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小说世俗精神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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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汪曾祺是一个世俗的人。生于水乡高邮的他，五十年代被错划为右派。他通晓戏剧编剧和绘画，80年代以后写了较多描写从民国到建国初期的世俗风情小说，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论者大多从“民俗风情”、“寻根文化”、“乡土文学”来给予定位。我想，作家本人并不一定赞同这样的定位。因为这些只能属于旁敲侧击，而没能点到小说文本叙述背后蕴藏的精神内核。其实，汪曾祺一篇篇浸透着水渍的散文化的小说，无一不是带着小说家对现实现世的不满，进而遁入为自己精心构筑的，自然纯朴、清婉和谐的精神乌托邦。这是来自于作家现实生活，同时因为艺术而又出离现实生活。在这里头，近乎水一样的清明可掬，人与人之间具有一种诗意般的自然生态，并和谐共存着。
汪曾祺的小说，如出一辙地围绕着一个中心的母题，那就是寻求一种世俗人生——以求在不平的现世，给自己一个安生的理由。其精神内核就是隐藏在小说散文化叙述层面下的世俗精神。
关键词：
汪曾祺儒世俗精神
一儒家传统的世俗师承
汪曾祺生于江苏高邮，出身士绅之家，受过很正统的教育。正如他自己坦言的，在他的人格思想中，儒家的东西更多，影响更大一些。他说：“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及至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1]
在汪曾祺平凡而不平的人生历程中，他似乎总能以一己之心，寻回精神层面上的某种迷失。这种精神层面上的迷失，在他们亲身经历过“反右”及十年浩劫的一辈人那里是广泛而深远的。这种“寻回”应该说是儒、释、道等传统人生哲学的完好结合使然。汪曾祺自己也说有受到释、道的影响。[2]可见，汪曾祺的人生哲学与传统意义上的文人有极其相似的地方。特别是以陶渊明、苏轼、归有光、废名、沈从文等，这一脉下来，让我隐约感到某种传承。陶渊明在东晋动乱的时代气氛下，仍坚守着他清醒的自然观；苏轼在朝廷的起起落落，他都能处之泰然、随遇而安；还有归有光、废名、沈从文，他们都在自己的人生中，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此生情结（有别于西方人的彼岸情结），并务实而和谐地回归到现实的世俗生活中去。
汪曾祺与他们同样，能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同时，不失自己对生活的本真的追求。在他身上体现出了乐于此生、安于此生的，和谐而务实的人生态度。或许汪曾祺并未有如苏轼那样的“达”但就算是“穷”时，他依旧怀有一颗爱人的心、爱生的心，终其一生而不懈追求。其实，这种追求在精神层面上还体现了一种民族姿态和世俗意识。不仅如此，在文学创作上，汪曾祺在这脉文人上有了现代意识的传承，尽管这种传承是从个体开始的自觉。
在语言上，他说“语言本身是一个文化现象，任何语言的后面都有深浅不同的文化积淀，”而汪曾祺小说语言文化的来源“一个是中国的古典作品，还有一个是民间文化，民歌、民间故事，特别是民歌。”[15]但不管如何的师承，他的语言总是诉诸直觉、忠于生活的。生活永远是最好的老师。用最平凡的语词，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种最凡常的世俗人发生的最凡常的事情。
再说到小说的结构，就似乎真的世俗到不讲究的了。汪曾祺曾概括自己的小说结构，特点是“随便”二字。[16]如此评价自己小说创作的小说家，我想在现当代的中国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少见的。我似乎愈来愈强的感到，汪曾祺为人为文的背后是一片海洋，这海洋便由世俗凡常的“水”来组成。这是一种大家风范，如水流底处才造就海纳百川。由从众的入俗，到精神个体的脱俗，最后，将这世俗升华为精神的范畴。汪曾祺便大俗，也便大雅了。
在师承的路途上，汪曾祺的世俗精神，是民族，也是世界的。鲁迅先生说过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汪曾祺的小说也许可以说是“打通”了民族与世界的隔阂。这种“打通”在横向上是民族与世界的打通，而纵向上就是古今的打通。[17]然而，目的却仍是一个——把小说写好，把民族的东西（精神实质）写出来，把一种他们理解的生活写出来，这对于他或许已经足够。
