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头文件为何异化成了权力寻租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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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房滞销，区政府下发红头文件要求副科级以上干部替开发商卖房，并制定了具体考核办法。记者近日在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采访，发现当地很多干部对区政府下达的卖房任务感到苦不堪言，怨声一片。（3月31日南方都市报）
你不能不承认，用下发红头文件的方式“摊派”住房的始作俑者是一位难得的天才。不但如此，而且是一位“土皇帝”式的天才——他或她专横霸道，任意妄为，无法无天，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做任何事只凭自己一时的心血来潮，或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牺牲任何其他人的合法权益。
促使这位“土皇帝”下发这种强制性的赤裸裸的“媚商”红头文件的动机是什么呢？头脑稍微正常的人大约都知道，其原因无非就是以下两条，即：要么是开发商与这位“土皇帝”或其手下的政府官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要么就是为了替自己捞取诸如“寒亭区促进住房消费增长见成效，房产市场呈现强劲反弹势头”之类的看得见的、可计量的政治资本——甚至二者兼而有之。前者是不折不扣的“权力寻租”行为，后者则是变相的“权力寻租”行为。然而，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是一种行政权力的滥用——甚至是违法犯罪的——行为。
政府之为政府，就在于利用其对暴力手段的合法垄断，以保护公民免遭任意规则的侵犯。为何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政府却不但没有尽到自己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责任，反而却成了任意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罪魁祸首呢？此无他，如英国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所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中国当代社会是从二千多年的帝制时代走过来的。在传统社会里，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对臣民的财产和生命拥有绝对的权力；而作为皇帝的代表，各级政府官员对其辖区臣民的财产和生命同样也拥有绝对的权力。此外，政府的权力结构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某位臣民在某一级政府受了冤屈，往往只能通过找更高一级的政府官员——甚至“告御状”——来替自己申冤。因此，在中国民众的意识或潜意识里，有着根深蒂固的“清官”情结和“好皇帝”情结——在中国传统的文艺作品里，那种“大团圆”式的结局往往都有赖于“清官”的刚正不阿或“好皇帝”的英明神武。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社会心理其实也就承认了“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与绝对皇权的合理性。
中国目前的政府决策尽管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实施的，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一方面由于缺乏正式规则——如法律——的有力支撑，很难对一把手，也就是“老大”的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另一方面，由于文化的惰性，作为非正式约束的社会文化心理也认为“老大”说了算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因此“民主集中制”往往流于形式。至于其利益受到这种决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民众，往往抱着“肉食者谋，又何间也焉”的传统态度，并不认为所谓“政”就是“众人的事”“治”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也就是“政治”也就是说，他们并不认为“政治”是他们应该操心的，也不觉得政治决策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都密切相关，当然也就更不会认识到关心政治不但是每位国民的责任和义务，更是每位公民的神圣权力了。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的存在，造成了当前中国各级政府的一把手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绝对的。就具体的每一位官员而言，他们都是有血有肉，有缺点的人，而不是“无欲”的圣人或神仙，他们都有自己的“效用函数”——大多数官员都不愿意自己的权力被分散或受到制约，在决策的时候都会倾向于无限地扩张自身的权力，直到其最大化的边界——权力的博弈就其核心而言，也就是利益的博弈，因此，权力的最大化，也就是利益的最大化。当将公共权力私有化的成本很低（即缺乏制约）的时候，大多数官员都会如此操作，利用公共权力达到私人利益最大化的效果。
在中国当前的这种社会政治语境里，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下发的“媚商”红头文件，一般不会出自于寒亭区的二把手——更不用说以下——的人物，只可能出自于“老大”的个人意志，然后由下面各怀私心的各级政府官员们举手表决（甚至不会通过这种形式上的程度），并具体实施。如此这般，代表着政府权威的红头文件便异化成了某些政府官员们谋取个人私利的“寻租”手段。
