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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族的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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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乐在雪地上走啊走,忽然有人拍了她一下肩膀,她回过头来,面对她的是一张毛茸茸的狼脸和一副白森森的厉齿。她本能地一闪,本想叼她喉管的老狼却叼住了她的左脸,子乐那花瓣般的脸蛋顿时被撕去了一半”

    那年的春节阴冷阴冷,天混混沌沌的既不下雨下雪,又没有丝毫放晴的意思,孙吉人就在这样的天气里,拜别了父母家乡,远嫁到白沙镇。

    孙吉人和夫婿余子宇是三年前在中学生运动会上认识的,当时大岙中学的体育教师余子宇被临时抽调来当田径裁判。年轻的裁判发生了工作错位,他常常忽视了自己正在“各就各位——预备——跑!”的运动员们,而把注意力转移到跑道东侧的体操棚里。运动会期间,他经常有意无意地晃着他那毛茸茸的脑袋,嘬起圆圆的嘴唇,用口哨吹出活泼诙谐的小杜鹃叫咕咕,运动会结束以后,他使出浑身解数通过各种途径,跟踪追击了三年,终于把高中毕业待业在家的小美人孙吉人追求到手。

    不久,孙吉人就称余子宇为“芋艿头”这首先是“芋”“宇”同音,其次是因为他那圆圆的身材和毛茸茸的脑袋。芋艿头主动向孙吉人介绍他的家庭,当他说到大哥子庵、二哥子堂、弟弟子殿、姐姐子欢、妹妹子乐时,孙吉人忍俊不禁咯咯大笑起来:你们家全是些快快活活的出家人吗?

    芋艿头还连比带划地给她介绍他家的住房分布,他特别强调自家的三间楼房,东边住谁,西边住谁,楼上如何,楼下如何。不过,这一切,年少不经事的孙吉人根本没有往心里去,她又不是去分家产房屋的,她甚至想都没有想,她和余子宇的婚床将铺在什么地方。当余子宇偶尔提起他家屋后还有一条窄窄的弄堂时,孙吉人忽然对这条夹在两道墙壁之间、长满象形文字般青苔的弄堂感到兴趣。

    余子宇的口袋里藏着几封他父亲的来信,毛边纸竖行信笺上,工整漂亮的楷书写了些“祝福”、“爱情”之类的字眼。那年月,这类字眼显得遥远而奢侈,连孙吉人这样的年轻人都懒得去用它,所以公公的遣词造句就给孙吉人留下深刻和亲切的印象。

    从孙吉人娘家郑家湾出发,东北行三百里,就是余子宇的老家白沙镇。六个半小时的长途汽车,孙吉人不折不扣地吐了六个小时,直吐得满车厢的人都对她投来怜悯的眼光;一个六七岁的男孩对他那不晕不吐也不好看的母亲说:“妈妈,是不是长得越好看的阿姨就越能吐呢?”弄得孙吉人只得朝他们母子俩苦笑。然后她趴在夫婿的肩上,娇喘吁吁道:“芋艿头,我下辈子再也不上你的当了。”

    天黑时分,车子终于到达了白沙镇。一条细细瘦瘦的街道,几盏半明半暗的街灯。拐了三四个弯,余子宇说:到了。孙吉人赶忙理理头发打起精神,以一个健康、振作的形象,出现在夫婿家的后门口。

    那条神秘的弄堂已不复存在了,只留下半尺高的残垣。孙吉人真不明白子宇为什么还津津乐道它。她一脚踩上那曾经是弄堂的、仅半米来宽的窄地,脚下却蓦地一滑,身子就不由自主地往后倒去,亏得她是学体操的,平衡能力非同一般,在一片惊叫声中她滑行到弄堂的尽头才算打住。借着屋里漏出的灯光,孙吉人看到满地的果皮菜叶鱼肠鸡屎,外加淘米洗碗的泔水,孙吉人这才明白,余子宇童年美好的弄堂,早已沦落成垃圾堆和阴沟了。

    孙吉人跟着夫婿进了后门——后来她才知道余家的后门比前门方便得多。狭长的后屋黑压压的都是人,人与人的间隙里蹲着三四眼随便堆砌的锅灶和三四个粗陶水缸。余子宇带着掩饰不住的得意,将妻子介绍给家人,又将家人一一介绍给孙吉人,他的南腔背调让孙吉人觉得非常滑稽。

    孙吉人感到这个家里最活跃的是婆婆,她的三寸金莲和三寸舌头都不曾闲着,围裙上那个颜色反差很大的补丁,几乎占据了她的半个身子。她先是前前后后地打量着新妇,然后戴上老花眼镜,将孙吉人拽到电灯下边,左看右看了一会,嘴里啧啧道:“瞧这脸蛋,白净得连个渍影儿都没有!宇儿真不知道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没花一毛一分钱,白捡了这么个俊俏媳妇!”

    大哥余子庵正往一片肥壮的仙人掌上嫁接蟹爪兰。他四十来岁的年纪,高矮胖瘦适中,五官也长得很是地方。他侍弄花木那份仔细耐心和不时回过头来笑容可掬的脸,让孙吉人觉得他是个容易满足和容易相处的人;在自己灶头摸索的二嫂毫无表情,不知是天生这副脸相,还是把喜怒哀乐藏得太深;二哥余子堂虽然长相粗粗,却总是或紧或慢或远或近地跟在老婆后边,仿佛老婆手中有一根无形的绳子在牵着他,他的嘴里不住地念念有词,由于语言不通加上口齿不清,孙吉人竟连半点意思都听不明白;小弟余子殿坐最东边的灶下拉风箱,子宇说他才二十二岁,可脸色灰黄得像个病老头,连灶口喷出来的火焰都没能使他稍微红润一点;破损得露出棉花的袖口,随着风箱拉手的移动一进一出,带着自嘲的夸张;还有十来个小侄儿侄女们,在人缝中挤来挤去,软软的黄头发在他们自己带起的气浪中轻轻飘动。

    子宇问母亲:“欢姐和乐妹都好?”

    “子欢好什么?”婆婆翻了下锅里的笋干,不知道是赞许还是怨懑“读大学,读研究生,一读读到大西北去,搞什么核试验,苦得眉毛打结还傻乎乎呢!生了个儿子也叫“核”这核还得我给带着——咦,小核哪儿去了?子乐!子乐!还不来看看你的新嫂子!”

    楼梯上响起了轻轻的脚步声,下来个十五六岁的小姑娘,明眸皓齿,亭亭玉立,手中还抱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想必便是子乐和小核了。子乐见了吉人,羞怯怯地叫了声“三嫂”仍旧抱着小核上楼去了。

    余子宇一声“爸”后门的灯光里出现了一位六十岁左右的长者,他天庭饱满,地廓方圆,身子骨也挺直结实,身穿一件半旧的黑布棉袍,但平平直直干干净净。一根黄灿灿的金表链,从领下的布纽襻上斜拖到怀里。后来孙吉人才知道,这只伴了公公四十年的金表,是公公心爱的宝贝,也是他们家唯一值钱的东西了。公公微笑着向一屋子的人点头,又把脸转向吉人,问了些父母健康、路上辛苦的话,然后说:“吉人,好名字,吉人自有天相,祝你们俩婚姻美满,白头偕老!”孙吉人马上就将眼前的公公和芋艿头口袋里的那些信对上了号。

    公公的手中拿了套精装书,孙吉人眼尖,一眼就瞅见封面上烫金的古文观止。公公走到婆婆身边,说:“王先生来了,我去坐坐,说了会话,就迟了。这套书是他特意从上海买来送我的。”“哪一个王先生?”婆婆问。“就是从前在我们白沙开帽行的王亦淼王先生。”

    “余子庵你这贱坯死到哪里去了?”西屋里有人突然叫嚷起来,震得屋顶簌簌掉灰。摆弄蟹爪兰的大哥一下子敛了笑容,低了头,抱起花盆灰灰地走了。

    婆婆噘了嘴,压着低低的声音道:

    “大嫂这个大雷婆又打雷了。”

    二嫂仍旧是一张毫无表情的脸,却用怪怪的声音道:

    “男人贪花怕老婆。”

    子殿从灶下站了起来,很重地拍着身上的灰,说:“闲事勿管,饭吃三碗!”

    哥嫂侄们陆续散去了。

    饭桌摆在东屋里,这属于孙吉人到达夫家的第一顿饭,参加的只有公婆、子殿、子乐和他们这对新婚夫妇;菜也不丰盛,比昨天娘家的饯行饭简单了许多。

    公公说:“时令不对,没有茭白,不然做一个茭白豆腐羹,红红辣椒,绿绿葱末,那个滚烫那个细嫩”

    孙吉人觉得拥挤和憋闷。不仅仅是因为夫家的人口众多,娘家也是个大家庭,孙吉人的父亲是郑家湾的一个中医,医德和医术都堪称上乘,家里来来往往的病人朋友颇多;母亲虽没读过什么书,却有着中国妇女的坚忍和勤劳;嫂嫂贤淑谦和,懂得尊敬上辈疼爱小辈;侄儿侄女伶俐听话,从不无故哭闹撒泼。总之,孙吉人是在与婆家完全不同的氛围中长大的。

    芋艿头说的“三间楼房”的定义也不十分准确。娘家同样是三间楼房,就说那中堂,办起红白喜事摆起四张八仙桌还绰绰有余,而这里的中堂,大哥家,二哥家两张饭桌就有些挤不开了。