二世俗精神的生活认同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是从40年代开始的，而直到1983年以后才受到广泛关注。论述者所持的论点，大约可归纳为：风俗民情、文化寻根、民族传统美德等，更有将他归入乡土文学的。对此汪曾祺没有多少想说的话，倒是这“乡土”让他觉得不适宜。[3]汪曾祺的小说，以其对江苏高邮地区独特的风俗民情，深入而独到的挖掘和展现；对世俗状态下的本真人情人性的赞美，都体现出了儒家思想中和谐、务实的生命自然观。
我以为，汪曾祺的小说在精神内核上讲可以说，是借民俗的、民间化了的人和事来表达（或归纳）出，某种对于一个时代的民众的生存状态（生活状态）的理想想象。这种看法实质上可以归结为具有中国情结的民间大众的世俗精神。这在很大意义上几乎等同于一种民族心理，或者说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在某种精神层面上的指引。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古人以为，小说属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类，纯粹是供人茶余饭后，聊以谈资或玩笑之辞，与所谓能“载道”之文，是有很大区别的。自从鲁迅先生著述中国小说史略开始，中国小说真正开始有了史的脉络。而对小说，从其源流处考证，本来就属于世俗凡人生活中的娱乐或赏玩。只是与道貌岸然的“文章”者相比，其“主旋律”的意义相去甚远。当下的现代人倒是更能承认，这世俗本身的娱乐和赏玩的重要——那也便是一种生活，或人生的一部分，且不可或缺。
在传统意义上讲，中国小说似乎一直与世俗精神有一种冥冥中的缘分。
虽然很多极见世俗人性情与本真的好小说，就是因为其极力表现出来的世俗光芒，而导致被禁被毁的命运的。但是，很多时候，这类小说也正因为其世俗精神的无穷魅力而得到人们的认可并流传下来。
作家阿城写过棋王、孩子王等，皆数当代文学中，世俗小说的精品。他曾专门为说明小说与世俗的关系而写了一本小册子（书名叫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由作家出版社在1998年出版），用说话的方式，概貌地交代了中国传统小说与中国世俗的渊源关系及其发展。在另一本小册子中，阿城说：“中国传统小说的精华，其实就是中国世俗精神，纯精神的东西，由诗承担了，小说则是随世俗一路下来。”[4]我很同意这个说法。因为从大处来说，人都是凡人，皆有日常起居饮食，七情六欲。凡常之人，无非为了好好的生活吧。从小处来看，每个人至少都有求生的本能，特别是在中国，生的本能在几千年的儒家文明的熏陶下演化为对安生立命的追求。这种世俗精神，领着人们走进那游离于现实政治与压迫之外的，根植于社会底层的以及民间土壤的理想国。这个理想国，显然是小说家看出了现世的太多苦难和无奈，给人们慰藉来了。
在这个层面上，汪曾祺笔下的小说理想国，是作家对现实生活本身的某种理解、包容、甚至于是感恩——因为有了这个世俗的空间，我们这样一群人——民间的大众的底层的人，才有了安生的理由，以及生活下去的勇气和乐趣。汪曾祺的小说，自有他独到的手笔。他不去苛求情节的起落和戏剧化的冲突；也不去写历史的变迁和人间的沧桑。大多数时候，他只是以一颗静观的心，用平淡如水的语词，叙说着村落市井的细碎琐事，说说那些仿佛离我们的尘世很远的，又如同在我们身边的凡常人生的起居行止、音容笑貌。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中，自然本真的生活深处，还有着这样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朴素、沉静、自在、水一般的生命之美。这种美是世俗精神下的和谐自然。
在汪曾祺自选集自序中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论述。他说他的作品，或忧伤，或欢乐，或嘲噱。他总结说：“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5]这“和谐”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包容与相互仁爱；是人与物，人与自然的交融并存；是一已对他人，对社会的某种承担，某种追求得安生的世俗诉求。在另一个层面上“和谐”也即是没有什么清规戒律的，一种乐于此生、安于此在的自我生命的满足。
生活的苦难、压迫、及源于对生的追求的种种无奈，还有由此而产生的世俗悲悯情结，使汪曾祺的小说更具有世俗人情的精神特质。就连受戒中，生长于佛界净地的明海小和尚，也与世俗生活联系得那样紧密。在肯定世俗化的僧侣生活的同时，也就否定了佛规佛法。“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颜一笑笑世间可笑之人。”[7]明海与小村姑小英子纯情而自然朴质的恋爱，成为一种人生活在现实生活的世俗面前最最本真的呈现。在这里没有社会及宗法对人的异化，倒是弥漫着世俗化了的自然本真的生活气息，并主宰着人们——甚至僧侣们的生活。这算是对佛法佛规的否定——然而很显然，他们更认可世俗真实里这种可感可触的生活。
