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树理与万里的女帅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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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65年，我正在山西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读二年级。对于文科专业的学生来说，最爱去的地方不外乎图书馆、阅览室和新华书店，同时还大都喜欢关注报纸上的“三版”与“四版”因为那两个版面上是与图书馆、阅览室和新华书店一样，常有令做着作家、记者梦的吾辈们仰慕、心仪的华章美文；当然，来自家乡故里的要闻、通讯也必在浏览之视野中。因此，对设在宿舍楼道口的阅报栏里的报纸无不格外青睐，甚至期期不落。有一天，在山西日报上，我好像早有预感似的看到了一篇署名为“中共晋城县委中心通讯组”的通讯报道－－“万里的女帅才”文章的眉端上还发了醒目的短评－－“最好的回答”怀着激动与亲切感，我目不转睛地一览无遗。文章有理有据，人物呼之欲出，字里行间透射着浓烈而久违了的乡情、社情与民情。我当即告知了晋城籍的几位同学，中有一位王姓同学的未婚妻恰与“女帅才”同村，对其人其事也知之颇多，赞赏之情，溢于言表。文中所说的“万里”不就是我家乡所在的下村公社不大不小的一个大队吗？“女帅才”段戌耐，不就是我本家的一个堂姐吗？她18岁上出嫁到万里村，同年入党，22岁上就担任了万里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想不到竟干出这般出类拔萃的业绩来，上了堂堂山西省委的机关报，一时间名扬三晋。我作为她的高小同班同学（大我五岁），又是同宗同祖同姓，自然心中滋生几丝骄傲，脸上平添几分光彩。
不久，便有消息说那篇“万里的女帅才”乃是大作家赵树理撰写的，只不过出于政治挂帅的需要未署他本人的名字而署了通讯组集体的名字罢了。消息由何而来，已记不清了，反正晋城籍的同学都这么说，而且在文革武斗期间我回家乡躲乱局时也问过堂姐段戌耐，她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就是赵树理写的，二十天内赵树理来了七次采访她呀，还能有假？这可都是她和乡亲们的亲历亲见啊！当年赵树理正在晋城县挂职担任县委副书记，完全有时间、有精力、有激情、有机会，否则他就不是赵树理了。
当年的赵树理，早已是独树一帜、名满天下的以农民和农村为描写对象的铁笔圣手了。他的多篇大作不仅上了中小学课本，而且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介绍给了外国读者，还经改编搬上了银幕和舞台，堪称体裁广博，版本琳琅，可谓好评如潮“粉丝”如云。我还在读中学时就拜读过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等名篇，所学课本中还选用过他的“田寡妇看瓜”、“实干家潘永福”、“登记”、“春在农村的变化”等作品，至今仍能背诵他的：
张得贵，真好汉，跟着恒元舌头转；
恒元说个“长”得贵说“不短”；
恒元说个“方”得贵说“不圆”；
恒元说“砂锅能捣蒜”得贵就说“捣不烂”；
恒元说“公鸡能下蛋”得贵就说“亲眼见”
要干啥，就能干，只要恒元嘴动弹。
还有：
从小过春天，只说春天好。
谁知我的爹，因此添烦恼？
他说“孩子家，你们不知道：
年年到春天，情景都不妙。
遇着好秋景，打粮也不少。
可惜欠下债，人家要催讨。
够吃不够吃，粮食总得粜。
粜得冒了尖，春天吃不饱。”
非但如此，我还在山西晋城一中上高中时的1964年，就亲身在校礼堂耳闻目睹了赵树理为全校师生作的一次精彩报告。他穿着一身蓝灰色的中山装，戴着一顶鸭舌帽，在他早年的师范同学时任晋城一中校长郭焕章的介绍下，以夹杂着浓重沁水方言口音的普通话，讲了他“回娘家”的所见所闻，以及对学生们“打好基础，全面发展”的期望可惜当时我这个所谓准备考取文科的“笨蛋”只顾聚精会神地沉醉在那深入浅出的哲理与妙语中，竟不懂得拿起笔来记下赵树理的讲话要点，以致今天回忆起来只留下音容笑貌，只记得片言只语了，实为一大憾事矣。
作为从晋城走出去到大学文科深造过的一名学子，作为一生酷爱文学熟读赵树理作品且有诗文混迹于书报的一个作者，作为忝列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名会员，作为赵树理亲自采访过的“女帅才”的堂弟与同学，我真诚地感谢晋城市委市政府的有关领导，特别是原宣传部赵魁元部长，真诚地感谢晋城市文联主席闫安辉等诸同志，是他们立意、筹资且力挺才建起了漂亮又气派的“赵树理文学馆”拍摄并在中央电视台放映了电视连续剧赵树理，出版了六卷本的赵树理全集，举办了隆重纪念赵树理诞辰一百周年的多项活动等等等等，为中国文学增了春色添了异彩。为了略表自己对赵树理的一片景仰倾慕之情，我还写了一首朗诵诗“老赵回来了”以寄托多年来的怀念追思。2006年9月后，我乘兴到文学馆里徜徉，我凝神于赵树理的荧屏与戏台前观瞻，我恣意在赵树理全集中赏阅前不久我在翻阅全集目录时无意间惊讶地发现，赵树理全集中不见有“万里的女帅才”这篇文章。我猜度着莫不是编辑百密一疏的遗漏？或者是由于当时未署真名而失据？于是我查找着有关赵树理的各种文字材料，无人提起此篇；于是我上网查找，居然点击到下面这样一段话，说是在编印赵树理全集五卷本时附于书末的说明：
万里的女帅才这篇文章的发现过程是：1987年4月5日山西日报三版发表时永福、张子泉采写的通讯热心肠的“女帅才”。开头说：“作家赵树理对她这个晋东南老乡有点‘偏爱’，特意下乡采访，写下一篇通讯万里的女帅才，发表在省报上。”董大中跟文中所写“女帅才”段戌耐联系，找到了那篇文章，段也说那篇文章是赵写的。但文章不像赵树理所写。随即找到了文章署名“中共晋城县委中心通讯组”当时的负责人刘光普，刘说此文为他所写。也许是由赵树理组织通讯组人员写的。
以上所提到的“中共晋城县委中心通讯组”当时的负责人刘光普，恰是我1958—1961年在东沟中学读初中时的校长。记得他给我所在的班级讲过历史课。其中最清楚的是他讲述诗经里的一段：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后来在1998年东沟中学第一届初中毕业生聚会时，还邀请到了老校长刘光普。今天想去找他了解一下当时的具体情节，可惜已去世多年了；而现在唯一的当事人只有段戌耐本人了。一年两次（清明节、七月十五）上祖坟烧纸都要见到堂姐，今年她虽年已古稀，但仍在下村镇敬老院院长的岗位上奔忙，而且身体健旺，记忆力如昨。我便驱车直奔下村镇敬老院而去。
敬老院里姹紫嫣红，颐养之老人悠哉游哉。忙碌的堂姐一见到我，便满脸笑容迎了上来，一番寒暄后便直奔主题。说起四十多年前赵树理采访她的来龙去脉时，激情难抑，言之凿凿。
