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人挥霍是制度腐败的替罪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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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实现彩票致富的梦想，25岁的财务挪用公款120余万元；为了给自己的游戏人物买装备，28岁的店长侵占和贪污了近10万元公款。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80后”如今已经陆续走向工作岗位，有些优秀者更是到达了领导岗位。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职务的升迁“80后”职务犯罪的数量也在不断上升，而个人挥霍是主因。（6月17日新闻晨报）
大凡发生贪污腐败案件，主流话语总是把责任归之于犯罪者个人方面的原因或人性的弱点，既然如此，反腐的主要手段自然也就是从加强教育“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塑造没有弱点的道德完人着手。然而，世上的道德完人毕竟太少了，尽管各级政府在廉政方面的道德教育与宣传搞得轰轰烈烈，花样百出，贪官们仍然“前‘腐’后继”长江后浪推前浪，把那些贪污腐败的事儿做得扎扎实实，高潮迭起。
在分析“80后”职务犯罪数量不断上升的原因时，这条与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合办栏目上刊载的新闻同样也脱不了主流话语的巢臼，将犯罪的主要原因归之于一个更为可笑的个人原因，即“个人挥霍”（个人消费的贬义用法）。凡个人手头的钱，不管是通过合法途径还是非法途径得来的，只要拿到市场上购买商品或服务，在一定程度上都可算得上是个人消费或个人挥霍。人人都免不了要消费（挥霍），否则生命就无法维持，如果将所谓的“个人挥霍”当成贪污腐败的主因，其实与说强奸犯强奸的主因是“做ài”或“有做ài的需求”是一样的，让人啼笑皆非。
“所有权力都易腐化，绝对的权力则绝对地会腐化”——阿克顿勋爵的这一观点已成了现代社会的共识，既腐败的主因并不在于人们是否有腐败的动机，而在于公共权力是否得到有效的制约。然而，总体来说，中国目前的制度体系却仍然建立在前现代的“道德完人”的预设之上。这一前现代的制度体系没有设定针对公共权力的制度化的有效制约机制，而是把公共权力的有效运作和实施寄托在政府官员道德上的崇高、完美和利他之上，将每一位政府官员都视为潜在的圣人、完人——甚至视为“神”然而，完美即是地狱，建立在人性与道德的完美基础上的制度设计不会自动地导致一个“美丽新世界”的诞生——恰恰相反，它将孕育出最黑暗、最污秽、最完美的人间罪恶，从而使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变成一个完美的人间地狱。王尔德云“我什么都能拒绝，就是不能拒绝诱惑”——这是人性之常态，毕竟，没有一位官员是圣人和完人，更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而是有着种种人性的弱点，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效用函数，因此，在缺乏来自外在的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情况下，每个人都趋向于把自己的权力扩张到最大，从而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此培育了公共空间的种种不公正和非正义，恶化了公民们的生存环境。
宕子虽然天天在文章里声讨政府的腐败，但若有一天自己当了官，在目前的体制下，也不敢担保自己就不会成为贪官——恰恰相反，宕子相信自己如果当了官，也一定是一位贪官，因为宕子深知自己只是一个凡人，对自己的道德与自制力缺乏足够的信心。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如果有20 ％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 ％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100 ％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 ％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由于在当前中国的这种对公共权力缺乏有效的制度制约的制度体系里面，贪污腐败、以权谋私或权力滥用的成本非常低，而其收益却恐怕远远不止“300 ％的利润”这相当于在重奖违法犯罪，惩罚遵纪守法，激励握有无节制的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员“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在此意义上，中国当前的腐败其实是一种“制度性腐败”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既然如此，就算在道德教育和宣传做的文章再多，恐怕也不足以扼制腐败的强劲势头。