我看到受戒里结尾的一段对话，世俗得让我目瞪口呆。对话是这样的：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你说话呀！’明子说：‘恩。’‘什么叫恩呀！要不要，要不要？’明子大声地说：‘要’！‘你喊什么！’明子小小声说‘要——！’”[8]
在汪曾祺的小说里，没有史诗，所写的几乎一色是小人物小事件。作家以一种静观的心态，来观照这些极其平凡的人以及他们的人生。小说家和小说的人物，在除去语词的表层叙述后，近乎一致地在追求世俗、和谐的世道人心。在对生活的观察角度上，也是俯视的。因此能看得更为真切，更为深刻，乃至“独断”（或个性）的世俗精神。[9]
这些小说人物有极具传统道德风貌的人物。如在岁寒三友里，靳彝甫为了解救两个朋友的困苦，慷慨卖掉自己珍爱的田黄石。作家用日常化了的平和叙述，诉说着这最贴近底层生活的世俗人生。田黄石没有太多的人生追求，只想好好地生活。这是最底层最世俗的要求。在故乡人——钓鱼的先生里，王淡人甘于清贫却急公好义；以及鉴赏家里，画家季民与果贩叶三生死不渝的友情。这些人，常常可以为了解救别人的苦难而几乎忘了一己处在生活底层的苦难。寂寞与温暖中，沈沅在政治压力下，寂寞中却得到了正直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们的温暖。人与人之间在现实关系中的协调和近乎伦理意识的感情的双重危机，是作家从凡常人的生活命运中，所努力发掘出来的世俗精神追求。这也许只是给自己一个好好活着的理由，或者说是生命趣味。
小说人物中也有冲破人生苦难的冰河，而同时求得一种世俗的豁达的。他们有的淡于世故，不屑为浮名俗利而去“数数然“（如故乡人中的王淡人）；有的则性情放达，不求进取，飘逸中藏起对社会人生的严肃态度（如徒中的谈壁渔）；有的愿在平淡世俗的度日中，安然地过一辈子，不为名利所动（如鸡鸭名家里的余老五）。这些人物都有一颗随遇而安的心，来认同这甚至不安的人生。在认同中完成安于此生、乐于此生的生命体认。这些无不让人想到汪曾祺本人的生活和他个人的精神价值追求。
这种中国式的世俗精神，在为小我——一己求得安生的同时，还有世俗的自身净化，就是用现实中的现实来解决现实的问题。比如一个人死了活着的亲人痛哭不止，中国人的劝慰是人死如灯灭，死了就是死了，你哭坏了身体，以后怎么过呢？哭的人想通了，也就是净化之后，真的不哭。再比如大洋记事中深爱十一子的巧云，被刘号长奸污了，汪曾祺叙述道：“巧云破了身子，她没有淌眼泪，更没有想跳到潭里淹死。人生在世，总有这么一遭！只是为什么是这个人？真不该是这个人！”她只是有些后悔没有先给了十一子，而并不为被奸污而去寻死觅活，以求烈女之名来殉节。小说的世俗情态溢于言表。十一子被刘号长派人打伤后被救回，养伤时巧云问他；“他们打你，你只要说不再进我家的门，就不打你了，你就不会吃这样大的苦了。你为什么不说？”“你要我说么？”“不要。”“我知道你不要”“你值么？”“我值。”“十一子，你真好！我喜欢你！你快点好。”“你亲我一下，我就好得更快。”“好，亲你！”[10]人生的苦难在自觉不自觉间被承认了。这种被承认的生活，需要多大的胸怀，大约都来自冥冥中的世俗精神，如水一样贴着生活的底层寻找前进的方向。
生活的不安定，是使作家遁入文字构筑的虚拟世界里，寻求生命的“滋润”的很大缘由。“喧嚣扰攘的生活使大家的心情变得很浮躁，很疲劳，活得很累，他们需要休息，‘民亦劳止，迄可小休’，需要安慰，需要一点清凉，一点宁静”或者“滋润”[6]
做了二十年的右派后，汪曾祺精神抖擞地回到原来的单位工作，有人问他“你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呀？”说的无非是死的死了，伤残的也都身心俱废，怎么会有生活得如此好的右派在。汪曾祺的回答大约只有这样四个字——随遇而安（他写过一篇回忆右派生活的文章，题目就叫随遇而安）。在寂寞的生命历程中，寻求一个安生的理由，那就是作家自为的世俗精神背后，虚拟出来的小说世界。这毋宁说是在“寻求文学上的安慰”（周作人语）。
在汪曾祺随意而谈的小说背后，实质上是在交代一种生活方式。
在经历了不安的年代（“反右”、“文革”）后，人们内心的阴影，是难以彻底剔除干净的。就算是多少剔除了，也会在与当下现实生活的对比中，感到对平凡人生，以及平淡的与世无争的世俗生活心向往之。
三水一样的世俗精神
汪曾祺有一首诗云：“少年橐笔走天涯，赢得人称小说家。怪底篇篇都是水，只因家住在高沙。”[11]汪曾祺说自己的作品“篇篇都是水”我想这水，已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水了，而有了精神上的意义。在这里，似乎可以打这么一个比方——将这世俗的精神内核，比作水——平淡出细流，随行现形（在杯中是一杯水，在碗里是一碗水），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这水实质上，可理解为是贴着生活“土地”的河床底处而行进的。然而也正是因为这水往底处流，才汇于底处，才有了“海纳百川”的广阔。这底处是巨大的无边的海洋。这不仅是一种汪曾祺式的写作手法，也是他的生活追求，或说人生哲学以及一种胸襟吧。于是，在作家的比笔下，人们对生活、生命的态度，几乎都是的自然而达观的。甚至还怀着一种审美的心绪、感恩的心态在生活过日。在这样一种世俗精神的包容下，写作本身已隐去了激烈的述说和起伏的叙事，以及那些“对生命的灵魂的直接的、无情无义的拷问。”