随着她绘声绘色的描述，笔者仿佛来到了当年的万里大队
二、
1964年春夏之际，万里村外满山遍野黄梨、红果、柿子丰收在望的景象不见了，呈现在社员们面前的是不忍目睹的虫灾。残叶败枝间蠕动着密密麻麻瘆人的毛毛虫，是它们肆无忌惮地蚕食啮咬着果树的营养脉络，并且迅速地繁衍着一茬茬的后代。身为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段戌耐看在眼里，急在心中。红果特别是黄梨、柿子，是既能顶粮又能卖钱的金疙瘩宝贝，一旦减产绝收，那可是对“农业学大寨”的业绩和社员们的生活水平要大打折扣的。戌耐当机立断，亲自带人近到朱家窑、远到县城，购黑矾、买农药，组织了九个人的打药灭虫队，开始了梳篦扫雷式的喷洒。不料半路上杀出一伙“程咬金”来。这伙“程咬金”不是别人，而是村里包括有大队干部在内的几家养蜂户。他们担心农药在杀死病虫害的同时，也一同杀死采花做蜜的蜂群；于是，阻拦在灭虫队前，又哭又骂，不依不饶，软硬兼施。一会儿求告“共产党妈妈，共产党奶奶”网开一面，一会儿又扬言“要是不停止打药，就让你们这杆红旗变成白旗”弄得灭虫队员们进退两难。情况汇报到戌耐那里，戌耐亲自出马居然也不行，毕竟利害攸关啊。此事惊动了公社领导，公社马上指派专人到万里大队召开了七天的党支部整风会，在算清了集体利益与个人得失的大账，批评了少数人的“小算盘”观念，统一了“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的思想，并采纳了养蜂户暂将蜂巢搬搬家，药力过后再搬回来的建议后，打药灭虫队才顺利打完了全村三、四千棵果树。秋后，黄梨、红果、柿子大丰收，产量高达几十万斤。仅老南瓜一口人就分了五百斤，男女老小皆大欢喜，集体和社员人人受益，段戌耐自然也获得了公社与县里大大的的褒奖。
1965年夏天，正当戌耐领着大伙大干快上之时，不料一场特大冰雹暴雨倾盆而降，冰雹厚积一米多深，百年不遇的冰冷刺骨的洪水冲毁了社员们辛辛苦苦几年来垒起的石塄与修筑的大路，社员们圈养的猪、羊、鸡、兔转瞬间被冲走无数，连古老的九梁桥都被拦腰冲断，上千斤的磨盘、碾盘也冲得老远。面对着这几乎将万里洗劫罄尽的塌天大祸，干部群众无不伤心惨目，心痛万分。坚强的戌耐此时也欲哭无泪，寝食难安。“危难时候找组织”、戌耐想起了领导的话。于是她找公社，上县城，最后找到了县委书记常三毛。常书记听了她的汇报后安抚她：要冷静应对，不用着急，有党和政府，天大的困难也能战胜它。
果然，没几天，牛车、马车、驴车拉着救济粮和蔬菜哗哗地送到了几乎绝望的万里大队。戌耐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按人头每人供应280斤粮食、20斤红薯干儿和红萝卜片儿，全村八百多口人一下子沸腾了。冲走的精、气、神又回到了社员们身上，大家心里萌发出一个信念：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跟着戌耐干，万里有前途。万里－－－在段戌耐为党支部书记等一班人的带领下，又迈上了山山岭岭搞建设，红红火火夺丰收的万里征程。不时传出的动人事迹与灾后巨变的胜利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飞到了公社，飞到了县上。这一飞不要紧，居然引来了一只“金凤凰”－－当时正在晋城县深入生活并兼职县委副书记的大作家赵树理，一路驱车来到万里大队，他是早知其人专程赶来采写大队党支部书记段戌耐来的。
据戌耐讲，赵树理带着一个姓闫的部长和一个姓刘的同志，坐着帆布蓬小吉普车，来到万里村已经是中午了。下村乡党委书记靳世惠等也一块陪着。午饭是三鲜水煎包子，由戌耐及其婆婆等亲手操办。略显驼背的赵树理穿着灰中山装，戴着鸭舌帽，一边吃饭，一边打量着戌耐，见她一头解发，衣着朴素，脚穿打掌鞋，快人快语，便笑着问：“你怎么打扮得像个男的？”戌耐答：“庄稼人，成天跟土、跟粪打交道，讲究不出甚来。”赵树理想了想，以称赞的口吻说：“果然名不虚传，真是下得厨房，上得厅堂，当得干部，干得革命，是个把式，帅才呀！”赵树理搁下碗，饶有兴致地听着段戌耐的介绍，副书记刘秋红、主任李成旺、支部委员史全水以及会计史水全等不时做着补充。赵树理拿着钢笔，边听边在笔记本上记着，翻过一页又是一页，还不断地提出问题，追根寻底，不厌其烦。然后他要求到大队部、到田野地头去看一看。万里村三面环山，长河发源，一千多亩的坡梁沟岭地，都留下了赵树理布鞋踩过的脚印。什么东坡、长畛、红土沟，什么西沟、水库、东疙瘩看到山上与河滩大大小小的石头，农民出身的赵树理建议戌耐：“戌耐呀，万里这么多的石头，你要是把土塄都换成石头塄，既能防止水土流失，又能给石头找个好去处，那样一来你这环境不是更美了吗？一劳永逸，不妨试试。”临走，赵树理给了戌耐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嘱告她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书：“戌耐同志，你比男人还能干，行，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相信你不但能打出下村乡，还能打出晋城县！”望着赵树理一行远去的车尘，段戌耐－－－这个由于家贫而未继续求学读书的高小毕业生，想着县里与公社领导的信任，回味着大作家朴实亲切的话语，她的双眼模糊了，泪水流过腮颊，变成促进她努力学习、奋勇向前的一股不竭的动力。一定要干出点成绩来，好回报上级的支持，好向赵树理再作汇报！
没过两天，赵树理就又来了。这一回，他不仅向段戌耐深入了解有关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且还向社员群众了解张三李四王麻子的细枝末节，甚至来到村里的古庙－－三教堂，端详起受村民香火供奉的神祇来。正殿两侧的墙上，分别嵌着两块长方形的石碑。西面的一块石碑不知是书法奇绝，还是文字优美，抑或暗藏玄机，赵树理居然在石碑前蹲视良久，试探性的问戌耐：能否把这块碑送给他？身为大队一把手的戌耐见大作家有用处，一定比冷冷清清的躺在这山旮旯里能发挥作用，便慨然允诺，并立即着人轻轻扣凿下石碑来，再用多层报纸包好，放进了小吉普车里。碑上面刻着什么，早记不清了。在东面那块石碑前，赵树理又蹲着将碑文一字一句地抄在了他的小本子上，戌耐想，大概是赵树理要构思什么新作吧。
午饭仍在戌耐家用。这一回赵树理吃着戌耐亲手擀的别有风味的包皮圪条，酸菜上面撒着芝麻盐，边吃边啧啧称赞，还用筷子挑着认真地问：“这种山里农家花样儿面条，城里人大概做不来吧，戌耐呀，你是怎么弄成里面是黑的，外面是白的了？”戌耐告诉他，包皮圪条不同于黑圪条，黑圪条是用白面和高粱面一齐搅和；包皮圪条是先和好高粱面，用盆儿扣住醒一醒，再用和好的白面包住，把力使匀，三擀两擀就成了。赵树理第三次来万里时，戌耐正高高地挽着裤腿，赤脚泡在水里栽种稻秧呢。为了让社员们家家都能吃上当时十里八乡难得一见的稀罕大米，戌耐硬是不辞劳苦带人外出取经，请人亲手示范，经过多次试种，终于成功地在离八角井不远的河滩旁，种出了祖祖辈儿辈儿都没见过的白生生的稻米，每年每人到秋后竟能分到八十多斤，很让周边的邻村人眼气了几年。赵树理被戌耐的泼辣、实干、创业精神感染着，被万里村社员们的吃苦耐劳、同舟共济、力争上游精神启迪着，他要为戌耐为万里写一篇大通讯，他要把见到的鲜活的人与事写进正在酝酿的作品中。
