之乡，骸骨的留恋，终也被岁月淹没。但是他们的作品已融入台湾土地，战后生长的孩子，大约都未分省籍地“读他们的书长大的！”在报纸副刊，文艺杂志，社团三十周年，四十周年，五十周年庆祝会上，钟肇政、叶石涛、纪弦、林亨泰、余光中、周梦蝶、洛夫、痛弦、杨牧、吴晟、琦君、林海音、黄春明、白先勇、李乔、郑清文、张晓风和席慕蓉并肩而坐，笑语盈盈：被政治选举语言撕裂的读书人，怎能否认，这群老中青作家灌溉培植了台湾文学的土地，使它丰美厚实，令世人刮目相待，在文学面前，没有“他们”“你们”只有“我们”啊！
出版期刊是个日月催迫的事，那二十多年间，兰熙和我这顾问之间的热线电话从来没有停过。电话解决不了的时候我们便须见面，譬如书稿的编排，与新的译者见面，分享好文章的发现，文字推敲的喜悦等。一九七八年底。林文月和我参加教授访韩团期间，结成谈心的朋友，回台后也常参加我和兰熙的小聚，不久林海音也常来。十余年间，每月或隔月聚会，每聚都兴高采烈地说最近写了什么，译了什么，颇有各言尔志的舒坦和快乐。
林文月和我在台大同事，她在中文系，我在外文系，结成好友却是由于书缘。我最早读她的京都一年，印象很深，认为那才是一个读书女子该写的游记。有一天下午我在文学院十六教室上课，回廊上有一位女老师穿着一双黑色的半统靴子走过，后来学生告诉我，她就是京都一年的作者——林文月老师。创立比较文学学会的时候，她和郑惊、叶庆炳先生是中文系的发起人。初期开理事会，她和我常常坐在一起，出去开会也因为只有我们两位女士，都安排在一间客房。到韩国访问第一天，车行出汉城郊外，旅馆旁有农家，大白菜和萝卜堆在墙旁，待做渍菜，令我想起童年在东北家乡看着长工运白菜入窖，准备过冬。晚上与文月谈起我们的母亲，虽已倦极，竟谈至夜深仍感叹不已。教授访韩团之后。我们又同去日本，十余天中，两个人休戚与共，有许多的感想与看法可谈。
一九七二年起，她沉潜六年，精译的日本经典之作源氏物语。由中外文学以五册形式初版，应是中文首次完整的学术译本，令我甚为佩服。文人好谈不朽，这才是不朽的功业。在我们聚会的四人中，文月很少有激昂慷慨的样子，常常是那个“你爱谈天，我爱笑”的笑者。发表意见，也是语调沉稳，不着急的样子，也许是因为她比我年轻十岁吧！源氏物语之后，她接续译成伊势物语、枕草子。就在我们四人一次餐聚时，海音说要帮她出版新译的和泉式部日记。下个月再聚时，初校本已印出来了，海音问她可否在一星期内初校完成，我在旁说:“大概三天就会校好。”果然，这本雅致的书，加上郭豫伦先生的封面设计，不到两个月。纯文学出版社最后的纪念本已经问世了。
不久兰熙病了，失去记忆。在文月随夫移居美国之前，我们经常在两家之间，和平东路与新生南路口，一家名为“法哥里昂”的咖啡店小聚，除了说不完的话，她还帮我做笔会季刊的封面等等。我们常坐的桌子在大玻璃窗前，人们走来走去，互相看着，倒都是一闪即过罢了。有一天，窗外一个人站着往里看，然后走进店来，是主编中央日报副刊的诗人梅新。他走到我们桌前说:“我们常常在想，你们两个人都说些什么呢？”那天正好我们正忙着季刊一百期纪念号的封面，文月正帮我剪许多桂树的叶子，贴成一个桂冠花环，中间嵌上刊名，chinesepen100"。不久梅新病逝，我们觉得那天好似来作告别。
文月至今出版散文和随笔已有二十多本，举凡阅读、交谈、生活、旅行或访旧怀人，无不委婉真挚。一九九九年出版饮膳札记，从一些宴客菜单追忆家人、师友相聚情景。此书兴起台湾“饮膳文学”之风，大约也记录了国富民安后的生活趣味。其实她的虞意是在记录人生每场聚会后，分散的惆怅吧。
文月离开台北后，海音也卧病，客厅灯也熄了。
我从台中搬到台北后，最早受邀到同街巷的琦君和李唐基先生家，餐后梁实秋先生签赠他悼亡妻的槐园梦忆，很多人颇为他伤心，那是我对台湾文坛的第一个记忆。那些年，海音和何凡（夏承槛）的客厅，经常高朋满座，隐地称之为“台湾一半的文坛”有国语日报、联合报和纯文学月刊和出版社的朋友，在这里也遇到几位早期的女作家，其中我最想多了解的是孟瑶和我始终最佩服的潘人木。
孟瑶自以心园成名以后，二十年间有四十多本小说问世，书店都以显著地位摆着她的新书，如浮云白日、这一代、磨剑等。相当受读者欢迎。