我们依然看这些例子：巧云被奸污之后，并不会十分强烈寻死觅活，而只是有些懊恼当初没早把自己给了十一子。这里所想所思已全然是另一回事的了，而这才是积极地、更勇敢地生活下去的理由。生活已经没有了完全符合你的可能，于是，人要生存就只能去认同它，并以一种和谐的态度融入到新的可能的生活中去。戴车匠“稳定而不表露的生命，”在世俗度日中忠于平淡的日常生活。他厚实而平和宁静，在一座小城中标识小我平凡的生存坐标。还有那荸荠庵里的僧人们。与其说他们不像、不配成为真正的僧人，倒不如承认他们有如济公活佛，是心中有佛——于是照样吃得下狗肉，杀得了猪。大约只要心存我佛也就够了吧。在这里，只有生活自得自在是最大的理由（法规）。这毋宁说是真世俗精神的体现了吧。
在受戒中，那和尚唱着这样的小调山歌：“姐儿生得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有心上去摸一把，心里有点跳跳的。”人性中纯朴而世俗的美，也许就是这样本真得表达出来的。“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13]在汪曾祺的小说世界里，我们真的觉察不出“清规”的存在。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倾向‘为文无法’即无定法。我很向往苏轼所说的：‘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14]不仅如此，在小说的题材上，也“大都是不期而遇，”所以汪曾祺有了第一个小说集子，就叫邂逅。这便是真性情的表达。
汪曾祺小说中的世俗精神，是在无形中“诉诸直觉，忠于生活”[12]的自然流露，如水无定形而更胜有形。
汪曾祺还写了一首颇为自嘲的打油诗我为什么写作：“我事写作，原因无他：从小到大，数学不佳。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偶写诗文，辜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弄笔半纪，今已华发，成就甚少，无可予夸。有何思想？实近儒家。人道其里，抒情其华。有何风格？兼容并纳。不今不古，文俗则雅。与人无争，性颇通达。如此而已，实在口无啥。”[18]就这样，别无其他，你可以觉得这是一大大的俗人。本来也是这样，圣贤也是凡俗之人。阿城说：“世俗既无悲观，亦无乐观，它其实是无观的自在。”[19]汪曾祺是得世俗之精要者，不仅自在，而且以和谐凡常的心来静观这世界的人生，甚至是在用审美的心绪“玩味”这世俗的人生。
其实，活的文化当是世俗的文化；而活的文化精神也便是世俗的精神。鲁迅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正是这样的道理，民间的东西也许就是这样的世俗“俗不可耐”但却直直叫人爱。这一点，汪曾祺显然是久铭于心的。
当我们走出汪曾祺的小说为我们描述的世俗世界时，不禁发现，我们已离出这美丽的世俗世界太远太远。我们只有在梦里寻求这世俗里的家园了。[20]
引注与参考文献：
[1]汪曾祺，汪曾祺全集[m]，第4卷，第290——291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同[1]。
[3]同[1]，第5卷，第314页。
[4]阿城著，威尼斯日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
[5]汪曾祺，汪曾祺全集文论集[c]第208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
[6]同[1]，第八卷，蒲桥集再版后记。
[7]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小说集[m]第160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
[8]同[7]，第178页。
[9]同[5]，第118—119页。
[10]同[7]，第250页，大禅记事。
[11]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八卷其它[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6页，回乡杂咏水乡。
[12]同[5]，第22页，关于小说言语。
