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百五十三章 绿林新政推变法（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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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几个统治者愿意看到自己地盘一片萧条景象,所以,不论统治者是否愿意,都不会去过于压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样统治者不愿意做的就是去纵容商人,放任他们发展,更不用说制定政策鼓励了,他们对商人有一种天生的傲慢偏见,对商业有种奇怪的厌恶喜好,不过真正的能臣,是十分重视商业的价值的,他们会制定财政政策鼓励商业发展,汉朝的桑弘羊,和当朝的王安石,都有尝试,但真正懂得市场,利用市场规律來促进商业发展,增加政府收入的,只怕在这大宋之中,也只有朱武和吴用了。
就在绿林军的将领在前方攻城掠地的时候,这两位军师除了出谋划策之外,更是破费心思地钻研了一番经济改革。
这改革的一项便是经济的血液,,货币,自古商人都是东面买來西边卖,互通有无,但这其中必然有一个异地交易的问題,北宋时铜铁钱兑换比例为一比十,买一个小物什都要大量的铁钱,重不可负,但是,随着交易而形成的大量货币流必然给商人带來不便,加上各处贪官山匪,更是加剧了商人对大量钱财的恐慌,而这一时期,镖局虽然顺理成章地扮演了押送货币的职能,可是,这终究成了制约经济发展的首要元凶,为此,北宋民间,一些颇有头脑的私商自由发行了一套叫做“交子”的纸币。
最初是一些铺户接受外來商人寄存的钱,并开出“收据”形式的楮券,两面均有朱色印证及密码花印,作为取钱凭证,这种楮券越來越多之后,沿由当地方言发音特点,就被统称作“交子”,但券上并无“交子”字样,票面金额都是临时按所需填写,且实际上每家铺户开出的券票并无统一标准,券面亦非印刷而成,随意性很大,极易作假,但是,此时交子已开始具备货币职能。
朱武与吴用提出來的货币改革基本上是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制定的基础上行成的,发行与大宋“交子”功效类似的“银票”,但对其发行和流通管理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办法和制度,第一,规定银票面额的等级,分为五百文、一到十贯、一到百两等数十种,在后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绿林政权又相继发行了万两为单位的银票,第二,官方在各地开设九龙票号,政府监督,民营运转,并对商户可以经行抵押贷款业务,收取每月每贯二十文的利息,同时以百姓为客户原,允许散户开号,储蓄获息,第三,发行的银票以两年为一界,兑现或期满后的以旧换新,依然扣二十文每贯,第三,银票不限额发放,实行银票与货币互换,票号收纳多少现银,即便开出多少银票,保障市面货币的流通和稳定,第四,当时银票用铜板印刷,用红蓝墨三色套印,图案精美,在票面上加盖本州州印。
这第二,便是在各地新设“期货所”,由官方设立“期货司”专职管理。
在北宋,交通不便,通讯不畅,想掌握各地的市场行情,实属不易,而“期货司”其中重要的一项职责便是收集市场信息,通过各地“期货所”了解各地的物价信息（注：这种做法在今天看來是充分利用的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价值规律之一为商品的价格由价值决定,围绕供求关系上下波动,）,所谓的“洛阳纸贵”、斗米千金,那都是商人囤积奇货,哄抬物价等都是无形中利用价值规律的结果,有了“期货司”,官方便可利用掌握的信息,从物资丰富,物价较低的地区采购商品,运送到物资匮乏,价格高的地区销售,平抑了物价,提高了政府了收入,同时又可知道各地的受灾情况,如果一个地方发生了灾害,便可立即应民之急,实施调度救济。
此外,期货司还专门负责平价收购商贩不易脱售的货物,转卖到市场缺货的地方,商贩向期货所交纳抵押品,即可成批赊购政府仓库里的货物到各处销售,半年出息一分,市易法是利用国家权力,限制大商人在市场上的控制和操纵,稳定物价和调剂市场的需求,政府也可从中分取商人的部分利润,增加了国家的收入。
利用市场力量增加收入的第三个项经济改革是将盐的营运交给商人。