一九八四年，我写了一篇江河汇集成海的六0年代小说分析:“这些篇小说的题材都来自现实人生，记录了那个时代的一些生老聚散的人生悲喜剧。孟瑶擅写对话，在流畅的对话中，可以看出那个时代一些代表人物对世事变迁的态度。她小说中的角色塑造以女子见长，多是一种独立性格的人，在种种故事的发展中保有静静的刚强。”也许是她写得太多了，大多是讲了故事，无暇深入，心思意念散漫各书，缺少凝聚的力量，难于产生震撼人心之作。多年来我仍希望，在今日多所台湾文学系所中会有研究生以孟瑶为题，梳理她的作品，找出一九五0至七0年间一幅幅台湾社会的人生现象，可能是有价值的。因为她是以知识分子积极肯定的态度写作，应有时代的代表性。
潘人木和孟瑶几乎是同时在抗战时期毕业于沙坪坝国立中央大学，前者是外文系，后者历史系。潘人木惜墨如金，挞漪表妹一出版即得文艺创作月刊社征文的二奖，虽是“反共小说”却以真正的沉痛写抗战时期青年的愤怒和热狂，政治的巨浪在一个女孩人生举步之际卷走了她，淹没了她的青春，失身、失学、远走延安，再归来已家破人亡。过了三十年再写马兰的故事，以精炼的文字写乡土风光。人物内心的反响，占全书三份之一的篇幅，故事虽不浓烈，全书却是艺术之作。
她后来继唯一的短篇小说集哀乐小天地之后，十年间只创作一、二篇短篇小说，但是一九八六年的（有情袜以及二00六年逝世前两个月创作的一关难渡）。堪称艺术精品。
我从台中“进城”到台北之前，反共小说的政治高xdx潮已过，但是我仍赶上尾声，对于张爱玲秧歌、陈纪滢茨村传和姜贵旋风有及时的认识。其实，对于他们的时代记忆犹新的人仍多，我自己也从那天地中出来。所以能虔心诚意地写我那篇千年之泪和时代的声音。姜贵来台湾时已五十岁，经商失败，妻子久病去世，生活困顿，在真正的家破人亡的创痛中以大叙述之笔，错综复杂地描写从“五四”时期到抗战初期，一个山东大家族在共产党窜起之际的兴衰，他的旋风和重阳必能传世。近半世纪后，此书由九歌出版社重印，我曾写旋风中的绣花鞋详述我对传统中女子的处境最强烈的反思，可是历史上的斑斑血迹，已非今日女性主义者的课题，后来也无暇再作进一步研究。王鼎钧的小说碎琉璃和散文集左心房漩涡是我这一代最精美深刻的文学怀乡作品。他的回忆录四部曲: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和二00九年三月刚出版的文学江湖，真是文人一生梦寐思念得以完成的磅礴力作，也只有王鼎钧的才华和坚强性格才能完成。和记述一九四九年前后苦难的早期出版的王蓝的蓝与黑、赵滋蕃的半下流社会、彭歌的黑色的泪、纪刚的滚滚辽河，都是传世之作。
自从主编中国现代文学选集之后，不仅持续读所有的创作新书，我也经常担任联合报、中国时报、吴三连等文学奖评审，一直是个认真读作品的评审。笔会季刊有一个很大的初选来源，使是隐地主持的尔雅出版社年度小说选（一九六八一九九八年）。三十一年间，每年的编选可说是台湾文学点将录，所以仍如当年初编选集时一样心胸——“放眼天下”
隐地是台湾文坛一个令我尊重的出版家，后来也成为好友。他由文艺青年起家，二十多岁主编书评书目月刊，评论水平高，对台湾文学发展有相当影响。凭借一颗爱文学的赤诚之心创办尔雅出版社，三十三年来，每年固定出二十本书，不受时势影响。出版的六百六十本书，清一色是文学创作，诗集、诗评、诗话竟达一百本。隐地涨潮日写父亲由上海来台的种种坎坷和自己童年在台北的困窘，真切坦率，虽是悼念初期流亡族群的遭遇，全书却充满了积极进取的生命力。
相对于大出版公同如联经、时报文化、天下文化、远流等，与尔雅并称为“五小”的洪范、纯文学、大地、九歌出版社，是当年文坛佳话。都是由作家创办经营，专印行高格调文学作品的出版社，对台湾文学的推动有不朽的贡献。他们之间的和谐，见证了一个“文人相重”的良性发展时代。
台湾文学以中文写作，以沈光文结东吟诗社为始（一六八五年），可溯者已长达三百余年。中间虽经日本占据五十年，努力推行日语，台湾人以日语创作之文学流传至今，且得到中译与多方面的研讨者，赖和、吴浊流、龙瑛宗、杨达、吕赫若等，都已获得尊荣定位。而一九四九年后来台的作家，六十年来，写尽了漂流与乡愁，对父祖之乡，骸骨的留恋，终也被岁月淹没。但是他们的作品已融入台湾土地，战后生长的孩子，大约都未分省籍地“读他们的书长大的！”在报纸副刊，文艺杂志，社团三十周年，四十周年，五十周年庆祝会上，钟肇政、叶石涛、纪弦、林亨泰、余光中、周梦蝶、洛夫、痛弦、杨牧、吴晟、琦君、林海音、黄春明、白先勇、李乔、郑清文、张晓风和席慕蓉并肩而坐，笑语盈盈：被政治选举语言撕裂的读书人，怎能否认，这群老中青作家灌溉培植了台湾文学的土地，使它丰美厚实，令世人刮目相待，在文学面前，没有“他们”“你们”只有“我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