赵树理大概感觉到戌耐身上有一种常人所没有的特殊品质，所以，他暂时搁下手中的冗繁公务，一次次前来万里顺流溯源，挖掘这座“富矿”寻觅闪光之宝。当他时不时听到年长的乡亲们一口一个亲切地叫着戌耐的昵称“耐”时，觉得其中必有文章，便问戌耐：“你这名字是不是有点儿来头？”
“我这名字，是死里逃生逼出来的！”
“此话怎讲？”赵树理疑惑地问着。
“唉！”戌耐的脸上掠过一丝阴云，泪光莹莹地给赵树理讲起了她惊心动魄、饱含血泪的过去。
戌耐属龙，生于1940年农历三月十九。生下她的那一天，正逢日本鬼子进村肆虐，凡是能跑会走的都统统躲进了几里外的“老鳖沟”父母亲怕她的哭声暴露了村人隐藏的地点，又想着她是个丫头片子，便扔下她和死活不愿离家的年迈的姥姥老爹（外婆外公）逃命去了。小鬼子进到屋里翻箱倒柜，残忍地用刺刀将襁褓中的她挑到了院里，她老爹死命上来抱起她就跑，被小鬼子刺中胳膊，鲜血染红了衣袖，疼痛中竟然不知把她掉在了路上。她姥姥急中生智，披头散发，抹了一脸煤泥灰，小鬼子一看是个疯子，走了，因此躲过了劫难。姥姥不见了孩子，催老爹快找，老爹在胳膊上简单系了块布条，回原路找到了奄奄一息的她。两天后老爹把她送到了“老鳖沟”她父母亲那里，谁知第三天上她突然“疯”了（俗称四六风、脐带风）。父母见她命不该活，就于第六天傍晚狠心将她撂到了地后塄。第九天上她姑姑路过听见有孩子的哭声，又把她抱了回来。姑姑晚上偷偷出去到小河里舀水给嫂子熬米汤，喝完米汤锅底除了泥沙竟然还沉着几十条蝌蚪。真乃“乱世最苦是红颜”啊！贵人多难，祸不单行，不料她又于第十二天、第四十天上又“疯”了两次。许多好心人劝其父母别养活她了，惊来小鬼子可不得了。她父母怕引起众怒，再次扔了她，又是善良的姑姑把她检了回来。父母亲怕他不好养活，就给她起了个“耐”的名字，后来果然耐得很。
戌耐长长的出了一口气，笑着告诉赵树理：“我打那会儿起，再没有得过什么病，身体一直很“耐”大概是在月子里把病都得完了吧。小日本投降后，村里还为我们家这事儿编了个秧歌剧到处宣传呢！”
我这次采访戌耐时，她告诉我：“不光到赵树理采访时，就是一直到现在整整七十年，我也没有躺倒真病过，你说怪不怪？”赵树理当时就说过她：“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戌耐呀，你是个大命人哩！准是老天爷让你干大事呢！”戌耐又说，她原来怕误工费时，后来按照赵树理的建议，她组织社员们把全村所有的土塄都换成了石头塄，果然牢固结实，再没被雨水冲垮过。
赵树理知道了戌耐苦难中出生、贫困中成长的命运，他还要进一步了解她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后推进工作的方法与细节。他进小院，问农夫，访童叟，情真意切；他循小径，入果园，看庄禾，乐而忘归。站在长河源头万里大水库的坝上，清风徐来，水波荡漾，游鱼出没，小鸟飞鸣，绿浪滚滚，溪流朗朗，果木葳蕤，牛羊时哞，四野秋色，丰收在望，赵树理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地方。他久久地环视，默默地沉思，痴痴地聆听，情不自禁地哼唱起了上党梆子。戌耐告诉笔者，1965年的五月间，赵树理二十天内就来了七趟万里。以常人情商来推测，写一篇人物通讯，最多采访个两三次就够了；那笔下有神、眼中藏刀的大作家为何七顾万里钟情于此呢？笔者推想，农村是他心灵的圣地，是他情志的家园，是他生命的源头，是他创作的土壤；何况万里的山水人、精气神鲜明生动典型得宛如一部长篇小说，活像一台连本戏剧，他很有可能产生了创作的冲动，有了他构思中诸如三里湾、小二黑结婚、十里店等的素材。要不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赵树理的新作会当接二连三地问世了，说不定哪个人物身上哪段情节里头融进了戌耐与万里的影子呢？
四十多年一晃就过去了。段戌耐遗憾地说她当时没有记录下赵树理的讲话，过后也没有记日记，否则整理出来，定是一篇精彩的纪实文学。不过她还是清晰地记得：赵树理走在可以俯视环顾万里村景全貌的水库大坝上踱来踱去，边夸赞：“这里有山有水，有树有果，空气新鲜，风景秀美，是一块风水宝地，有发展前途”；“戌耐能摆脱家庭束缚，领着大伙学大寨，树红旗，比男人都强，是领军的帅才”；边嘱咐跟随在左右的几个万里大队的支委及干部“你们要好好团结，支持戌耐，只要攥成一个拳头，不管干甚都能干成！”
赵树理在七上万里的忙碌之余，还秘而不宣地当了一回红娘。陪着赵树理的闫部长，在闲谈中无意间透露出自己丧偶后的孤寂冷清。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赵树理不知怎么就了解到万里村有个寡居不久叫李维叶的女人，与闫某年龄相当，由他出面牵线搭桥，几回下来，居然把维叶说合动了再嫁之心。不过没有嫁给闫某，而是嫁给了县里一位独身的吴某。另外又找了个叫郝桂花的与闫某再婚成亲。这就是赵树理，一支铁笔，一个农字，一身善良，一腔热忱，更有忠实践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一名革命文艺战士的使命感与责任心。
文章一见报，立刻在下村乡引起了强烈反响。公社号召大家都来学习段戌耐，群众却褒贬不一。有夸她的：真了不起，谁说妇女不能当干部，看看人家段戌耐；也有讽刺她的：一个妇女家，成天在外头呼扇，婆婆也不管她。哪知最反对她的就是自己的婆婆。打旧社会过来的婆婆，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媳妇是贤妻良母，能生儿育女，会缝补洗涮，常上地挣工；像戌耐这样四季不着家忙着开会当干部的媳妇，实在是看着头疼，想着烦心。真恨不得给他栓股绳子，让她“安分守己”的围着家人与锅台转圈圈。戌耐先后生了四个孩子，婆婆用故意不给戌耐看孩子的狠招来制她，也没能把她拽回到屋里来。可是，戌耐是一个交给万里的领头雁，既然心上长了翅膀，哪管前头山高水长啊。以至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批斗戌耐时，婆婆就曾扬言：“你们打死他吧，娶她时俺花了二十块钱，俺现在还有四十块钱，还能再给俺儿娶一个。你们要是不打死她，日本人来了就要先打死俺一家人哪。”可公公却跟她唱反调：“哼！万里谁家有这么好的媳妇，里里外外一把手，什么活都干，还骂不还口，快闭住你那张臭嘴！”戌耐知道婆婆是老脑筋，诅咒的话也不全是本意，决心用真情去感动她。就在她出了名被县里纺织厂招工转户成了车间主任踌躇满志41天后，为了消除婆婆怕她远走高飞“戌耐走了，俺孩儿就没媳妇了呀”的担心，毅然“卸甲归田”“本家为民”继续当她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她早出晚归，上地不误做家务，开会捎带拔猪草，即使生了孩子，第三天上照样起来自己做饭缝衣服；甚至坐了四回月子，宁是没吃过一个鸡蛋。