“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新唐书·食货志》）可见盐利对振兴国家财政的作用之大,早在唐初,承袭隋朝旧制,开放盐禁,对盐不实行专卖,也不收专税,商人从中发了大财,这种情况几乎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安史之乱后期,第五琦掌管财政工作,实行了食盐直接由官运官销的加价专卖政策．这与管仲、商鞅、桑弘羊等实行的专卖政策如出一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食盐专卖中,由民制民销,直接改为民制、官收、官运、官销,完全排除了经销小量食盐的小商人,这样虽然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也带來了很多弊端,比如广泛增加盐官,大大增加了人员开支,再加上贪污腐败,经营管理不善,对农村供应不畅等,在很大程度上又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
吴用和朱武对这样的做法进行了改革,朱武以为“官多则民扰,”因此施用榷盐法,将盐的营运交给商人,这种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开创了对盐“就场征税,不问所之”的新税法,充分调动了市场的力量,调动了商人追逐利润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官营人浮于事,贪污腐败的弊端,但与此同时,朱武为了防止部分盐商投机倒把,由期货司调度,在各地期货所囤积定额的食盐,在百姓缺盐之际以及对偏远地区由官府直销,如此不但增加了官府的收入,也稳定了市场,防止了盐商囤货卖奇,百姓食盐也源源不绝。
史进看到这里,不禁拍手称赞,两位军师对市场的把握程度,实在令人惊叹,开放盐禁的做法充分发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让这只看不见的手指引人们的行动,展现了市场的优势；但他们又知道市场的缺陷,市场并不能充分的配置资源,在偏远的地区就是市场力量达不到的地方,因此只有用行政手段弥补市场手段的不足,在这些地方设置盐官,有官府买卖,同时尽量压低售价,使当地的居民能够买得起,由此看來,朱武与吴用非但有着“值低于千里”的本事,确实也是一位市场方面的行家里手。
史进看过这一节,翻过文书再往下看。
这第四项改革,是利用激励措施,促进行业发展,对于鼓励发展的行业,实行诸如免税、补贴、出口退税、奖励等各种措施。
这其中激励措施多有数十条,但史进的目光则落在了这么一项上,,“凡造三丈大船,每艘资助银三十两,”
陕西虽然土地肥沃,但战乱一起,生产的粮食自然不够食用,因此要借助于南方粮食,但是运粮的途径主要是漕运,这就需要大量的船只,为了鼓励造船,才有此新政。
史进顿在此处问道：“三丈大船,每艘就资助三十两,是不是……有点太多了,我看二十两就已经很多了,”
朱武看看吴用,迟疑了一下还是开口劝道：“大帅,做事应该考虑长远,不能计较眼前的一些小利,对于要发展的行业,开始时候只有给执事者较大的利益,让他们沒有什么顾虑,才能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生产出合格的产品,不至于偷工减料,同时鼓励鼓励更多的人进入这个行业,如果和他们斤斤计较,恐怕不利于此行业的发展,而且不能持久,所以开始多花点钱是值得的,”
史进听了,抿抿嘴,虽然听得朱武这话很有道理,可是,心里还是多少有些顾忌,毕竟眼下的财政担负不起多久。
吴用看着史进颇有难色的面容,便说道：“大帅,再打下剩下的几个州,这永兴军路就都在咱们的手中了,到时候,必然要挥师东征南下,而那时候,咱们百万雄兵都需舟楫來运输,而水路战船亦会短缺,若是此时能早些实施刺激政策,不至于因为战船的短缺而捉襟见肘,制约了我们的夺取天下的壮志,所以,长远來看,对我绿林还是利大于弊呐,”
经过吴用这般一说,史进顿时了然,点点头,爽快地说：“既然这般说來,那就如此办,”史进说罢,便不再纠结于此继续往下看。
光有以上四项改革还远远不够,毕竟政策还需要人去执行,大宋之前王安石变法的许多条例本意是好的,然而由于用人不当,在执行的过程中被扭曲了,不仅沒有取得多大实效,反倒使“新法”成为贪官污吏利用为搜刮的手段,在许多方面还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为了把各项改革措施能得以顺利推行,能把好事办好,朱武和吴用订制了一套严格的用人标准,即有才有德,精明强干,勤奋廉洁,这三项标准是官方考核任用的标准,却不是最终考核的标准,在此,精余计算的吴用又两外制定了各项账目的月检和年检制度,对于出钱纳谷的会计人员,必然任用士人,朱武认为“士陷脏贿,则沦弃于世,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洁廉,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显然任用士人是因为他们更清廉,对于掌管财赋的人员,廉洁是比才能更重要的品德,由此,以德为先的入仕任命也成为了后來绿林政权的一大特点,