    晚饭后孙吉人跟着婆婆上楼。楼梯很窄,也没有栏杆,只是牵了条麻绳充当扶手;孙吉人拉了拉绳子,油腻腻的粘手。

    楼梯头紧挨楼西屋门口,婆婆呶了呶嘴说:“这是二哥的房子;大哥住他楼下。”转过楼层中间,婆婆说:“这里住着子殿和你们的两个侄子。”到了东间,婆婆又说“这就是我们的房间了。”孙吉人看见屋里成角尺形摆了两张床,子乐正趴在靠窗的那张小床上做作业,小核坐在床里边抓一块尿布玩,子殿在一张写字台上忙碌,台上摆满了虎钳、榔头、钢锯、锉刀之类;两个已经成人的侄儿,一左一右地站在小叔旁边,十分无聊地看着。子殿用一种玩世不恭的口吻说:“我们三人是待业的三脚叉,撑得可牢,一辈子也别想找到工作。”

    二哥跟在二嫂后边悠了进来,他边走边嘟哝道:“穿毛货,先照顾,穿皮鞋,先安排。”随即就问公公“几点啦?”孙吉人发现,余家三十多口人没有一只钟,也没有一只手表,想知道时间都得问公公。

    婆婆在那张雕花的大木床上坐下,拍拍床沿对吉人道:“这本是我们老俩口和小核睡的,今晚腾给你们新郎新娘了。”她一边往那张小床上搬被子,窥见两个侄儿和二哥二嫂已经离去,就说:“七年前,子宇大学毕业时,家里还有点木料,我们就把他的结婚家具打好了。可宇儿分配到大岙山里去了,又迟迟不提结婚,大嫂说孩子大了没床睏,就将床给搬去了。二嫂也不服输,忙忙地搬了柜子去,大嫂回头又搬桌子,二嫂回头又搬椅子,一屋子的家伙,全叫她们抢光了。”

    “抢?”孙吉人诧异得很。

    公公忙说:“事情都过去了,不提也罢。”一边让子殿帮忙卸下扇门,然后用房门在走廊上搭了床铺,公公抱了条棉被过去,说:“我睡这儿。”

    孙吉人不安了,本想说:“让我们睡那儿。”可又觉得虚伪,哪里有新婚夫妇睡走廊门板的?于是也不推辞了。

    雕花木床的床头柜上有一套聊斋志异,石印,线装,共十二册。吉人拿起一册翻翻,全是文言文,不但没注释,连标点符号都没有一个。孙吉人半读半猜,看了一篇,看见婆婆已脱了衣服,坐在被窝里打吹欠,就赶忙丢了书,关了灯,躺下去了。

    那天夜里,孙吉人蜷缩在雕花床的被窝里,心里乱糟糟的。

    夫婿的手伸了过来,在她丰满的胸口不老实地蠕动着,她无声但十分坚决地将它推了回去。如是三次,芋艿头愤怒了,扯着她的耳朵恶狠狠道:

    “昨晚在你娘家,亏得我先下手为强!”

    孙吉人赶忙伸手捂住了他的嘴。

    夜很深了,楼上楼下东屋西屋响起了五花八门的鼾声。走廊里,偶尔传来公公压抑的咳嗽声。

    淅淅沥沥的雨已经下了三天,天压得很低,地胀得臃肿。小小白沙镇本来就没有什么好玩的,这雨天就更是哪儿也去不成+了,一家人都挤在灶间,孙吉人觉得婆家的房屋更小了。

    婆婆在一口铁镬里烙烧饼般烙着小核的尿布,这是口烧菜的铁镬,刚煮过笋干,所以屋里弥漫的淡淡的尿臊味中夹着淡淡的笋干味。

    子殿仍旧坐在灯下,他用一只手去扯另一只破袖口的棉花,很耐心地把脏黑的棉花捻成一股粗粗的棉纱,边捻边用假嗓子唱着:太阳出来磨盘大,你我都来纺棉花,棉圈那个紧紧握在手,线线不断地往外拉,纺呀纺呀纺呀纺呀

    吉人已经听说,为了找一份工作,子殿去甘肃、宁夏、新疆与内蒙古流浪了三年,谁也不知道他在外头吃过多少苦,只看见他回来的那天,一把抓起洗都没洗的生包心菜,咔嚓咔嚓地嚼下去大半个。

    子乐趴在饭桌上做作业,她一边背诵,一边默写陆游的七绝示儿:

    死去原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毋忘告乃翁

    孙吉人发现她将一个字背错了同时也写错了,正待指出,公公发话了:

    “乐儿,你将毋错成母了。”

    子乐那张极秀美的脸刷地红了,她低了头,拿橡皮擦去那个错字,口里喃喃道:“我怎么老记不住?”

    公公沉吟片刻,极慈祥地笑着,对儿女们说:“做个谜你们猜。”

    一听到猜谜,大家都来了精神,孙吉人更是高兴。去年春节在她自己地区工人文化宫猜灯谜时,她一个人就猜中了三十多个,抱回一大堆花花绿绿的奖品。

    公公清了清嗓子,略带神秘地说道:

    “看起来像娘,喊起来像爹,不是娘也不是爹。”

    “是个不公不母的窝囊废!”子殿敲着火钳,故意高声喊道。

    公公皱了皱眉头,说:“猜一个字。”

    大家都认真地思索着,孙吉人的脑海里,转动着的还是陆游的那首示儿,她的眼前突然一亮,嘴里就嚷了出来:

    “毋!就是毋!”

    芋艿头还没有回过神来,他问:“什么毋?”

    “家祭毋忘告乃翁的毋呀!”吉人道。

    公公点着了一支烟,很惬意地吸了一口,他对吉人道:“看来你古诗蛮熟的。”就随口点了几首诗,叫吉人背了;又点了几首词,吉人也背了。

    公公抚掌道:

    “说你是练体操的,这么看来你是文武双全!”

    “是才貌双全。”子殿说,眼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

    婆婆咕哝道:“瞧这公公和小叔,有这么夸奖儿媳和嫂子的么?”

    “爸你读过的书肯定不少吧?”吉人问。

    “三年私塾。”

    “太公公偏心着呢!”婆婆说“大伯公读书死笨,偏逼着他读;你公公聪明得很,一点就通,不点也自通,可偏压他放下书包去做学徒。”

    公公宽厚地微笑道:“家里穷,总得有个孩子去做学徒,我身子骨壮,当然得我去罗!”

    “米厂学徒多少苦?”婆婆的嘴巴噘得老高“一天到晚扛着死沉沉的谷箩,上下楼梯救火般跑,跑得腿肚子都转了筋!那轧米机是半刻空不得的,大皮带又凶险,动不动就吃人,西家坪的阿奎,不是和你一块儿当学徒的?叫那皮带吃进去,肉渣子啐在墙上,起都起不下来!”

    婆婆断断续续地说着,公公偶尔插上那么关键的一二句。孙吉人慢慢地掌握了一些情况:公公在米厂三年学徒期满,又找不到工做,只得留在米厂当伙计。后来一位草帽行年轻老板来碾米,发现公公手脚勤快、脑瓜好使、脾气随和,就将他带走了。他们买了麦秸、席草、龙须草,设计了各种新式别致的帽形,教妇女、儿童、老人们织帽,然后将收上来的草帽压边、熨烫、定形,再用帆船运到上海去卖。

    王先生知书达礼,待伙计并不刻薄,公公真想在他手下做一辈子。可惜后来他全家迁到上海去了。公公将攒下来的钱,开了爿南北货小店,经营些荔枝、桂圆、木耳和糖果之类。他为人正派厚道,生意上坚持薄利多销,把个小店弄得红红火火。可惜时世不太平,南北货店先是叫海匪抢了一回,后来又让日本鬼子扫荡一空。所以到解放后公私合营时,小店的全部财产折价才四百元。公公本人则成了月薪三十六元的供销社职工。

    “资产阶级!”西屋里忽然没头没脑地嚷出一句,那是大嫂的声音,孙吉人已经很熟悉了。

    “大雷婆在骂你呢!”婆婆对公公说。

    公公无奈地摇了摇了头,打起一顶褪色的黑布伞,冒着风雨出门了。婚假的那些天,孙吉人总是看见公公勤勤勉勉的上班下班,不管刮风下雨,不管天寒地冻。

    婚假一结束,余子宇要回学校上课去。大岙远在六百里外,不是暑假寒假余子宇根本回不了家。他问孙吉人:“你是留在白沙,还是回郑家湾娘家去?”孙吉人回答道:“为什么不能带我去大岙?”子宇说:“我何尝不想带你去?可我那个宿舍,上上下下住了八个人加上你就九个了。”孙吉人想想在这里跟婆婆小姑住一个屋里已经够尴尬的了,哪里还敢跟那些毫不相干的男人住在一屋,于是就回了娘家。

    第二年初夏,当孙吉人再一次来到白沙镇时,她怀里已抱了个半岁的儿子,随身所带的,还有她的户口粮食迁移证。嫁出去的女儿,娘家容得,管户籍的派出所反而容不得。这一回到达白沙的时间是下午,儿子就像一个特殊的通行证,她抱着儿子毫不怯场地直奔婆家那三间小屋而去。

    刚到后门口,一个洗衣盆呼啸着从她的头顶掠过,她吓得本能地弯下腰,紧紧护着儿子,木盆落在她身后的石板地上,砸作一堆乱溅的碎木片。她还没有回过神来,大哥余子庵从她身旁仓皇窜过;紧接着,一只漆黑的铁锅从屋里飞出,擦过孙吉人腮边,击中了正在逃跑的大哥的脚踝,锋快的锅沿将大哥的脚脖子划了道口子,子庵痛楚地呻吟着蹲下身去,锅底的煤黑和酽红的鲜血混和成一片悲哀。

    “打断你的狗腿!看你还走不走婊子家!”大嫂的恶骂从西屋飞出。

    婆婆蹬着一双小脚跑出门来。看到大哥一瘸一瘸地拐到一条长凳旁,双手箍住脚脖子止血;她又是气,又是恨,一边给子庵的伤口撒白药粉,一边朝着西屋数落着:

    “大嫂你也太恶鬼了,两口子拌两句嘴也罢了,怎么就下死劲打起来了?伤了筋,动了骨,你不心疼我还心疼呢!”

