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4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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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火车站以后，我没有再见贺叔叔，直到秋天。他还是照原样揉揉我的头发。我们还像原先那样亲熟。整个的来往中，却有了一截省略。
我从来不能确定那一夜存在过。
他想必是把那些都摆设好了，在快入夜的时候，说他有三五句话必须和我谈。我们都给系里那架愚蠢的老复印机延误到那个钟点。十一点，四百页书稿钉成册。就是他和我合作了两年的那本书，中国当代文学语言的非流通性。
没有告诉你过吗？
没关系，你需要记的事太多了。
在专注于这本书写作的时间内，我和舒茨成了我俩私人关系的局外人。他不甘心这样，有时我也不甘心。
我也不甘心。不明白为什么。我以为最希望的就是这样相安无事，偶然约会，许多事情不去深究。这好像应该是七十岁的男人和四十五岁的女人之间最明智的关系。你知道他妻子还在挽救他们的婚姻。有次来了个中国运动员的参观访问团，酒会上挽臂走进来的老夫妇，就是舒茨和妻子。我立刻喜欢上了这个盘起灰色发辫的女人。她有着和丈夫一模一样的顾盼和微笑，一模一样端盘子、持餐具的手势，完全相仿的方式扮个鬼睑。她同舒茨被同一种生态环境演化，成了绝好的一副对称体。长久的厮磨和摸索，两副天性如七巧板那祥一点点淘汰误差，一点点拼对如整体。非得怎样甘愿被埋没的女子，才能与她的男人形成如此的唱和。她给所有人留下的最好的印象，是她不企图留任何印象。她是淡雅的一份，可有可无，却在舒茨忘了的事情上都能给予精确补救。她轻快抹去舒茨落下的一片菜叶，拾起他扔的不是地方的一只纸杯，替他换一块干净餐巾，自如与协调，几乎像是舒茨在自我纠正，他们完全不知道那种滑稽的一体性。
舒茨和她去婚姻调解处，已有一年了。
一个女人已经溶解在他生命里，他怎么会不寂寞。好的婚姻都寂寞。达尔文的婚姻也是寂寞的。寂寞在达尔文那里，是甜美的。在舒茨那里，也一直甜美，直到一天他决定它是苦的。
对，是我出现的那一天。他这样说的。
我们的面谈延长了三小时，就是那一天。
我对他，相当好感。两个星期后，他第一次请我吃午饭，后来是晚饭。后来晚饭桌上有了蜡烛。烛光使我们脸容和神态意味深长起来。
不爱他。但这份不爱不是时时刻刻很清楚。
我不甘心不爱。偶然地，我会刺激一种亲密的可能性。常在他接受“我们不相爱”这个现实时，我对他忽然爱恋起来。
这样：我们装订完了三十本书稿。忘了告诉你，这是他的办公室，窗外有湖，湖上来的风带形状带棱角地打在玻璃上。白天，他电脑搁置的角度使他眼睛的余光能纳入一点湖色；或者说，湖色太亮时，便会入侵他的眼睛。写字台很大，拐个弯，是系主任该有的那种凌驾之势。它的对面有两个沙发，给来谈自己各种麻烦的系里的教授坐的。还有我这类助教。茶几上放了一块干了的三明治，给两排牙齿轧成一个凹形，如同牙医拓下的牙齿模型。清扫工推着车，一层楼一层楼地逼近。舒茨拿出酒来。
我说：真惊讶，你还有酒！