沒有几个统治者愿意看到自己地盘一片萧条景象,所以,不论统治者是否愿意,都不会去过于压制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样统治者不愿意做的就是去纵容商人,放任他们发展,更不用说制定政策鼓励了,他们对商人有一种天生的傲慢偏见,对商业有种奇怪的厌恶喜好,不过真正的能臣,是十分重视商业的价值的,他们会制定财政政策鼓励商业发展,汉朝的桑弘羊,和当朝的王安石,都有尝试,但真正懂得市场,利用市场规律來促进商业发展,增加政府收入的,只怕在这大宋之中,也只有朱武和吴用了。
就在绿林军的将领在前方攻城掠地的时候,这两位军师除了出谋划策之外,更是破费心思地钻研了一番经济改革。
这改革的一项便是经济的血液,,货币,自古商人都是东面买來西边卖,互通有无,但这其中必然有一个异地交易的问題,北宋时铜铁钱兑换比例为一比十,买一个小物什都要大量的铁钱,重不可负,但是,随着交易而形成的大量货币流必然给商人带來不便,加上各处贪官山匪,更是加剧了商人对大量钱财的恐慌,而这一时期,镖局虽然顺理成章地扮演了押送货币的职能,可是,这终究成了制约经济发展的首要元凶,为此,北宋民间,一些颇有头脑的私商自由发行了一套叫做“交子”的纸币。
最初是一些铺户接受外來商人寄存的钱,并开出“收据”形式的楮券,两面均有朱色印证及密码花印,作为取钱凭证,这种楮券越來越多之后,沿由当地方言发音特点,就被统称作“交子”,但券上并无“交子”字样,票面金额都是临时按所需填写,且实际上每家铺户开出的券票并无统一标准,券面亦非印刷而成,随意性很大,极易作假,但是,此时交子已开始具备货币职能。
朱武与吴用提出來的货币改革基本上是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制定的基础上行成的,发行与大宋“交子”功效类似的“银票”,但对其发行和流通管理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办法和制度,第一,规定银票面额的等级,分为五百文、一到十贯、一到百两等数十种,在后來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绿林政权又相继发行了万两为单位的银票,第二,官方在各地开设九龙票号,政府监督,民营运转,并对商户可以经行抵押贷款业务,收取每月每贯二十文的利息,同时以百姓为客户原,允许散户开号,储蓄获息,第三,发行的银票以两年为一界,兑现或期满后的以旧换新,依然扣二十文每贯,第三,银票不限额发放,实行银票与货币互换,票号收纳多少现银,即便开出多少银票,保障市面货币的流通和稳定,第四,当时银票用铜板印刷,用红蓝墨三色套印,图案精美,在票面上加盖本州州印。
这第二,便是在各地新设“期货所”,由官方设立“期货司”专职管理。
在北宋,交通不便,通讯不畅,想掌握各地的市场行情,实属不易,而“期货司”其中重要的一项职责便是收集市场信息,通过各地“期货所”了解各地的物价信息（注：这种做法在今天看來是充分利用的商品经济的价值规律,价值规律之一为商品的价格由价值决定,围绕供求关系上下波动,）,所谓的“洛阳纸贵”、斗米千金,那都是商人囤积奇货,哄抬物价等都是无形中利用价值规律的结果,有了“期货司”,官方便可利用掌握的信息,从物资丰富,物价较低的地区采购商品,运送到物资匮乏,价格高的地区销售,平抑了物价,提高了政府了收入,同时又可知道各地的受灾情况,如果一个地方发生了灾害,便可立即应民之急,实施调度救济。
此外,期货司还专门负责平价收购商贩不易脱售的货物,转卖到市场缺货的地方,商贩向期货所交纳抵押品,即可成批赊购政府仓库里的货物到各处销售,半年出息一分,市易法是利用国家权力,限制大商人在市场上的控制和操纵,稳定物价和调剂市场的需求,政府也可从中分取商人的部分利润,增加了国家的收入。
利用市场力量增加收入的第三个项经济改革是将盐的营运交给商人。