戌耐还告诉笔者，她这几十年，就是凭了一个“真”字。凭“真”字感动了婆婆，感动了群众，感动了组织，感动了作家，感动了上帝。下村镇先后换过十任领导，无人对她的工作说个“不”字。
打那次赵树理走后，戌耐每当到县里开会，常常被惦念着万里发展的常三毛书记叫去汇报工作，隔壁的赵树理只要听见是戌耐说话，一准喊着“戌耐来啦！”便过来问问村里的情况，聊上那么几句。什么“你可得好好学习，将来是个不简单的人物，大有奔头呢”；“多看看毛主席语录，有你这样的帅才，万里大队一定能搞好”而戌耐总是嗫嚅着“我就是一个农村妇女，能有甚出息。”
三、
赵树理，一生情系农民、关注农村的人民作家，一支写出无数典型人物的生花妙笔，一副乐为百姓鼓与呼的赤诚肝胆，不但痴情于小说、戏剧、曲艺等文学作品的创作，而且执著于农村及农民中的先进宣传、典型推广，他既能把艺术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更能把生活素材提炼上时代的高度。他之所以写出万里的女帅才，是其深刻领悟了毛主席关于“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论断。农村干部特别是大队干部如何理解执行党的政策，如何带领大家走上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直接关系到党中央制定的路线与方针的正确性、实践性与普遍性。事实证明，由于某些基层干部思想素质、政策水平的低下，以及受某些狭隘功利主义如政绩工程、数字游戏等不正之风的影响，许多利农利民的好政策在贯彻落实中跑偏走调，最后落实到农民头上时已大打了折扣，甚至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赵树理深知“三农”之于中国，实在是举足轻重、意义非凡的国家大事。所以，他倾注出与生俱来的满腔热情，表现出始终不渝的浓厚兴趣，焕发出不知疲倦的献身精神；所以，他投书报刊杂志，忠实代言农民，以至于不为批判所动。
笔者认为，万里的女帅才虽未署赵树理之名，实为赵树理所写。其理由是：
一、以文革前的新闻“游戏规则”带有政策指导性的
政论文章，一般都是由重量级的领导或要员撰写，然后署名“社论”或“本报评论员”等见报；主流主题的通讯报道也常由某人写好经领导审阅后再以“通讯组”之类的署名发表。一则为显示官方与重要，二则为突出集体权威。万里的女帅才当属此例。
二、赵树理七上万里，亲身采访，亲笔记录，先后投入那么多的时间、精力与感情，以他那种对农民的痴心执著和对农村优秀干部的期待与钟情，不大可能由别人去代劳，而一定是亲历亲为亲书亲笔。
三、陪同之人虽有县委通讯组成员，但在大作家赵树理面前，谁会好意思趋前抢功；即使赵树理说让某某来写，然有大笔在座，自是莫敢允诺的。
四、倒是赵树理写好文章后以“中共晋城县委中心通讯组”的名义发表，通讯组诸成员乐得一同沾光，个个享誉，皆大欢喜。
五、段戌耐在见到1965年6月29日的山西日报后，下村公社以及县委宣传部、组织部的同志，便常常有人以赞赏的口吻告诉她，文章是赵树理亲手写的，这一回可出了大名，成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了。写过小二黑结婚与三里湾的大作家赵树理还能亲手给一个大队支书写文章“戌耐呀，你太了不起了，你太有福气了！”
六、1965年6、7月，下村公社几乎所有的干部和万里大队绝大多数的社员，都有幸见到了赵树理，都知道赵树理专程来万里写了段戌耐，这里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提起这件事来，不但记忆犹新，而且确信不疑。
七、作家们的作品如同田地里的庄稼一样，稻粱菽粟，各有不同。赵树理贴近农民通俗易懂的手笔与风格，不但迥异于鲁迅、老舍、巴金、矛盾、沈从文等大家，而且和同样以农村题材见长的周立波、柳青、孙犁、李凖、王汶石等也鲜有雷同。以笔者浅陋之见，赵树理诸篇下乡集的手法与句式，在万里的女帅才中都能找到其似曾相识的赵氏语言的特色。比如“戴上盔甲唱元帅”、“随着老鼓打当当”、“一天疯的不在家”、“咕咚一声咽进肚里去”等等，此所谓“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也。
总而言之，肯定万里的女帅才是出自赵树理之手，既是还原历史真相，也是弘扬求实精神，更是为新出版的六卷本赵树理全集拾遗补阙。飞鸟入林，书归正传，名实相符，岂不快哉！
当然，出于谨慎之虑，关乎存疑之言，全集未收入万里的女帅才也不无道理。然而，就是退一万步，说这篇通讯不是赵树理写的，也不能否认他当年七上万里亲笔采访段戌耐、踏过万里村周山山水水的事实，不能否认他欣赏、赞誉戌耐并对其说过的那些热情鼓励的话语。笔者也曾做过最保守的猜想：如果是晋城县委通讯组的同志执笔撰写了此文，那么，起码赵树理参与过意见和指导，或者执笔者参阅过赵树理的采访本子，因为他一笔笔一天天认认真真地做过详细的采访记录啊！或者起码赵树理最后在审阅过目此文时做过修改与润饰，因为他当时担任着分管全县文化宣传工作的县委副书记之职啊！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其注重先进人物宣传分量与政治影响的年代，要在山西省委机关报上发表并加以短评的大块文章，哪里能掉以轻心，谁又敢不予重视，有名家谁与争锋？
现将1965年6月29日山西日报第三版发表的万里的女帅才及报纸短评附后，以资读者辨析品评。
值得庆幸慰藉的是，赵树理采写过的文中主人公段戌耐不负厚望，不辱使命，在二十年不懈努力成绩卓著的大队党支部书记职位上，于1984年又被下村镇党委及政府领导调到了男人无敢问津、女人望而怯步的“下村敬老院”来担任院长。一言以蔽之曰：敬老院是个无权、无势、无利、无闲、无尽，有苦、有累、有烦、有臭、有怨的单位。然而，戌耐却一屁股坐上这个冷板凳，一坐就是二十多年。她用甘于奉献、勇于牺牲、不图回报、不辞辛劳的精神与行动，赢得了上自“民政部、劳动部、全总、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老龄委、山西省委省政府”下至晋城市、泽州县、下村乡（镇）的“敬老好儿女奖”、“学雷锋活动先进个人奖”、“文明家庭奖”、“三八红旗手”等等几乎是各级有关部门连年的表彰和奖励，被多次选为出席县、市人大的代表，她的模范事迹先后被人民日报、农民日报、山西日报、太行日报以及广播、电视等许多媒体宣传报道，还被选入三晋骄子、来自改革开放第一线的报告等集子。当年赵树理慧眼识戌耐，如今段戌耐依然举红旗。已届古稀之年的她，七十岁的年龄，六十岁的相貌，五十岁的精神，四十岁的心态，一副不知疲劳、只知工作“笑并奔忙着”的样子。