舒茨天真地笑了，说学校只是处处贴“不许抽烟”的警语。他说不仅准备了酒，他还去理了个发。
我欠起身，去跟他碰一下杯子。祝我们的合作将有个成果。他误认为我话里有话，眼睛中的灰色变得湛蓝。我看着他年轻起来的脸，皱纹和白发都成了一种伪装。他晃着酒杯，深红液体一圈圈上升，就要从杯沿出来了，他停住，鼻尖凑到杯子口上，深嗅一口。一个有酒文化的人。
我喝了一口洒，感到自己还是凑兴的。
他说你以后会喝酒的。
不，不紧张。
可能有一点紧张，因为我急于知道事情在往哪里走。
他不能完全找到我的眼睛。他谈起歌剧来，谈两个星期前看的那场阿依达。一些乐句开始出现在他的话里。
他说起它在大都会首演时，露丝班姆顿(注：美国著名歌剧女演员，五十年代第一位在阿依达中扮女主角)的辉煌。我爸爸那么狂爱音乐。在他十四岁时，主管音乐教育的神父对他说，孩子，放弃吧，你耳朵的音准很坏。
从此入们见他狠狠颤动腮帮，那是他在内心奏乐，在内心奏得惊天动地。他在我妈妈和我面前倒不太在乎我们的耳朵，常会上不沾大下不占地来大半个旋律。那是他内心的陶醉禁不住了，突然冒出了他形骸的容纳。
他结束了第二杯酒。电梯上升的声音响了许多。
我心里敬重这个人，感激他为我与妻子去婚姻调解处。为了我要吃很多苦去毁掉他的生态平衡。他是那种学者：可以把别人原创的想法打磨得光彩照人而他自己并不去原创。他是以别人的智慧而智慧的人，但他非常的智慧。我的感激和敬重在他对一切无所求时悄悄上升，成为爱。在他和我为一个概念争执的时候，或许，在许多人在场时他淡淡地隔着人丛向我一领颌，有一种骨血亲情才有的淡泊。我在类似的时刻会意识到我们间颇美好的内心往来。我总是在系里每周四十五分钟的教学会上，远远地，让他看到我的眼睛。
而在夜半，一楼的学生教师撤光了，清洁工推着工具车一层楼一层楼地上来，我竞让舒茨找见了我的眼睛并让他许久地掌握着它们。这是不意中闯下的祸。根本不应该接过酒杯。在他打开脚边的柜门，一摞文件坍塌出来，他的手搆出这瓶一九八八年的红葡萄洒的当口，就该道个别。
倒不是特别怕闯祸的后果。车窗把小站上的灯光甩人，田野里稻子成熟的味道从窗缝进入。我倒不特别怕，也不懂该怕什么。我们恐惧着我们所向往的。我们不是怕刀，是怕我们心底下以刀去伤人或自伤的秘密向往。恐高病不是恐高，是恐俱我们天生具有而从不被认识的堕落欲望。或让别人去堕落的欲望。取而代之的往往是你朝山涧里投一块石头，听着那坠落的经过，最终听见一个象征的你，或者一部分的你坠进湍急的涧溪。你感到释然和缓解。不知哪儿来的一阵兴奋，一股压力，让我急于知道事情会不会被惹大。我见车窗外的白光浪涛一样打在他脸上。那是我信赖和崇拜的面目，非得去爱慕他，这不是十一岁的女孩子可以选择的。
灯光把全部的阴影塑出来，眼眶的两个洞窟，颧骨下的空荡，微突的牙床。一个人经过死亡的形状塑出来了。
我推脱。酒杯很玄地在我们的挣扎中倾过来倾过去，他一把取缔它，搁在身后的办公桌上。人们第二天会看见银灰地毯上可疑的紫红痕迹。他发出“嗯？嗯？”的轻柔诱导声，征得我的同意。一切都结束在清洁工走进来之前。我穿着及脚面的长裙，裙裾拂下来，又完好如初。他在我身后取下衣帽钩上的大衣和围巾，我突然决定不与他同路。
这之后的同路会一塌糊涂。我急匆匆走过处处有烟头灼眼的走廊地毯，走过所有空的教室，千姿百态的空桌椅在白色日光灯中发出回声，他喊着我的名字追来。要我戴上他的手套和围脖。