“天下之赋,盐利居半,宫闱服御、军饷,百官俸禄皆仰给焉,”（《新唐书·食货志》）可见盐利对振兴国家财政的作用之大,早在唐初,承袭隋朝旧制,开放盐禁,对盐不实行专卖,也不收专税,商人从中发了大财,这种情况几乎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安史之乱后期,第五琦掌管财政工作,实行了食盐直接由官运官销的加价专卖政策．这与管仲、商鞅、桑弘羊等实行的专卖政策如出一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这种食盐专卖中,由民制民销,直接改为民制、官收、官运、官销,完全排除了经销小量食盐的小商人,这样虽然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也带來了很多弊端,比如广泛增加盐官,大大增加了人员开支,再加上贪污腐败,经营管理不善,对农村供应不畅等,在很大程度上又影响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
吴用和朱武对这样的做法进行了改革,朱武以为“官多则民扰,”因此施用榷盐法,将盐的营运交给商人,这种民制,官收,商运,商销开创了对盐“就场征税,不问所之”的新税法,充分调动了市场的力量,调动了商人追逐利润的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官营人浮于事,贪污腐败的弊端,但与此同时,朱武为了防止部分盐商投机倒把,由期货司调度,在各地期货所囤积定额的食盐,在百姓缺盐之际以及对偏远地区由官府直销,如此不但增加了官府的收入,也稳定了市场,防止了盐商囤货卖奇,百姓食盐也源源不绝。
史进看到这里,不禁拍手称赞,两位军师对市场的把握程度,实在令人惊叹,开放盐禁的做法充分发挥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让这只看不见的手指引人们的行动,展现了市场的优势；但他们又知道市场的缺陷,市场并不能充分的配置资源,在偏远的地区就是市场力量达不到的地方,因此只有用行政手段弥补市场手段的不足,在这些地方设置盐官,有官府买卖,同时尽量压低售价,使当地的居民能够买得起,由此看來,朱武与吴用非但有着“值低于千里”的本事,确实也是一位市场方面的行家里手。
史进看过这一节,翻过文书再往下看。
这第四项改革,是利用激励措施,促进行业发展,对于鼓励发展的行业,实行诸如免税、补贴、出口退税、奖励等各种措施。
这其中激励措施多有数十条,但史进的目光则落在了这么一项上,,“凡造三丈大船,每艘资助银三十两,”
陕西虽然土地肥沃,但战乱一起,生产的粮食自然不够食用,因此要借助于南方粮食,但是运粮的途径主要是漕运,这就需要大量的船只,为了鼓励造船,才有此新政。
史进顿在此处问道：“三丈大船,每艘就资助三十两,是不是……有点太多了,我看二十两就已经很多了,”
朱武看看吴用,迟疑了一下还是开口劝道：“大帅,做事应该考虑长远,不能计较眼前的一些小利,对于要发展的行业,开始时候只有给执事者较大的利益,让他们沒有什么顾虑,才能调动起他们的积极性,生产出合格的产品,不至于偷工减料,同时鼓励鼓励更多的人进入这个行业,如果和他们斤斤计较,恐怕不利于此行业的发展,而且不能持久,所以开始多花点钱是值得的,”
史进听了,抿抿嘴,虽然听得朱武这话很有道理,可是,心里还是多少有些顾忌,毕竟眼下的财政担负不起多久。
吴用看着史进颇有难色的面容,便说道：“大帅,再打下剩下的几个州,这永兴军路就都在咱们的手中了,到时候,必然要挥师东征南下,而那时候,咱们百万雄兵都需舟楫來运输,而水路战船亦会短缺,若是此时能早些实施刺激政策,不至于因为战船的短缺而捉襟见肘,制约了我们的夺取天下的壮志,所以,长远來看,对我绿林还是利大于弊呐,”
经过吴用这般一说,史进顿时了然,点点头,爽快地说：“既然这般说來,那就如此办,”史进说罢,便不再纠结于此继续往下看。
光有以上四项改革还远远不够,毕竟政策还需要人去执行,大宋之前王安石变法的许多条例本意是好的,然而由于用人不当,在执行的过程中被扭曲了,不仅沒有取得多大实效,反倒使“新法”成为贪官污吏利用为搜刮的手段,在许多方面还损害了人民的利益,为了把各项改革措施能得以顺利推行,能把好事办好,朱武和吴用订制了一套严格的用人标准,即有才有德,精明强干,勤奋廉洁,这三项标准是官方考核任用的标准,却不是最终考核的标准,在此,精余计算的吴用又两外制定了各项账目的月检和年检制度,对于出钱纳谷的会计人员,必然任用士人,朱武认为“士陷脏贿,则沦弃于世,名重于利,故士多清修；吏虽洁廉,终无显荣,利重于名,故吏多贪污,”显然任用士人是因为他们更清廉,对于掌管财赋的人员,廉洁是比才能更重要的品德,由此,以德为先的入仕任命也成为了后來绿林政权的一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