假如赵树理还健在的话，看到党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一条条、一款款扶农、惠农、利农、促农的方针政策，给九亿农民农村带来的蓬勃发展的新气象，他那“三农”情节会当陡然勃发，他那幽默话语自然张口就来，保不准调侃出“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一样的串串歌吟；一定会“老夫聊发少年狂”嗒嗒嗒地打起鼓板、唱起慷慨激昂的上党梆子来；一定还会兴致勃勃地再来专程采访戌耐，写一篇跨越四十五年的通讯报道，顺便让她亲自擀一碗包皮圪条。通讯的题目嘛，当然不会再是万里的女帅才了，咱们都来猜猜看，会是个什么样的题目呢？
一、
1965年，我正在山西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读二年级。对于文科专业的学生来说，最爱去的地方不外乎图书馆、阅览室和新华书店，同时还大都喜欢关注报纸上的“三版”与“四版”因为那两个版面上是与图书馆、阅览室和新华书店一样，常有令做着作家、记者梦的吾辈们仰慕、心仪的华章美文；当然，来自家乡故里的要闻、通讯也必在浏览之视野中。因此，对设在宿舍楼道口的阅报栏里的报纸无不格外青睐，甚至期期不落。有一天，在山西日报上，我好像早有预感似的看到了一篇署名为“中共晋城县委中心通讯组”的通讯报道－－“万里的女帅才”文章的眉端上还发了醒目的短评－－“最好的回答”怀着激动与亲切感，我目不转睛地一览无遗。文章有理有据，人物呼之欲出，字里行间透射着浓烈而久违了的乡情、社情与民情。我当即告知了晋城籍的几位同学，中有一位王姓同学的未婚妻恰与“女帅才”同村，对其人其事也知之颇多，赞赏之情，溢于言表。文中所说的“万里”不就是我家乡所在的下村公社不大不小的一个大队吗？“女帅才”段戌耐，不就是我本家的一个堂姐吗？她18岁上出嫁到万里村，同年入党，22岁上就担任了万里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想不到竟干出这般出类拔萃的业绩来，上了堂堂山西省委的机关报，一时间名扬三晋。我作为她的高小同班同学（大我五岁），又是同宗同祖同姓，自然心中滋生几丝骄傲，脸上平添几分光彩。
不久，便有消息说那篇“万里的女帅才”乃是大作家赵树理撰写的，只不过出于政治挂帅的需要未署他本人的名字而署了通讯组集体的名字罢了。消息由何而来，已记不清了，反正晋城籍的同学都这么说，而且在文革武斗期间我回家乡躲乱局时也问过堂姐段戌耐，她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就是赵树理写的，二十天内赵树理来了七次采访她呀，还能有假？这可都是她和乡亲们的亲历亲见啊！当年赵树理正在晋城县挂职担任县委副书记，完全有时间、有精力、有激情、有机会，否则他就不是赵树理了。
当年的赵树理，早已是独树一帜、名满天下的以农民和农村为描写对象的铁笔圣手了。他的多篇大作不仅上了中小学课本，而且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介绍给了外国读者，还经改编搬上了银幕和舞台，堪称体裁广博，版本琳琅，可谓好评如潮“粉丝”如云。我还在读中学时就拜读过他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三里湾”等名篇，所学课本中还选用过他的“田寡妇看瓜”、“实干家潘永福”、“登记”、“春在农村的变化”等作品，至今仍能背诵他的：
张得贵，真好汉，跟着恒元舌头转；
恒元说个“长”得贵说“不短”；
恒元说个“方”得贵说“不圆”；
恒元说“砂锅能捣蒜”得贵就说“捣不烂”；
恒元说“公鸡能下蛋”得贵就说“亲眼见”
要干啥，就能干，只要恒元嘴动弹。
还有：
从小过春天，只说春天好。
谁知我的爹，因此添烦恼？
他说“孩子家，你们不知道：
年年到春天，情景都不妙。
遇着好秋景，打粮也不少。
可惜欠下债，人家要催讨。
够吃不够吃，粮食总得粜。
粜得冒了尖，春天吃不饱。”
非但如此，我还在山西晋城一中上高中时的1964年，就亲身在校礼堂耳闻目睹了赵树理为全校师生作的一次精彩报告。他穿着一身蓝灰色的中山装，戴着一顶鸭舌帽，在他早年的师范同学时任晋城一中校长郭焕章的介绍下，以夹杂着浓重沁水方言口音的普通话，讲了他“回娘家”的所见所闻，以及对学生们“打好基础，全面发展”的期望可惜当时我这个所谓准备考取文科的“笨蛋”只顾聚精会神地沉醉在那深入浅出的哲理与妙语中，竟不懂得拿起笔来记下赵树理的讲话要点，以致今天回忆起来只留下音容笑貌，只记得片言只语了，实为一大憾事矣。
作为从晋城走出去到大学文科深造过的一名学子，作为一生酷爱文学熟读赵树理作品且有诗文混迹于书报的一个作者，作为忝列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名会员，作为赵树理亲自采访过的“女帅才”的堂弟与同学，我真诚地感谢晋城市委市政府的有关领导，特别是原宣传部赵魁元部长，真诚地感谢晋城市文联主席闫安辉等诸同志，是他们立意、筹资且力挺才建起了漂亮又气派的“赵树理文学馆”拍摄并在中央电视台放映了电视连续剧赵树理，出版了六卷本的赵树理全集，举办了隆重纪念赵树理诞辰一百周年的多项活动等等等等，为中国文学增了春色添了异彩。为了略表自己对赵树理的一片景仰倾慕之情，我还写了一首朗诵诗“老赵回来了”以寄托多年来的怀念追思。2006年9月后，我乘兴到文学馆里徜徉，我凝神于赵树理的荧屏与戏台前观瞻，我恣意在赵树理全集中赏阅前不久我在翻阅全集目录时无意间惊讶地发现，赵树理全集中不见有“万里的女帅才”这篇文章。我猜度着莫不是编辑百密一疏的遗漏？或者是由于当时未署真名而失据？于是我查找着有关赵树理的各种文字材料，无人提起此篇；于是我上网查找，居然点击到下面这样一段话，说是在编印赵树理全集五卷本时附于书末的说明：
万里的女帅才这篇文章的发现过程是：1987年4月5日山西日报三版发表时永福、张子泉采写的通讯热心肠的“女帅才”。开头说：“作家赵树理对她这个晋东南老乡有点‘偏爱’，特意下乡采访，写下一篇通讯万里的女帅才，发表在省报上。”董大中跟文中所写“女帅才”段戌耐联系，找到了那篇文章，段也说那篇文章是赵写的。但文章不像赵树理所写。随即找到了文章署名“中共晋城县委中心通讯组”当时的负责人刘光普，刘说此文为他所写。也许是由赵树理组织通讯组人员写的。
以上所提到的“中共晋城县委中心通讯组”当时的负责人刘光普，恰是我1958—1961年在东沟中学读初中时的校长。记得他给我所在的班级讲过历史课。其中最清楚的是他讲述诗经里的一段：
“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涟漪。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彼君子兮，不素餐兮”