电梯里走出推车的清洁工。车轮子轰轰地辗过地毯，小伙子哼着永远的墨西哥小夜曲，向舒茨教授和我问晚安。
我和他都忘了捺键钮，电梯一直下行，到地下室去了。这个一百多年历史的学校有个一百多年前的地下室，很少有人知道它。门打开得特别慢，这样“刷”一下。我们都不说话了：电梯门外是个昏暗迷乱的巨大场地，堆着许多年许多年的垃圾，层层叠叠的残疾课椅。我们都没想到这幢楼会有如此的底部。好半天我俩才想起捺键钮，让电梯载我们回升。
如果时间到了请打断我。
已经过了？
你太体谅了。
好的，我一定。
差点忘记——你让我记下的心里闪过的念头。不全。
我画得很糟。
我是你今天最后一个访者吗？
我得告诉你这件事了，它是我父亲，贺叔叔，我，我母亲，我们生活中标着最醒目记号的事。就是那个耳光。
我或许已经提到过，或许没有。
我印象中，我父亲和贺叔叔是谁也离不开谁的朋友。
离不开是他们友情的根本。比“好”、“亲密”要深沉得多，类似生物概念的相互寄生。从达尔文进化论派的心理学观点来看，人和一切生物间的依存关系，是相互的开发利用、相互投资，一切生命间被视为价值的，是可开发可投资的潜能。友情和爱情，都是以开发和投资为主导的。
你们都知道中国大陆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发生了什么。文化大革命。前面要加上“史无前例”“无产阶级”
没有目睹的人想象它是个巨型卡通片，亿万人的动作，行走，挥拳头都特征化得成了卡通，滑稽的快，缺乏来由和逻辑。
既然你们大致了解文革中的中国人干了些什么，我就不多介绍。只摘取那十年中的一两个细部，给你看是个傍晚，很好的一个傍晚。初夏的风哆嗦着白杨叶片。批斗会的标语从一棵杨树牵到另一棵杨树上，组成一个排楼状。贺一骑三个字被缚在红色歪斜的十字架上。场景就是这样。
指控太多了。其中之一是“反动作家”
批判会场是木板搭成的临时舞台，没人可斗时它也不荒着，十五六岁或五六十岁的红卫兵在上面唱歌、跳舞。
这样一个舞台。这样高高架在“艺术家协会”红砖大楼的门口。贺叔叔胸前垂吊着有他名字的木牌，长久的鞠躬。被他领导过的艺术家们一个个上台去，朗读讲稿，不断伸出食指，措向舞台中央的贺叔叔。贺叔叔仍是他几年前在朗诵会上的那身海军蓝，钮扣丢了两颗，前襟被鼻子流出的血涂黑一片。干净笔直的头路没了。
就是一半留发，一半剃秃。外形不美，心理上十倍的不美。
我也是一名观众。常常是观众。看歌舞，看演说，看人兑换毛主席像章。飞机制造厂停工，有足够的铝去铸像章，越铸越大，大得可以做一面盾牌。我现在看着贺叔叔仅剩的头发被人扯住，面容被扯成了一个陌生者、他忽然看见了观众中的十五岁少女。是我。他不知道这少女该不该来观看。他还想对她笑一下，表示他并不和人们一般见识。不那么大不了。他没能做到，给我看到的是那满腹委屈满心屈辱。他没看见我爸爸，右手深插在外套口袋里。
那只手捏着兜里掖藏的几页批判稿，像当年贺叔叔的手抚摸着找爸爸替他写的小说，横竖拔不出来。不少作家都“造反”了，花白头发，肚子微腆，臂上宾着红卫兵袖章他们爬上舞台，如京剧中老生那样抖抖的指头将贺一骑数落着。
许多崇拜贺一骑的读者们特地赶来，从远郊来的人自行车上蒙一层厚尘如出土文物。崇拜者们聆听一个个默默无闻的作家念批判稿。贺一骑也好，作家们也好，从此都卸了妆。如此地当着大庭广众，在舞台仁隆重地一点一点地卸妆。