[13]同[7]。
[14]同[5]，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第193页。
[15]同[3]，关于小说的思想和语言。
[16]同[5]，第32页。
[17]同[3]，第247-248页有相关论述。
[18]同[11]，我为什么写作。
[19]阿城，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136页，第89页，有相关论述。
[20]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小说集受戒[m]，在小说的落款处作者说“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
摘要：
汪曾祺是一个世俗的人。生于水乡高邮的他，五十年代被错划为右派。他通晓戏剧编剧和绘画，80年代以后写了较多描写从民国到建国初期的世俗风情小说，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论者大多从“民俗风情”、“寻根文化”、“乡土文学”来给予定位。我想，作家本人并不一定赞同这样的定位。因为这些只能属于旁敲侧击，而没能点到小说文本叙述背后蕴藏的精神内核。其实，汪曾祺一篇篇浸透着水渍的散文化的小说，无一不是带着小说家对现实现世的不满，进而遁入为自己精心构筑的，自然纯朴、清婉和谐的精神乌托邦。这是来自于作家现实生活，同时因为艺术而又出离现实生活。在这里头，近乎水一样的清明可掬，人与人之间具有一种诗意般的自然生态，并和谐共存着。
汪曾祺的小说，如出一辙地围绕着一个中心的母题，那就是寻求一种世俗人生——以求在不平的现世，给自己一个安生的理由。其精神内核就是隐藏在小说散文化叙述层面下的世俗精神。
关键词：
汪曾祺儒世俗精神
一儒家传统的世俗师承
汪曾祺生于江苏高邮，出身士绅之家，受过很正统的教育。正如他自己坦言的，在他的人格思想中，儒家的东西更多，影响更大一些。他说：“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境界的美的及至我觉得儒家是爱人的。因此我自诩为‘中国式的人道主义者’。”[1]
在汪曾祺平凡而不平的人生历程中，他似乎总能以一己之心，寻回精神层面上的某种迷失。这种精神层面上的迷失，在他们亲身经历过“反右”及十年浩劫的一辈人那里是广泛而深远的。这种“寻回”应该说是儒、释、道等传统人生哲学的完好结合使然。汪曾祺自己也说有受到释、道的影响。[2]可见，汪曾祺的人生哲学与传统意义上的文人有极其相似的地方。特别是以陶渊明、苏轼、归有光、废名、沈从文等，这一脉下来，让我隐约感到某种传承。陶渊明在东晋动乱的时代气氛下，仍坚守着他清醒的自然观；苏轼在朝廷的起起落落，他都能处之泰然、随遇而安；还有归有光、废名、沈从文，他们都在自己的人生中，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此生情结（有别于西方人的彼岸情结），并务实而和谐地回归到现实的世俗生活中去。
汪曾祺与他们同样，能在“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同时，不失自己对生活的本真的追求。在他身上体现出了乐于此生、安于此生的，和谐而务实的人生态度。或许汪曾祺并未有如苏轼那样的“达”但就算是“穷”时，他依旧怀有一颗爱人的心、爱生的心，终其一生而不懈追求。其实，这种追求在精神层面上还体现了一种民族姿态和世俗意识。不仅如此，在文学创作上，汪曾祺在这脉文人上有了现代意识的传承，尽管这种传承是从个体开始的自觉。
在语言上，他说“语言本身是一个文化现象，任何语言的后面都有深浅不同的文化积淀，”而汪曾祺小说语言文化的来源“一个是中国的古典作品，还有一个是民间文化，民歌、民间故事，特别是民歌。”[15]但不管如何的师承，他的语言总是诉诸直觉、忠于生活的。生活永远是最好的老师。用最平凡的语词，组成最平凡的句子，说一种最凡常的世俗人发生的最凡常的事情。
再说到小说的结构，就似乎真的世俗到不讲究的了。汪曾祺曾概括自己的小说结构，特点是“随便”二字。[16]如此评价自己小说创作的小说家，我想在现当代的中国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就是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少见的。我似乎愈来愈强的感到，汪曾祺为人为文的背后是一片海洋，这海洋便由世俗凡常的“水”来组成。这是一种大家风范，如水流底处才造就海纳百川。由从众的入俗，到精神个体的脱俗，最后，将这世俗升华为精神的范畴。汪曾祺便大俗，也便大雅了。