    “老不死的你只晓得屙不晓得教!家里儿没得吃囡没得穿,这不要脸的倒还有心思去玩婊子!——都是你这老不死的宠的!”

    大嫂边吼边从屋里冲出,顺手抄起一个水桶又要扔。

    吉人见状忙把儿子放到门旁边的一把竹椅上,自己一个箭步上前抱住了大嫂,口里嚷着:“大嫂息怒,大嫂息怒!”

    大嫂不但没有息怒,反而莫名地迁怒于吉人,她顺手一拳,正好击中吉人的乳房,剧痛像触电般向全身放射,她天旋地转眼前金星乱冒。好半天,才幽幽地吐出一口气来,被击出来的乳汁,蜿蜓过乳房、小腹、滴滴答答地淌到地上。

    等到她抬起头来,骂骂咧咧的大嫂、眼泪汪汪的婆婆各自被人拽着,拖进自己的屋子里去了。只有二嫂仍然倚在门框上,那呆板的脸,露出一抹意味深长的微笑。二哥拿了大小不同的二个畚箕,将大嫂摔碎的木盆碎片捡到大畚箕里,又将铁锅碎片捡到小畚箕里,嘴里不住念念有词,这一回孙吉人听懂了:木桶花花,煮饭香香,阿囡吃了快长大;破镬片片,换糖甜甜,阿囡吃得如过年。自家宝宝好咧,自家老婆好咧!

    吉人觉得这个家的人怪透了,怪得叫她无法理喻。

    她抱了儿子,躲到楼上,揉着乳房,揉出一手的乳汁和两汪眼泪。

    “三嫂来啦?——多漂亮的儿子呀!叫什么?噢,叫天相。天相来,姑姑抱。”子乐的嗓音婉转如莺啼。吉人赶快擦了眼泪转过身来,一年零四个月不见了,子乐出落成个大姑娘了,明媚的脸蛋,清纯的眼珠,健康的红唇,线条极美的肩上,挂着个干干净净的书包。

    吉人的心顿时晴朗了,姑嫂俩凑在一起,高高兴兴的逗天相玩。

    天渐渐的暗了下来,后门口腾起一团团黑黑的虫雾。下楼帮着婆婆做饭的孙吉人看见一个浑身墨黑的人拖着一辆浑身墨黑的手拉车,疲惫地来到后门口。那人对吉人亮出一口雪白的牙齿,说:“不认识了?余子殿,手拉车把分子。”他的举止带着明显的自嘲。吉人才想起公公的信上曾写道:“子殿找不着工作,只得拉煤去了”

    公公也回来了,他的一只手捏了二包茭白,一只手托着一块豆腐。吉人发现他的背不如上回直了,人也苍老了许多。见了吉人母子,他放下手中的东西,说:“宝贝,来,爷爷抱抱。”于是抱了孙子去,夸健康夸漂亮夸乖巧。和孙子亲热够了,这才发现婆婆的脸色不对,柔柔地问:“怎么不烧茭白豆腐羹啦?”

    “气都气饱了,还烧什么茭白豆腐羹!”婆婆没好气地回答,接着就把下午的事说了一遍。

    “我操他祖宗十八代!”子殿倒掉一盆墨黑的洗脸水,大喊起来。

    “我的小祖宗!刚刚才息了下去,你不要再惹她了!”婆婆赶忙制止他。

    “我怕什么?我一个最最下等的工人阶级!怕她敲断我手拉车把不成?”子殿拿起面盆,对着西屋门做扔状,想了想,说道:“这雌老虎,还不如我面盆值钱。”便放下脸盆,转身朝天相扮鬼脸。可是大嫂那边已经骂起来了。子殿毫不畏葸地和她对骂。几个月的拉煤生涯使他“进步”了很多,脏话、粗话随口而出连个嗝都不打。公公劝也劝不住,拉也拉不动,连连顿足叹息道:

    “家门不幸!家门不幸!”

    天相无疑是家庭气氛的调节剂,他银项圈上的铃铛如此悦耳,他的笑容如此灿烂,爷爷脸上的乌云渐渐消退,焦躁的心也渐渐平和了。

    奶奶腾出个旧皮箱,吩咐吉人把带来的衣物都装进去。

    可是小核一天天的调皮淘气。也许是隔代遗传,他跟他外公有同一个嗜好——爱吃茭白豆腐羹。那一天的晚饭没有此羹,小核先用匙子敲碗沿,一边嚷嚷:“茭白豆腐羹!”婆婆说:“今晚没有,明天给你做。”小核就拨土鼠一般,拨了白花花的一桌饭粒。子乐说:“小核,看天相弟弟,他在笑你呢!”小核反倒将羹匙和饭碗一并扔了出去,当啷一声,饭碗摔成几片。婆婆生气了,抓了把尺子,拉了小核的手心啪啪就是两记。公公夺了尺子,说:“小孩子家嫩骨嫩肉,怎么禁得起这样打?”婆婆说:“我儿子的气没淘够,还要淘外孙的气吗?你没听雷婆骂我们只晓得屙,不晓得教吗?”公公说:“那也得选不伤筋骨的物件来打。”婆婆说:“你说,用什么?”公公想了想,很认真地说:“稻草。”

    一屋子的人都笑了。子殿出去转转,一会儿就拿着两根湿漉漉的稻草来,递到婆婆手里。婆婆将稻草扔在一边,说:“我打不来!”公公弯腰捡起一根稻草,细细地剥掉稻叶子,剥得只剩一根光光的稻草芯了,这才拉过小核的手,然后举起那根稻草。稻草软绵绵的,颤悠悠的,公公那打的动作就成了舞蹈,小核一点都不害怕,只是瞪着好奇的眼睛。公公一边舞,一边就着节拍朗诵:“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然后一字一句,极耐心地把这首诗的意思说给小核听。

    孙吉人先是觉得公公教育晚辈的方式很有趣,后来看他反反复复说个没完,就抱着天相去了西屋,她想弄明白大嫂吵骂的原因。大嫂真是胖,她的胳膊比吉人的大腿还粗,脖子下,肚皮上,都挤着三层肥肉,见了吉人,她的脸阴着,嘴里倒也招呼她坐下。吉人环视了一下,西屋原有的地板都已烂光了,发潮的泥地一步一滑,墙面、柜脚到处有泥巴的印子。大嫂家的老六,裹着一条光裸的棉絮,哎哟哎哟地喊头疼。孙吉人将天相放在床上,伸手去摸老六的额头,那额头滚烫滚烫,忙道:“大嫂,孩子病了怎么不送医院?”

    “钱呢?——熬吧,熬得过是她命大,熬不过,怨她那不中用的爸”大嫂在翻箱倒柜地寻找什么,那些家具式样不一新旧悬殊,孙吉人很容易分辨出哪些是大嫂自己的,哪些是抢了孙吉人的。

    大嫂将破破烂烂的东西丢了满床,一边大大咧咧地说道:“我本来很有钱,我的钱全叫余家给骗走了。那年出嫁,我老爸给了我二百块袁大头作压箱钱,二百大洋哪,那时候可买整整一幢小洋楼!余家老爷子说:将钱拿到货店里来,算是你入的股,给你分红利。可后来,红利没见一个,连本钱也无影无踪了。我家老爸的钱是好挣的?有一回为了一块二角,叫人打得吐了血,抬回家没几天就见了阎王爷!”

    孙吉人只是静静地听着。

    大嫂忽然喊了声:“找到了。”她将一张皱巴巴的纸头递给了吉人,说:“我不识字,你给我读读。”吉人莫名其妙地展开了那张纸,莫名其妙地读下去:“子庵哥哥,我的亲亲”吉人明白了什么,立即住了口。可是大嫂已经发疯了,她抓起屋里的东西,乒乒乓乓地乱扔,一边扔一边跳:“这个臭婊子!这个臭嫖客!”吉人尴尬极了,好像做坏事的是她。她摸出五元钱,放在老六头边,对着大骂不止的大嫂说:“孩子烧得烫手,还是去医院看看吧!”就怏怏地退了出来。

    那个晚上,公公给大家讲聊斋里一个骂鸭的故事:一个人的鸭子被邻居偷走吃了,可是他从来不骂一声。几天之后,那个偷鸭的忽然身上长满鸭毛,痛痒难忍,神药无效。梦中有人对他说:“必得那鸭主人骂你一顿才能好”那偷鸭人走到养鸭人家,对他说:“你的鸭都叫贼给偷了,你怎么就不骂他呢?”那养鸭人说:“我哪有闲功夫骂这种人。”偷鸭人无奈,只好讲出原委。养鸭人为救他,就开口骂了两句,偷鸭人身上的鸭毛就纷纷掉落,一会儿就掉光了。

    吉人觉得公公和那个养鸭的有某种内在的联系。她问:“爸,你欠着大嫂二百银洋吗?”

    孙吉人以为回答是否定的,可是公公重重地叹了口气,说:“是真的。我本来想拿那些钱扩大生意,让大嫂稳拿红利。可拿到钱的当天晚上,就叫上岸的日本鬼子给抢了,南北货店也抢光了,精神元气伤惨了,那么多年都缓不过来;那一晚大嫂住娘家,她就不相信家里遭劫了”

    “她还有脸说?”婆婆忿忿地插上来“后来,我们在她娘家存放的一百包白糖,叫她那混帐老子赌输个精光。”

    “话不能这么说,”公公说“桥管桥,路管路,她老子的帐不能算到她头上”

    “那么日本鬼子的帐就要算到我们头上?”婆婆越发生气了,嘴巴噘得老高。

    公公咳了起来,咳得比往日密、比往日重。

    跑居委会,跑派出所,吉人先后跑了十来趟,没有人同意将她的户口粮关系接受下来。“你丈夫又没在白沙,你把户粮迁来干什么?”人家一句话就把她顶了回去。婆家的粮食眼看就要告罄,吉人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婆婆悄悄地告诉她:“求求二哥去。”

    吉人说:“他?整天念念叨叨的?”