我爸爸和所有造了反的作家、美术家、音乐家站左一堆，也戴红袖章，却不好好地戴到位置上，让它聋拉到袖管口。我讲过我爸爸一向的装束：料子是祖母遗留的，设计是他自己的。总是与他存在的时间、空间有一点差错。
已经不伦不类，再加一个位置不对的造反派红袖章。他既不愿意放弃个性建树，印象的制造，又企图同化于集休。
我爸爸，看看他那副样子，面色苍白，神经质地眨着眼。
崇拜者们听懂了一件事；每个人控诉的内容，都包涵这个事实，贺一骑从来没在稿纸上连续扒过四十分钟。除了紫槐，他从来没有动笔写过任何作品。他们说，贺一骑，你奴役别人；你从一开始就相上了一个软弱而有天资的人；让他替你写了八十九万字！
我爸爸的脸突然红得可怕。他出了人群，上了舞台。
右手还那样，深插在外套口袋里，像贺叔叔一样，捺在随时会响的武器上，我看着这张酒醉似的红脸。有这么一张脸必定要出事了。我想走开，不想知道将会出什么事。我见我爸爸踏上木梯阶，根本没感觉到自己踩空一步。他步伐的连贯性和手脚的协调性都出现了梗阻与变态。笨拙而难堪，加上袖口上完全不合宜的红袖章，我父亲那么严肃冷峻地在开大家一个玩笑。他走到贺叔叔旁边。
走得太近了，好像要劫法场。他的右手有拔出批判稿的动势。也许他写得不那么恶意十足，写得生动些，有趣些，不只是充满不得志者的正义和倒算。可是太近了，离贺叔叔微微发胖的身躯己不到一步。
贺叔叔这才意识到谁来了。他向爸爸转过脸。有几个月了，他们彼此分离，此情此景的相见，他有点战乱中相逢的悲喜交集。就在他与爸爸照面的刹那，我爸爸的右手拔出来了，竟是空的。那只手从口袋的底部出发，从他自己也不能预估的暗地发动，它渐渐成形了一个动作，一个被叫做“捆耳光”的动作。我爸爸、贺叔叔，以及所有的人同时明白这个动作的意义。在它的酿成和发生之前，我爸爸和贺叔叔以及台下上千人一样不知何所期。那耳光之脆、之狠、之漂亮。
因为这只手出发前的目的地并不明确，在完成旅程后，它顿时惊觉地回顾。我爸爸的整个意识开始回顾。
他从来没有打过人。恨暴力、恨人与人、动物与动物肉体间的暴烈接触。认为没有比它更低级的交流。
没有，人们一时静静的，反应断在那儿。
贺叔叔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中头偏了一下。像是看着那一巴掌打在别的人或别的物体上。过了一会他才逐渐弄清，被打的客体正是他自已。又过一会，他才抬手去摸被捆的那块面颊。他不是因为被捆痛，被捆出火灼般五根指痕而去摸。摸，是想摸出逻辑、头绪来。他想摸摸看，是否真有一个耳捆子存留在那里；不管他会不会忘却和原谅，它都永远存留在那里。不摸他绝对不相信它会从他最信赖最不可分离的朋友那儿来。
到现在我还清清楚楚看见贺叔叔那双眼睛，那里面有一点点天真，来自自信的天真。它们就那样看着我爸爸，像是说：你怎么啦？
耳光还在初夏黄昏的空气中一圈圈的扩散，在一千多人的鼓膜上一波一波地荡开，贺叔叔就那样看着我爸爸：
你到底怎么了？
我得承认，贺叔叔眼睛里的其余成分都是不天真的是精明、成熟、对权术的通晓。是双厉害的眼睛，表面上有着农民温暖的笑意。它们正是看透了人的弱点而能做他们的领导，发挥他们的长处，最好地开发他们的长处。看出袒护和娇惯人的短处是开发他们长处的始点。因此，它们宽厚地审视人们的短处，给予悦然的默许。