在师承的路途上，汪曾祺的世俗精神，是民族，也是世界的。鲁迅先生说过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汪曾祺的小说也许可以说是“打通”了民族与世界的隔阂。这种“打通”在横向上是民族与世界的打通，而纵向上就是古今的打通。[17]然而，目的却仍是一个——把小说写好，把民族的东西（精神实质）写出来，把一种他们理解的生活写出来，这对于他或许已经足够。
二世俗精神的生活认同
汪曾祺的小说创作是从40年代开始的，而直到1983年以后才受到广泛关注。论述者所持的论点，大约可归纳为：风俗民情、文化寻根、民族传统美德等，更有将他归入乡土文学的。对此汪曾祺没有多少想说的话，倒是这“乡土”让他觉得不适宜。[3]汪曾祺的小说，以其对江苏高邮地区独特的风俗民情，深入而独到的挖掘和展现；对世俗状态下的本真人情人性的赞美，都体现出了儒家思想中和谐、务实的生命自然观。
我以为，汪曾祺的小说在精神内核上讲可以说，是借民俗的、民间化了的人和事来表达（或归纳）出，某种对于一个时代的民众的生存状态（生活状态）的理想想象。这种看法实质上可以归结为具有中国情结的民间大众的世俗精神。这在很大意义上几乎等同于一种民族心理，或者说一个民族的生存方式在某种精神层面上的指引。
班固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中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古人以为，小说属于“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之类，纯粹是供人茶余饭后，聊以谈资或玩笑之辞，与所谓能“载道”之文，是有很大区别的。自从鲁迅先生著述中国小说史略开始，中国小说真正开始有了史的脉络。而对小说，从其源流处考证，本来就属于世俗凡人生活中的娱乐或赏玩。只是与道貌岸然的“文章”者相比，其“主旋律”的意义相去甚远。当下的现代人倒是更能承认，这世俗本身的娱乐和赏玩的重要——那也便是一种生活，或人生的一部分，且不可或缺。
在传统意义上讲，中国小说似乎一直与世俗精神有一种冥冥中的缘分。
虽然很多极见世俗人性情与本真的好小说，就是因为其极力表现出来的世俗光芒，而导致被禁被毁的命运的。但是，很多时候，这类小说也正因为其世俗精神的无穷魅力而得到人们的认可并流传下来。
作家阿城写过棋王、孩子王等，皆数当代文学中，世俗小说的精品。他曾专门为说明小说与世俗的关系而写了一本小册子（书名叫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由作家出版社在1998年出版），用说话的方式，概貌地交代了中国传统小说与中国世俗的渊源关系及其发展。在另一本小册子中，阿城说：“中国传统小说的精华，其实就是中国世俗精神，纯精神的东西，由诗承担了，小说则是随世俗一路下来。”[4]我很同意这个说法。因为从大处来说，人都是凡人，皆有日常起居饮食，七情六欲。凡常之人，无非为了好好的生活吧。从小处来看，每个人至少都有求生的本能，特别是在中国，生的本能在几千年的儒家文明的熏陶下演化为对安生立命的追求。这种世俗精神，领着人们走进那游离于现实政治与压迫之外的，根植于社会底层的以及民间土壤的理想国。这个理想国，显然是小说家看出了现世的太多苦难和无奈，给人们慰藉来了。
在这个层面上，汪曾祺笔下的小说理想国，是作家对现实生活本身的某种理解、包容、甚至于是感恩——因为有了这个世俗的空间，我们这样一群人——民间的大众的底层的人，才有了安生的理由，以及生活下去的勇气和乐趣。汪曾祺的小说，自有他独到的手笔。他不去苛求情节的起落和戏剧化的冲突；也不去写历史的变迁和人间的沧桑。大多数时候，他只是以一颗静观的心，用平淡如水的语词，叙说着村落市井的细碎琐事，说说那些仿佛离我们的尘世很远的，又如同在我们身边的凡常人生的起居行止、音容笑貌。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中，自然本真的生活深处，还有着这样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生活境界的美的极致——朴素、沉静、自在、水一般的生命之美。这种美是世俗精神下的和谐自然。
在汪曾祺自选集自序中就可以看到这样的论述。他说他的作品，或忧伤，或欢乐，或嘲噱。他总结说：“我的作品不是悲剧。我的作品缺乏崇高的、悲壮的美。我所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谐。”[5]这“和谐”是人与人之间的理解包容与相互仁爱；是人与物，人与自然的交融并存；是一已对他人，对社会的某种承担，某种追求得安生的世俗诉求。在另一个层面上“和谐”也即是没有什么清规戒律的，一种乐于此生、安于此在的自我生命的满足。
生活的苦难、压迫、及源于对生的追求的种种无奈，还有由此而产生的世俗悲悯情结，使汪曾祺的小说更具有世俗人情的精神特质。就连受戒中，生长于佛界净地的明海小和尚，也与世俗生活联系得那样紧密。在肯定世俗化的僧侣生活的同时，也就否定了佛规佛法。“大肚能容容天下难容之事，开颜一笑笑世间可笑之人。”[7]明海与小村姑小英子纯情而自然朴质的恋爱，成为一种人生活在现实生活的世俗面前最最本真的呈现。在这里没有社会及宗法对人的异化，倒是弥漫着世俗化了的自然本真的生活气息，并主宰着人们——甚至僧侣们的生活。这算是对佛法佛规的否定——然而很显然，他们更认可世俗真实里这种可感可触的生活。