    婆婆说:“别看他念念叨叨,直正能办事的,还是他。”

    吉人在婆婆的指点下,买了二斤红糖,二瓶绍兴黄酒,进了二哥的屋子。

    一切都如婆婆所料,二嫂躺在床上,哼哼着下肚疼,二哥坐在床沿上,一声叠一声地安慰她。

    “二嫂身子不舒服,喝点红糖黄酒也许会好”

    二嫂冷冷地闭着眼睛,不做声。

    吉人不知道如何好,想了想,干脆开门见山地把自己的困窘说了出来。

    二嫂好像是睡着了,二哥哼哼地似乎在唱催眠曲,吉人又是愤怒又是伤心,正讪讪要退出,二嫂却幽幽地说:“子殿那个坏蛋,那一年不知搬弄了什么是非,大嫂那个恶鬼,提起打水的吊桶就朝我飞来,正击中我的下肚从此落下病根了。”

    二哥一反平日的念念有词,正色道:“打她的时候,爷爷奶奶都在场,竟没人站出来说一句,算什么大人;吉人你说,他们算什么大人?”

    吉人道:“老两口大概被大嫂闹怕了。”

    二嫂忿忿道:“那子庵挨打,老太婆怎么就出来嚷嚷呢?还不是自肉自痛,别人皮肉冷冻冻!”

    吉人劝慰了半天,又回到正题上来。二嫂瞥了眼酒和糖,说:“子堂,吉人也可怜,没饭吃怎么行呢?明天你给看看吧!”

    二哥的确有本事,也不知他用了什么办法,第二天,吉人的户口就登下去了,第三天,补发的粮票也到手了,第五天,天相的户粮关系也一并解决好了,喜得吉人不住地说谢谢。

    第一个战役胜利之后,子殿陪吉人去劳力调配所挂了个名儿,等待分配工作。大约过了半个月,吉人便去白沙中学任代课教师,虽然只代了十天,但一颗纷乱的心总算安顿下来。

    忽然就来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

    北京乱了,上海乱了,北方南方都乱了,像一场可怕的瘟疫,很快地蔓延到小小的白沙镇。

    满街是绿军装红袖套。大嫂、小叔、侄儿侄女们几乎天天上街,回家就显得兴高采烈。

    孙吉人哪儿也不去,她觉得自己的心比较脆弱,她见不得那些不文明不人道的景象。除了带天相,就是帮婆婆做家务。夜里,她一边奶着孩子一边读聊斋,有些本来不懂的词儿,遍数读多了,就会揣摩出意思来,再不明白的,就问公公,走廊板铺上的公公就会提高嗓子告诉她,他们的关系不太像公媳,倒完全是父女一般的了。

    一天半夜,吉人被狂暴的敲门声惊醒。迎着刺眼的灯光,她看见拥了一屋的人,有十五六岁的学生,有三四十岁的干部,也有五六十岁胡子拉碴的工人。

    公公的几套精装书被抄了出来,包括那套古文观止,一位挺秀气的男学生一边翻,一边一本本扔到一个箩筐里。

    吉人立即想到聊斋,这套书就叠在她身边的床头柜上,上面堆着她和天相的衣服,她装作要起床,把书连同衣服全抱进床来,然后将那套聊斋塞到天相的脚下。天相被弄醒了,见到那么多不友好的人,不哭反而笑,笑得脖子上的银项圈直晃,一个戴眼镜的干部模样的女人喊了声:“四旧!”扑上来就摘走了银项圈,一位工人师傅抓起子殿的钳子,钳住银项圈狠狠就绞,几下就绞成了个银麻花,也丢到箩筐里去了。

    开箱倒柜,乒乒乓乓,楼上楼下,折腾了个把小时,一伙人才喊着口号,抬了箩筐散去。

    孙吉人扭头去看公公,公公不说也不动,呆若木鸡。

    王若井的来到是两个月以后的事。那时候天气很热,邻居的一条黄狗拖着长长的舌头,咻咻喘气。白沙镇响起了枪声,居民干部来通知说:“楼上危险,都搬到楼梯下住。”孙吉人想回娘家郑家湾,那儿又清凉又安宁。她收拾一下抱起天相就要走。可是小叔子子殿告诉她,公路早就割据了,不通车。她只得怏怏地留下。跑到楼梯下看看,泥地又潮又滑,上边挂满了蛛网,中间塞满了破烂,即使腾干净了,也只铺得下一张席子,婆家那么多人,怎么挤?于是干脆不动,听天由命吧!

    子弹在吉人的头顶上呼啸了一夜,第二天,一派的据点门口躺了两具年轻的尸体。

    那是个很闷热的黄昏,乌云如墨,遥遥地懒懒地滚过两声雷,却不肯下雨。吉人一边洗碗,一边用泔水淋漓的手去拍小腿上猖狂的蚊子,拍得满腿狼藉。这时候,她看见后门的灯光里站着一个人,一个青年男子,苍白脸盘,近视眼镜,学生装束,肩上挎了个豁了嘴的帆布背包。

    “余先生在家吗?”他轻轻地问,谦恭礼貌中有一种落魄的自卑。

    “在。”吉人答“请问你是?”

    婆婆抱着天相从前面转了出来,一见来人,就亲热地招呼:“是井儿啊!快,快请进来。”

    吉人搬了条凳子请他坐下,那叫井儿的怯怯的,不敢坐下,婆婆问:

    “王先生、先生姆都好?”

    悲戚漫上了客人的脸。

    孙吉人明白了他是上海王先生的儿子王若井。这以前,她曾经见过从上海寄出的落款王若井的信函。

    “他们,都被抓进去了,我也被扫地出门了。”

    婆婆脸上的笑纹渐渐收敛,最后完全僵住了。她忽然想起什么,忙说:“见过你姑妈没有?”

    王若井垂了头,说:“我来白沙镇一个星期了,就住在她家。”

    婆婆看着他的脸,追问道:“你姑妈待你如何?”泪水在王若井的眼窝里打转,他努力想噙住,终于没能做到。孙吉人小心地把目光偏了过去,作出什么也没看到的样子。”

    楼梯上响起了闷闷的脚步声,公公下来了,他说:“井儿,就住我这儿吧!在楼中屋再添一张铺,跟子殿他们一块儿住吧!”

    婆婆有点为难,说:“我们这儿也三天两头来人闹事,会不会”

    “没事!”公公响亮地回答。那胸有成竹的样子,跟平日里判若两人。

    又一扇门被卸下来了,这似乎成了惯例,来一个人,卸一扇门。楼上中屋的的床铺增加到四张,活像一个集体宿舍。公公亲自给若井铺好眠床,挂好一顶补了又补的蚊帐,轻声细语地对若井说了许多话,直到若井安静入睡。

    那个夜里一丝风都没有,只有知了在烦躁地鸣叫。孙吉人睡熟了又被一身汗水浸淫而醒,她拿起大蒲扇,拍搭拍搭的扇着,直到手都酸了。迷迷糊糊中,听得婆婆下了床,蹑手蹑脚地摸出了房门,一会儿,走廊上传来了老两口压得低低地对话:

    “子宇这个月的钱还没到”是婆婆的嗓门。吉人心里一惊,睡意顿消,她觉得十分惭愧。这个芋艿头也真莫名其妙,家里这么穷,自己的老婆儿子在这儿,寄个伙食费还拖拖拉拉的。

    婆婆又说:“王若井是不该留的。凭你这每月三十六元工资,哪里留得起?再说,王先生是正儿八经的资产阶级,两口子这一进去,恐怕就出不来了,你看他亲妹子都不要这个亲侄儿了。我们家又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哪儿连累得起?”

    公公终于开口了,也许是刚刚醒来,他的嗓音有点嘶哑,口气却硬:“人家落难了,就把他推出去?天下有这个理么?——留下他,连累不连累,乃天数,非人力,躲也躲不好的,况且我们也不是什么响当当的人家;客来多双筷子,我们有稠的,不叫他喝稀的,我们吃糠,不叫他咽菜。”说着,便咳,婆婆还嘟哝什么,吉人却听不见了。只听得婆婆悄悄地摸回屋里,重新躺下。

    第二天早晨,吉人掏出身边仅有的十元钱,递给了公公。她本来想说,这是她回娘家的路费,但终于没说。公公接了钱,好像也要说什么,但也只是动了动嘴唇,什么也没说。

    公公这天上班比平日都早。半晌午时分,他却回来了,不是一个人,而是和另一个陌生的中年人,扛回来一台缝纫机。这是台很古老很破旧的缝纫机,然而吉人和侄儿们都欢天喜地地接受了它。

    公公说:“孩子们,孩子们!这段时间外头乱得很,可不要满街乱跑!家里闲着没事,就看聊斋。亏得吉人机灵,藏下这十二本聊斋,够你们看半辈子的了;不爱看书的,就学着踩缝纫机,再拿些旧报纸裁裁剪剪,学好这手艺,将来也能糊口了。”

    那个中午的饭菜是出乎意料的好,除了平日的笋干和茭白豆腐羹,还添了清蒸梅鱼,凉拌海蜇和一个沙锅。子殿和子乐欢呼雀跃起来,小核高兴得直敲匙子。对着满桌的丰盛和快活,吉人却觉得缺了什么,她的目光不安地在公公身上扫过,最终却没有发现到底缺了什么。

    公公揭开沙锅,沙锅里翻腾着的是幸福的肉块。他对着王若井说:“井儿,给你压惊了。”

