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需要的是面包而非诗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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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给广大农民工和关注农民工的文学爱好者打造一个挥洒文采的舞台，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联手四川省作家协会星星诗刊社启动了全国首届大型农民工诗歌征文大赛，面向全国征集作品。（8月14日南方日报）
按照举办方的想法“举办此次农民工诗歌大赛活动更注重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文化关爱、人文关爱精神，这种关爱是深层次的、不断发展的，而且开辟了农民工成才的新渠道，让广大农民工也可以文化成才、诗歌成才”然而，笔者却以为，此举至多不过为所谓的“农民工”搭建了一个发出自己的声音的临时平台罢了，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才谈得上体现了对“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关爱”——至于“开辟了农民工成才的新渠道，让广大农民工也可以文化成才、诗歌成才”则有点不着边际了。
何为“农民工”？顾名思义“农民工”似乎有着农民与工人的双重身份。中国是个农业大国，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大量农民离开自己的家园，来到城市谋生。但“农民工”的身份标志并不取决于这种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它还必须同时满足“不具备非农业户口”这一条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民工”是人为的制度建构——甚至是制度性歧视——的产物，正是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以及附着于其上的利益与权利的不平等分配建构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身份，使“农民工”成为一种需要“被关爱”的被边缘化的群体，同时也使这种歧视和不平等合理化与合法化了。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农民工诗歌大赛”对“农民工”的消极意义大于积极意义。由于大部分“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偏低，受着自身文化素质及经济地位的局限，诗歌对“农民工”不能不说是一种“奢侈品”——作为一种艺术，诗歌往往是闲暇的产物，而且背后得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做支撑。一个身心疲惫的人在忙碌了一天后，回到家里恐怕首先想到的并不是诗，而是休息和一些简单的娱乐，以便尽快恢复精神产体与为第二天的忙碌做准备。或者，就是为不可知的未来发愁。郑小琼之类的打工诗人及其他“打工文学”的代表，毕竟只是极少数，而且他们往往已经获得了深圳户籍，清除了自己身上的“农民工”这一歧视性的标志。因此“农民工诗歌”往往是“写农民工”的，而不是“农民工写”的——因为“农民工”这一群体缺乏培育自身的“有机知识分子”代言人的条件，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没有发出自己声音的平台，也没有发出自己声音的能力，往往只有依靠其他社会阶层对他们的“关爱”使自己被压抑的心声被社会听到。自然，这种经过其他社会阶层过滤的声音对他们而言不可避免地也就隔膜了。
其实“农民工”目前最需要的并不是诗歌，而是权利和平等——至于诗歌，那是在他们获得权利和平等之后的更高的需求了。“农民工诗歌大赛”在使社会的注意力转向“农民工”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也转移了社会的注意力，使社会的目光从“农民工”最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上移开了。“农民工”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作为物质的面包，可我们却给了他们美丽的作为精神的诗歌，并且一厢情愿地认为此举“开辟了农民工成才的新渠道，让广大农民工也可以文化成才、诗歌成才”——这恐怕难逃“何不食肉糜”之讥吧。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农民工诗歌大赛”中的优胜者的奖励竟然是“免试入户”即“农民工”的才能和贡献所获得的社会奖励并不是加强他们自身的“身份认同”而是对自我身份的遗弃和否定——在此意义上，这一比赛本身就是对“农民工”的身份歧视的再生产。
虽然工作在各行各业的生产第一线的“农民工”为深圳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却也不能不说，深圳这个城市对于“农民工”是并不友好的，如近年来出台的“1＋5”文件就是从子女上学方面专门针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自然，为着产业结构转型的需要，深圳需要高素质的人才，而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工”已经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成了城市现代化过程的“废弃物”；但他们毕竟曾经为，而且现在也为深圳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况且，作为公民和纳税人，他们也应该与其他城市公民一样享有诸如就业、报酬、生命安全、身体健康、社会保险等最基本的权利。政府的职责在于保护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益，而不是人为地制造差别，为着某种利益的考虑，剥夺一部分处于弱势的公民的合法权益。在保护他们合法权益的基础上，政府要做的是提升“农民工”的素质，而不是人为地制造制度的障碍，将他们从对他们的需求已大大减少的城市推出去——这种人力资源的结构调整应该交给市场而不是政府歧视性的人口政策。