后来在1998年东沟中学第一届初中毕业生聚会时，还邀请到了老校长刘光普。今天想去找他了解一下当时的具体情节，可惜已去世多年了；而现在唯一的当事人只有段戌耐本人了。一年两次（清明节、七月十五）上祖坟烧纸都要见到堂姐，今年她虽年已古稀，但仍在下村镇敬老院院长的岗位上奔忙，而且身体健旺，记忆力如昨。我便驱车直奔下村镇敬老院而去。
敬老院里姹紫嫣红，颐养之老人悠哉游哉。忙碌的堂姐一见到我，便满脸笑容迎了上来，一番寒暄后便直奔主题。说起四十多年前赵树理采访她的来龙去脉时，激情难抑，言之凿凿。
随着她绘声绘色的描述，笔者仿佛来到了当年的万里大队
二、
1964年春夏之际，万里村外满山遍野黄梨、红果、柿子丰收在望的景象不见了，呈现在社员们面前的是不忍目睹的虫灾。残叶败枝间蠕动着密密麻麻瘆人的毛毛虫，是它们肆无忌惮地蚕食啮咬着果树的营养脉络，并且迅速地繁衍着一茬茬的后代。身为大队党支部书记的段戌耐看在眼里，急在心中。红果特别是黄梨、柿子，是既能顶粮又能卖钱的金疙瘩宝贝，一旦减产绝收，那可是对“农业学大寨”的业绩和社员们的生活水平要大打折扣的。戌耐当机立断，亲自带人近到朱家窑、远到县城，购黑矾、买农药，组织了九个人的打药灭虫队，开始了梳篦扫雷式的喷洒。不料半路上杀出一伙“程咬金”来。这伙“程咬金”不是别人，而是村里包括有大队干部在内的几家养蜂户。他们担心农药在杀死病虫害的同时，也一同杀死采花做蜜的蜂群；于是，阻拦在灭虫队前，又哭又骂，不依不饶，软硬兼施。一会儿求告“共产党妈妈，共产党奶奶”网开一面，一会儿又扬言“要是不停止打药，就让你们这杆红旗变成白旗”弄得灭虫队员们进退两难。情况汇报到戌耐那里，戌耐亲自出马居然也不行，毕竟利害攸关啊。此事惊动了公社领导，公社马上指派专人到万里大队召开了七天的党支部整风会，在算清了集体利益与个人得失的大账，批评了少数人的“小算盘”观念，统一了“大河有水小河满，大河没水小河干”的思想，并采纳了养蜂户暂将蜂巢搬搬家，药力过后再搬回来的建议后，打药灭虫队才顺利打完了全村三、四千棵果树。秋后，黄梨、红果、柿子大丰收，产量高达几十万斤。仅老南瓜一口人就分了五百斤，男女老小皆大欢喜，集体和社员人人受益，段戌耐自然也获得了公社与县里大大的的褒奖。
1965年夏天，正当戌耐领着大伙大干快上之时，不料一场特大冰雹暴雨倾盆而降，冰雹厚积一米多深，百年不遇的冰冷刺骨的洪水冲毁了社员们辛辛苦苦几年来垒起的石塄与修筑的大路，社员们圈养的猪、羊、鸡、兔转瞬间被冲走无数，连古老的九梁桥都被拦腰冲断，上千斤的磨盘、碾盘也冲得老远。面对着这几乎将万里洗劫罄尽的塌天大祸，干部群众无不伤心惨目，心痛万分。坚强的戌耐此时也欲哭无泪，寝食难安。“危难时候找组织”、戌耐想起了领导的话。于是她找公社，上县城，最后找到了县委书记常三毛。常书记听了她的汇报后安抚她：要冷静应对，不用着急，有党和政府，天大的困难也能战胜它。
果然，没几天，牛车、马车、驴车拉着救济粮和蔬菜哗哗地送到了几乎绝望的万里大队。戌耐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时按人头每人供应280斤粮食、20斤红薯干儿和红萝卜片儿，全村八百多口人一下子沸腾了。冲走的精、气、神又回到了社员们身上，大家心里萌发出一个信念：感谢共产党、感谢毛主席；跟着戌耐干，万里有前途。万里－－－在段戌耐为党支部书记等一班人的带领下，又迈上了山山岭岭搞建设，红红火火夺丰收的万里征程。不时传出的动人事迹与灾后巨变的胜利消息，像长了翅膀似的，飞到了公社，飞到了县上。这一飞不要紧，居然引来了一只“金凤凰”－－当时正在晋城县深入生活并兼职县委副书记的大作家赵树理，一路驱车来到万里大队，他是早知其人专程赶来采写大队党支部书记段戌耐来的。
据戌耐讲，赵树理带着一个姓闫的部长和一个姓刘的同志，坐着帆布蓬小吉普车，来到万里村已经是中午了。下村乡党委书记靳世惠等也一块陪着。午饭是三鲜水煎包子，由戌耐及其婆婆等亲手操办。略显驼背的赵树理穿着灰中山装，戴着鸭舌帽，一边吃饭，一边打量着戌耐，见她一头解发，衣着朴素，脚穿打掌鞋，快人快语，便笑着问：“你怎么打扮得像个男的？”戌耐答：“庄稼人，成天跟土、跟粪打交道，讲究不出甚来。”赵树理想了想，以称赞的口吻说：“果然名不虚传，真是下得厨房，上得厅堂，当得干部，干得革命，是个把式，帅才呀！”赵树理搁下碗，饶有兴致地听着段戌耐的介绍，副书记刘秋红、主任李成旺、支部委员史全水以及会计史水全等不时做着补充。赵树理拿着钢笔，边听边在笔记本上记着，翻过一页又是一页，还不断地提出问题，追根寻底，不厌其烦。然后他要求到大队部、到田野地头去看一看。万里村三面环山，长河发源，一千多亩的坡梁沟岭地，都留下了赵树理布鞋踩过的脚印。什么东坡、长畛、红土沟，什么西沟、水库、东疙瘩看到山上与河滩大大小小的石头，农民出身的赵树理建议戌耐：“戌耐呀，万里这么多的石头，你要是把土塄都换成石头塄，既能防止水土流失，又能给石头找个好去处，那样一来你这环境不是更美了吗？一劳永逸，不妨试试。”临走，赵树理给了戌耐一个笔记本，一支钢笔，嘱告她要好好学习毛主席的书：“戌耐同志，你比男人还能干，行，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相信你不但能打出下村乡，还能打出晋城县！”望着赵树理一行远去的车尘，段戌耐－－－这个由于家贫而未继续求学读书的高小毕业生，想着县里与公社领导的信任，回味着大作家朴实亲切的话语，她的双眼模糊了，泪水流过腮颊，变成促进她努力学习、奋勇向前的一股不竭的动力。一定要干出点成绩来，好回报上级的支持，好向赵树理再作汇报！
没过两天，赵树理就又来了。这一回，他不仅向段戌耐深入了解有关事件的来龙去脉，而且还向社员群众了解张三李四王麻子的细枝末节，甚至来到村里的古庙－－三教堂，端详起受村民香火供奉的神祇来。正殿两侧的墙上，分别嵌着两块长方形的石碑。西面的一块石碑不知是书法奇绝，还是文字优美，抑或暗藏玄机，赵树理居然在石碑前蹲视良久，试探性的问戌耐：能否把这块碑送给他？身为大队一把手的戌耐见大作家有用处，一定比冷冷清清的躺在这山旮旯里能发挥作用，便慨然允诺，并立即着人轻轻扣凿下石碑来，再用多层报纸包好，放进了小吉普车里。碑上面刻着什么，早记不清了。在东面那块石碑前，赵树理又蹲着将碑文一字一句地抄在了他的小本子上，戌耐想，大概是赵树理要构思什么新作吧。
午饭仍在戌耐家用。这一回赵树理吃着戌耐亲手擀的别有风味的包皮圪条，酸菜上面撒着芝麻盐，边吃边啧啧称赞，还用筷子挑着认真地问：“这种山里农家花样儿面条，城里人大概做不来吧，戌耐呀，你是怎么弄成里面是黑的，外面是白的了？”戌耐告诉他，包皮圪条不同于黑圪条，黑圪条是用白面和高粱面一齐搅和；包皮圪条是先和好高粱面，用盆儿扣住醒一醒，再用和好的白面包住，把力使匀，三擀两擀就成了。赵树理第三次来万里时，戌耐正高高地挽着裤腿，赤脚泡在水里栽种稻秧呢。为了让社员们家家都能吃上当时十里八乡难得一见的稀罕大米，戌耐硬是不辞劳苦带人外出取经，请人亲手示范，经过多次试种，终于成功地在离八角井不远的河滩旁，种出了祖祖辈儿辈儿都没见过的白生生的稻米，每年每人到秋后竟能分到八十多斤，很让周边的邻村人眼气了几年。赵树理被戌耐的泼辣、实干、创业精神感染着，被万里村社员们的吃苦耐劳、同舟共济、力争上游精神启迪着，他要为戌耐为万里写一篇大通讯，他要把见到的鲜活的人与事写进正在酝酿的作品中。