    王若井看看沙锅,看看公公,举了举筷子,却没有下手。子殿早就不耐烦了,急急地捞起一块,那半肥半瘦的炖得极烂的肉块在他筷头颤颤悠悠,他喊了声:“馋死我了!”一下子送进了嘴里。公公说着:“吃,吃!大家都吃!”脸上漾着久违了的欢笑。

    婆婆冷冷地坐着,她的目光直直地盯着公公的胸头,问:

    “你的表”

    公公从袋里掏了一把,那块金灿灿的怀表就卧在他的手心里。

    “表链!表链呢?”婆婆说。

    吉人看清楚了,孩子们全看清楚了,公公怀表上的那条金链子已经没有了,只剩下孤零零光秃秃的表身。

    一滴肥硕的眼泪,从若井眼里溢出,啪的一声打在桌面上。

    孙吉人蹲在后门的水井边洗蚊帐。都中秋了,风吹到脸上,已经凉嗖嗖的,可是蚊子反而变本加厉起来,它们居然会撬开蚊帐钻了进来,急不可待地大啖人血,随着拍拍声起,手掌和蚊帐上就钻满了蚊子的尸体和活人的鲜血。

    王若井抱着天相在她身边打转,天相要妈妈,一眼不见妈妈就要闹,所以王若井只得抱着天相绕着水井转。

    本来吉人早就回娘家去了,可公路一直没有通,只得老老实实地在婆婆家耽下去。工作没有着落,芋艿头又不按时寄钱,要给天相添件衣服都做不到,吉人时时觉得烦恼不安。还亏得有小叔、侄儿、王若井这么些年龄相仿的伴儿,说说国家大事,讲讲聊斋故事,日子倒还对付着过。

    “三嫂,天相睡着了。”若井小心翼翼地说。

    “你把他抱到楼上,放到我床上去吧!”

    若井很乖地进了屋,抱着孩子上楼去了。

    二哥二嫂刚刚从街上回来,网兜里装了几句带壳的茭白,二哥低声念叨着什么进屋去了,二嫂拖了张小椅子在吉人旁边坐下,开始剥茭白壳,新鲜的茭白传来阵阵生命的清香。

    “爷爷在‘站板凳’呢。”二嫂幽幽的,不动声色地说。你弄不清她到底是说给自己听,还是说给别的什么人听。

    “什么?”但是吉人已经听见了,二嫂说的爷爷显然是指公公,吉人的两位妯娌都是跟着孩子们称呼的,吉人和婆婆有时也跟着她们这么称呼。

    “在哪儿?”吉人急急地问。

    “十字马路,供销社门口。”二嫂波澜不惊地答。

    孙吉人来不及揩揩湿淋淋的手,就急急地向外跑。拐了两个弯,她就望见十字马路了。供销社今天不开门,紧闭的店门板上,新刷了一条吉人不看也知道个八九不离十的大幅标语。公公的名字颠倒着,大红叉叉墨迹淋漓,像正在流淌的鲜血。

    公公站在一条窄窄的长凳上,他双手低垂,下颏抵胸,脸相痛苦。尽管离得不是很近,但是吉人感觉到了,公公在簌簌发抖,她的感觉从来很准,她甚至还感觉到,公公的发抖不是因为害怕,不是因为寒冷,却是因为羞愧,是体面人遭到不体面待遇的致命的羞愧。吉人还发现,每一个熟人的经过,或一个熟人的咳嗽,都会让公公战栗不止,有一次他差点从凳子上栽了下来。孙吉人赶紧逃离了现场,她不愿让公公发现她,不愿他再经受刺激与伤害。

    在回家的路上,孙吉人遇到了一支小小的游行队伍,这帮人押着一个留仁丹胡子的中年人,中年人头戴一顶摇摇欲坠的纸糊高帽,他边喊边敲着一面大铜锣,敲得轻松愉快,喊得诙谐幽默还挺有节奏感。孙吉人忽然很羡慕他,公公为什么不能像他?如果像了他,活得也许就轻松多了。

    天渐渐黑了,秋风从后门口进来,吹得人好凄凉。饭菜凉了又热,热了又凉,公公还没有回来。一家人就先吃了饭,陆续上楼去了,只有婆婆和吉人在灶间等着。

    二哥转来转去,不住地动着嘴皮念着什么,后来他在婆婆面前停住,喃喃自语着:“讨把虱子放头上抓抓,抬个棺材放家里哭哭;惹火烧身,惹火烧身哪”婆婆忙问到底怎么回事,二哥又不做声了。倒是二嫂不动声色地说:“那些人把爷爷叫了去,说爷爷窝藏了反动资产阶级孝子贤孙王若井,叫王若井立即滚蛋,还让爷爷写份交代材料。爷爷若认个罪什么的可能会好些,可他偏偏不认,还说什么叫窝藏?来个客人叫窝藏吗?头头认为爷爷年纪大了老糊涂,也没多为难他,只让他把王若井逐出家门就算数。公公反倒问他:你叫他到哪儿去?到哪儿去?人家有地方去也不上我家来了!——这不,造反派就让他站板凳了嘛!”

    天很晚了,公公才蹒跚回家,他的步履有点踉跄,走得却比平日还急。进了后门,也顾不上说话,就急急地往楼上走,吉人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就跟着上楼,只听得公公喊:“若井,井儿!”

    趴在小床上的两个脑袋都抬了起来,一个是美丽娴婉的子乐,一个是温文尔雅的若井。吉人才明白过来,公公在找若井,他怕若井给轰出去。而若井正在给子乐讲课。学校停课闹革命,若井说子乐的学业可不能荒废,他要把子乐的高中课程补习完毕。

    公公终于安静了下来,他的脸上泛起了疲惫、虚弱却又安慰的苦笑。

    这一天,墨黑墨黑的余子殿拉了辆墨黑墨黑的手拉车回家,他将手拉车很响地一扔,高喊着:“我也参加战斗队了!我也是造反派了!”子殿的左臂上,套着个格外醒目的红袖套。然后子殿就上东楼,对正在给天相喂奶的吉人说:“给我看着点门。”听到楼梯上的脚步声,吉人赶忙拔出天相嘴里的奶头,放下衣襟。尽管她平日里喂奶很小心,尽量把衣襟拖下来,盖住自己雪白的乳房,可有一回,她却发现阴影里有双眼睛,正贪婪地窥视着她的胸脯。

    子殿不知从哪儿弄来把手枪,还有几发子弹,他躲在角落里,把子弹一颗颗装上,又一颗颗退下。看着子殿得意洋洋的样子,吉人忧心忡忡,她担心手枪走火伤人,担心藏枪被人发现,担心子殿变坏;不知怎的,她隐隐感到有一股邪气在子殿身上滋长

    “子殿,不要玩这个,要犯法的”吉人看看子殿贪婪的模样,终于说了。

    “嘿!犯法?我的孙吉人,中国早就没有法了,你也太天真太可爱了。”

    好像吞了块半生不熟的东西,吉人觉得自己被噎着了。

    公公用一块软软的旧布,细细地揩他的金壳怀表,他将那个没了链的怀表打开,合上;合上,又打开,吉人看见那个发黄的表面蒙上一层忧伤,而显得苍老的秒针却还忠心耿耿地走着。

    子殿问了声“几点了”就匆匆向外走去。子殿近来忙得很,几乎每晚都出去,公公望着他消失在黑暗里的背影,深深地叹了口气。

    公公在供销社门口的长凳上站了四五天,接下去就没有人管他了,他就下了凳子,仍旧站他的柜台。回家后只是一个劲地叹气,吉人几次想逗他他开心,请他作谜语,讲聊斋,可他再也没有那份心思了。

    婆婆整天抱怨腰酸背胀小便勤。她对吉人唠叨说:从前她每个月都要吃一次鸡汁——婆婆特别声明她只喝鸡汤,鸡肉反正让全家人吃的;可如今倒好,都半年了,只见大嫂和二嫂的鸡们满地拉屎,她的鸡汁罐连油星星都不见一个。

    婆婆很懂养生之道,她有许多科学和不科学的讲究,比如倒了马桶,要将洗净的马桶放在大太阳底下里里外外晒得发白,否则马桶里的细菌会祸害人;比如手疼脚疼要吃猪蹄,而且必须对应好左脚右脚前蹄后蹄,错了一点都不行。

    吉人心焦得很,婆家如此困难,她却束手无策一筹莫展,只有一封一封地写信向夫婿求救。好不容易收到子宇的一封回信,却说因为武斗,学校已三个月没发工资了。

    吉人急急地跑到楼上,在那只婆婆腾给她的旧皮箱里翻来翻去,翻出两身她认为最好的衣服,用一块包袱卷了,又匆匆地跑到街上,她跑遍了白沙镇仅有的三间旧衣行,把结婚时的两套衣服卖了二十元钱。

    那天晚上,当熬过鸡汁的鸡块从热得简直拿不住手的鸡汁罐里倒了出来的时候,子殿、子乐和若井几乎同时高喊:

    “三嫂万岁!吉人万岁!”

    二嫂幽幽地踱了过来,看了一眼热气腾腾的鸡块,吉人忙说:“二嫂,你也来一块。”二嫂哼了一声,又幽幽地走了。

    吉人明媚的心忽然暗淡了。

    有一天不是下班的时间,子殿却回家来了。那一天家里特别清净,东楼只有吉人娘儿俩。

    子殿在自己的屋里鬼鬼祟祟地不知搞些什么,一会儿,他来到东楼,极敏捷地打开了吉人的旧皮箱,将一个什么东西塞在箱底。

    “你干会什么?”吉人警惕地站了起来。

    “外头要查缴武器了。”

    “你把手枪放我箱里?”