显然，这是一桩缺乏制约的公共权力“私有化”、“绝对化”走向“恶性膨胀”最后“导致绝对的腐败”的非常典型的案例。这一事件极大地损害了政府的整体形象，必须有人——甚至必须是寒亭区的一把手——为此而买单。在此同时，一方面，我们的民众要增强纳税人意识，改掉传统的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态度；另一方面，我们的政府也要改变那种将“宝”押在官员的私德之上的一厢情愿的做法，通过制约上的设计和调整，将政府行为纳入依法行政的轨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并且有效避免“绝对的权力”这颗“恶性肿瘤”危及到整个社会政治机体的健康与安全。
商品房滞销，区政府下发红头文件要求副科级以上干部替开发商卖房，并制定了具体考核办法。记者近日在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采访，发现当地很多干部对区政府下达的卖房任务感到苦不堪言，怨声一片。（3月31日南方都市报）
你不能不承认，用下发红头文件的方式“摊派”住房的始作俑者是一位难得的天才。不但如此，而且是一位“土皇帝”式的天才——他或她专横霸道，任意妄为，无法无天，不将任何人放在眼里，做任何事只凭自己一时的心血来潮，或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不惜牺牲任何其他人的合法权益。
促使这位“土皇帝”下发这种强制性的赤裸裸的“媚商”红头文件的动机是什么呢？头脑稍微正常的人大约都知道，其原因无非就是以下两条，即：要么是开发商与这位“土皇帝”或其手下的政府官员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交易，要么就是为了替自己捞取诸如“寒亭区促进住房消费增长见成效，房产市场呈现强劲反弹势头”之类的看得见的、可计量的政治资本——甚至二者兼而有之。前者是不折不扣的“权力寻租”行为，后者则是变相的“权力寻租”行为。然而，不管出于什么动机，都是一种行政权力的滥用——甚至是违法犯罪的——行为。
政府之为政府，就在于利用其对暴力手段的合法垄断，以保护公民免遭任意规则的侵犯。为何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政府却不但没有尽到自己保护公民合法权益的责任，反而却成了任意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的罪魁祸首呢？此无他，如英国史学家阿克顿勋爵所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中国当代社会是从二千多年的帝制时代走过来的。在传统社会里，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对臣民的财产和生命拥有绝对的权力；而作为皇帝的代表，各级政府官员对其辖区臣民的财产和生命同样也拥有绝对的权力。此外，政府的权力结构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结构，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某位臣民在某一级政府受了冤屈，往往只能通过找更高一级的政府官员——甚至“告御状”——来替自己申冤。因此，在中国民众的意识或潜意识里，有着根深蒂固的“清官”情结和“好皇帝”情结——在中国传统的文艺作品里，那种“大团圆”式的结局往往都有赖于“清官”的刚正不阿或“好皇帝”的英明神武。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种社会心理其实也就承认了“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与绝对皇权的合理性。
中国目前的政府决策尽管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来实施的，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一方面由于缺乏正式规则——如法律——的有力支撑，很难对一把手，也就是“老大”的权力形成有效的制约；另一方面，由于文化的惰性，作为非正式约束的社会文化心理也认为“老大”说了算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因此“民主集中制”往往流于形式。至于其利益受到这种决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的民众，往往抱着“肉食者谋，又何间也焉”的传统态度，并不认为所谓“政”就是“众人的事”“治”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也就是“政治”也就是说，他们并不认为“政治”是他们应该操心的，也不觉得政治决策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都密切相关，当然也就更不会认识到关心政治不但是每位国民的责任和义务，更是每位公民的神圣权力了。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的存在，造成了当前中国各级政府的一把手的权力在一定程度上仍然是绝对的。就具体的每一位官员而言，他们都是有血有肉，有缺点的人，而不是“无欲”的圣人或神仙，他们都有自己的“效用函数”——大多数官员都不愿意自己的权力被分散或受到制约，在决策的时候都会倾向于无限地扩张自身的权力，直到其最大化的边界——权力的博弈就其核心而言，也就是利益的博弈，因此，权力的最大化，也就是利益的最大化。当将公共权力私有化的成本很低（即缺乏制约）的时候，大多数官员都会如此操作，利用公共权力达到私人利益最大化的效果。
在中国当前的这种社会政治语境里，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下发的“媚商”红头文件，一般不会出自于寒亭区的二把手——更不用说以下——的人物，只可能出自于“老大”的个人意志，然后由下面各怀私心的各级政府官员们举手表决（甚至不会通过这种形式上的程度），并具体实施。如此这般，代表着政府权威的红头文件便异化成了某些政府官员们谋取个人私利的“寻租”手段。
显然，这是一桩缺乏制约的公共权力“私有化”、“绝对化”走向“恶性膨胀”最后“导致绝对的腐败”的非常典型的案例。这一事件极大地损害了政府的整体形象，必须有人——甚至必须是寒亭区的一把手——为此而买单。在此同时，一方面，我们的民众要增强纳税人意识，改掉传统的对政治漠不关心的态度；另一方面，我们的政府也要改变那种将“宝”押在官员的私德之上的一厢情愿的做法，通过制约上的设计和调整，将政府行为纳入依法行政的轨道。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并且有效避免“绝对的权力”这颗“恶性肿瘤”危及到整个社会政治机体的健康与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