赵树理大概感觉到戌耐身上有一种常人所没有的特殊品质，所以，他暂时搁下手中的冗繁公务，一次次前来万里顺流溯源，挖掘这座“富矿”寻觅闪光之宝。当他时不时听到年长的乡亲们一口一个亲切地叫着戌耐的昵称“耐”时，觉得其中必有文章，便问戌耐：“你这名字是不是有点儿来头？”
“我这名字，是死里逃生逼出来的！”
“此话怎讲？”赵树理疑惑地问着。
“唉！”戌耐的脸上掠过一丝阴云，泪光莹莹地给赵树理讲起了她惊心动魄、饱含血泪的过去。
戌耐属龙，生于1940年农历三月十九。生下她的那一天，正逢日本鬼子进村肆虐，凡是能跑会走的都统统躲进了几里外的“老鳖沟”父母亲怕她的哭声暴露了村人隐藏的地点，又想着她是个丫头片子，便扔下她和死活不愿离家的年迈的姥姥老爹（外婆外公）逃命去了。小鬼子进到屋里翻箱倒柜，残忍地用刺刀将襁褓中的她挑到了院里，她老爹死命上来抱起她就跑，被小鬼子刺中胳膊，鲜血染红了衣袖，疼痛中竟然不知把她掉在了路上。她姥姥急中生智，披头散发，抹了一脸煤泥灰，小鬼子一看是个疯子，走了，因此躲过了劫难。姥姥不见了孩子，催老爹快找，老爹在胳膊上简单系了块布条，回原路找到了奄奄一息的她。两天后老爹把她送到了“老鳖沟”她父母亲那里，谁知第三天上她突然“疯”了（俗称四六风、脐带风）。父母见她命不该活，就于第六天傍晚狠心将她撂到了地后塄。第九天上她姑姑路过听见有孩子的哭声，又把她抱了回来。姑姑晚上偷偷出去到小河里舀水给嫂子熬米汤，喝完米汤锅底除了泥沙竟然还沉着几十条蝌蚪。真乃“乱世最苦是红颜”啊！贵人多难，祸不单行，不料她又于第十二天、第四十天上又“疯”了两次。许多好心人劝其父母别养活她了，惊来小鬼子可不得了。她父母怕引起众怒，再次扔了她，又是善良的姑姑把她检了回来。父母亲怕他不好养活，就给她起了个“耐”的名字，后来果然耐得很。
戌耐长长的出了一口气，笑着告诉赵树理：“我打那会儿起，再没有得过什么病，身体一直很“耐”大概是在月子里把病都得完了吧。小日本投降后，村里还为我们家这事儿编了个秧歌剧到处宣传呢！”
我这次采访戌耐时，她告诉我：“不光到赵树理采访时，就是一直到现在整整七十年，我也没有躺倒真病过，你说怪不怪？”赵树理当时就说过她：“大难不死，必有后福，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戌耐呀，你是个大命人哩！准是老天爷让你干大事呢！”戌耐又说，她原来怕误工费时，后来按照赵树理的建议，她组织社员们把全村所有的土塄都换成了石头塄，果然牢固结实，再没被雨水冲垮过。
赵树理知道了戌耐苦难中出生、贫困中成长的命运，他还要进一步了解她担任大队党支部书记后推进工作的方法与细节。他进小院，问农夫，访童叟，情真意切；他循小径，入果园，看庄禾，乐而忘归。站在长河源头万里大水库的坝上，清风徐来，水波荡漾，游鱼出没，小鸟飞鸣，绿浪滚滚，溪流朗朗，果木葳蕤，牛羊时哞，四野秋色，丰收在望，赵树理深深地爱上了这个地方。他久久地环视，默默地沉思，痴痴地聆听，情不自禁地哼唱起了上党梆子。戌耐告诉笔者，1965年的五月间，赵树理二十天内就来了七趟万里。以常人情商来推测，写一篇人物通讯，最多采访个两三次就够了；那笔下有神、眼中藏刀的大作家为何七顾万里钟情于此呢？笔者推想，农村是他心灵的圣地，是他情志的家园，是他生命的源头，是他创作的土壤；何况万里的山水人、精气神鲜明生动典型得宛如一部长篇小说，活像一台连本戏剧，他很有可能产生了创作的冲动，有了他构思中诸如三里湾、小二黑结婚、十里店等的素材。要不是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赵树理的新作会当接二连三地问世了，说不定哪个人物身上哪段情节里头融进了戌耐与万里的影子呢？
四十多年一晃就过去了。段戌耐遗憾地说她当时没有记录下赵树理的讲话，过后也没有记日记，否则整理出来，定是一篇精彩的纪实文学。不过她还是清晰地记得：赵树理走在可以俯视环顾万里村景全貌的水库大坝上踱来踱去，边夸赞：“这里有山有水，有树有果，空气新鲜，风景秀美，是一块风水宝地，有发展前途”；“戌耐能摆脱家庭束缚，领着大伙学大寨，树红旗，比男人都强，是领军的帅才”；边嘱咐跟随在左右的几个万里大队的支委及干部“你们要好好团结，支持戌耐，只要攥成一个拳头，不管干甚都能干成！”
赵树理在七上万里的忙碌之余，还秘而不宣地当了一回红娘。陪着赵树理的闫部长，在闲谈中无意间透露出自己丧偶后的孤寂冷清。说者无心，听者有意，赵树理不知怎么就了解到万里村有个寡居不久叫李维叶的女人，与闫某年龄相当，由他出面牵线搭桥，几回下来，居然把维叶说合动了再嫁之心。不过没有嫁给闫某，而是嫁给了县里一位独身的吴某。另外又找了个叫郝桂花的与闫某再婚成亲。这就是赵树理，一支铁笔，一个农字，一身善良，一腔热忱，更有忠实践行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一名革命文艺战士的使命感与责任心。
文章一见报，立刻在下村乡引起了强烈反响。公社号召大家都来学习段戌耐，群众却褒贬不一。有夸她的：真了不起，谁说妇女不能当干部，看看人家段戌耐；也有讽刺她的：一个妇女家，成天在外头呼扇，婆婆也不管她。哪知最反对她的就是自己的婆婆。打旧社会过来的婆婆，谁不希望自己的儿媳妇是贤妻良母，能生儿育女，会缝补洗涮，常上地挣工；像戌耐这样四季不着家忙着开会当干部的媳妇，实在是看着头疼，想着烦心。真恨不得给他栓股绳子，让她“安分守己”的围着家人与锅台转圈圈。戌耐先后生了四个孩子，婆婆用故意不给戌耐看孩子的狠招来制她，也没能把她拽回到屋里来。可是，戌耐是一个交给万里的领头雁，既然心上长了翅膀，哪管前头山高水长啊。以至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批斗戌耐时，婆婆就曾扬言：“你们打死他吧，娶她时俺花了二十块钱，俺现在还有四十块钱，还能再给俺儿娶一个。你们要是不打死她，日本人来了就要先打死俺一家人哪。”可公公却跟她唱反调：“哼！万里谁家有这么好的媳妇，里里外外一把手，什么活都干，还骂不还口，快闭住你那张臭嘴！”戌耐知道婆婆是老脑筋，诅咒的话也不全是本意，决心用真情去感动她。就在她出了名被县里纺织厂招工转户成了车间主任踌躇满志41天后，为了消除婆婆怕她远走高飞“戌耐走了，俺孩儿就没媳妇了呀”的担心，毅然“卸甲归田”“本家为民”继续当她的大队党支部书记。她早出晚归，上地不误做家务，开会捎带拔猪草，即使生了孩子，第三天上照样起来自己做饭缝衣服；甚至坐了四回月子，宁是没吃过一个鸡蛋。
戌耐还告诉笔者，她这几十年，就是凭了一个“真”字。凭“真”字感动了婆婆，感动了群众，感动了组织，感动了作家，感动了上帝。下村镇先后换过十任领导，无人对她的工作说个“不”字。
打那次赵树理走后，戌耐每当到县里开会，常常被惦念着万里发展的常三毛书记叫去汇报工作，隔壁的赵树理只要听见是戌耐说话，一准喊着“戌耐来啦！”便过来问问村里的情况，聊上那么几句。什么“你可得好好学习，将来是个不简单的人物，大有奔头呢”；“多看看毛主席语录，有你这样的帅才，万里大队一定能搞好”而戌耐总是嗫嚅着“我就是一个农村妇女，能有甚出息。”