    “他们不会查你的东西。”

    “不行,你拿回去。”吉人跑到箱子旁边,掀起了箱盖。

    “我就是要放你箱里。”子殿嬉皮笑脸地伸手放下了箱盖。

    “我把它扔到窗外去!”吉人狠狠地欣起了箱盖,掏出了手枪,就要往东窗跑去,子殿一个箭步追了上来,一把抱住了她,他那整天跟手拉车打交道的双臂像铁钳般钳得她动弹不得,他那荒芜饥渴的身子,紧紧地向她肥沃的胸脯挤去

    门口有一个脑袋探了一下。吉人的脸正对着门口,她看得清清楚楚,是二嫂,她求救般地喊了一声:“二嫂!”可是二嫂已经退回去了。

    这一声“二嫂”使子殿松了手。这时候,吉人才觉得自己的脸烧得通红,心跳得要蹦了出来。她很想骂子殿一声“畜生”然后再给他一记重重的耳光。然而她没有这样做,长这么大,她没有骂过人,更没有打过人;她只是在反省自己:是不是自己平日的举止有失检点,使得子殿产生了荒唐的误会?

    做饭的时候总是家里最热闹的时刻,这边灶洞掏灰,那边镬里淘米,而另一个锅灶的风箱已在呱哒呱哒响,再加上女人们的唠叨,恰似一组热烈的民以食为天交响乐。

    大嫂二嫂今天的情绪格外好,她们又是说又是笑,仿佛从来就亲密无间情同姐妹。吉人从楼上下来,原来都要喊她们一声的,可她们今天的眼珠子都转到眼角去了,留给她的只有满眼眶的白眼仁,吉人心里怏怏地,也就省去了招呼。

    “今天的鱼儿好腥,准是遭猫儿拖过了。”二嫂拿起一条梅鱼,放到鼻子边一吸一吸地嗅着,脸上竟然生动起来。

    “妈妈的!怪不得我们是冷狗屎,她倒成了香馒头,原来有这么一腿呀!”大嫂大大咧咧地嚷着,浑身肥肉不住地抖动。

    “小五子,把火弄旺点!照你这么烧,腥鱼烧成臭鱼了!”二嫂对自己的儿子说。

    “这余家没一个好东西!”大嫂说着说着又光火了,她随手抄起一根棒槌,扔向后门觅食的鸡群,弄得好一阵鸡飞狗跳。

    婆婆百思不得其解地看着老大老二两个媳妇,后来,又把询问的目光对准吉人。吉人羞愧难当,懊恼欲死。她恨透了子殿,她想把一切都兜底说个明白,可又担心越描越黑,最要命的还是那支枪,那支该死的枪她狂乱地东张西望,恨不得抓起锅碗瓢盆乱摔一气,她一下子理解了大嫂摔东西的情绪。可是她到底不是大嫂,她及时地克制住了自己。

    她平静下来了,现在她一门心思等着,只等公路通了车,她即刻卷了包袱抱上儿子,离开这个是非这地回郑家湾娘家去;或者干脆到大岙镇夫婿学校里去,扑进芋艿头的怀抱,痛痛快快地哭一场。

    那一天子殿回到家里,对吉人道:你不是要走吗?路通了。

    自那次事后,吉人就没有理过子殿,任凭子殿怎样赔礼、道歉,骂自己不是人,打自己嘴巴,吉人就是不用正眼瞧他。公公婆婆也不是瞎子,看子殿受了冷落,婆婆心里就有气,也不管吉人听不听得见,就对公公说:

    “你看看这个人,叫你们惯坏了是不是?什么文武双全,什么才貌双全,娇宠得就这么对待小叔啊!”

    公公说:“准是子殿这东西,做下什么对不住她的事。”

    婆婆说:“做下什么?子殿会做下什么?就算他做错了什么,有我们在,她不好告诉我们吗?整天里板着脸给谁看?”

    吉人心里很难过,很委屈,只是不分辨;反正路通了,明天一走就清净了。

    她对若井和子乐说:“替我看着天相,我买车票去。”

    子殿接口说:“不要买车票。这路是这么走的:先坐手拉车,走三十里,到黄滩;从黄滩坐小火轮,走四十里,到水淀;再从水淀坐手扶拖拉机,走六十里,到陡角桥;再从陡角桥”

    “得了得了,”公公打断了子殿“她一个少妇人家,又带了个那么小的孩子,车站码头码头车站的,怎么走?有个闪失,怎么向亲家和子宇交代?”

    这也算是路通了?吉人非常生气,她觉得子殿是在戏弄她,欺骗她。她再也不相信子殿了,她喊了若井和子乐来,请他俩出去打听一下这路到底怎么走。一顿饭的工夫,他们回来了,说的结果倒是和子殿差不离的。

    吉人随随便便地把衣服尿布往包袱里塞,往挎包里塞,包袱挂在左臂弯,挎包背在右肩头,然后双手抱着天相在屋里走来走去。她在模拟自己一个人上车站奔码头,辗转三百里是否胜任。

    公公说,兵荒马乱的,你还是别走了吧。

    吉人苦笑着,她伤感地看着公公,公公消瘦多了,背也明显佝了。她歉疚地摇摇头,因为她走的决心已经下定了。

    仅仅隔一个晚上,一个运动仿佛从天而降:上山下乡,支边支农。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锣鼓喧天,红旗飘扬,宣传鼓动的大大小小标语贴满大街小巷。

    中国一下子涌现了那么多知识分子,光是余家就有半打:高中毕业的余子殿,初中毕业的大侄儿,小学毕业的二侄儿和大侄女,还有三侄儿三侄女,他们虽然小学没毕业就輟学了,但也有幸被荣升到知识分子的队伍中去。只有两个人不算,一个是在校学生余子乐,一个是结了婚生了孩子的孙吉人。

    还有一个并不是余家却算余家账的知识青年,那便是王若井。王若井的目标比谁都大,上海那边已拍来电报,勒令他即刻回去,说是要将他遣送到新疆。若井不知道该怎么办,只是失魂落魄暗暗垂泪。

    每天都有人轮流着到家里做强迫性的动员,敲锣打鼓喇叭口号震得人脑袋嗡嗡作响。弄得子殿火起,说:

    “到大兴安岭去?到内蒙古去?到山西宁夏甘肃新疆去?你们吃奶的时候我就去过了,还用你们来动员我?”就为这,公公又被弄去站了两天板凳。

    吉人更是思娘家心切,她非走不可了。

    天相手扶着床沿,乐呵呵地走过来。见了爷爷,就举起一只手,口齿不清地说:“再见!再见!”

    爷爷抱起了他,觉得体力不支,就把他放下,摸着他那圆溜溜的、虎虎生气的脑袋,叹息道:

    “老人家一天天衰下去,小娃儿一天天壮起来!”

    二哥子堂转了过来,口中念念有词:“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几点啦?”

    尽管二哥的念叨有时候是毫无意识的,但对于他此时此刻说这种话,吉人还是觉得不是滋味。

    公公摸出了怀表,看了看,报出了时间。忽然,有什么刺了一下吉人的眼睛,她发现,公公那个怀表,已经不是原来那个样子了。

    她向公公伸出手去,说:“让我看看。”公公说:“不看也罢。”吉人的手掌固执地摊着,公公无奈,只好将表递了过来。

    表还是原来那只表,只是不管是表盖,还是壳底,都已经被挖出一块,挖得满目疮痍,而取而代之修修补补的,却是两块铁皮。吉人明白了,那一点点金子,已被公公抠出来换吃的了,之所以没有把整块表卖掉,是因为这表是公公的心肝宝贝,再说,余家三十多口,也就指望它计时呀。

    “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吉人算是真懂了这两句诗的含义。望着身心都伤痕累累的公公,吉人的心隐隐地作痛,惶惶地不知说什么才好。

    “吉人,婆婆有件事要和你商量。”刚刚上楼的婆婆郑重其事地说。

    “你说吧。”

    “你明天回娘家,带上子殿和若井,让他们在你娘家躲阵子。”

    吉人深感意外:“那公公”

    “大不了再站几天板凳,再挨几下拳头和皮带。”婆婆说。

    “子殿是铁了心不去支边的;若井呢,如果保不住他,我就对不起王先生。”公公说。

    “长嫂如母。”婆婆的话里带着一种教训,一种威严“你虽然不是长嫂,但毕竟是子殿的嫂子;小叔子有过不去坎儿,你就眼睁睁地看着不拉一把?”

    “吉人,就算我们求你了。”公公咳了,咳得让她心酸。

    “好吧!”她艰难地点下了头。“我们走后,你们好生保重,爸近来这般咳,该找大夫好好看看才是。”说着,自觉这些话苍白得很。他们走后,那些人还不知要怎么样的整公公呢,哪会同意公公去看病?

    第二天凌晨,三星高照,寒气逼人。天还完全黑着,吉人、若井、天相坐在铺了一层塑料布的煤车里,由子殿拉着,一路小跑出了白沙镇。一路上舟车兼程,在第二天傍晚来到了郑家湾。孙吉人父母虽然惊诧,却很礼貌地接待了他们。

    从此,子殿和若井就在郑家湾住了下来,闲着无事,他们钓钓鱼,摸摸螺蛳。奠耳河的清水鲫鱼和清水螺蛳,听说是皇帝都可以吃的了。

    一个月以的后,吉人收到了公公那熟悉的楷书信函,信上极简单地说,支边青年一批一批都送走了,运动结束了。

    子殿和若井告别了吉人一家,去往白沙镇。

    又一年春暖花开的季节,吉人接到了子殿的信,说公公得了肺结核,已经退休养病了,很想念她们母子,请吉人务必带上天相走一趟。

    这世界早就有了治疗肺结核特效药,结核菌并不能那么轻易地置人于死地。可是吉人有预感,这一次如果拒绝了白沙之行,她将再也见不到公公了。尽管那个家庭给了她许多痛苦和辛酸,她还是决定马上启程。好在公路已正式通车了,再也不用上下舟车辗转奔波了。

    肺结核是消耗病,这个,吉人明白,可公公被消耗得如此形销骨立,这是吉人始料未及的。吉人到家的时候,他正穿着大棉袍,窝在前门的屋檐下晒太阳。

    “你们,来啦!”见了他们娘儿俩,公公的眼睛里放出儿童般的光芒;这样的光芒让人想到回光返照。快乐就如一剂强心针,公公从那把破藤椅里站了起来,伸出瘦骨嶙峋的手,去摸天相圆溜溜的脑袋。

    “又摸了又摸了!越老越不识相了!你的手都是痨病菌,痨病菌是最会传染的,比老虎还凶险!”婆婆尖叫起来。婆婆比公公仅小一岁,可是喊叫起来嗓门清脆底气十足。

    吉人非常尴尬,正不知道怎么办,大嫂家的老六,二嫂家的老五,还有长高了许多的小核,推推搡搡地从公公面前跑过。

    吉人于是把话叉开:

    “怎么不见子乐和若井?”