我看到受戒里结尾的一段对话，世俗得让我目瞪口呆。对话是这样的：
“小英子忽然把桨放下，走到船尾，趴在明子的耳朵旁边，小声地说：‘我给你当老婆，你要不要？’明子眼睛鼓得大大的。‘你说话呀！’明子说：‘恩。’‘什么叫恩呀！要不要，要不要？’明子大声地说：‘要’！‘你喊什么！’明子小小声说‘要——！’”[8]
在汪曾祺的小说里，没有史诗，所写的几乎一色是小人物小事件。作家以一种静观的心态，来观照这些极其平凡的人以及他们的人生。小说家和小说的人物，在除去语词的表层叙述后，近乎一致地在追求世俗、和谐的世道人心。在对生活的观察角度上，也是俯视的。因此能看得更为真切，更为深刻，乃至“独断”（或个性）的世俗精神。[9]
这些小说人物有极具传统道德风貌的人物。如在岁寒三友里，靳彝甫为了解救两个朋友的困苦，慷慨卖掉自己珍爱的田黄石。作家用日常化了的平和叙述，诉说着这最贴近底层生活的世俗人生。田黄石没有太多的人生追求，只想好好地生活。这是最底层最世俗的要求。在故乡人——钓鱼的先生里，王淡人甘于清贫却急公好义；以及鉴赏家里，画家季民与果贩叶三生死不渝的友情。这些人，常常可以为了解救别人的苦难而几乎忘了一己处在生活底层的苦难。寂寞与温暖中，沈沅在政治压力下，寂寞中却得到了正直的知识分子和工人们的温暖。人与人之间在现实关系中的协调和近乎伦理意识的感情的双重危机，是作家从凡常人的生活命运中，所努力发掘出来的世俗精神追求。这也许只是给自己一个好好活着的理由，或者说是生命趣味。
小说人物中也有冲破人生苦难的冰河，而同时求得一种世俗的豁达的。他们有的淡于世故，不屑为浮名俗利而去“数数然“（如故乡人中的王淡人）；有的则性情放达，不求进取，飘逸中藏起对社会人生的严肃态度（如徒中的谈壁渔）；有的愿在平淡世俗的度日中，安然地过一辈子，不为名利所动（如鸡鸭名家里的余老五）。这些人物都有一颗随遇而安的心，来认同这甚至不安的人生。在认同中完成安于此生、乐于此生的生命体认。这些无不让人想到汪曾祺本人的生活和他个人的精神价值追求。
这种中国式的世俗精神，在为小我——一己求得安生的同时，还有世俗的自身净化，就是用现实中的现实来解决现实的问题。比如一个人死了活着的亲人痛哭不止，中国人的劝慰是人死如灯灭，死了就是死了，你哭坏了身体，以后怎么过呢？哭的人想通了，也就是净化之后，真的不哭。再比如大洋记事中深爱十一子的巧云，被刘号长奸污了，汪曾祺叙述道：“巧云破了身子，她没有淌眼泪，更没有想跳到潭里淹死。人生在世，总有这么一遭！只是为什么是这个人？真不该是这个人！”她只是有些后悔没有先给了十一子，而并不为被奸污而去寻死觅活，以求烈女之名来殉节。小说的世俗情态溢于言表。十一子被刘号长派人打伤后被救回，养伤时巧云问他；“他们打你，你只要说不再进我家的门，就不打你了，你就不会吃这样大的苦了。你为什么不说？”“你要我说么？”“不要。”“我知道你不要”“你值么？”“我值。”“十一子，你真好！我喜欢你！你快点好。”“你亲我一下，我就好得更快。”“好，亲你！”[10]人生的苦难在自觉不自觉间被承认了。这种被承认的生活，需要多大的胸怀，大约都来自冥冥中的世俗精神，如水一样贴着生活的底层寻找前进的方向。
生活的不安定，是使作家遁入文字构筑的虚拟世界里，寻求生命的“滋润”的很大缘由。“喧嚣扰攘的生活使大家的心情变得很浮躁，很疲劳，活得很累，他们需要休息，‘民亦劳止，迄可小休’，需要安慰，需要一点清凉，一点宁静”或者“滋润”[6]
做了二十年的右派后，汪曾祺精神抖擞地回到原来的单位工作，有人问他“你这些年都是怎么过来的呀？”说的无非是死的死了，伤残的也都身心俱废，怎么会有生活得如此好的右派在。汪曾祺的回答大约只有这样四个字——随遇而安（他写过一篇回忆右派生活的文章，题目就叫随遇而安）。在寂寞的生命历程中，寻求一个安生的理由，那就是作家自为的世俗精神背后，虚拟出来的小说世界。这毋宁说是在“寻求文学上的安慰”（周作人语）。
在汪曾祺随意而谈的小说背后，实质上是在交代一种生活方式。
在经历了不安的年代（“反右”、“文革”）后，人们内心的阴影，是难以彻底剔除干净的。就算是多少剔除了，也会在与当下现实生活的对比中，感到对平凡人生，以及平淡的与世无争的世俗生活心向往之。
三水一样的世俗精神
汪曾祺有一首诗云：“少年橐笔走天涯，赢得人称小说家。怪底篇篇都是水，只因家住在高沙。”[11]汪曾祺说自己的作品“篇篇都是水”我想这水，已不是物理意义上的水了，而有了精神上的意义。在这里，似乎可以打这么一个比方——将这世俗的精神内核，比作水——平淡出细流，随行现形（在杯中是一杯水，在碗里是一碗水），不事雕饰而自有风味。这水实质上，可理解为是贴着生活“土地”的河床底处而行进的。然而也正是因为这水往底处流，才汇于底处，才有了“海纳百川”的广阔。这底处是巨大的无边的海洋。这不仅是一种汪曾祺式的写作手法，也是他的生活追求，或说人生哲学以及一种胸襟吧。于是，在作家的比笔下，人们对生活、生命的态度，几乎都是的自然而达观的。甚至还怀着一种审美的心绪、感恩的心态在生活过日。在这样一种世俗精神的包容下，写作本身已隐去了激烈的述说和起伏的叙事，以及那些“对生命的灵魂的直接的、无情无义的拷问。”