当然，笔者并不是说“农民工”不需要诗歌，而是觉得此次的“农民工诗歌大赛”举行得并不是时候——就好象打了人家一巴掌，又送给人家一些止痛的药剂一样“农民工”需要的并不是“止痛的药剂”而是不挨巴掌的权利，并且象个人一样有尊严地在城市里生活。因此，等到“农民工”这个词消失了，或成了一个令人感到骄傲的名词，如果再举办“农民工诗歌大赛”作为农民的后代和在农村生活过十来年的城市人，笔者一定也会去凑凑热闹的。
为了给广大农民工和关注农民工的文学爱好者打造一个挥洒文采的舞台，深圳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联手四川省作家协会星星诗刊社启动了全国首届大型农民工诗歌征文大赛，面向全国征集作品。（8月14日南方日报）
按照举办方的想法“举办此次农民工诗歌大赛活动更注重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文化关爱、人文关爱精神，这种关爱是深层次的、不断发展的，而且开辟了农民工成才的新渠道，让广大农民工也可以文化成才、诗歌成才”然而，笔者却以为，此举至多不过为所谓的“农民工”搭建了一个发出自己的声音的临时平台罢了，也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才谈得上体现了对“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的“关爱”——至于“开辟了农民工成才的新渠道，让广大农民工也可以文化成才、诗歌成才”则有点不着边际了。
何为“农民工”？顾名思义“农民工”似乎有着农民与工人的双重身份。中国是个农业大国，80%的人口生活在农村，随着中国社会现代化、工业化与城市化的进程，大量农民离开自己的家园，来到城市谋生。但“农民工”的身份标志并不取决于这种从农村到城市的人口流动，它还必须同时满足“不具备非农业户口”这一条件。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农民工”是人为的制度建构——甚至是制度性歧视——的产物，正是城乡分割的“二元户籍制度”以及附着于其上的利益与权利的不平等分配建构了“农民工”这一特殊的身份，使“农民工”成为一种需要“被关爱”的被边缘化的群体，同时也使这种歧视和不平等合理化与合法化了。
在一定程度上来说“农民工诗歌大赛”对“农民工”的消极意义大于积极意义。由于大部分“农民工”受教育程度偏低，受着自身文化素质及经济地位的局限，诗歌对“农民工”不能不说是一种“奢侈品”——作为一种艺术，诗歌往往是闲暇的产物，而且背后得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做支撑。一个身心疲惫的人在忙碌了一天后，回到家里恐怕首先想到的并不是诗，而是休息和一些简单的娱乐，以便尽快恢复精神产体与为第二天的忙碌做准备。或者，就是为不可知的未来发愁。郑小琼之类的打工诗人及其他“打工文学”的代表，毕竟只是极少数，而且他们往往已经获得了深圳户籍，清除了自己身上的“农民工”这一歧视性的标志。因此“农民工诗歌”往往是“写农民工”的，而不是“农民工写”的——因为“农民工”这一群体缺乏培育自身的“有机知识分子”代言人的条件，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没有发出自己声音的平台，也没有发出自己声音的能力，往往只有依靠其他社会阶层对他们的“关爱”使自己被压抑的心声被社会听到。自然，这种经过其他社会阶层过滤的声音对他们而言不可避免地也就隔膜了。
其实“农民工”目前最需要的并不是诗歌，而是权利和平等——至于诗歌，那是在他们获得权利和平等之后的更高的需求了。“农民工诗歌大赛”在使社会的注意力转向“农民工”的同时，在一定程度也转移了社会的注意力，使社会的目光从“农民工”最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上移开了。“农民工”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作为物质的面包，可我们却给了他们美丽的作为精神的诗歌，并且一厢情愿地认为此举“开辟了农民工成才的新渠道，让广大农民工也可以文化成才、诗歌成才”——这恐怕难逃“何不食肉糜”之讥吧。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农民工诗歌大赛”中的优胜者的奖励竟然是“免试入户”即“农民工”的才能和贡献所获得的社会奖励并不是加强他们自身的“身份认同”而是对自我身份的遗弃和否定——在此意义上，这一比赛本身就是对“农民工”的身份歧视的再生产。
虽然工作在各行各业的生产第一线的“农民工”为深圳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却也不能不说，深圳这个城市对于“农民工”是并不友好的，如近年来出台的“1＋5”文件就是从子女上学方面专门针对“农民工”的社会排斥。自然，为着产业结构转型的需要，深圳需要高素质的人才，而文化素质较低的“农民工”已经完成了自身的历史使命，成了城市现代化过程的“废弃物”；但他们毕竟曾经为，而且现在也为深圳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况且，作为公民和纳税人，他们也应该与其他城市公民一样享有诸如就业、报酬、生命安全、身体健康、社会保险等最基本的权利。政府的职责在于保护每一位公民的合法权益，而不是人为地制造差别，为着某种利益的考虑，剥夺一部分处于弱势的公民的合法权益。在保护他们合法权益的基础上，政府要做的是提升“农民工”的素质，而不是人为地制造制度的障碍，将他们从对他们的需求已大大减少的城市推出去——这种人力资源的结构调整应该交给市场而不是政府歧视性的人口政策。
当然，笔者并不是说“农民工”不需要诗歌，而是觉得此次的“农民工诗歌大赛”举行得并不是时候——就好象打了人家一巴掌，又送给人家一些止痛的药剂一样“农民工”需要的并不是“止痛的药剂”而是不挨巴掌的权利，并且象个人一样有尊严地在城市里生活。因此，等到“农民工”这个词消失了，或成了一个令人感到骄傲的名词，如果再举办“农民工诗歌大赛”作为农民的后代和在农村生活过十来年的城市人，笔者一定也会去凑凑热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