将贪污腐败的主因归之于“个人挥霍”之类的个人原因，并从道德的完善方面着手进行反腐，其实是通过将不得要领的因素当成“替罪羊”转移了公民对于导致政治腐败的真正的原因——即公共权力缺乏有效制约——的注意力，并使当前不合理的制度体系合理化与合法化了，对于政府腐败的有效治理与推进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有百害而无一利——只要我们的主流话语和政治改革在反腐败的问题上仍然遮遮掩掩，回避真正的问题，仅仅只是在官员的个人私德上做文章，反腐败工作就不会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为了实现彩票致富的梦想，25岁的财务挪用公款120余万元；为了给自己的游戏人物买装备，28岁的店长侵占和贪污了近10万元公款。伴随着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80后”如今已经陆续走向工作岗位，有些优秀者更是到达了领导岗位。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职务的升迁“80后”职务犯罪的数量也在不断上升，而个人挥霍是主因。（6月17日新闻晨报）
大凡发生贪污腐败案件，主流话语总是把责任归之于犯罪者个人方面的原因或人性的弱点，既然如此，反腐的主要手段自然也就是从加强教育“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塑造没有弱点的道德完人着手。然而，世上的道德完人毕竟太少了，尽管各级政府在廉政方面的道德教育与宣传搞得轰轰烈烈，花样百出，贪官们仍然“前‘腐’后继”长江后浪推前浪，把那些贪污腐败的事儿做得扎扎实实，高潮迭起。
在分析“80后”职务犯罪数量不断上升的原因时，这条与上海市人民检察院合办栏目上刊载的新闻同样也脱不了主流话语的巢臼，将犯罪的主要原因归之于一个更为可笑的个人原因，即“个人挥霍”（个人消费的贬义用法）。凡个人手头的钱，不管是通过合法途径还是非法途径得来的，只要拿到市场上购买商品或服务，在一定程度上都可算得上是个人消费或个人挥霍。人人都免不了要消费（挥霍），否则生命就无法维持，如果将所谓的“个人挥霍”当成贪污腐败的主因，其实与说强奸犯强奸的主因是“做ài”或“有做ài的需求”是一样的，让人啼笑皆非。
“所有权力都易腐化，绝对的权力则绝对地会腐化”——阿克顿勋爵的这一观点已成了现代社会的共识，既腐败的主因并不在于人们是否有腐败的动机，而在于公共权力是否得到有效的制约。然而，总体来说，中国目前的制度体系却仍然建立在前现代的“道德完人”的预设之上。这一前现代的制度体系没有设定针对公共权力的制度化的有效制约机制，而是把公共权力的有效运作和实施寄托在政府官员道德上的崇高、完美和利他之上，将每一位政府官员都视为潜在的圣人、完人——甚至视为“神”然而，完美即是地狱，建立在人性与道德的完美基础上的制度设计不会自动地导致一个“美丽新世界”的诞生——恰恰相反，它将孕育出最黑暗、最污秽、最完美的人间罪恶，从而使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变成一个完美的人间地狱。王尔德云“我什么都能拒绝，就是不能拒绝诱惑”——这是人性之常态，毕竟，没有一位官员是圣人和完人，更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神仙，而是有着种种人性的弱点，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效用函数，因此，在缺乏来自外在的有效制约和监督的情况下，每个人都趋向于把自己的权力扩张到最大，从而达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由此培育了公共空间的种种不公正和非正义，恶化了公民们的生存环境。
宕子虽然天天在文章里声讨政府的腐败，但若有一天自己当了官，在目前的体制下，也不敢担保自己就不会成为贪官——恰恰相反，宕子相信自己如果当了官，也一定是一位贪官，因为宕子深知自己只是一个凡人，对自己的道德与自制力缺乏足够的信心。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如果有20 ％的利润，资本就会蠢蠢欲动；如果有50 ％的利润，资本就会冒险；如果有100 ％的利润，资本就敢于冒绞首的危险；如果有300 ％的利润，资本就敢于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由于在当前中国的这种对公共权力缺乏有效的制度制约的制度体系里面，贪污腐败、以权谋私或权力滥用的成本非常低，而其收益却恐怕远远不止“300 ％的利润”这相当于在重奖违法犯罪，惩罚遵纪守法，激励握有无节制的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员“践踏人间一切的法律”在此意义上，中国当前的腐败其实是一种“制度性腐败”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既然如此，就算在道德教育和宣传做的文章再多，恐怕也不足以扼制腐败的强劲势头。
将贪污腐败的主因归之于“个人挥霍”之类的个人原因，并从道德的完善方面着手进行反腐，其实是通过将不得要领的因素当成“替罪羊”转移了公民对于导致政治腐败的真正的原因——即公共权力缺乏有效制约——的注意力，并使当前不合理的制度体系合理化与合法化了，对于政府腐败的有效治理与推进中国社会的民主化进程有百害而无一利——只要我们的主流话语和政治改革在反腐败的问题上仍然遮遮掩掩，回避真正的问题，仅仅只是在官员的个人私德上做文章，反腐败工作就不会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