    “唉!”婆婆叹了口气“去年子殿若井躲到你家去了,他们就盯上了子乐。一天到晚到家里敲锣打鼓喊口号,喊得我太阳穴都要炸了。子乐倒刚强,说:去就去,哪儿的天下不活人!没几天,就随着那一批到大兴安岭去了。若井从你那边回来,认准了子乐是他害的,就说什么也不肯再在这儿蹲下去,听说他后来也去了黑龙江。”

    “爷爷是老虎,快跑啊!”大嫂的老六,二嫂的老五,像两架战斗机,呼啸着从他们面前冲过。

    大嫂手拿棒槌追打出来,追得浑身肥肉夸张地乱颤,她用香肠般的手指指着两个孩子道:

    “没家教的东西!谁再喊爷爷是老虎我就捶死谁!什么传染不传染,那天底下第一个病人是谁传染的?走,一边一个站到爷爷身边,我倒要看看细菌是怎样从爷爷身上爬到你们身上的!”说完了就站在一边,用挑战的目光看着婆婆。

    二嫂赶忙出来打圆场,对两个孩子说:“背诗!背诗!”

    两个孩子不约而同的背了起来:

    死去原知万事空

    但悲不见九州同

    王师北定中原日

    家祭毋忘告乃翁

    爷爷喘喘着,问大嫂家的老六:“家祭毋忘告乃翁什么意思?”

    老六咬着手指头,咬了半天说不上来。大嫂早就不耐烦了,她在自己的门口嚷了起来:

    “家里祭奠的时候不要忘记告诉你的老子啊——笨蛋!”

    吉人诧异不已,真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啊。

    “牛棚怎么住人?什么叫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公公戴着老花眼镜,他的手里拿着子欢丈夫——小核父亲寄来的信,滿脸的沧然。

    大女儿吉凶未卜,那么小女儿呢?

    “子乐怎么没有信?”公公咳咳着,又开始叨念。大姑子吉人没有见过面,吉人心里想着的老是小姑子那张绝顶美丽的、娴静优雅的脸,想着那十八岁娇嫩的柔弱的身子,是不是经得起大兴安岭的风雪?

    那一天来了一封寄自黑龙江的信,公公急切地撕开了信封,那信是若井写的,他说他终于找到了子乐,可那是个什么样的子乐啊!公公和吉人的眼睛同时被那几行因为痛楚、恐惧而歪歪扭扭的字烫伤了:那一天,子乐和她的几个队友们上山砍树,他们的工作就是把深山老林里的大树放倒,然后把它们弄干净了拖下山来。子乐在雪地上走啊走,忽然有人拍了她一下肩膀,她回过头来,面对她的是一张毛茸茸的狼脸和一副白森森的厉齿。她本能地一闪,本想叼她喉管的老狼却叼住了她的左脸,子乐那花瓣般的脸蛋顿时被撕去了一半”

    公公呻吟了一声,就从那张破藤椅上滑了下去。等吉人几个七手八脚地将他扶起来的时候,一股酽酽的鲜血,正顺着公公多皱的嘴角蜿蜒而下。

    婆婆号啕大哭,一声肉肉,一声心肝,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吉人的心口一阵一阵地抽缩。她想如果她遇上这头老狼,她宁可叫老狼咬断喉管,也不要剩下那张可怕的破碎的脸。

    公公这一躺倒,看样子是起不来了。

    “爷爷要住院了。”婆婆宣布说“本当我去侍候的,这陈子因为子乐的事,我也头昏脑胀血压升高,刚才小便,马桶里热气腾腾,恐怕肾也有病,一个躺倒就够你们受的了,再躺倒一个可叫你们如何是好?子庵、子堂、子殿,爷爷住院后,你们每家轮流着陪呢?还是凑了钱雇个人去侍候?”

    大家都不提出钱的事,看来只得轮流去医院侍候了。大哥期期艾艾地说:“我,我那位的脾气,大家都知道的,没准侍候不了爸,反叫爸生气,再说,她是一时一刻也不放心我出去的”

    二哥念念有词道:“我那肚里又有啦,明天去流产”

    子殿说:“先替我娶个老婆吧!那我就不管她是厉害还是不厉害的,是怀孕还是流产,非要她去侍候我老爸不可,她若是敢说半句不字,我卸下手拉车把敲断她的狗腿!”

    吉人既不是余家的女儿,又不是余家的长媳,不好抢先表态的,直到此刻,她才静静地说:“我去吧!”

    哪知婆婆说:“不成!你去,天相叫谁带?再说,你在那痨病窝里出出进进,带回家多少痨病菌?这样吧,你们四家,凑份子雇一个乡下人,我都打听好了,医院里就有这种专门侍候病人的乡下人”

    没有人赞成,也没有人反对,这事就算定下来了。没过几天,就雇来一位姓田的农民,五十多岁,身体满好的,吉人他们都管他喊“田伯”

    公公住院好几天,婆婆一脚都没踏进医院去,公公倒没提什么,吉人却沉不住气了。这阵子她在一个小学校里代課,一放学就赶紧往医院跑。她发现,公公非常渴望见到婆婆。

    “奶奶,爷爷年轻时长得怎样?”这一天回到家,吉人就问婆婆。

    “嗨!好看哩!蛮高蛮大的个头,腰板挺直,鼻梁又高,眼珠又黑,连皮肤都没得挑剔”不知是因为兴奋,还是身体不错,婆婆印堂闪闪发光。

    “那脾性可好?”

    “不赌不嫖,也管家,也疼儿女,这么一大家人,镬里烧的,身上穿的,都是他挣的;若说不好呢,就是有什么苦的,屈的,好闷在肚里,屈死也不做声。这不屈出病来了?哪像我,直直爽爽,什么都放不到隔夜去。”

    “那你们从前是好的罗?”

    “当然好的罗!——好汉只怕病来磨,做人只怕老来贫,哪里料到如今变成这个样子了!”

    吉人已经下定了决心,她说:

    “奶奶,爷爷想你,你也该去医院看看他。”

    “那可使不得,”婆婆立即反对“那儿是痨病窝,我沾染上了,可没有公费医疗。”

    “你们结发夫妻,从来又好,现在爷爷病成这样,你不去怎么说得过去?”

    “你倒来教训我啦?”婆婆生气了。

    “病房里的人都在问你呢!左邻右舍也在说你呢!”

    “做人自做自,关他们屁事!”婆婆恼羞成怒了,忽然,她涕泪滂沱号啕大哭起来“我的子乐哟!我的宝贝心肝苦命囡哟——”

    吉人不想劝她,也不想理她。婆婆哭了一阵,自己打住了,绞了把毛巾,擦了脸,盛了一大碗饭,呼噜呼噜一会儿就吃完了。

    一连几天不见动静,一直到第五天。这是一个非常晴朗的天气,一大早,湛蓝湛蓝的天空万里无云,又红又圆的太阳信心十足地步步高升。吃了早饭,婆婆找出四根鸡肠小带,让吉人将她的袖管裤管紧紧扎牢,说不让痨病菌从这些地方爬进,还拿出个特大口罩,把自己罩得只剩一双眼睛,这般打扮,相映着她那矮小的身躯和粽子般的小脚,显得十分滑稽。

    吉人领着婆婆进了病房。公公见到婆婆,先是一怔,大概没想到婆婆会来,而婆婆的装束又使他有几分难堪,随后他便露出微笑来。他抬起无力的手指了指床沿,示意婆婆坐下,吉人看见公公深凹的眼里有着渴望的光辉。可是婆婆没有理睬;公公复又指了床边的骨牌凳,婆婆仍然装没看见,她的双手互相抄着,两只小脚不安地换来换去。头微昂着,透着健康人对病人的那种不屑。

    公公仰视着,和居高临下的婆婆说了会话。隔了个大口罩,婆婆的声音含糊不清。公公的眼神忧忧的,并不时转身面壁,一口口喘气。

    从医院回来,拐了两个弯,本该向家里走去,婆婆却站住了,她指着不远处一坐小山,对吉人说:“你先回吧,我要到山包上晒太阳,把身上沾来的痨病菌统统晒死。”

    直到太阳偏西了,婆婆才姗姗地回家,站在后门外,她解下了鸡肠小带,脱了外衣外裤,再脱了鞋袜,她把一应东西丢在弄堂地上,然后进门,然后烧水,然后用热水冲出一浴盆红红的高锰酸钾溶液来,然后关上房门,从头到脚洗了足足两个时辰。

    街面上又闹了起来,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轰轰烈烈了一夜。

    清晨,吉人来到医院。公公见了吉人,说:“街上乱,你不要跑来跑去的了;再说,真的把你给传染上了,我于心何忍?更何况你如今在教书,虽然是个‘代’的,恐怕比正式的还要辛苦一些。家中有什么事,田伯自然会告诉我的。”

    公公的精神元气一点都没有了,讲了这么些话,也不知歇了多少次。他的颧骨高高的耸起,双颊深深塌陷,以前吉人只在书上看到,现在她才懂得什么是真正的“皮包骨”自从婆婆那次来过以后,公公的病情是急转直下了。

    “子宇来了信,说等补发了工资,就回家看你。”对着公公,吉人总是强装欢颜道。

    “难为他想着。其实天下那么乱,还是不回来的好。”

    喘了会儿气,公公忧心忡忡地问:

    “子欢和子乐还是没有信?”