三、
赵树理，一生情系农民、关注农村的人民作家，一支写出无数典型人物的生花妙笔，一副乐为百姓鼓与呼的赤诚肝胆，不但痴情于小说、戏剧、曲艺等文学作品的创作，而且执著于农村及农民中的先进宣传、典型推广，他既能把艺术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更能把生活素材提炼上时代的高度。他之所以写出万里的女帅才，是其深刻领悟了毛主席关于“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的论断。农村干部特别是大队干部如何理解执行党的政策，如何带领大家走上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直接关系到党中央制定的路线与方针的正确性、实践性与普遍性。事实证明，由于某些基层干部思想素质、政策水平的低下，以及受某些狭隘功利主义如政绩工程、数字游戏等不正之风的影响，许多利农利民的好政策在贯彻落实中跑偏走调，最后落实到农民头上时已大打了折扣，甚至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赵树理深知“三农”之于中国，实在是举足轻重、意义非凡的国家大事。所以，他倾注出与生俱来的满腔热情，表现出始终不渝的浓厚兴趣，焕发出不知疲倦的献身精神；所以，他投书报刊杂志，忠实代言农民，以至于不为批判所动。
笔者认为，万里的女帅才虽未署赵树理之名，实为赵树理所写。其理由是：
一、以文革前的新闻“游戏规则”带有政策指导性的
政论文章，一般都是由重量级的领导或要员撰写，然后署名“社论”或“本报评论员”等见报；主流主题的通讯报道也常由某人写好经领导审阅后再以“通讯组”之类的署名发表。一则为显示官方与重要，二则为突出集体权威。万里的女帅才当属此例。
二、赵树理七上万里，亲身采访，亲笔记录，先后投入那么多的时间、精力与感情，以他那种对农民的痴心执著和对农村优秀干部的期待与钟情，不大可能由别人去代劳，而一定是亲历亲为亲书亲笔。
三、陪同之人虽有县委通讯组成员，但在大作家赵树理面前，谁会好意思趋前抢功；即使赵树理说让某某来写，然有大笔在座，自是莫敢允诺的。
四、倒是赵树理写好文章后以“中共晋城县委中心通讯组”的名义发表，通讯组诸成员乐得一同沾光，个个享誉，皆大欢喜。
五、段戌耐在见到1965年6月29日的山西日报后，下村公社以及县委宣传部、组织部的同志，便常常有人以赞赏的口吻告诉她，文章是赵树理亲手写的，这一回可出了大名，成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人物”了。写过小二黑结婚与三里湾的大作家赵树理还能亲手给一个大队支书写文章“戌耐呀，你太了不起了，你太有福气了！”
六、1965年6、7月，下村公社几乎所有的干部和万里大队绝大多数的社员，都有幸见到了赵树理，都知道赵树理专程来万里写了段戌耐，这里六十岁以上的老人提起这件事来，不但记忆犹新，而且确信不疑。
七、作家们的作品如同田地里的庄稼一样，稻粱菽粟，各有不同。赵树理贴近农民通俗易懂的手笔与风格，不但迥异于鲁迅、老舍、巴金、矛盾、沈从文等大家，而且和同样以农村题材见长的周立波、柳青、孙犁、李凖、王汶石等也鲜有雷同。以笔者浅陋之见，赵树理诸篇下乡集的手法与句式，在万里的女帅才中都能找到其似曾相识的赵氏语言的特色。比如“戴上盔甲唱元帅”、“随着老鼓打当当”、“一天疯的不在家”、“咕咚一声咽进肚里去”等等，此所谓“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也。
总而言之，肯定万里的女帅才是出自赵树理之手，既是还原历史真相，也是弘扬求实精神，更是为新出版的六卷本赵树理全集拾遗补阙。飞鸟入林，书归正传，名实相符，岂不快哉！
当然，出于谨慎之虑，关乎存疑之言，全集未收入万里的女帅才也不无道理。然而，就是退一万步，说这篇通讯不是赵树理写的，也不能否认他当年七上万里亲笔采访段戌耐、踏过万里村周山山水水的事实，不能否认他欣赏、赞誉戌耐并对其说过的那些热情鼓励的话语。笔者也曾做过最保守的猜想：如果是晋城县委通讯组的同志执笔撰写了此文，那么，起码赵树理参与过意见和指导，或者执笔者参阅过赵树理的采访本子，因为他一笔笔一天天认认真真地做过详细的采访记录啊！或者起码赵树理最后在审阅过目此文时做过修改与润饰，因为他当时担任着分管全县文化宣传工作的县委副书记之职啊！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极其注重先进人物宣传分量与政治影响的年代，要在山西省委机关报上发表并加以短评的大块文章，哪里能掉以轻心，谁又敢不予重视，有名家谁与争锋？
现将1965年6月29日山西日报第三版发表的万里的女帅才及报纸短评附后，以资读者辨析品评。
值得庆幸慰藉的是，赵树理采写过的文中主人公段戌耐不负厚望，不辱使命，在二十年不懈努力成绩卓著的大队党支部书记职位上，于1984年又被下村镇党委及政府领导调到了男人无敢问津、女人望而怯步的“下村敬老院”来担任院长。一言以蔽之曰：敬老院是个无权、无势、无利、无闲、无尽，有苦、有累、有烦、有臭、有怨的单位。然而，戌耐却一屁股坐上这个冷板凳，一坐就是二十多年。她用甘于奉献、勇于牺牲、不图回报、不辞辛劳的精神与行动，赢得了上自“民政部、劳动部、全总、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老龄委、山西省委省政府”下至晋城市、泽州县、下村乡（镇）的“敬老好儿女奖”、“学雷锋活动先进个人奖”、“文明家庭奖”、“三八红旗手”等等几乎是各级有关部门连年的表彰和奖励，被多次选为出席县、市人大的代表，她的模范事迹先后被人民日报、农民日报、山西日报、太行日报以及广播、电视等许多媒体宣传报道，还被选入三晋骄子、来自改革开放第一线的报告等集子。当年赵树理慧眼识戌耐，如今段戌耐依然举红旗。已届古稀之年的她，七十岁的年龄，六十岁的相貌，五十岁的精神，四十岁的心态，一副不知疲劳、只知工作“笑并奔忙着”的样子。
假如赵树理还健在的话，看到党中央国务院颁布的一条条、一款款扶农、惠农、利农、促农的方针政策，给九亿农民农村带来的蓬勃发展的新气象，他那“三农”情节会当陡然勃发，他那幽默话语自然张口就来，保不准调侃出“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一样的串串歌吟；一定会“老夫聊发少年狂”嗒嗒嗒地打起鼓板、唱起慷慨激昂的上党梆子来；一定还会兴致勃勃地再来专程采访戌耐，写一篇跨越四十五年的通讯报道，顺便让她亲自擀一碗包皮圪条。通讯的题目嘛，当然不会再是万里的女帅才了，咱们都来猜猜看，会是个什么样的题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