贺叔叔摸了一下脸颊：没有口角流血那种电影镜头，只是微细地泛起一层耻辱。
离开火车站以后，我没有再见贺叔叔，直到秋天。他还是照原样揉揉我的头发。我们还像原先那样亲熟。整个的来往中，却有了一截省略。
我从来不能确定那一夜存在过。
他想必是把那些都摆设好了，在快入夜的时候，说他有三五句话必须和我谈。我们都给系里那架愚蠢的老复印机延误到那个钟点。十一点，四百页书稿钉成册。就是他和我合作了两年的那本书，中国当代文学语言的非流通性。
没有告诉你过吗？
没关系，你需要记的事太多了。
在专注于这本书写作的时间内，我和舒茨成了我俩私人关系的局外人。他不甘心这样，有时我也不甘心。
我也不甘心。不明白为什么。我以为最希望的就是这样相安无事，偶然约会，许多事情不去深究。这好像应该是七十岁的男人和四十五岁的女人之间最明智的关系。你知道他妻子还在挽救他们的婚姻。有次来了个中国运动员的参观访问团，酒会上挽臂走进来的老夫妇，就是舒茨和妻子。我立刻喜欢上了这个盘起灰色发辫的女人。她有着和丈夫一模一样的顾盼和微笑，一模一样端盘子、持餐具的手势，完全相仿的方式扮个鬼睑。她同舒茨被同一种生态环境演化，成了绝好的一副对称体。长久的厮磨和摸索，两副天性如七巧板那祥一点点淘汰误差，一点点拼对如整体。非得怎样甘愿被埋没的女子，才能与她的男人形成如此的唱和。她给所有人留下的最好的印象，是她不企图留任何印象。她是淡雅的一份，可有可无，却在舒茨忘了的事情上都能给予精确补救。她轻快抹去舒茨落下的一片菜叶，拾起他扔的不是地方的一只纸杯，替他换一块干净餐巾，自如与协调，几乎像是舒茨在自我纠正，他们完全不知道那种滑稽的一体性。
舒茨和她去婚姻调解处，已有一年了。
一个女人已经溶解在他生命里，他怎么会不寂寞。好的婚姻都寂寞。达尔文的婚姻也是寂寞的。寂寞在达尔文那里，是甜美的。在舒茨那里，也一直甜美，直到一天他决定它是苦的。
对，是我出现的那一天。他这样说的。
我们的面谈延长了三小时，就是那一天。
我对他，相当好感。两个星期后，他第一次请我吃午饭，后来是晚饭。后来晚饭桌上有了蜡烛。烛光使我们脸容和神态意味深长起来。
不爱他。但这份不爱不是时时刻刻很清楚。
我不甘心不爱。偶然地，我会刺激一种亲密的可能性。常在他接受“我们不相爱”这个现实时，我对他忽然爱恋起来。
这样：我们装订完了三十本书稿。忘了告诉你，这是他的办公室，窗外有湖，湖上来的风带形状带棱角地打在玻璃上。白天，他电脑搁置的角度使他眼睛的余光能纳入一点湖色；或者说，湖色太亮时，便会入侵他的眼睛。写字台很大，拐个弯，是系主任该有的那种凌驾之势。它的对面有两个沙发，给来谈自己各种麻烦的系里的教授坐的。还有我这类助教。茶几上放了一块干了的三明治，给两排牙齿轧成一个凹形，如同牙医拓下的牙齿模型。清扫工推着车，一层楼一层楼地逼近。舒茨拿出酒来。
我说：真惊讶，你还有酒！
舒茨天真地笑了，说学校只是处处贴“不许抽烟”的警语。他说不仅准备了酒，他还去理了个发。
我欠起身，去跟他碰一下杯子。祝我们的合作将有个成果。他误认为我话里有话，眼睛中的灰色变得湛蓝。我看着他年轻起来的脸，皱纹和白发都成了一种伪装。他晃着酒杯，深红液体一圈圈上升，就要从杯沿出来了，他停住，鼻尖凑到杯子口上，深嗅一口。一个有酒文化的人。