    “没有。”

    沉默了片刻,公公又问:

    “你代课去,谁带天相?”

    “大嫂。”

    “大嫂为人并不坏,就是性子太急大哥原本爱的是另一个,是太公公不好,偏让他娶这一个,这不,一害三个人还有,我欠她的两百大洋,这辈子是还不了罗。”

    走廊里闹闹嚷嚷的一片,里边还夹着田伯的声音,人们在议论着昨夜的战争,说那土制的地雷如何厉害,一炸起来威力无边。一个沙哑的、却十分兴奋的声音非常刺耳:

    “那条腿不知飞什么地方去了,那么多人找来找去找不到。刚才,几个农民给青菜施肥,看见好端端的几棵菜被谁砸倒了,正待骂人,却见碧绿的菜叶下边,躺着条血淋淋的腿,就赶忙捡起来,放水沟洗干净,送到医院来了”

    “谁的腿?谁的腿?”大家争先恐后的问。

    “听说是一个叫什么余子殿的,煤场里拉煤的。”

    “轰”的一声,吉人的脑袋炸了个地雷。尽管她不喜欢这个小叔,尽管这个小叔有点无赖,有点流氓,还使她蒙受了不白之冤;可她还是不愿意把那条可怕的断腿和子殿联系起来。

    她艰难地转过头去,看见大口大口的鲜血从公公的口里汹涌而出。

    “医生!医生!”病房里一片恐慌的呼喊声。

    “准备后事吧!医生说没几天了。”田伯放下那个送饭的铝盒,对婆婆说。

    “子庵,你去定寿材寿衣;子堂,你去看坟地。”婆婆又一次表现出胸有成竹。她转身吩咐吉人道:“你去买几个鸡蛋”

    “爷爷想吃鸡蛋?”

    “吃什么鸡蛋!——爷爷回光返照的时候,我们就鸡蛋煎好,要煎成个大大的厚厚的蛋饼,单等他一咽气,让田伯将蛋饼扣在爷爷的口鼻上,加上毛巾闷得紧紧的,那痨病菌光顾了吃香喷喷的煎蛋,就不能出来作崇了。”

    大嫂陪着大哥一块儿去定寿材寿衣去了,——白沙镇规矩,为尚活着的人准备后事,上头冠以“寿”字。二哥莫名其妙地念叨着:“讲我好,夫妻双双到老;讲我不好,病得爬起趴倒。”独自出门去了。

    二哥自是能干,大哥大嫂正为寿衣的布料和式样吵架呢,二哥非但已找好坟地,而且宣布把坟也做好了。第二天,婆婆带上吉人和香烛去祭寿坟,她们沿着一条砍柴人整出的羊肠小道,曲曲弯弯盘桓而上。那是个极简陋的坟坑,坐南朝北挖开,黄泥方框里,插上几块薄薄的水泥板,中间隔开,就算是二坑夫妻寿坟。坟地十分狭窄,前面仅容一双合并的脚,稍不小心,人就会从陡坎上摔下去。根据男左女右规矩,婆婆在两边的坟坑里点了香烛,默默祈祷一番之后,就站在一旁紧张地看着。

    “吉人你明白吗,我和你爷爷现在就像这两支烛,哪一支蜡烛燃得快,哪一个人就死得早。”

    吉人不应,只是默默地注视着坟坑。

    不知是风向的关系,也不知是冥冥中真有什么,公公坟坑的蜡烛呼呼地燃烧,接着开始淌蜡泪,一下子将蜡烛泻了大半边,再一会儿,那蜡烛就燃尽了;而婆婆那边坟坑的蜡烛,正悠悠自得亮着,安安宁宁地亮着,仿佛这个世界无风无雨无波无浪

    顶着牛毛般的夜雨,吉人匆匆地跑到医院。

    该出院的都出院了,病房里只留下公公和那对新婚夫妇。苍白的日光灯光,照出了一片苍白的安宁。

    公公睡得十分安详,呼吸清晰均匀,活像一个健康的人。吉人甚至怀疑公公已经好了,她轻手轻脚地走到床边,自以为没弄出一点声响,可是公公醒了。

    “你来了。”同样安详的声音。静了一会儿,他接着说“这阵子,真是辛苦难为你了。”一只瘦骨嶙峋的手,颤颤索索地伸向床头柜。吉人说:“爷爷,要什么,我来拿。”可是公公已经摸着了那只怀表,歇了口气,他继续说“吉人,公公已经什么都没有了,只剩下这只破表,你不嫌脏,留着做个纪念吧!”

    吉人鼻子一酸,泪水就扑簌扑簌地直掉。她接也不是,不接也不是,正犹豫着,田伯开腔了:“你拿着吧,他那魂,都系在这表上,睡都睡不好,来一个人,便睁开眼,只怕这表丢了;这样让他太费神了。”

    于是吉人伸出双手,恭恭敬敬地接了怀表,放在外衣口袋里,想了想,又取了出来,放到内衣口袋里。公公看她藏表完毕,轻轻地吁了口气。

    静了一会儿,他挥了挥那只皮包骨的手,说:

    “回去吧,天相该找妈了。”

    吉人看公公的模样,觉得今晚大概没有问题,就回家了。

    第二天凌晨四点光景,吉人被猛烈的打门声惊醒,余家院子的人也都醒了,男人们大声喝问:“谁?谁?”

    “你家老爸过世了!”是田伯的嗓门。

    吉人披到肩上的衣服滑了下去。她没有去捡衣服,心里只是一个劲的喊:我送终没送着,送终没送着

    婆婆说:“糟了,煎鸡蛋没有派上用场,那鼻孔,那嘴巴,都在往外放痨病菌。”

    子庵、子堂、吉人穿好衣服先后来到医院的时候,天空已经露出淡泊的曙色。

    太平间很窄,除了死人的那张床铺,并不打算给活人留下什么位置。于是他们全在门外的空地上站着,子庵咬着嘴唇,冷冷地盯着父亲身上那块凸起的蒙尸布,子堂口中又不知在念念有词些什么。婆婆掏出条大手帕,往脸上一蒙,突然有板有眼、抑扬顿挫地哭了起来:

    “兄弟呀!我的结发兄弟呀!”

    白沙人的兄弟有两种:正儿八经的称同胞兄弟,而丈夫就称结发兄弟了。

    “结发兄弟呀,我的夫呀你!黄泉路你为何走得急,丢下我可怜实孤凄!”

    吉人看一眼正在恸哭的婆婆,心里有一种酸酸的、涩涩的、很复杂的感觉。

    “我爸咽气前讲了些什么?”子庵问田伯。

    “没讲什么。”

    “什么都没讲?”子堂追问道。

    “讲了也等于没讲。”

    “到底讲了什么嘛?”婆婆止住哭,也参加了刨根问底。

    “一定要讲?”

    “一定要讲。”

    “好,那我告诉你们,就三个字,”田伯清了清嗓子,瞪着眼,直着喉咙,学着公公当时的模样,狠声狠气地说“他,妈,的!”

    一辈子不曾骂人的公公,临终前总算骂了人。

    太平间里外寂寥无声。

    白沙镇风俗,一个人谢世了,家里要悬起照片,设上灵位,点起香烛,排列出点心瓜果,祭拜七七四十九天。再往后,年年清明,年年忌日,配偶和子孙都要对死者祭拜一番。

    吉人死死地记住了陆游的那首示儿“家祭毋忘告乃翁”七个字,已经镌刻在她的脑子里。

    可是婆婆坚决反对家祭。她说:“祭什么?搞得屋里阴切切的,别吓着了孩子!再说,也没那份闲钱!”

    于是,余家出现了有史以来最统一的意见:不祭。

    吉人想,不祭也罢,国家在发高烧,叔伯小姑们关的关,伤的伤,残的残,有什么值得告诉公公的?但等将来日子好了再祭吧。

    一晃就快三十年。九十岁的婆婆依然健在,前不久,退休回家的大姑子欢还带着婆婆做了回体检,婆婆从头到脚里里外外竟奇迹般健康正常,只是本来就矮小的体型又缩了一个号码。大哥大嫂都已七十挂零,仍旧打打闹闹吵吵嚷嚷却也白头偕老;二哥对着一大帮的孙子孙女,常常念叨“读书好,赏你鸡头并鸡爪”;其实他一根鸡毛都没拿出来过,他只是永远念念有词罢了,然后他跟在二嫂背后,转到弄堂外最近买的二间新屋里去了。子宇早已调回白沙,继续当他的体育教师,但对高低杠上燕飞凤舞的女孩子失去了兴趣。他的身子依然圆滚滚的,他的脑袋依然毛茸茸的,可吉人却不再喊他“芋艿头;子殿那条断腿,装了条比真腿还漂亮的假腿,他迈着一真一假的两条腿,办起了一家公司,谁也不知道他到底在经营些什么,但腰缠万贯是毫无疑义的,前年还娶了个比他小二十岁的黄花闺女。子乐和若井已从大兴安岭回来,子乐那被老狼叼走半边的脸蛋,经过几次痛苦的整容,勉强还能看得过去,而作为丈夫的若井为这几乎花光了父亲落实政策后退回的全部款项。

    1996年暑假前夕,白沙中学的总务主任拿了张什么表格,跨进了孙吉人的办公室,问:

    “孙校长,这次特级教师旅游活动,你往南还是往北?”

    孙吉人从遥远的回忆中清醒过来,回答道:

    “我哪儿也不去。——这个暑假我家里有重要的事要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