我们依然看这些例子：巧云被奸污之后，并不会十分强烈寻死觅活，而只是有些懊恼当初没早把自己给了十一子。这里所想所思已全然是另一回事的了，而这才是积极地、更勇敢地生活下去的理由。生活已经没有了完全符合你的可能，于是，人要生存就只能去认同它，并以一种和谐的态度融入到新的可能的生活中去。戴车匠“稳定而不表露的生命，”在世俗度日中忠于平淡的日常生活。他厚实而平和宁静，在一座小城中标识小我平凡的生存坐标。还有那荸荠庵里的僧人们。与其说他们不像、不配成为真正的僧人，倒不如承认他们有如济公活佛，是心中有佛——于是照样吃得下狗肉，杀得了猪。大约只要心存我佛也就够了吧。在这里，只有生活自得自在是最大的理由（法规）。这毋宁说是真世俗精神的体现了吧。
在受戒中，那和尚唱着这样的小调山歌：“姐儿生得漂漂的，两个奶子翘翘的。有心上去摸一把，心里有点跳跳的。”人性中纯朴而世俗的美，也许就是这样本真得表达出来的。“这个庵里无所谓清规，连这两个字也没人提起。”[13]在汪曾祺的小说世界里，我们真的觉察不出“清规”的存在。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倾向‘为文无法’即无定法。我很向往苏轼所说的：‘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态横生。’”[14]不仅如此，在小说的题材上，也“大都是不期而遇，”所以汪曾祺有了第一个小说集子，就叫邂逅。这便是真性情的表达。
汪曾祺小说中的世俗精神，是在无形中“诉诸直觉，忠于生活”[12]的自然流露，如水无定形而更胜有形。
汪曾祺还写了一首颇为自嘲的打油诗我为什么写作：“我事写作，原因无他：从小到大，数学不佳。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偶写诗文，辜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弄笔半纪，今已华发，成就甚少，无可予夸。有何思想？实近儒家。人道其里，抒情其华。有何风格？兼容并纳。不今不古，文俗则雅。与人无争，性颇通达。如此而已，实在口无啥。”[18]就这样，别无其他，你可以觉得这是一大大的俗人。本来也是这样，圣贤也是凡俗之人。阿城说：“世俗既无悲观，亦无乐观，它其实是无观的自在。”[19]汪曾祺是得世俗之精要者，不仅自在，而且以和谐凡常的心来静观这世界的人生，甚至是在用审美的心绪“玩味”这世俗的人生。
其实，活的文化当是世俗的文化；而活的文化精神也便是世俗的精神。鲁迅说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正是这样的道理，民间的东西也许就是这样的世俗“俗不可耐”但却直直叫人爱。这一点，汪曾祺显然是久铭于心的。
当我们走出汪曾祺的小说为我们描述的世俗世界时，不禁发现，我们已离出这美丽的世俗世界太远太远。我们只有在梦里寻求这世俗里的家园了。[20]
引注与参考文献：
[1]汪曾祺，汪曾祺全集[m]，第4卷，第290——291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同[1]。
[3]同[1]，第5卷，第314页。
[4]阿城著，威尼斯日记[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63页。
[5]汪曾祺，汪曾祺全集文论集[c]第208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
[6]同[1]，第八卷，蒲桥集再版后记。
[7]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小说集[m]第160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
[8]同[7]，第178页。
[9]同[5]，第118—119页。
[10]同[7]，第250页，大禅记事。
[11]汪曾祺，汪曾祺全集第八卷其它[m]，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6页，回乡杂咏水乡。
[12]同[5]，第22页，关于小说言语。
[13]同[7]。
[14]同[5]，汪曾祺短篇小说选自序，第193页。
[15]同[3]，关于小说的思想和语言。
[16]同[5]，第32页。
[17]同[3]，第247-248页有相关论述。
[18]同[11]，我为什么写作。
[19]阿城，闲话闲说——中国世俗与中国小说[m]，北京：作家出版社，1997年版，第136页，第89页，有相关论述。
[20]汪曾祺。汪曾祺全集小说集受戒[m]，在小说的落款处作者说“写四十三年前的一个梦。”