我喝了一口洒，感到自己还是凑兴的。
他说你以后会喝酒的。
不，不紧张。
可能有一点紧张，因为我急于知道事情在往哪里走。
他不能完全找到我的眼睛。他谈起歌剧来，谈两个星期前看的那场阿依达。一些乐句开始出现在他的话里。
他说起它在大都会首演时，露丝班姆顿(注：美国著名歌剧女演员，五十年代第一位在阿依达中扮女主角)的辉煌。我爸爸那么狂爱音乐。在他十四岁时，主管音乐教育的神父对他说，孩子，放弃吧，你耳朵的音准很坏。
从此入们见他狠狠颤动腮帮，那是他在内心奏乐，在内心奏得惊天动地。他在我妈妈和我面前倒不太在乎我们的耳朵，常会上不沾大下不占地来大半个旋律。那是他内心的陶醉禁不住了，突然冒出了他形骸的容纳。
他结束了第二杯酒。电梯上升的声音响了许多。
我心里敬重这个人，感激他为我与妻子去婚姻调解处。为了我要吃很多苦去毁掉他的生态平衡。他是那种学者：可以把别人原创的想法打磨得光彩照人而他自己并不去原创。他是以别人的智慧而智慧的人，但他非常的智慧。我的感激和敬重在他对一切无所求时悄悄上升，成为爱。在他和我为一个概念争执的时候，或许，在许多人在场时他淡淡地隔着人丛向我一领颌，有一种骨血亲情才有的淡泊。我在类似的时刻会意识到我们间颇美好的内心往来。我总是在系里每周四十五分钟的教学会上，远远地，让他看到我的眼睛。
而在夜半，一楼的学生教师撤光了，清洁工推着工具车一层楼一层楼地上来，我竞让舒茨找见了我的眼睛并让他许久地掌握着它们。这是不意中闯下的祸。根本不应该接过酒杯。在他打开脚边的柜门，一摞文件坍塌出来，他的手搆出这瓶一九八八年的红葡萄洒的当口，就该道个别。
倒不是特别怕闯祸的后果。车窗把小站上的灯光甩人，田野里稻子成熟的味道从窗缝进入。我倒不特别怕，也不懂该怕什么。我们恐惧着我们所向往的。我们不是怕刀，是怕我们心底下以刀去伤人或自伤的秘密向往。恐高病不是恐高，是恐俱我们天生具有而从不被认识的堕落欲望。或让别人去堕落的欲望。取而代之的往往是你朝山涧里投一块石头，听着那坠落的经过，最终听见一个象征的你，或者一部分的你坠进湍急的涧溪。你感到释然和缓解。不知哪儿来的一阵兴奋，一股压力，让我急于知道事情会不会被惹大。我见车窗外的白光浪涛一样打在他脸上。那是我信赖和崇拜的面目，非得去爱慕他，这不是十一岁的女孩子可以选择的。
灯光把全部的阴影塑出来，眼眶的两个洞窟，颧骨下的空荡，微突的牙床。一个人经过死亡的形状塑出来了。
我推脱。酒杯很玄地在我们的挣扎中倾过来倾过去，他一把取缔它，搁在身后的办公桌上。人们第二天会看见银灰地毯上可疑的紫红痕迹。他发出“嗯？嗯？”的轻柔诱导声，征得我的同意。一切都结束在清洁工走进来之前。我穿着及脚面的长裙，裙裾拂下来，又完好如初。他在我身后取下衣帽钩上的大衣和围巾，我突然决定不与他同路。
这之后的同路会一塌糊涂。我急匆匆走过处处有烟头灼眼的走廊地毯，走过所有空的教室，千姿百态的空桌椅在白色日光灯中发出回声，他喊着我的名字追来。要我戴上他的手套和围脖。
电梯里走出推车的清洁工。车轮子轰轰地辗过地毯，小伙子哼着永远的墨西哥小夜曲，向舒茨教授和我问晚安。
我和他都忘了捺键钮，电梯一直下行，到地下室去了。这个一百多年历史的学校有个一百多年前的地下室，很少有人知道它。门打开得特别慢，这样“刷”一下。我们都不说话了：电梯门外是个昏暗迷乱的巨大场地，堆着许多年许多年的垃圾，层层叠叠的残疾课椅。我们都没想到这幢楼会有如此的底部。好半天我俩才想起捺键钮，让电梯载我们回升。
如果时间到了请打断我。
已经过了？
你太体谅了。
好的，我一定。
差点忘记——你让我记下的心里闪过的念头。不全。
我画得很糟。
我是你今天最后一个访者吗？
我得告诉你这件事了，它是我父亲，贺叔叔，我，我母亲，我们生活中标着最醒目记号的事。就是那个耳光。
我或许已经提到过，或许没有。
我印象中，我父亲和贺叔叔是谁也离不开谁的朋友。
离不开是他们友情的根本。比“好”、“亲密”要深沉得多，类似生物概念的相互寄生。从达尔文进化论派的心理学观点来看，人和一切生物间的依存关系，是相互的开发利用、相互投资，一切生命间被视为价值的，是可开发可投资的潜能。友情和爱情，都是以开发和投资为主导的。
你们都知道中国大陆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六发生了什么。文化大革命。前面要加上“史无前例”“无产阶级”
没有目睹的人想象它是个巨型卡通片，亿万人的动作，行走，挥拳头都特征化得成了卡通，滑稽的快，缺乏来由和逻辑。
既然你们大致了解文革中的中国人干了些什么，我就不多介绍。只摘取那十年中的一两个细部，给你看是个傍晚，很好的一个傍晚。初夏的风哆嗦着白杨叶片。批斗会的标语从一棵杨树牵到另一棵杨树上，组成一个排楼状。贺一骑三个字被缚在红色歪斜的十字架上。场景就是这样。
指控太多了。其中之一是“反动作家”
批判会场是木板搭成的临时舞台，没人可斗时它也不荒着，十五六岁或五六十岁的红卫兵在上面唱歌、跳舞。
这样一个舞台。这样高高架在“艺术家协会”红砖大楼的门口。贺叔叔胸前垂吊着有他名字的木牌，长久的鞠躬。被他领导过的艺术家们一个个上台去，朗读讲稿，不断伸出食指，措向舞台中央的贺叔叔。贺叔叔仍是他几年前在朗诵会上的那身海军蓝，钮扣丢了两颗，前襟被鼻子流出的血涂黑一片。干净笔直的头路没了。
就是一半留发，一半剃秃。外形不美，心理上十倍的不美。
我也是一名观众。常常是观众。看歌舞，看演说，看人兑换毛主席像章。飞机制造厂停工，有足够的铝去铸像章，越铸越大，大得可以做一面盾牌。我现在看着贺叔叔仅剩的头发被人扯住，面容被扯成了一个陌生者、他忽然看见了观众中的十五岁少女。是我。他不知道这少女该不该来观看。他还想对她笑一下，表示他并不和人们一般见识。不那么大不了。他没能做到，给我看到的是那满腹委屈满心屈辱。他没看见我爸爸，右手深插在外套口袋里。
那只手捏着兜里掖藏的几页批判稿，像当年贺叔叔的手抚摸着找爸爸替他写的小说，横竖拔不出来。不少作家都“造反”了，花白头发，肚子微腆，臂上宾着红卫兵袖章他们爬上舞台，如京剧中老生那样抖抖的指头将贺一骑数落着。
许多崇拜贺一骑的读者们特地赶来，从远郊来的人自行车上蒙一层厚尘如出土文物。崇拜者们聆听一个个默默无闻的作家念批判稿。贺一骑也好，作家们也好，从此都卸了妆。如此地当着大庭广众，在舞台仁隆重地一点一点地卸妆。
我爸爸和所有造了反的作家、美术家、音乐家站左一堆，也戴红袖章，却不好好地戴到位置上，让它聋拉到袖管口。我讲过我爸爸一向的装束：料子是祖母遗留的，设计是他自己的。总是与他存在的时间、空间有一点差错。
已经不伦不类，再加一个位置不对的造反派红袖章。他既不愿意放弃个性建树，印象的制造，又企图同化于集休。
我爸爸，看看他那副样子，面色苍白，神经质地眨着眼。
崇拜者们听懂了一件事；每个人控诉的内容，都包涵这个事实，贺一骑从来没在稿纸上连续扒过四十分钟。除了紫槐，他从来没有动笔写过任何作品。他们说，贺一骑，你奴役别人；你从一开始就相上了一个软弱而有天资的人；让他替你写了八十九万字！
我爸爸的脸突然红得可怕。他出了人群，上了舞台。
右手还那样，深插在外套口袋里，像贺叔叔一样，捺在随时会响的武器上，我看着这张酒醉似的红脸。有这么一张脸必定要出事了。我想走开，不想知道将会出什么事。我见我爸爸踏上木梯阶，根本没感觉到自己踩空一步。他步伐的连贯性和手脚的协调性都出现了梗阻与变态。笨拙而难堪，加上袖口上完全不合宜的红袖章，我父亲那么严肃冷峻地在开大家一个玩笑。他走到贺叔叔旁边。
走得太近了，好像要劫法场。他的右手有拔出批判稿的动势。也许他写得不那么恶意十足，写得生动些，有趣些，不只是充满不得志者的正义和倒算。可是太近了，离贺叔叔微微发胖的身躯己不到一步。
贺叔叔这才意识到谁来了。他向爸爸转过脸。有几个月了，他们彼此分离，此情此景的相见，他有点战乱中相逢的悲喜交集。就在他与爸爸照面的刹那，我爸爸的右手拔出来了，竟是空的。那只手从口袋的底部出发，从他自己也不能预估的暗地发动，它渐渐成形了一个动作，一个被叫做“捆耳光”的动作。我爸爸、贺叔叔，以及所有的人同时明白这个动作的意义。在它的酿成和发生之前，我爸爸和贺叔叔以及台下上千人一样不知何所期。那耳光之脆、之狠、之漂亮。
因为这只手出发前的目的地并不明确，在完成旅程后，它顿时惊觉地回顾。我爸爸的整个意识开始回顾。
他从来没有打过人。恨暴力、恨人与人、动物与动物肉体间的暴烈接触。认为没有比它更低级的交流。
没有，人们一时静静的，反应断在那儿。
贺叔叔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中头偏了一下。像是看着那一巴掌打在别的人或别的物体上。过了一会他才逐渐弄清，被打的客体正是他自已。又过一会，他才抬手去摸被捆的那块面颊。他不是因为被捆痛，被捆出火灼般五根指痕而去摸。摸，是想摸出逻辑、头绪来。他想摸摸看，是否真有一个耳捆子存留在那里；不管他会不会忘却和原谅，它都永远存留在那里。不摸他绝对不相信它会从他最信赖最不可分离的朋友那儿来。
到现在我还清清楚楚看见贺叔叔那双眼睛，那里面有一点点天真，来自自信的天真。它们就那样看着我爸爸，像是说：你怎么啦？
耳光还在初夏黄昏的空气中一圈圈的扩散，在一千多人的鼓膜上一波一波地荡开，贺叔叔就那样看着我爸爸：
你到底怎么了？
我得承认，贺叔叔眼睛里的其余成分都是不天真的是精明、成熟、对权术的通晓。是双厉害的眼睛，表面上有着农民温暖的笑意。它们正是看透了人的弱点而能做他们的领导，发挥他们的长处，最好地开发他们的长处。看出袒护和娇惯人的短处是开发他们长处的始点。因此，它们宽厚地审视人们的短处，给予悦然的默许。
贺叔叔摸了一下脸颊：没有口角流血那种电影镜头，只是微细地泛起一层耻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